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1990年代以後，中國由官方主導在經濟上進行了較1980年代更為激進的市場導向的改革。大量的公有制企業以各種合法或不合法的渠道轉換為私人財產，大量的工人下崗。與此同時，對外開放也進一步加速，在經過14年的努力之後，中國終於加入了WTO。在這樣的背景下，資本流通環境得到了相當大程度的改善，變得越來越暢通無阻了。由此，全球化在1990年代後期成為中國人使用最頻繁的辭彙之一。同時，繼一度讓中國人心儀無比的法治被正式的寫入憲法之後，憲政改革也正在或已經成為一個新的流行辭彙，以至於每逢重大的政治事件──比如十六大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發生時，一些公共媒體也敢於公開的討論憲政話題，各種學者、專家也組織召開憲政研討會。甚至可以說，在今天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全球化與憲政已經成了中國人最寵愛的兩個辭彙。
當然，毫無疑問，全球化與憲政之間存在某種內在的聯繫。但可惜的是，迄今為止，對兩者之間的關係的梳理尚不多見。本文擬就這方面的問題進行一些討論，在梳理兩者之間的關係的同時，也對一些相關的問題進行分析和討論。因為憲政與全球化獨立開來都是相當大的問題，所以，本文的討論不一定全面，也不可能對某一個方面進行過於詳盡的討論，只能就與論題相關的問題做一些簡單的分析與探討。
歷史的終結：全球化敘事的降臨
二戰結束後，世界進入冷戰時期。以蘇聯為核心形成了社會主義陣營──華約集團和以美國為核心的資本主義陣營──北約集團。此後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裏，兩個集團之間的相互爭鬥構成了這一時期主要的世界歷史，雙方的勢力雖然互有消長，但基本上處於均衡狀態。為了擴大自己陣營的力量並打擊對手，雙方都在積極發展軍事實力的同時向世界其他地區進行了滲透。因為雙方勢力大體均衡，任何一方都必須在行動的時候考慮到對手的可能反應，因此，世界仍然保持了表面的和平。雖然在局部地區發生了一些衝突，因為雙方都在忌憚對手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種默契，儘量減少正面衝突。用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話說：「雙方的配合真是好極了」，面對大規模的民眾抗議，雙方採取的方式都是同樣的。」
伴隨著柏林牆的倒塌，社會主義陣營加速崩解。1980年代後期，蘇聯在政治制度上進行了一些修改，對東歐國家的管制也開始放鬆，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倒戈」，通過各種方式打破原來已經僵化了的官僚制國家資本主義體制，開放黨禁，擴大公民自由權利。大多數人已對現行的社會主義制度感到絕望，希望能另找出路。到蘇聯解體時，它已經是最後一個「向資本主義投降」的華約集團成員了。幾乎所有的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都已實行了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政治上開放黨禁，實行民主競選；經濟上大規模急劇私有化，實行休克療法，鼓勵私營經濟發展。因此，當蘇聯國旗從克里姆林宮上空黯然落下時，人們有理由認為：社會主義已經歷史性的失敗了，人類歷史已經進入了全球資本主義的時代了，資本主義成了人類的共同使命。有人把這稱為「歷史的終結」。
然而，歷史真的終結了嗎？資本主義的全面勝利給人類帶來的是永久和平與共同幸福的福音嗎？不，事實證明，人類大同的時代遠未到來。長期不間斷的中東衝突，九一一事件給人帶來的巨大震撼，伊拉克上空尚未散盡的硝煙，恐怖主義仍然在四處蔓延，南北差距正在變得越來越大……這一切都提示著：人類共同的資本主義制度並未帶來共同的富裕、和平與幸福。歷史還沒有結束，人類的道路還漫長，更多的挑戰仍然擺在面前。
從1992年開始，原來的關於市場經濟姓資還是姓社的爭論被強制性的擱置，計劃經濟體制被宣佈為歷史性的錯誤並受到深入而嚴厲的批判，市場經濟在意識形態話語中取得主流性的話語權勢，所有市場中出現的問題都被官方與經濟學家們解釋為計劃經濟時代的殘餘影響。每當這樣的時候，市場本身總被當成是無辜的，責任則被推給了"社會轉型期"這一含義不明的詞語。市場經濟在官方的保護與大部分知識份子的期待中隆重出場，導致的結果是市場成了一個政治正確衡准，任何對市場本身的批判都受到人們"保守"的嘲笑。這種語境中的市場像一個備受寵愛的孩子一樣，漸漸變得跋扈起來，"市場能否接受"在一段時間裏成為衡量一切東西的價值的衡准。中國的市場經濟制度一旦確立下來，中國社會中除了政治的所有方面都開始了較1989年以前更加劇烈的變革，市場社會在中國逐步浮出水面，漸具雛形。市場社會的形成則進一步引起了中國更深層次的變化，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擴大也成為理所當然的事──在1990年代的歷史上，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社會各個層面向外國資本開放的清晰軌跡。1996年，中國入關的呼聲空前的響亮起來，20世紀最後一年，中國終於如願以償的加入了WTO，成為國際市場體系的一部分。與此相應，全球化先從學術討論開始，再由官方認可，最後為普通社會公眾所接受，成為公眾視野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辭彙之一。
到今天，中國人確實已經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中，西方發達國家的暢銷圖書可以被以最快的速度翻譯為中文出現在中國的書店裏；九一一事件時，成億中國人與美國人一起感受了這震撼性的時刻；伊拉克戰爭中的一個戰鬥場面也被全世界同步轉播，中國人觀看的熱情一點不比看世界盃比賽低；中國新的社會精英對美國大城市甚至比對中國內陸城市更熟悉；進入中國的大型跨國企業也已適應了中國的水土環境。民族認同、國籍身份這些概念正在日益失去其固有的意義。全球化生活的時代已經開始。甚至連反全球化的運動也以全球化的方式進行，誰還能阻止全球化的全面展開？
「歷史終結」以後，使全球化時代的降臨；全球化的降臨，表明「歷史終結」已是「已經」，成為一個完成時態的事情。正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中，憲政成為另一個備受關注的話題。
憲政話語的外部話語勢力
憲政之於中國，並不是像許多人認為的那樣，是個新鮮事物。恰恰相反，差不多正好一個世紀以前，中國就曾出現過類似的訴求，並獲得了比它在今天所能取得的話語空間更大的空間。半個世紀前，中國幾代知識份子就曾鼓吹這一政治-社會制度。由於歷史性的原因，這一血脈中斷了半個世紀。半個世紀後，20世紀末的中國大地上出現了延續這一血脈的聲音。
從理論淵源上講，當前憲政話語的復活當追溯至1980年代末期制度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從1980年代後期盛洪等人向中國翻譯介紹制度經濟學開始，到1990年代，制度經濟學已成為中國經濟學界主要的學術流派。制度經濟學成為經濟學主流之後，經濟學向其他學科大面積入侵，形成「經濟學帝國主義」，其他學科為因應時勢，也開始多少接受了制度經濟學的部分方法與假設，尤其以法學為甚。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後，經濟學火速竄紅，從「庸俗經濟學」一躍而成為顯學，而法學也借著「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的東風成為熱門學科。經濟學與法學的竄紅最後彙聚成社會理論的興起，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理論順理成章的成為1990年代後期的學術焦點。借用哈耶克理論，中國學術思想界對中國20世紀的歷史做了全面而嚴厲的清算，最後形成的共識則是只有憲政才能保證中國社會的穩步發展。
憲政話語復活時，中國正處在一個複雜的話語場之中。在全球化這個大的背景下，主要的話語形態包括：
1. 意識形態話語
進入1990年代以後，官方意識形態之於原先僵硬的立場而言，已有了很大的撤退和調整。首先，放棄了教條的計劃經濟體制。從1992年開始起認可並提倡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逐步形成，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鄧小平理論的提出則標誌著這一過程的完成。其次，
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也有所退縮，在新近的「三個代表」理論提出後，民營企業家被允許入黨並可取得相應的參與政治的機會。再次，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堅持和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性質的一再強調並沒有妨礙其他聲音的出現。毫無疑問，官方意識形態話語仍然是中國最強勢的聲音，但這種意識形態經過調整後在許多領域都放棄了主導權，尤其是在學術領域。因為佔有著中國最豐富的宣傳資源，意識形態話語仍然佔有相當大範圍內的話語空間，任何一種聲音的出現都不得不正視它的存在。對於其他的話語形態而言，它甚至構成了一個最致命的威脅，任何與它的正面衝突都可能威脅到自身的生存。但是，這並不影響它被符號化的事實，在大多數人的內心已經對它缺乏像先前那樣的順從了。
2. 自由主義
在1990年代中國的話語場中，自由主義幾乎帶有政治正確的味道。自由主義至少應該包括兩個分支：理性自由主義與保守自由主義。到目前為止，因為經濟學的強勢，佔主流的仍然是哈耶克一路的保守自由主義。但是，中國的自由主義旗幟下似乎站著一群並不相同的人，包括權威主義、民主主義、保守主義、激進自由主義的各種思想流派都對自由主義表示了認同。而在這些自由主義者中，為數最多的則是具有經濟學專業背景的知識份子。因此，今天中國的自由主義多少呈現出「經濟學自由主義」的特點：按照經濟學的假設解釋歷史，以經濟學方法論證政治制度的演進軌跡，對市場自發調節的能力表現出一種索羅斯﹙George Soros﹚所謂的「原教旨市場主義」的迷信態度。更需要注意的是，憲政在今天的語境中，許多時候都被表述為「自由主義憲政」，論證憲政的歷史與現實的正當性時，自由主義政治──社會理論是最主要的資源。而且，這種自由主義又往往被表述為「英美自由主義」，憲政模式中最為人們所稱道的也是「英美憲政」。因此，憲政被許多人當成自由主義話語的一種，談到憲政，總要多少涉及到自由主義理論。在相當多的自由主義批評者那裏，憲政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批判，甚至否棄，而認同憲政的人往往同時也認同了作為主流的保守自由主義。
3. 新左翼
與自由主義一樣，新左翼是一個並不準確的命名。在被稱為新左翼的人中，包括了民族主義者、激進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毛主義者，甚至還有部分的後現代主義者，以及國家主義者。這些立場十分不同甚至對立的人之所以被命名為新左派或新左翼，主要是因為他們都對自由主義持強烈的批判態度。從1997年開始，主要在1998年進行的「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中，一部分不負責任的自由主義者把對自由主義持批評態度的人統稱為新左派，並謬種流傳，造成了一個1990年代後期中國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使中國知識份子以對自由主義是否認同為標準而劃分為兩個相互對立的陣營。1998年被有些人總結為「自由主義浮出水面」的一年，但事實上，這一年更應該被總結為「新左派浮出水面」的一年。因為自由主義在潛在層面上為事實上充當了改革開放的論證理論，一直都相當活躍，而在「現在主要仍然是防左」的官方意識形態之下，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長期壟斷在官方手中，因此左翼傳統才真正出現了中斷。作為一種對現實社會強有力的批判理論體系，馬克思主義在1970年代後期以來的改革開放過程中一直處於缺席的狀態中。在知識份子內部，馬克思主義長期被拋棄，或者被當成一種已經被歷史證明為錯誤的理論。在「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中，馬克思主義自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以批判的姿態出現在公眾視野中。但是，被命名為「新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事實上僅僅是一種知識份子立場，主要指知識份子堅守自己的立場，以馬克思主義為武器對現實進行批判。更多的情況下，「新馬克思主義」只是表現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機械複製與教條化的運用，因而往往不被重視。但是，即使如此，作為一種對馬克思主義的非意識形態的解釋與運用，新左翼的出現對中國而言，仍然有著甚為重要的的意義。
4. 激進西化論
由於1980年代西化論最終釀成了一次政治風波，所以一度最為強勢的知識份子話語在官方宣傳政策的扼制下，被迫轉入地下狀態，一部分西化者選擇出國留學或滯留不歸，自動流亡，另一部分在國內則受到政治清算。因此，西化論在1990年代相當長的時期內都處於被壓抑的狀態，很少出現在公眾視野內，大部分西化論言論只見於海外刊行的刊物和後來興起的互聯網上。但是，隨著自由主義在中國的蘇醒，西化論者中的大部分人策略性的選擇了認同自由主義，在部分自由主義話語方式背後，時常可以見到西化論的流風遺韻。1990年代中後期開始，1980年代後期政治文化的受眾開始成為社會中堅力量，因此西化論重新得到了市場。應該說，1990年代的自由主義得到了很大發展，理論體系已經漸趨完整，而許多自由主義者本身就具有西化論者的背景，因此，西化論可以被認為已經轉換為自由主義了，它自己便不能再成為一個理論話語了。在今天，西化論的主要表現形式是鼓吹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的全面資本主義化，更多的只是一些口號式的要求，而缺乏令人信服的論證。
當然，以上四種話語遠非1990年代後期中國社會中的全部話語形態。但是，這四者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交織成了中國這一時期的主要語境。簡單說，自由主義話語反映為對意識形態話語的強烈批判和解構，但在堅持「改革開放」的大方向上則大致相近。新左翼主要強調對「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社會不公正問題的批評，並歸因於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泛濫；在話語構成的基本元素上與官方意識形態有相似之處，但對支援「改革開放」的實質意識形態則保持強烈的批判姿態。新左翼與自由主義都主要強調對現實社會和官方意識形態的批判，但因為雙方對現實的認識與判斷截然相反，立場也相互對立，最後的結論相互對立：一方著意建設的正是另一方所批評的。激進西化論對新左翼持強烈的、情緒化的立場，自覺的把自身設定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對立面；自由主義對西化論積極吸收，新左翼因主要集中於「理論批判」所以不大理會西化論；官方意識形態則一直持壓抑態度。這四者之間的關係是犬牙交錯的，相關的梳理至今闕如，但它們所交織成的語境仍然是今天中國的主要思想語境。甚至可以說，過去的這五年裏發生的只是一個序曲，爭奪話語權勢的鬥爭才剛剛開始，今後相當長的時間裏，中國都將處於這一語境中。可以預見的是，各方的分化重組不久就會繼續擴大。
憲政話語
大體來說，雖然上一節中的四種話語之間的關係相當複雜，但在對全球化的態度上，自由主義與西化論都與官方保持了一致的方向，只有新左翼持強烈的批評態度。但是，左右分野的出現、相互之間的鬥爭卻恰好是一種相當國際化的現象，幾乎所有國家中都存在著當新左派對全球化表現出強烈的批判意識時，戲劇化的正好是它本身卻在以全球化的一種現象，從而構成了「與國際接軌」的一部分。在這一背景中，「全球同此熱涼」，憲政與動在中國的鼓吹者的主要訴求表現為：
1. 私產如憲
1978年以來的經濟體制改革使中國的私營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在此基礎上上出現了大量的私人財產。私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在東南部分地區，私營經濟的總量甚至已超過國有經濟。顯然，這一現象與傳統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是相互衝突的。為了因應時勢，官方對意識形態理論做了逐步的修改沒，使私營經濟在事實上已取得相當的權利。到2002年底《物權法》的出臺標誌著私營經濟已經在法律上取得合法地位，並得到保障。同時，國有資產的比重逐漸下降，事實上也在通過各種隱形渠道轉化為私有財產，在權利上與私有財產已經沒有多大分別
，有時甚至還不如私有財產。但是，相當多的人仍然堅持認為，私有財產神聖不能侵犯必須以憲法的形式得到保證，進而要求修憲，把「私有財產不可侵犯」寫入憲法。並且，這種訴微已經以立法提案的形式多次進入國家政治領域。更多的人相信，保護私有財產是實行法治的第一步。1998年以後，憲政在中國的討論逐漸升溫，私有財產入憲的呼聲也日益高漲，幾乎每次全國人大會議都會出現類似的提案，並在國家默許的情況下在各種公共媒體上展開大規模的討論。並非誇張的說，只有保護私有財產才能開始憲政已成為相當多人的共識。值得注意的是，由少數知識份子參與的討論因為媒體的熱捧，這一訴求似乎已經成為一種強大的「民意」，如果聯繫到中國的輿論環境與相關國家政策，國家對此的默許就更為值得深思。
2. 憲法司法化
由於1990年代中國思想界存在唯英美是崇的現象，英美憲政模式也受到許多人的推崇。在這一背景下，部分法學界人士及大多數「公共知識份子」無視英美與中國的不同法律傳統，主張憲法進入司法程式。雖然類似的討論在1990年代後半期已在法學界內展開，但這一討論浮現到公眾視野並成為話題則是2001年的事。是年，山東一考生考上大學後卻被人冒名頂替。訴至法院後，法院在無法可援的情況下援引憲法中有關公民姓名權的條款進行判決。這樣明顯有悖常情的事實實質上與法律關係並非太大，但在「以法律為準繩」的中國司法語境中，法院只好援引了一條憲法條款。這一帶有極大偶然性的判例引發了一場大討論，參與者包括法學家與其他法律專業人士，甚至還有一些報紙專欄作者也參與了。因為大多數人對法學的隔膜，加之某些不正常的社會心理作用，討論的結果明顯有利於贊成憲法進入司法程式一方。因此，此案被一部分人稱為「2001年中國司法第一案」。其實，由於法律傳統的不同，典型的憲政主義國家美國、英國本身是判例法國家，對憲法本身遠不如對某一領域中出現的第一個判例感興趣。而中國部分人卻認為憲法只有進入司法程式才能使憲法成為真正的「法律」，也只有憲法司法化才能推進憲政。國家司法部門作為法律的權威解釋機關對這一現象的曖昧態度使公眾的這種訴求更加情緒化。
3. 政治改革
比起經濟上連續的、大幅度的制度改革來，1990年代政治方面的改革相對低調，且一向被認為進展不大，更多的時候只是政府機構的改革。相當多的人相信的一個流行的看法是政治改革落後於經濟改革。到20世紀末時，大多數人已認為，中國所有的問題的根本癥結在於經濟與政治發展速度的不一致。加上「美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廣泛流布，英美的政治制度差不多經歷了一個被神化的過程。因此，政治改革的呼聲特別強烈。中共十六大上，官方在物質、精神文明的基礎上，又提出了一個政治文明的提法。隨後引起的討論使這一問題進一步突顯出來。更有人用自由主義理論證明憲政是保持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事實上，在有些人看來，進行政治改革是主要訴求，至於改向何方，更多的人只是以英美國家政治結構為藍圖的。甚至可以說，憲政是為了實行政治改革而採用的一個話語策略；即先有了政治改革的訴求，然後才找了一個憲政的目標。換句話說，在相當多的人的潛意識裏，政治上求變已經成為一種帶有盲目性的衝動。即使反對憲法司法化、私產入憲一類訴求的人也沒有對「政治改革」這一話語表示過絲毫的置疑。一種曾經相當流行的看法是，穩定壓倒一切，政治穩定是經濟發展的前提。這種流行的意識形態直接導致了政治改革滯後於經濟改革的現實。直到今天，上舉的一種論證憲政優越性的說法即是「憲政是保證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最好途徑」。也就是說，目標仍然是經濟發展，在邏輯上，仍然是傳統的「發展是中心」的思維，並沒有太大的變化。在思維邏輯不變的情況下，即使實行政治改革，可能也不會有太大成效。
理性一點說，這三種話語形態背後的訴求仍然是一致的。包括其他一些這裏未提到話語形態，主要的動機都是求變，而憲政更多的是為了「目的合法」而找到的一種話語外衣。而在伊拉克戰爭中，目的合法得到了最好的證明，即只要目的合法，手段上的不合法是可以容忍的。其實，如果拋開動機不談，只是談問題，而不是辯論主義，私產入憲、憲法司法化一類問題仍然有很大置疑空間。從大的背景上看，持論者多好言某外國在同樣的方面如何如何。而更直接的說法就是「第三波」全球民主化浪潮。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實質上指的正好是「歷史的終結」，即全球的資本主義化。這是一種全球化焦慮，是一種「順應時代潮流」的焦躁心態的產物。
全球化：一個批判性的分析
應該說，2000年左右中國出現的全球化熱更多的是圍繞著中國加入WTO展開的，而不是別的意義上的。經濟專家們分析的是對中國經濟利益的損益，法律專家們則忙於討論加入WTO後中國某些涉外法規與「國際標準」的接軌，政治上的期望則在於試圖把中國放進一個大的範圍內，使中國服從這些規則，因此用「國際壓力」來制約中國政治生活中習見的人為因素。由於官方對中國加入WTO持積極態度，對於全球化也持相當程度上的肯定態度，所以對於全球化的批貧民感並未引起太多人的關注，最引人注目的不過就是「給民營企業平等待遇」一類，更深入的分析則一般集中體現為新左翼人士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情緒化表達。在一個較小，且封閉的知識份子圈子裏，批評的聲音主要來自於這些新左翼人士與某些文化研究領域的知識份子，多集中於一些抽象而玄虛的問題。
按照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看法，資本本身是沒有邊界意識的，它只以追逐利潤為第一目的，只要能夠帶來利潤且具有現實可行性，資本就會毫不猶豫的以各種方式約過界限，從利益稀薄的地區流向更為豐厚的地方。因此，在資本眼裏，人類所有的種族、文化、膚色的差異都是不存在的，它認定人都是趨向自私的，所以自信可以征服所有人，可以抹平所有差異與障礙。因此，資本的本性就是流動的，不受限制的，總是試圖擴張，尋求利潤。資本擴張帶來的後果之一便是資本主義全球市場。如果說二戰前的資本主義全球市場尚須多少顧及到民族國家的邊界的話，以二戰為契機，世界力量進行了重組，戰後建立的兩極對立體系中，在兩個陣營各自的內部，資本的流動更加自由了，也更有利於更大範圍內的市場的形成。在此背景下，在美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發皮的跨國公司。到今天，許多跨國公司的資產已經超過了規模較小的民族國家，所涉及的範圍也非常大，計劃成了一種新的帝國形式。與傳統的帝國不同的地方僅僅在於，這些新帝國是以行業為國界的，而傳統的帝國則是以地理疆界為邊界的。很多情況下，這些帝國的帝王將相們──CEO、區域市場經理等──在實際上比民主國家的總統所擁有的權勢要大得多，對世界的影響也更大。而且，這種權力完全是私人性的，是不受任何制約的。
跨國公司新帝國的興起需要兩方面的技術支援，即交通手段和資訊傳播速度。電腦技術的出現和飛快的進步有力的支援了這兩方面的技術進步，也就為跨國公司的興起提供了技術服務，不僅為更加細密的分工做好了準備，而且，資訊製造與傳播的提速使一種「全球生活」想象成為可能，也餓人們製造了更多的消費需求。更加需要的是，一種「全球如此」的生活想象可以迅速從一個地方蔓延開來，形成一個新的市場。因此，電腦及其後的互連網技術的出現和進步使人們對生活空間的想象大幅度的縮小了，把全世界所有人放在了一個共同的空間裏。在這個空間裏，人們的生活是大致相同的，無差異的，國籍、種族、膚色、文化等差異全部被一種「同質化」的生活抹平了。民族國家意識歷史性的
衰落恰好與文化差異的被抹平過程同步。
然而，分析的看，全球化事實上是經濟全球化，甚至連經濟全球化都還說不上。在生產要素中，除了資本的另外兩項都是不能跨國流動的，非但如此，對於移民的限制還有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而加強的趨勢。政治上則仍然受到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影響，一種「全球民主」的構想仍然被人們視為知識份子的囈語。隨著後冷戰時代的深入展開，文化之間的衝突也呈突出趨勢。與全球化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是全球化？還是美國化？「歷史的終結」帶來的後果之一便是美國模式不證自明的成為人類唯一正確的選擇，或者說是最不壞的選擇。甚至包括歐洲也動輒以美國為比較物件和趕超目標。由此導致的便是整個世界的美國化，仿佛美國成了人類歷史的終點。
套用一句時下正流行的術語來說，全球化的實現是靠「自由秩序的擴展」完成的。這個「自發秩序」的形成基於兩個前提，即佈雷頓森林體系和冷戰時期美國為歐洲資本主義國家提供了軍事保護。在這兩個主幹的支撐下，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體系形成了，美國按照自己的設想建立了資本主義體系。當對立的陣營消失時，這一中心──邊緣體系已經被固定下來了，後面加入這一體系的國家除了遵守已經形成的規定和秩序之外，別無選擇。一旦加入這一體系，邊緣位置的國家就在經濟和政治上都受到了某種無形但強有力的制約，不能隨意的按照自己的意志決定自己的選擇。因此，全球化體系中，美國處於絕對的領導位置，但它卻甚少受到監督和制約。
在中心──邊緣的國際秩序下，資源和利潤有效的向中心自發流動，由此引發了窮國越來越窮、富國越來越富的結果。邊緣位置上的窮國改變自己處境的辦法主要有兩個：一是努力向中心移動，另一個是擴大自己的週邊，以中心對待自己的方式對待比自己更加週邊的國家，從而把自身所承受的壓力轉移出去。除了這個秩序體系崩潰，沒有別的辦法。在所謂的自由市場的基礎上，資本、技術、人才都自發地流向中心位置上的美國，窮國的精英們是這一體系中最大的受益者。
全球市場形成後，一種生活模式想象的生產機制也遵守這個規則，先由美國創造，然後媒體賣力的宣傳。在普通民眾意見的表達渠道並不暢通的情況下，媒體往往被認為是能夠代表民意的。在中國，這一情況更為嚴重，媒體甚至被當成民眾喉舌，而不是受到資本控制的資訊傳播渠道。媒體先努力尋找可能吸引人們注意力的話題，然後進行炒作，給不明就裏的民眾造成一種「本該如此」的誤導，最後受到支援。因為資訊的不對稱，媒體過濾和加工過的聲音經過包裝，最後形成的意見引導人們的話語和思維方式的同時，也影響到公共政策。前述憲政話語的產生即是如此，一些本該嚴肅、認真的話題在媒體的平臺上出現時被民眾當成官方風向，而官方卻當作民意來對待。在這個過程中，媒體自身是否有利益訴求這個問題，像人們從前遺忘了國家是否有利益訴求一樣，被遺忘了。
全球化的出現使媒體擁有了一種很難受到控制的權利，但它卻在深刻的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包括憲政的前途。
什麼是憲政？
在對全球化時代的憲政語境和憲政話語的生產方式做過一些簡單的梳理和分析之後，我們關於憲政的討論才能正式開始。首先必須問的問題是：什麼是憲政？
一種流行的看法認為，憲政就是民主，只有憲政了，才有民主。這是一個很大的誤會。憲政首先保證的是社會秩序，而秩序即意味著對「積極自由」的限制。「積極自由」的一個結果即人民主權意識的擴大和傳播，人民意志至上。憲法相當於一個社會契約，規定各種階級經過鬥爭後達成妥協基礎上的權利和義務，及國家的建立原則、方式和許可權範圍。法國大革命表現出來的就是積極自由主導下的人民意志至上，人民可以隨意推翻一個被認為不合格的政府，並且使用暴力，而無需任何法律程式。主權在民的觀念深入人心，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是國家的主人，而公務員則是自己的僕人，理應受到自己的支配，在缺乏法律秩序的情況下，雇主方可以隨便的將僕人推上斷頭臺以顯示自己作為主人的權利。作為公共機構，當政府連自己的權利都無法保證時，自然不可能有更大的作為。因此，憲政即意味著對人民的主權限制和對政府的保護，同時，也限制政府的權利，使之不致造成對人民利益的損害。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眾」可以衝進政府機關，將受到憲法保護的國家主席揪出來批鬥而不用擔心法律程式。所以，憲政首先意味著尊重憲法，並尊重現存的社會──政治秩序，而不能無限制的使用自己的主權來為所欲為。即使人民對政府的能力感到懷疑和不滿，也必須通過法律程式來實現自己的權利，而不是以群眾運動或暴力革命的方式來推翻它。
英國是最典型的憲政主義國家，但英國的法律文獻與思想家的言述中，從來沒有承認過「主權在民」這一啟蒙產物。柏克﹙Edmund Burke﹚，這位今天被奉為自由主義先驅的人物，他甚至連主權這個概念都不承認。他認為國王的權力與人民無關，而是天然合法的，無需任何證明。法國大革命中的國家主人人民，在他看來只不過是一群暴徒。直到今天，皇室作為國家主權的象徵仍然存在，且英國民眾對王室保持著最大的敬意。在英國思想傳統裏，從洛克﹙John Locke﹚開始，就始終都只關心自由，而不關心民主。自由只可能是有限制的，只有有了秩序才能有自由，民主是對秩序的最大威脅，因此，英國始終是一個自由壓倒民主的國家。正因為如此，才有英國自由主義的名言：專制統治下的人民是最自由的。因為專制以最強有力的手段保證了秩序，有了秩序，就會有自由。在哈耶克的自由主義思想譜系裏，幾乎沒有一位關注民主的思想家，那些長期被認為是自由主義階段性標誌人物的人物，全部因為關注民主而被革出自由主義教門。所以，憲政只與自由有關，而與民主並不必然聯繫，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自由主義才成為自由主義而不是民主主義，憲政也才成為自由主義憲政。
憲政本質上只是一種國家的社會──政治秩序，及國家智慧的許可權分工。所謂秩序，即意味著每個人都必須在合法的範圍內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因為分工不同，不同工作的收益與享有的權力也大不相同。因此，有秩序的社會必然是一個有著等級差序的社會，每個人只享有與自己的社會等級地位相應的權利，而且必須尊重這個現實，不能以法律以外的方式來改變這種狀態。對於一個有較穩定的歷史文化傳統的民主來說，這種等級秩序往往尤其嚴重，是否尊重居於較高地位的社會等級決定著憲政秩序是否能夠形成。英國在這一點上表現得最為明顯，而美國則因沒有先天的政治特權等級秩序，因此更為平等。但這不意味著美國就不尊重傳統，因為美國的傳統就是平等，所有人在社會中都享有大致相等的權利和機會。因此，憲政並不關心平等，即使規定了帶有明顯歧視性的條款，也必須尊重，不能因此而否認憲法對自己的效力。
從最簡單的字面意思看，憲政即意味著「憲法政治」奇怪的是，最典型的憲政國家英國和美國都缺乏像中國憲法那樣明確而詳盡的憲法文本，有的只是零碎的案例和一個簡單的文本，以及煩瑣的司法解釋。正因如此，美國的憲政特點便是「它沒憲法」。但這不意味著美國就真的沒有憲法，而是憲法存在於每個生活於其中的人的頭腦裏，因為它是一些抽象的，公認的原則。它的真正的憲法即過去的傳統，即人們在長期的生活經驗中積累起來的共同遵守的習慣。比如兩黨制，美國沒有任何一個文件規定美國只允許民主黨與共和黨參加競選，也沒有禁止結社，但人們依然墨守這一成規。因此，尊重已經存在的習慣傳統是憲政秩序的最大特點。而人們尊重的前提是，這種習慣與以前的習慣有某
種連續性，且要合理。
憲政為人們提供的是一套公共秩序，在這個架構下，人們享有的是被允許了的權利和自由，而不是民主和平等。憲政為社會提供的是一個穩定而有序的公共秩序平臺，實行憲政的國家本身不擔負民族國家的現代化、經濟發展或其他的義務。所以，是否實行憲政與經濟發展沒有必然聯繫，實行憲政並不一定繁榮，不實行也不一定貧困。現實中提供的例子即是如此，許多憲政國家有著貧困的自由，而另一些國家卻有著專制下的繁榮。在後發現代化國家的歷史經驗裏，甚至恰恰是專制國家創造了經濟的繁榮。
尤其應當注意的是，憲政常常被當成一種簡單的政治制度方案。事實上，如本節所討論的那樣，憲政是一種政治──社會制度，而不僅關涉政治層面。憲政保證一種秩序，秩序進一步保證了人們有限的自由，防止了暴力革命，為各個階層之間的衝突解決提供了一個平臺。任何階層、群體倘有某種訴求，都可以放到憲法這一框架裏來討論。但討論的前提條件是與現存秩序保持連續性，與現存的憲法也保持連續性，不能試圖廢除現行的憲法來實現自己的訴求，而只能以溫和的改良主義方式對憲法進行修正。因為憲政與習慣密切相關，所以現實中出現的第一件事總是深刻的影響著後來的歷史軌跡。法國的第一部憲法被人民革命否定後，法國的憲法對人民的主權總是缺乏限制；美國的憲法則從大體上看200年未變，但事實上因為有許多的憲法解釋與修正案，憲法早已發生了巨大的百年化，沒變的只是瓶子和標簽而已，裏面的酒早已昨是今非。
全球化焦慮下的中國憲政
1840年以後，中國的老大帝國迷夢被驚醒，開始了步履蹣跚的現代化旅程。此後的一個半世紀中，中國的政治始終處於以變求寸的狀態之下。「變則寸，不變則亡；大變則寸，小變仍亡。」求變，求大變，快變的思維定式支配著人們。從器物，到制度，到文化，中國真的進入了一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西方已成現代化的標準版本，一切唯西是從，唯新是舉，激進主義思路認為中國的所有東西都已毫無用處，只有破除中國的舊、立現代的新，才能救中國，甚至連宗教也要事物破中立西。傳統被極大的破壞了。從五四時「打倒孔家店」到文革時的「破四舊」，20世紀中國的傳統就是求變，大變，快變，「以今天之我否定昨天之我」。而這一切無不是為了現代化。直到今天，仍然有許多人在為現代化鼓吹。
從話語譜系來講，早期的西化與後來現代化直到今天流行的全球化，這三個概念在標誌著三個不同的「現代化」階段的同時，也存在著內在的連續和繼承。西化的話語方式是「西方如何，我們也該如何」，現代化是「現代如何，我們也該如何」，全球化則是「世界都在如何，我們也該如何」。在話語邏輯上，這種話語沒有太大的不同，都是「西方的就是比中國的好，西方是新中國是舊，西方是現代中國是傳統」，而心態則是「世界大勢，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現代化發展到全球化階段後，則是「世界都在實行憲政，我們也該這樣」。其實，西化、現代化與全球化背後都有一種潛在的全球化焦慮。時時、事事、處處都想與別人相同，進入別人的世界。更進一步而言，則是基於文化自信被摧毀後的自卑心理在起主導作用。在這種心理的支配下，與西方相同才是真正的目標，其他的一切都是工具，西化也罷，自由主義也好，馬克思主義亦然，人們操著不同的理論話語，所追求的都是同一個目標，憲政也不例外。
因為憲政在本質上籲求秩序，要求尊重既成事實，所以傾向於保守主義。也因此，最容易被用來對付政治危機。清末新政中的憲政運動就是如此。面對風起雲湧的民眾反抗運動和革命暴動風潮，晚清政府就試圖用立憲來平息。張之洞與慈禧太后的對話最能說明問題。慈禧太后問如何平息留學生的排滿運動，張回答的就是「只需立憲，此等風潮自然平息」。北南對立時期，北洋政府指責南方反政府，是違反憲法的；南方則指責北洋政府實行獨裁統治，違反憲法，南方甚至還發動了一次護法運動。而籌安會六君子支援袁世凱稱帝的理由之一就是實行君主立憲。雙方相互對立，卻又在口頭上都表示要建設憲政。抗戰結束後，國共相爭，國民黨政府又祭起了立憲的杏黃旗。可是，一次又一次立憲求寸的結果都是在朝一方利用權利之便，行保存自己之實。這樣的憲法不是像晚清那樣弄出一個皇族內閣，就是像1947年一樣制訂者到頭來第一個不承認憲法。而憲政就是在這樣一次又一次的立憲、預備立憲、護法運動中被遺忘。甚至到了作為當代憲政話語之一種的憲法司法化，持論者也是左一個英美、右一個中國現實，而不肯從憲法中尋求支援。要求實行憲政與無視憲法，這在中國已成了一個世紀的奇怪現象。
在「歷史已經終結」的今天，一個世紀以來的憲政奇怪現象卻仍然頑強的存在著。許多憲政的熱心鼓吹者在討論憲政時往往要麼是拉開一副重立憲法的架勢，要麼就是硬要和憲法對立。這種態度在中國今天特定的輿論環境中往往十分受歡迎，而它背後卻是一種「革命心態」，即徹底顛覆現實，然後照搬西方制度模式。正如倡言「告別革命」的人擺出的卻是一副革命者姿態一樣，憲政主義者在今天又試圖以革命的方式來為中國建立憲政秩序。這難道不象歷史和中國開的一個玩笑？
並非結論的話
顯然，全球化在今天的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含義十分多面的詞了，不同的人對它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它的基本指向已如前述，這是大致不差的。中國的開放正在越來越快，大門也越來越大，中國正在融入「世界」，「世界」也已開始逐步理解和接受中國。全球化對中國的現實影響將隨著中國加入全球化的逐步深入而顯現，負面影響也將出現，尤其是對各社會階層之間的影響將出現巨大的差異。這必然引起訴求上的衝突。因而，憲政雜全球化時代之於中國愈顯迫切。
然而，即使如此，仍然需要重復指出的是：首先中國憲政旅程要打破的就是全球化焦慮。憲政有其自身的價值，它不是任何現實價值的實現工具。更不是因為別人如此，我們也要如此，而是因為它是中國現實中最理性的選擇。其次是必須尊重中國本身的現實與傳統。英國憲政之所以是這樣，是因為英國有其獨特的傳統；中國有自己的傳統，所以不能複製別人的模式。再次，憲政從尊重現在的憲法開始。無視現存的憲法而另行設計方案本身是革命，而不是憲政。換句話說，憲政只能由憲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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