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劳动创造了媒介并构成了乡村传播的本源。不同于媒介、信息、符号在乡村传播中的逻辑支点地位，劳动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专业分工的细化在“劳心”与“劳力”的分野中被抛在后面，意识形态的分歧、东西方农业发展的差距以及研究范式的依赖，一直没能推动劳动走向乡村传播的前台。要构建乡村传播研究的中国话语和中国概念，必须进一步推动劳动的回归，以劳动为切入点从我国悠久和厚重的社会历史实践中找寻农民交往的规律和演变趋势。
关键词：媒介；劳动；土地；乡村传播
劳动是农民的根本性活动，是确立农民交往关系的核心联结，构成了乡村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持续进行的代谢机制的基本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形塑和限制了乡村传播过程。我国的乡村传播研究至今，基本遵循“以西方理论为基础，以中国经验为研究对象的认识论二元框架”[1]，未能超越实用主义和工具哲学的局限，使得“劳动”这一彰显乡土中国底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色的现象成为乡村传播研究的“盲点”。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的当下，有必要推动劳动在乡村传播研究中的回归。
一、问题的提出
农民劳动是传统乡村社会存续至今的直接支撑，孕育了底蕴厚重的中国乡土文化，并作为传播节点串起了复杂多样的乡村社会关系。对于农民来说，“劳动是一种生活方式，嵌入在人的整体生活世界之中”[2]，影响乃至决定着乡村的未来走向。因此，乡村传播研究中，农民劳动理应成为不同于精英、权力和媒介的重点关照。不同于封建社会土地对农民的束缚和禁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当下，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至少演变出四种形态：一是“亲土”，在“土地承包再延长30年（至2057年）”的政策鼓励下，继续从事个体农业劳动；二是“转土”，这里面又分为两种情况，即土地转租给邻居等其他劳动个体和有条件的农民参与土地流转，农民外出打工或参与土地流转后的合作劳动；三是“离土”，在城市购买房产工作和生活，但并不放弃农村户口；四是“抛土”，这一极端情况往往出于让下一代接受更好的教育等因素将户口迁出农村，自动丧失土地使用权。除第四种形态外，每一种都对农民的劳动交往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丰富了乡村传播的景观。该研究基于此背景展开，考察农民劳动对乡村传播意味着什么，为陷入内卷化的乡村传播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切入点。
二、劳动与传播的关系考辨
劳动与传播相辅相成。没有离开劳动的传播，劳动保证了传播过程；也没有离开传播的劳动，劳动本身即为传播——社会与自然代谢的实践表达。
（一）何为劳动
马克思认为：“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化过程”[3]，并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将劳动按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来看待，凸显了劳动的体力倾向和基于薪资关系的雇佣剥削逻辑。20世纪中后期，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HenryWilliams）尝试统合劳动概念中的“劳心”与“劳力”，认为“劳动构成完整的人类自我活动的范畴，尽括全范围的‘智力的’追求——艺术、法律、科学和宗教——以及更为人熟悉的、直接的‘经济’生产的范畴”[4]。丹·席勒（DanSchiller）再次基础上进一步认为，“……依据薪资契约的工作并无任何本体论层次的优先位置，得以超越家务劳动、农民生产或奴隶劳动。如果我们不再认为特定的一种劳动形式——薪资关系——具有先验的优先位置、不再认为它具有普遍性，那么我们就别无选择可言，我们就只能将见诸于社会的所有生产活动纳入分析。”[5]
（二）劳动成为传播
考虑到“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应……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6]，劳动过程至少体现了三个层面的传播：1.劳动者的自我对话。他在使用身上自然力的同时，思维运动并未停止，否则就不会有工人捣毁机器的劳动抵抗，也就是说劳动者的自我对话影响其劳动情绪和劳动效率。2.劳动者与自然界的对话。不管是直面自然的劳动还是固定在厂房内的劳动，劳动过程均在一定意义上展开着与自然的对话，对话的结果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或自然界对我们的报复。3.劳动者之间的对话。无论农村劳动还是城市劳动，劳动者都会基于劳动本身而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并在彼此对话中形成自己和家庭的生存、发展支撑。劳动在成为传播的同时，也在形塑传播。科学技术层面而言，以大众传媒、新媒体为代表的传播媒介属于生产力范畴，而“科学的发生与发展一开始早就被生产所决定”[7]。列宁则认为“全人类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8]。因此，劳动者及其劳动形塑和限制着基于生产力发展的传播形态：从远古时代的结绳记事到飞鸽传书，从印刷的发明到无线电传输，从互联网的接入到5G、云计算、人工智能的运用……
（三）传播的劳动属性
劳动创造媒介。根据马克思对劳动的界定，抛开每一种特定的社会形态，从劳动过程来看，媒介的产生就是人作用于自然界，进而推动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化的结果。因此，包括报纸、广播、电视、以至互联网新媒体在内的传播媒介天然具有劳动属性。劳动是媒介走向传播的中继器。不同形态的媒介诞生后，传播过程更是离不开劳动的参与。以手机为例，其必须通过人工拨打电话和编辑信息才能进行通讯传播。被发明出来的媒介若离开人类劳动只能被用来承载文化和记忆而丧失其原本的传播功能，就像陈列在博物馆里的马可尼无线电报机或贝尔电话机。传播影响和形塑劳动。正如“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9]一样，具有生产力属性的媒介，其传播功能同样给人的劳动带来巨大变化。比如，通信技术的改进使得以前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送达的信件，同样内容的信息传递使用互联网新媒体只需要几分钟。对于农民而言，变化更是显而易见：农产品的销售不完全再像以前那样将产品运输到集市上等待买家挑选，直播带货等农村电商的发展使得农民足不出户即可完成农产品的交易。可见，传播的发展可以缩短人的劳动时间，提高人的劳动效率乃至改变人的劳动形态。
三、乡村传播研究中的劳动缺位
广义上讲，劳动与传播如影随形。作为一门诞生于美国的建制化学科，传播学及其研究在“二战”时期起步，“成长于‘冷战’时期的北美与欧洲，具有较强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10]。吊诡的是，70多年来的主流传播学一直将媒介、符号、信息作为研究的逻辑支点，而对举足轻重的“劳动”概念几乎不管不问。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要理论基础开展传播研究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派虽一直呼唤传播研究中“劳动”的回归，但总体层面上并未使传播研究跳出实用主义和工具哲学的窠臼。个中原因，值得深入思考。
（一）意识形态的作祟
传播学一经诞生就被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推广。“西方国家明白，报刊、广播和电视在年轻的独立国家中是宣传和教育群众的重要工具”[11]，他们并通过赠送书籍教材、邀请新闻学者访问等途径传播西方价值观。比如作为传播研究的一个分支，发展传播研究受到美国政府的极大支持，因为“为了加强发展中国家传播能力的‘发展传播’，实际上也充当了实践美国‘救世理想’的工具”[12]。在传播学自身发展及向发展中国家的推广中，民主、自由、开放、发展、媒介等元素一直在“唱主角”。“劳动”作为当年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势话语概念往往跟剥削、反抗、革命等词汇联系在一起。西方国家主流研究机构和学者避之唯恐不及，自然不会将之视为传播研究的逻辑支点。
（二）发展水平的差异
具体到乡村传播，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城市化率和生产力水平非常之高，农民和工人一道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这一生产体系下的农民劳动也是基于机械化和信息化的规模生产。抛却劳动形态，乡村农民劳动与城市工人劳动并无本质不同，但却与我国的农民劳动有着天壤之别。西方传播学以至发展传播、乡村传播研究忽略“劳动”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研究范式的依赖
乡村传播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进入了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研讨旨趣涉及落后地区农村广播电视现状（中共中央宣传部、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调查组，1987）、中国城乡文化观念变革（复旦大学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美国东西方中心文化传播研究所，1988）、农村新闻传播现状（张学洪，1989）等。我国早期的乡村传播研究以跟随和模仿为主，主要用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检验农村地区的媒介接触和使用状况，是无可厚非的。但有学者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我国近十年（2010-2019）的乡村传播研究进行分析时发现，乡村传播项目成果内容关键词排在前几位的依次是新生代农民工、媒介素养、农民、农民工等，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乡村主体和媒介使用上。[13]这说明，我们在萧规曹随的道路上仍然乐此不疲，“劳动”依然没能进入主流乡村传播研究者的视野。乡村传播研究中的劳动缺位，低估了农民劳动对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的价值，无意间矮化了农民和农村形象，致使农民劳动成为原始、低端、粗放的代名词，农民和农村也往往使人联想到落后和愚昧。考虑到“乡村蕴含着中国道路的历史坐标”[14]，是探索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这种缺位更值得警惕。
四、新时代的农民劳动及其对乡村传播的影响
马克思在分析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时，提出了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即“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15]，并指出了作为资本家消费劳动力过程的劳动过程的两个特殊现象，即“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和“产品是资本家的所有物，而不是直接生产工人的所有物”[16]。当然，这里的“简单要素”可以理解为“劳动过程的一般要素或共同要素，也就是无论劳动多么简单或复杂，无论劳动多么低级和高级，无论什么社会的劳动、什么形式的劳动都必须具备的要素，没有这些要素，劳动过程就不可能发生”[17]。
（一）我国农民劳动形态的历史演进
就劳动过程而言，农民劳动与工人劳动除劳动本身（劳动力的使用）一致外，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截然不同，构成了城市传播与乡村传播的源头及城乡传播的差异。考虑到生产力水平、社会形态、治理架构等社会发展变量，劳动过程的构成要素处在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工人身上的“两个特殊现象”，在我国农民身上发生了变异以至消失，并以不同的农民交往形态在历史的画卷上留下印记。封建社会时期，土地“绝对地”支配着农民交往和农村社会关系。土地所有制决定着农民在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农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地位在内的一系列问题都围绕对土地的占有和经营展开。农民对土地的依附，确保了稳定的税源和兵源供给，保证了封建社会的存续和发展。为了增强这种依附粘性，封建统治阶级通过“硬禁锢”和“软禁锢”的方式影响和制约着农民的劳动交往：其中，“硬禁锢”以户籍制度和田制制度为核心，“软禁锢”围绕封建伦理和宗法关系展开。考虑到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用于分析资本主义工人劳动关系的“两个特殊现象”对于农民整体适用。这种结构稳定的农民劳动交往关系直到地主阶级的土地被没收才被打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展土地革命，在将农民从上千年的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在同步改造着农民的劳动交往，给乡村传播带来千年未有之新气象。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的劳动交往关系随着土地使用制度的变化起伏波动，分别历经土地私有——农民完全占有自身劳动、土地集体所有——农民劳动国家化、土地集体所有基础上的包产到户——国家和农民共同占有自身劳动（以农民自身占有为主），土地包产到户——农民完全占有自身劳动，直到今天包产到户前提下的土地流转——农民劳动多样化，以此产生不同的劳动交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城市化进程稳步推进，民营经济持续发展，农民思想进一步开放，新时代的农民劳动呈现新的特点。一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更加多元。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和劳动已经无法适应国家战略发展，某种程度上成为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的羁绊，以土地流转为取向的家庭农场和规模农业发展渐成气候。这种背景下，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日趋复杂：一方面农民可以成为土地的坚守者，继续在乡间耕种；另一方面农民也可以成为土地的逃离者，赴经济发达城市和地区务工；同时还可以一土地入股的形式参与土地流转或加入农村经济合作社，而自己成为公司或合作社一员在土地上参加劳动。也就是说，农民可以根据自身意愿决定其与土地的关系。二是机械性生产资料的使用进一步普及。即便仍停留在小块土地上耕种的农民，其播种、施肥、收割等劳动过程也不必再像以前那样完全手工操作了，很多环节会有专门的人员通过机械操作完成，而不必花费较高的成本。
（二）新时代农民劳动对乡村传播的影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乡村的背景下，农民的劳动实践更加丰富多样，劳动主体、劳动过程、劳动内容也与以往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一切都给农民交往带来新的体验或挑战，构成了乡村传播新的面向。劳动主体影响乡村传播。作为农村劳动的主体，农民的结构这些年再持续变化。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青壮劳动力不再青睐农业生产，选择外出务工，家里只有留守的老人、妇女和儿童，这种现象几十年了一直在持续。所有返乡创业劳动力，但总体层面并未扭转外出务工的趋势。这种变化在乡村传播中呈现较为显著的年龄特色和性别特色，农民交往以老年人和女性为主。另一方面，劳动主体结构的变化势必影响劳动交往的内容，毕竟青壮年劳动力无论在交往形态、交往路径、交往内容等方面都与老年人和女性劳动者差别较大。劳动过程影响乡村传播。与以往相比，机械性生产资料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当前的农业劳动，导致劳动形态与之前的手工劳动发生了巨大变化。劳动效率的提高、劳动时间的缩短，给农民提供了更多的休闲娱乐空间，特别是网络自媒体在农村的兴起，导致农民不再完全像从前那样坐在村口或房屋脚下聊天。
作者：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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