作为一种媒介形式，试图以具有时代吸引力和说服力的主题来拍摄出的排除虚构的影片就是纪录片。人类学家保罗·基奥齐认为纪录片是：“为那些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文化留下可以看得见的证据并不是要刺激人们回归到以往时代，而是应当把这些证据视为一种可以促进对人类本身的认识的信息资料”。中国纪录片导演郝跃骏也指出：“纪录片曾经是一些文化电视人追求真实、独立表达个人思想和情感宣泄的一个盾牌；它一度曾是一颗打破抵御非真实压力的救命稻草，一个虚幻而梦想的天堂”。依照美国学者比尔·尼克尔斯的观点，纪录片可以分为诗意型纪录片（Poetic Documentary）、释型纪录片（Expository Documentary）、观察型纪录片（Observational Documentary）、参与型纪录片（Participatory Documentary）、反射型纪录片（Reflexive Documentary）、表述行为型纪录片（Performative）。观察型纪录片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其技术基础在于便携式摄影机和磁带摄像机的出现。这种纪录片放弃解说，放弃扮演，纪录片导演成了“墙壁上的苍蝇”。该创作理念不断被介绍到国内，借着我国八九十年代社会转型的契机，中国新纪录片运动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我是把从八十年代开始到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命名为‘中国的新纪录运动’”。新纪录运动是我国社会转型的产物，在资金等方面不依托于体制，在现行的电视体制之外，以艺术为追求目的，通过个人行为拍摄的纪录片，标志着纪录片的创作由单一的国家体制内行为转向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并行，反映了我国纪录片发展的多元化倾向。段锦川的《八廓南街16号》正是新纪录片运动中的优秀代表作之一。
《八廓南街16号》的拍摄制作独具匠心。段锦川与拍摄人员刚开始几乎天天扛着摄像机去居委会跟工作人员一起“上班”，在这样的“上班”一个月之后，摄制组才开始打开摄像机，像”墙上的苍蝇一样”，静静的，不受干扰客观如实的观察并记录着16号居委会——这个中国城市最基层的组织与管理单位的像流水账似得日常工作内容与形式和运作逻辑。观看纪录片《八廓南街16号》，它的严谨平实厚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整部影片围绕居委会的日常工作，而制作者将大量的影片内容来展示开会场景。首先是“今天请各位来是为了总结1994年的社会治安和公共卫生情况以及安定团结的形式，1994年里，在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以及八廓办事处党委的直接领导下，我们居委会在社会综合治理方面，包括安定团结、社会治安、公共卫生比1993年取得了更好的成绩……新年时期，请大家继续坚持爱国守法的原则，不参与破坏祖国统一的行为，如果有人来寺院进行活动的话，我们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继续坚持维护祖国统一的立场”。这是居委会为了迎接藏历新年的到来，开会传达上级指示并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事宜的会议，可以让观影者嗅到浓浓的政治气息。会议是一个各种力量汇聚的公共空间，同时也是信息高度发达的场地，制作者选取会议作为拍摄的主要内容，可谓用心良苦。《八廓南街16号》于1997年获得法国蓬皮杜中心“真实电影节”的首奖，是中国纪录片在世界纪录片影展获首奖的第一部作品，同时该作品也被收藏于美国纽约现代艺术馆。段锦川因此作品出名，被誉为中国的怀斯曼。
《八廓南街16号》的拍摄地点是西藏拉萨最主要的街道八廓街，位于拉萨市旧城区，是拉萨著名的转经道和商业中心。八廓街呈多角形、近似圆形，由八廓东街、八廓西街、八廓南街和八廓北街组成多边形街道环，周长约1000余米，有街巷35个。八廓街并非以街道形状定名，而是藏语“帕廓”的音译，意思是围绕大昭寺（建于七世纪中叶）的街道。这里弥漫着浓厚宗教气息，留有许多高僧大德的印记。这里曾是旧西藏的行政衙门和上层贵族聚居之地，许多显赫家族都在此修建府邸。现在，这里是拉萨著名的转经道和商业中心，也是传统商业和传统居住氛围最浓厚的街区。直到解放前，八廓街里既有噶厦政府、地方法庭、监狱等机构，又有商店、摊点、手工作坊。这里住着贵族、僧人、学者，也住着木匠、银匠、铁匠、画匠、裁缝等手艺人和平民。南街16号是一座古老的院落，这里是八廓居委会的办公场所。居委会由1952年的冬防队转变而来，居委会是街区里最活跃最有权力的社会组织，居委会主任由居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但是它又不单纯是一个自治性群众组织，同时也担负着许多行政性功能，是一个半行政半自治性组织。街道办派遣联络员和居委会干部一起管理居委会的相关事务，完成各项上级机构下达到这里的行政任务。
八廓南街居委会作为一个半行政半自治性的组织，是党和政府在这地区最基层的组织机构，它是将各级政府的政策和指令实施最落实的地方，也是政府管理当地居民最有效的地方，它是国家权力控制到达社会底端末梢的基层权力机构。同时作为自治性的社会组织，居委会会通过召集各方代表参加会议协商解决。居委会的干部由居民代表大会产生，这些干部有的握有充分人力关系资源的，有的是居委会管辖区有经济实力的个体工商户代表，有的是居委会辖区内有经历有威望的老人，还有部分宗教及知识精英等。居委会会议主要的参加者有上级机构派出代表、居委会干部、及所在街道上的企事业法人、社团和有名望的居民代表，这样八廓南街居委会又承担着（半）熟人社会中，协商解决所在街道主要事务、协助维持当地治安及调节邻里纠纷等日常职责。政府保持社会平衡过渡的能力依赖于国家权威在基层社会的合法性。合法性可以看做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普遍接受的文化价值和社会规范占有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只有政治权力被社会认为是正当的，政治权威才能获得合法性认同。而合法性认同才是国家政治和社会保持长久稳定的根本前提。居委会作为国家权力控制社会延伸最基层的权力机构，通过非正式的行政管理和居民自治协商解决日常事务，使政府的政策得到了居委会所辖居民的支持，使国家权威得到认同。所以加强行政建设，提高其正式行政效率，另一方面大力扶持和建设居委会及其他地方性支持政府的社会组织网络来是其国家权威获得的主要途径。
居委会是基层权力机构又是区域治理机构，半行政半自治性的混合特性也决定了居委会干部在履行职责时也就有了与半行政半自治性特性相对应的社会角色即“理性人”和“感性人”。居委会的干部是国家公权力的代表者，有维护国家权威并履行权力赋予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这要求居委会干部充当“理性人”，必须公事公办。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居民代表大会选举出的区域治理机构，必须要服务并维护选民的利益，这要求身为地方（半）熟人社会网中的居委会干部充当“感性人”，讲地缘、讲情缘，有时办事需要看情面。居委会干部是公权力（国家权威）和（半）熟人社会文化习惯性权威资源的共同拥有者，他们身上体现了国家公权力和地方（半）熟人社会文化习惯权威的融合，在居委会的日常事务处理中，既体现了国家权力的基层运作，又体现了（半）熟人社会内部的权威要素互动，同时居委会干部是“理性人”和“感性人”两种身份之间的交替。
在纪录片中，有一幕是一位老人和子女闹纠纷，过不下去准备分家，希望得到居委会的帮助。纠纷源于父亲经常酗酒，要家里的钱买酒喝，女儿和女婿不给，引发矛盾，在与女儿商议分家的请求遭到拒绝后，老人找到了居委会告状并相信居委会会帮助自己。当民众发生纠纷找到居委会反映情况并愿意采取居委会的仲裁，说明民众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国家权威，觉得危难之时，代表国家权威居委会的理所当然的成为他们的依赖。当了解了纠纷起因后，工作人员没有执行老人的意愿去强行搬走其女人的财务。而是按照“理性人”的角色，秉持公正原则，运用公权力资源将居委会所有房子暂借老人一套房子让其居住，劝老人和自己的女儿、女婿调和纠纷。同时尊重地方（半）熟人社会权威，“感性人”身份角色将老人的亲戚集中在一起商讨财务如何分配。在这件事中国家权威与地方（半）熟人社会权威互动，在共同为解决纠纷中，公权力和地方权威要素此消彼长，两种身份在不同境遇中做出相应的转变。
国家权威在尽可能向下渗透其权力时，有时就得依靠国家机器的暴力威胁性权威和其掌握资源的稀缺性使其权力运行顺畅。例如在影片中两名农妇因为争执不下来到居委会寻求裁决。但是在居委会里，争执双方还是继续用污秽语言谩骂对方，工作人员说了一句：“这里是居委会，就不要说脏话了！”顿时，双方都安静了下来。虽然仅仅是居委会工作人员的一句话，但是居委会三个字所代表的国家公权力及背后的国家机器暴力威胁瞬间体现出来，所以争执双方因为畏惧代表国家公权力的居委会工作人员，同时也是对文化网络中（半）熟人社会文化性权威的折服。在商场纠纷调解、治安维护中，充分体现了居委会作为国家基层权力机构如何具体地运行并发挥其半行政半自治性组织职能，如何实现权力的运作。
此外，居委会对所在街道的居民的生活情感及愿景相当重视，灵活合理运用公权力资源和地方权威资源，尽可能的去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影片当中八廓街居委会利用自身的管理资源（公权力）向困难的藏族群众免费租用三轮车，使他们有稳定的经济来源。这无疑是对藏传佛教只为信众提供精神世界终极关怀的填补，彰显着国家机构掌握着西藏世俗秩序的治权，为民众提供一种当下的生活秩序和生活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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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畅鹏（1988.10- ），男，兰州大学民族学研究院民族社会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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