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初的反传统语境下，研究者多从政治的单一维度来解读康有为尊孔教为国教的思想，将其简单视为复辟和落后。在当代强调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语境下，我们以反映康有为这一思想的几篇文章为蓝本，解读康氏尊孔、祀孔的目的、意义等。
一
要深入探究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确康有为眼中的宗教观。在康氏看来宗教不止意味着信奉超自然和超人类的神祗，他更强调宗教对个人“教导”、“教化”的一面。相应地，在他看来作为一国的国教应该是“久于其习，宜于其俗，行于其地，深入于其人心者是也。”734正是看到了国教在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康有为才疾呼要在中国建立国教。
中国需要有自己的国教，是什么样的宗教最适合此“角色”呢？在康有为看来非孔教莫属。他旁征博引地论证了孔教理应成为中国国教或说孔教是中国国教的观点。他首先指出孔教是宗教。在1913年的《孔教会序二》中，康氏把宗教分为神道教和人道教，并认为人道教优于神道教。他写道：“夫教而加宗，义已不妥，若因佛、耶、回皆言神道，而谓神教可也，遂以孔子不言神道，即不得为教，则知二五而不知十者也…太古草昧尚鬼，则神教为尊，近世文明重人，则人道为重，故人道之教，实从神道而更进焉。”[4]739神道教和人道教都是宗教，人道教是近世文明的产物。他还形象的说明神道教的教主犹如专制制度之君主独尊，而人道教的教主则好比立宪制下的教主，专制制度下的君主与立宪制度下的君主都是君主。因此，孔教作为人道教也是宗教。“谓言神道教为教，谓言人道者非教，谓佛、耶、回为教，谓孔子非教，岂不妄哉”。[5]739
其次，他指出孔教是国教。康氏认为中国两千年以来，在无法治的情况下，仍能安定有序，和睦统一，主要归功于孔教的教化作用，孔子之经，教化妇孺，使得人人识孝悌忠信，家家知廉耻。所谓：“道以德，齐以礼，而中国能晏然一统，致治二千年者何哉，诚以半部《论语》治之也。”[6]732道德无新旧之分，仁义礼智忠信廉耻，根源于人的天性，辅之以道德教化。孔教的这种道德教化作用在当时“人心败坏，风俗衰弊，廉耻伤尽”的局面下，显得尤为重要，“非崇道德不可立国”。孔教这种教化民众，善化民俗的作用，正是一国国教理应具备的基本功能。除孔教本身的这种功能和优势外，与佛教、基督教相比，孔教也更适合中国人及其文化传统。佛教多为出世之言，要想在中国全面推广，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基督教尊天养魂，戒恶劝善，在欧美颇为流行，但不符合中国的文化背景。唯有作为人道教的孔教最适宜教化民众，符合中国民众处世的要求。
在证明孔教是宗教和国教的同时，康氏还论证了孔子是教主。他认为人们多把孔子称为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与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齐名。殊不知，这是对孔子定位的失误。孔子在中国的身份、地位远远高于苏格拉底，他是中国的教主。在西周末年，孔子受予天命，“以主人伦，集成三代之文，选定六经之义，其诗书礼乐，因藉先王之旧而正定之，其《易》以通阴阳，《春秋》以张三世……实为教主”[7]281。孔子以仁爱为怀，发愿救世，领袖群伦，他的理论改造着中国社会推动着历史发展，是中国千百年的思想领袖。且孔子的教主地位也是中国特定文化的选择。在诸子百家的争鸣中，墨家、儒家、道家三派影响最大。在康氏看来，以老子为首的道家强调无为、虚无，最终流为符箓；墨家尊天，崇尚兼爱，其缺陷在于过于俭朴，惟孔教崇尚中庸，合乎人心。到汉武帝时，儒学的统一地位确立起来，墨、道教随之灭亡，孔子的教主地位最终确立起来。但后来孔子的这种教主地位被人们遗忘或误解。为此，康氏呼吁要重振孔子教主地位，“以文王配上帝”。
二
尊孔教为国教，尊孔子为教主，在康氏看来对当时的中国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抵御西方宗教和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侵蚀。甲午战争的炮火扫掉了清朝“天朝上国”的威风，不仅威胁到中国的存亡，也威胁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和生存。康氏认为在民族危亡之机，中国世风日下，只有弘扬以儒学的民族精神，崇尚孔子的经世之道，才能救亡中国。1895年《公车上书》中康氏就疾呼：“今宜亟立道学一科，其有讲学大儒，发明孔子之道者…并令乡落淫祠，悉改为孔子庙，其各善堂、会馆俱令独祀孔子、庶以化导愚民，扶圣教而塞异端。”[8]97这是康有为最早向国家、民族提出祀孔、尊孔的文献，表达了康氏的初衷——“化导愚民”、“塞异端”。亦即是通过弘扬儒家传统文化来教导人民，抵御外国传教士利用宗教对中国文化的侵蚀。
其次，通过尊孔教为国教来增强民族的向心力，重振民族精神。康氏看到中国民族是一个缺乏公德的民族，且当时人心涣散，要想把各民族凝聚起来，同心同德，就必须尊崇为多数人所信服的孔教。梁启超曾写道：康有为“认为生于中国，当先救中国，欲救中国，不可不因中国人之历史习惯而利导之，又以为中国人公德缺乏，团体涣散，将不可以立于大地，欲从而统一之，非择一举国人所戴而诚服者，则不足以结合其感情，而光大其本性，于是乎以孔教复原为第一著手。”[9]67
再次，通过尊崇孔教来教化民众。康氏认为当时思想纷繁复杂，国民道德素质下降，“欲存中国，先救人心，善风俗…舍孔教末由己。”[10]67
最后，康氏企图通过尊孔教为国教来保存和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康氏虽然心仪西学，但他从来不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学文化和伦理原则逊色于西方。他相信，中国的儒学在世界学说中有优越的地位，是中国优秀的传统。但事实上，儒学和儒教在当时却日趋衰落。加之在激烈的政治变动和革命的负面影响下，康氏担心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很可能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中国成为“无教”之国。因此，他多次呼吁要定孔教为国教来发扬光大传统文化，从而实现保国、保种。（因为在他看来保教、保国、保种是三位一体的）
如何尊孔教为国教呢？康氏还提出了一些具体做法。第一，要复崇天坛，在天坛明堂，总统率百官行礼；在地方乡邑，则立孔庙祀天，凡入庙祀天者，都要行跪拜礼，以示恭敬。第二，每七日集会礼拜诵经，逢庚子日集会礼拜孔子，诵经一章，以昭尊敬。全民尊孔读经，由精通四书五经者向人们讲解。第三，在尊孔教为国教的同时，允许人们宗教信仰自由。康氏认为汉晋时代，佛教传入中国，隋唐时回教传入中国。佛教、回教、孔教在中国并行不悖。中国有宗教信仰的传统，孔教有包容信教自由的能力。第四，以教主纪年，“一以省人记忆之力，便于考据，一以起人信仰之心，易以尊行。”[11]283
三
康氏尊孔教为国教思想及运动在当时并没有成功，究其原因主要有：第一，中国的文化背景不利于宗教的发展。与欧洲、印度、日本相比，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非宗教的。诚如一西方学者所说：“中国人主要关心此生，所以他们的伦理强调人对人的责任，而不是人对神的责任。”[12]47康氏尊孔教为国教思想的逻辑起点为孔教是宗教，孔子是教主。这种看法本身就引起了当时学者们的争议。多数学者认为宗教要有特定的表征，如教堂，教职人员，教义等，但儒教虽具备宗教的一定形式，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在他们看来，儒学只是一种文化模式，是一种道德教化模式。多数知识分子对康氏这一思想的逻辑起点持否定态度，他们不可能参与到实际的尊孔活动中。这样一来，康氏就失去了最有力量的支持。
第二，康氏倡导方式有不合理之处。康氏整个政治主张都借助寡头政治中的上层来实现。尊孔教为国教的思想主张也企图争取政府的认可，自上而下实现变革。然而，统治者虽然以儒学为治国思想，但难以赞同把其升为国教；在下层民众中，康氏又不进行劝导和宣扬。而且中国民间信仰素有功利化倾向，祈神或是为福，或是为子，或是为钱。然孔教又属于人道教，不具备超自然的能量，难以达成民间的认可。这样，康氏上得不到认可，下得不到认同，整个主张便难以实现。
第三，与当时的思想和时代背景有关。儒学虽是中国传统的精神财富，但它在过去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被赋予了过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民国初年的科学、民主的话语体系中，儒学的话语权已经大不如以前，甚至可以说十分微弱。且批孔、反孔之声高扬。先进知识分子要就革除儒学中封建落后的东西，传统士大夫中也有人怀疑儒学的价值。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康氏的呼吁难免会被贴上倒退、保守的标签，从而被断然否定。
对康氏尊孔运动的评价，一直以来都以负面为主。其弟子梁启超认为中国保教的结果，必然导致孔学独尊，束缚思想，凋敝学术，有害无益。有人认为将孔子提升为“教主”，是“借孔子之名而遂其个人野心。”孔教的道德教化作用，希图藉此来教化民众，提高国民素质，保存中国民族传统的特征与优势；希图通过有威信的孔教来增强民族向心力，全民族同心同德，共同振兴中华。从这些意义上来看，我们没有理由将其简单视之为“复辟”、落后，而是更应该审视其爱国热情和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同时，我们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康氏的主张在今天看来也有积极的一面。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们要合理的继承和发扬。任何过激的态度都不利于优秀文化的发展。康氏这一呼吁对儒学的现代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使人们反过来冷静地思考中国的文化。
注释：
[1][2][3][4][5][6][7][10][11]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8]《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全集》第2卷[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9]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
[12]Chen T’ien-his，Chinamoldedbyconfuc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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