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26日，印尼苏门答腊岛北部附近海域发生里氏8.9级地震，是自20世纪初以来，全球发生的5大地震之一。地震引发海啸，造成印尼、斯里兰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共158600人死亡。海啸重创，国际社会纷纷驰援，中国政府提供巨额援助，力度之大史无前例，国内民间捐款也极踊跃。对于这样的历史性灾难，各国媒体纷纷投入极大的力量进行追踪报道，中国媒体也积极参与其中，从形式到内容所体现出的创新与勇气令人振奋。但我们也注意到，面对这一灾难性事件，中国媒体在遵循宣传体制内的总报道框架的同时，各媒体表现出异质性的特点，呈现出“和而不同”的媒介景观。
本文试图从各个媒体对“海啸”这一突发性事件的报道内容和报道形式的分析开始，层层深入，揭示媒体的“海啸”报道景观所反映出的媒体的社会职责与宣传使命、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与张力关系，评估媒体日常运作背后的新闻生态是否健康与和谐，并对当今中国媒体在现有体制内的嬗变与革新作出解释与预测。
一、理论框架与研究设计
美国新闻学教授比尔•伯尼博士曾说：“对新闻媒介来说，最有市场价值的是交通失事、水灾、火灾、地震、谋杀、战争、行业纠纷以及死亡和伤害。”[1]灾难新闻几乎涵盖了新闻价值的所有要素：突发性、显著性、异常性、接近性、重要性和人情味，等等。因此，在突发性灾难新闻面前，媒体的新闻反应和报道表现将是其惯有新闻理念和运作特性的集中体现。著名实证传播学者祝建华博士认为，对于常态的东西予以研究似乎比围绕反常的东西予以研究更有价值，媒体按照其惯例与惯性迈出的每一步都值得关注。因此，本文对“海啸”这一突发性灾难新闻的研究，主要还不是因为新闻事件本身的“异常性”，而是由于在这一“异常性”事件面前新闻媒体的反应和举措恰恰最充分地体现了它的“常态性”素质。这是本文展开研究的一个前提性认知。
(-)理论依据
就研究的理论依据而言，本文将主要涉及到框架分析理论和新闻专业主义的观念。作为一种分析方法，框架理论可以为本文提供一个恰当的研究思路，而新闻专业主义作为一种新闻生产运作的评估尺度，将为本文的论述提供思考的支点。
1.框架分析理论
近30年来，以分析塑造媒介讯息这一过程本身内在规律为研究重点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成为媒介研究的新潮流，框架理论(frametheory)是建构流派中被关注较多的一支，自80年代以来，它被反复运用于对新闻生产的日常分析。恩特曼认为框架包含了选择和凸显两个作用，框架一件事，就是把认为需要的部分挑选出来，在报道中特别处理，以体现意义解释、归因推论、道德评估及处理方式的建议。—般来说，新闻框架可以帮助记者按照现行主流论调来撰稿，与主流意识形态和话语形成互动；同时它也为读者“建构”视角，影响他们对事实的理解，从而使他们认同于主流意识形态。
报纸的新闻构架要素，如报道阶段、主题设置、言论基调、关键词以及图文互动使用等，都是具体而微观的，但又往往是媒体固有的宏观思想倾向的反映，具有一定的常规性。本文采用这种分析方法主要是为了由表及里地发掘出隐藏在各媒介日常新闻运作背后的不同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并试图阐明媒体是如何通过对事件的选择和重组，为没有相关直接经验的受众“框定”了有限的视角。
2.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是新闻媒介与新闻从业者所追求的一种职业理想、报道理念和操作规则，它要求新闻工作者站在中立立场，以客观性的方法报道新闻、反映观点，要求事实和意见的分离，要求事实的准确和报道方式的冷静。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规定性应当在始终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下，涵盖以下内容：以公共利益为中心，专业的操作和行为原则；客观、真实、准确、及时、公正的报道手段；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等。就本文而言，新闻专业主义首先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新闻价值标准、一种媒介运作规则、一种判断和衡量新闻产品“好与坏”、新闻生产“优与劣”的新尺度来看待的。
(二）问题与假设
假设一：当代中国媒介生态的最核心的特征是受众分层、媒介分层和媒介专业化趋势的加剧。在这样的媒介生态环境下，面对突发性国际性灾难事件，不同媒体在基于同一意识形态的高层框架关照下，都会追求各自报道小框架的异质性以寻求更多的关注。
假设二：在此过程中，各媒体面临着媒介社会功能、宣传任务与市场竞争需要之间的矛盾，因而大部分媒体并未自觉地将专业主义的新闻观念作为应遵循的新闻操作规则，而是更多倾向于将其作为一种媒介商业运作策略。在三种力量的矛盾和张力下，大众传媒面临着媒介社会责任弱化和流失的趟尬境地。
假设三：面对国际性灾难事件，中国媒体的悲剧式表达，由于过分强调新闻的宣传价值和商业价值，而囿于报道的扁平化和煽情化处理，从而弱化了新闻的深层信息开发和人文关怀的表达，反映出中国新闻生态不平衡、不健康的当下状态。
(三）研究方法与样本采集
本文运用新闻框架分析法，而研究策略则是定量分析与定性考察相结合，不仅对样本数据进行定量统计分析，同时也对特定文本进行定性的“细读”，以求尽可能完善地达到研究目的。
1.目标媒体的限定：本文选取《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环球时报》、《南方周末》5报为目标媒体。选取以上5家报纸，主要是考虑到它们所具有的代表性、典型性和影响力，大致可以反映出我国媒体在此事件上的关注度和关注面，也能反映出不同媒体在同一总报道框架下的差异与竞争。《人民日报》自不待言，作为中国第一党报，它所体现的报道特性可作为中国现有新闻宣传体制的样板；《南方周末》一贯锐意创新，强调记者的专业主义精神，崇尚人文关怀的风格；《环球时报》以《人民日报》海外部为依托，使其在国际新闻报道中拥有得天独厚的信息渠道和权威性；《中国青年报》是共青团中央的机关报，具有亲民的气质，遵循民众言说的叙事方式；《新民晚报》作为中国大陆出版历史最长的报纸，在上海、大陆以及海外都有较强的影响力。据中国新闻研究中心发行的《2003中国内地报刊杂志影响力公信力调查报告》表明，全国新闻类报刊影响力最大的是《南方周末》；公信力最强的报刊是《环球时报》；最具成长型的报刊是《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则是上海地区影响力最大和公信力最强的报刊。
2.时间范围的限定：本文选取5报从2004年12月27日至2005年1月15日20天中有关海啸的相关报道为分析对象。选取这一时期，主要
是因为海啸作为一个突发的轰动性国际灾难事件成为此一阶段各大媒体的首要议题，在1月16日以后，随着报道“灾难核心事件”的过去，各个媒体对该事件都做了淡化处理或发生了话题转移。比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将话题转移到有关“惠更斯探测器”登上土星最大的卫星以及优秀人民法官宋鱼水的典型报道等话题上。
3.分析单位的限定：上述报纸在选定时间内以海啸议题内容为主的报道，包括新闻、言论、照片和图表。对于所搜集的样本，每一条新闻、言论、照片、图表均视为一个分析单位。在分析过程中，根据需要既有总量统计，也有具体的时段比较，还选取有代表性的言论进行分析。
4.分析类目建构：在比较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依据研究主旨的需要，将本研究的具体分析类目主要分为：（1)报道阶段与主题分布；（2)相关言论的关键词和基调分析；（3)新闻来源分析。
二、资料分析
(一）总体概况
表一各报海啸事件相关报道总数统计
从图表中我们看到，对于这样一个广受关注的突发性事件，各家报纸的报道量都非常大，在短时间内形成了对“海啸”的新闻“聚焦”；同时，各家报纸对于图片使用的比例都很大，在形成强烈视觉冲击、吸引受众眼球的同时，较全面地反映了灾难本身的景象。这不仅是“读图时代”的要求，也是新闻纸应对电子媒体竞争的需要。
(二）报道阶段与主题分布情况
新闻框架的高层次选择往往是对事件主题的界定。主题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导向性，凸显出系统规范的报道框架，决定着下级层次的选择与组织。对于重大的议题，新闻媒体会选择若干相关主题，组成连续报道。通过对主题的选择与组织，表明自己的立场与观点，同时通过反复报道某主题而强化该主题的重要程度。本文将通过历时性的纵向分析和共时性的横向分析对报道主题进行综合分析。
1.历时性纵向分析
根据报道主题的变动流程，5报的报道基本上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在海啸发生后，各媒体立刻进行追踪报道，由于受众对海啸了解并不丰富，以及对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关注，因此在第一阶段主要是信息的传递阶段，以描述海啸发生的惨状、海啸发生原因的背景资料和政府关于遇难者和幸存者的人数确认为主；在受众对海啸背景资料了解后，报道重点偏向了国际社会、中国政府和中国民间的救援工作上，尤其以中国政府、中国人民的援助为重点，此阶段报道数量最多，尤其是在温家宝总理参加国际海啸峰会前后达到高潮；在第三阶段中，各议题内容趋向平衡，但相对来说更侧重于在国际各界的援助下，受灾国以及灾区人民自强不息、重建家园的议题内容和灾难过后人们对灾难本身以及灾难引起的政治经济环境各方面的反思。可以看出，在不同阶段，政府议题的引导作用都比较大，尤其在第二个阶段，这与中国特有的新闻宣传体制是分不开的。
2.共时性的横向分析
通过对5报报道文本的分析，根据由海啸事件到事后影响、反思，由国内反应而国际反应的标准，可将议题内容划分为以下九个方面：
(1)有关灾难本身的描述以及遇难者、幸存者的报道；从议题的总体分布来看，有关中国政府、人民、救援队以及外界对中国的评价占了48.4%,其次是有关灾难本身的报道。可以发现，我国的灾难新闻相较以往而言，比较重视以事为本、追求信息层面意义的价值取向，但以人为本的灾难报道依然占据了主流媒体的重点，因为在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条件下，新闻除了信息价值外，还具有政治价值、文化价值和商品价值。
从各报议题内容所占的比例来看，《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在报道中更侧重灾难本身,强调“以事为本”；《新民晚报》各议题之间分布较为平衡；《人民日报》仍然秉承了以往突发事件的报道原则——“以人为本”，强调在各议题中更突出中国人民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中国救援队的救助、中国政府的积极反应、外界对中国社会、人民的评价，主观上侧重于塑造中国在这次国际性灾难中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而《环球时报》则更突出国际社会的反应。
(三）相关言论的关键词和基调分析
媒介具有告知、娱乐、销售功能，但它还必须承担讨论冲突的功能，而这样的功能多是体现在言论中。言论通常被视为“报纸之喉舌”，往往代表了一张报纸在某一阶段对某一事件的基本态度、趋向和意志。框架分析通常运用关键词和基调来梳理媒体的文本意义和舆论指向。因而，对各报言论关键词和基调的分析可以很好地看出各个报纸在海啸报道中的主题意向和价值取向。同时，亦能分析各个媒体言论的冲突性以及其所体现出的新闻专业主义平衡、客观、理性的理念。
通过分析各报的言论，总结如下：
《人民日报》的16篇言论主要是从中国人民的爱心捐助及从中反映出的世界公民意识(37.5%)、灾难教育（18.8%)、国际社会的援助（18.7%)、生态环境的破坏（12.5%)、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主义救援（6.3%)、受灾国面对灾难的自救守信的态度（6.2%)的角度来进行评论。其中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评论占了43.8%,且都是持正面态度，试图塑造中国政府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和中国人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灾难本身的反思占了31.3%。
《环球时报》的3篇言论主要是从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援助、中国政府的积极反应以及中国人民的踊跃捐款、世界公民意识增强的角度来进行评论，更侧重从正面来评价国内和国际的大局反应，基本遵循着母报《人民日报》的角度，却在国内影响的基础上更突出国际影响。但《环球时报》对海啸灾难的反思不够，并且体现出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部分报道体现出非平衡、煽情化的倾向，部分言论也流露出过激的倾向。这可以理解成是其所担负的对外宣传的职责所决定的，但需要进一步改进，以更加平衡和理性。
《中国青年报》的9篇言论主要是从我国不成熟的慈善捐款制度、慈善捐款行为的缺失，国际人道与国内人道不平衡状态（55.6%),生态环境保护（22.2%),中国人民对受灾国的支持(11.1%),军队对国家建设的积极支持(11.1%)的角度来评论，其中多为负面评论,更强调民间的立场，反思也比较深刻。《南方周末》的2篇言论从全人类、自然生态以及世界公民意识的角度来进行思考，秉承了其一贯的人文精神和精英视角的追求。
《新民晚报》的14篇言论主要从中国人民的爱心捐助及从中反映出的世界公民意识(35.7%)、灾难教育（28.6%)、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主义救援（21.4%)、国际社会的反应(14.3%)的角度来进行评论。但其言论多转载其他报纸，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的重要言论，14篇言论中有7篇转载，转载量达到50%，且晚报本身的评论分量也不重，多为200、300字的小言论，这反映出目前中国晚报言论力量的式微和低迷。
(四）新闻采源
以前的中国媒体习惯于转载二手甚至三手新闻，但如今能否以最快的速度从“现场”发回报道已成为现代新闻最为显著的特征，也是揭示专业化新闻操作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准。因而，本文选取海啸报道中事件性新闻集中的第一阶段为分析对象，对各媒体新闻来源的结构比例进行一个对比分析。
可以看出，《环球时报》、《南方周末》的稿件都来源于本报记者的现场报道，《人民日报》也有70%的稿件来源于本报记者。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青年报》和《新民晚报》在第一阶段内，关于海啸灾难的现场报道均来源于新华社或别家报纸，直到第二阶段，两报才各自派出了特派记者，从前方发回大量现场报道，以本报记者的稿源为主，当然这与两报没有驻站记者有一定的关系。
总体来看，对于国际性灾难事件，中国各媒体反应迅速，都能在较短时间内，派出自己的记者或驻站记者前往第一线进行采访，已不再满足于转载二手新闻，即使转载，也是以中国的新华社为主要新闻来源，而当现场报道得到重视时,无穷的新闻生命力产生了。
三、基本结论及相关讨论
本文最初设计的研究目的在上文的分析考察中基本上得以实现，下面我们对本研究的结论性认知进行分析和阐述，基本结论如下：
1.“和而不同"的媒介景观塑造了历史事件的媒介真实
从前文九个议题的比重排序和各报言论内容的比例即可看出，中国各媒体面对这次国际性灾难事件，仍然遵循着传统体制的总框架，即以塑造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以及中国人民的世界公民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为总框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偏离。中国主流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代表着中国政府在世界上的形象，其反应的谨慎、沉稳也是理所当然的。中国新闻媒体在报道这样的重大事件时，经常是把自身摆在国家政治、经济、外交利益博弈的大棋局中，这是中国新闻媒体性质的定位所决定的。[5]但我们也发现，基于这个总体框架之下，各媒体也在积极寻求自身小框架的异质性。
如《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都侧重于从国际和国内的正面角度去评论，塑造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和中国人民的世界公民意识，这符合中国政府的话语框架，但《人民日报》更侧重于国内角度，《环球时报》更侧重于国际角度；《中国青年报》则把视角更多地投到了国内人民的利益诉求中，选取的是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的慈善捐赠制度、国内人道与国际人道的不平衡，是从广大民众的视角出发来看待海晡事件。可以说，《人民日报》偏向于积极、肯定、更煽情的一面，而《中国青年报》则表现反思、消极、更理性的一面；《新民晚报》则体现出娱乐化、地方化倾向，这是晚报面对市场竞争的策略所在。在遵循党和人民喉舌观的原则下，其更强调淡化宣传和技术上的革新，因而与煽情化的都市小报相比，《新民晚报》体现出更成熟的操作；《南方周末》仍一如既往地遵循着“时代记录者”的定位和“深人成就深度”的理念，寻求议题内容和报道方式的突破。这些证明了假设一的成立。
《人民日报》的政府视角、《环球时报》的国际视角、《中国青年报》的平民视角、《南方周末》的精英视角和《新民晚报》的娱乐化、本地化视角，共同构成了对于海啸事件“和而不同”的媒介景观，正是这种“和而不同”的媒介景观才共同塑造了历史事件的“媒介事实”，并使之尽量趋近于社会真实。
造成这种“和而不同”的媒介景观的原因复杂而微妙，本文简要分析如下：
一是“大一统”体制内宣传的需要。由于框架都是建立在具体权力关系的意识形态之上，当某种框架被选取时，就表示其为社会中所流行的主流意识，亦成为社会中的主要意义解释方式，对于这样一个带有明显官方宣传色彩的报道战役，无疑需要统一口径，媒体须与政府在基本态度上保持一致。
二是由各个媒体的不同渊源、价值传统和叙事方式的差异所决定的，当代中国媒介生态的最核心的特征就是媒介分层的加剧和媒介分化的严重。
三是市场化改革潮流中媒体竞争的需要，不同的媒体根据自身定位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竞争策略，这在各个报纸对于海啸报道的微观新闻操作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
四是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特性决定的。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比较频繁的国家，从古到今人们对灾害一直敬畏而又痛恨。这种深层的民族灾祸观念植根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理之中。对于中国人来说，灾祸本身就是不愿意看到的，那么在中国的灾害报道中对事件本身的叙述就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抗灾救灾的内容。
2.专业主义新闻理念面临的尴尬凸现着媒介的社会功能与宣传使命、市场竞争需要之间的矛盾与张力就此次海嘯报道来说，中国媒体的总体表现可圈可点，我们看到专业主义的新闻理念在报道形式与内容层次上的成长与进步。在突发性灾难事件面前，新闻媒介的社会监测、守望的功能得到了较好的发挥。比如，中国传统的道德精神带来的价值追求是追求和谐，历来缺少悲剧精神。
传统观念认为，对灾难的反映不能太直接和太残酷，而应该坚持有节制的适度，并向积极的方向转化。但在这次事件中，我们看到各媒体在坚持这一原则的同时，大量增加了对于灾难本身的报道，增强了传媒信息传播的基本功能，但并不渲染灾难；并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评论与事实的分开、议题总体上的平衡设置，等等。总体上来说，专业主义的新闻观得以体现，并在报道形式层面达成共识，事实陈述和平衡处理成为主流，而不是机械的宣传与灌输。
《新民晚报》在“我国人民捐款救援”议题中，更侧重于娱乐明星、体育明星以及上海本地的爱心捐赠活动，其中有关上海本地的报道共126条，占25%,娱乐、体育明星的相关报道共51条，占10.1%，并在重要版面加以突出渲染，与其他各报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这是城市晚报本地化、娱乐化倾向的反映，本质上说，是由媒体商业主义的利益追求所决定的。媒体追求卖点，而海嘯大灾难则涵盖了新闻价值的所有要素，各家报纸都拿出大篇幅报道相当正常。但是，新闻报道中还有一个“应知”和“欲知”的问题，反应到媒体对新闻的取舍时，常常表现为受众决定论（实质是市场决定论）和新闻专业主义的冲突，如果选择前者，必然导致对受众猎奇心理的无限满足，从而让娱乐化的新闻挤掉了更重要、更能给人以启示的报道，而媒体的社会责任，也在对灾难的娱乐化炒作中轻轻滑落了。以上证明了假设二的成立。
大众传媒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公共性和公益性的制约，作为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信息生产者和提供者，在满足社会的普遍信息需求方面起着一种公共服务的作用。新闻媒体社会责任的担当，不仅要靠公共服务的新闻理想来约束，更要靠规范化、专业化的新闻操作来实现。在当前“商业主义”弥漫的媒介生态中，推动媒体日常新闻运作的背后驱动力不是对新闻责任的持守，而是媒介应对市场竞争的利益诉求、传统宣传职责的有效性期待和媒介自身“成名”的需要等三方面因素互动作用的结果。这就造成了新闻的专业化操作与媒体的宣传性取向、商业化经营之间的矛盾，如何在报道中加以平衡值得新闻人持久地思索。面对国际性灾难，始终坚持一种理性、冷静、平和然而却是温暖的关怀，目光锐利但透着温情，相信责任并勇于承担，这才是作为“社会瞭望者”的新闻媒介应发挥的角色。
3.灾难报道的扁平化、非人文化折射着中国新闻生态的非健康与不和谐
所谓生态，通常指在一个生物群落及其生存发展的系统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联制约所达到的相对的平衡结构，借用生态学中有关“相互关联制约”的机理和相关性的系统研究方法，我们可以将“新闻生态”界定为在我国媒介分层、专业化趋势下，新闻价值各要素的开发、报道手段的运用以及其背后蕴含的社会责任、意识形态控制、商业利益追求之间相互关联制约所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从一定意义上说，新闻生态是具体事件报道中媒介生态的微观表现，它实质上体现着一定时代的政治文化氛围、经济发展水平和媒介本身的属性、话语立场、人文精神以及受众方面的文化境界、身份背景等。
就这次“海啸”报道而言，灾难新闻几乎涵盖了新闻价值的所有要素：突发性、显著性、异常性、接近性、重要性、人情味等等，同时，灾难新闻也有一个普世价值，即对个体生存境遇的人道关怀。这样的国际性灾难中，受众最需要的是及时了解最新情况和随后深层次的解惑释疑，即解决“是什么”、“为什么”、“如何做”，“对我有什么影响和启示”，需要媒体给予迅捷准确的事实信息，表达深切的人文关怀并普及相关的科技知识，解决群众这样的疑问：“海啸灾难会不会在我们身上发生”、“如果发生灾难我们该如何做”，等等。反观我们的海啸报道，媒体更多的是将这个创巨痛深的灾难事件策划成了“政治事件”和“情感渲染”，过多地强调了国家形象的改善和人道主义表态。其实，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灾难事件为我们的媒体新闻变革和社会反思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媒体在新闻事件的“第二落点”上本应开发出更多富有生命力的新闻来。
当前，新闻产品的同质化现象令人懊恼和沮丧，表面上看是媒体市场饱和、新闻采集技术革新的表现，而实质上则是媒体内在的新闻观念僵化和运作机制不健全的反映。不同层次、不同门类的媒体面对同一新闻事件，要想得到信息独享的“独家新闻”已不太可能；为了竞争的需要，媒体只能通过对新闻事件的多角度展现和深层次开发才能够在竞争中取胜。可以说，现在新闻竞争取胜的关键已经转移到了回答核心新闻“外”的新闻和核心新闻“后”的新闻，也就是对新闻广度和深度的扩展。比如，在这次海啸报道中，对于中国人捐款的不积极，不应一味批判或者一味漠视，而更应反思的是中国自身的不完善的慈善制度和中国人的传统心理，传统的互助传统如何进行现代化的转换，甚至还要涉及到民族主义的非理性成分等等，这些都是最为迫切的问题,而媒体恰恰一带而过，或者根本就不去触及，这实质上是一种资源的极大浪费。
新闻需要人文关怀。最近几年，记者编辑对所报道的有关人的生命、人的尊严的事实表现出漠然和冷血的事例越来越多，2003年从非人性角度报道人乳宴、2004年从非人性角度报道胎盘宴，2004年电视台在报道俄罗斯别斯兰事件的同时，进行死亡人数的“有奖竞猜”等等，都引起了新闻业界的反思。作为社会的“学校”与“教堂”的媒体用看客心理甚至幸灾乐祸来对待灾难，其最为严重的后果是对公众道德良知的麻搏与误导。在媒体的“煽情狂轰”与“柔性按摩”的双重刺激下，现代人已开始变得麻木，对周围的世界发生的一切表现迟钝，对于人类共同的灾难比如战争、天灾和惨案，已经没有了最初的那种震惊的体验和痛切的思索。
四，结语
从一滴水可以看到太阳的光辉。以上几家媒体基本上代表了当前中国新闻界在面对灾难事件时的反应和表现，中国媒体在经历过非典、禽流感、海啸等突发灾难事件后，对灾难与危机的反应能力明显提高，但悲剧的中国式处理让我们不能乐观地预测媒体再次面对突发事件时，能更充分地发挥大众媒介的社会功能，当好社会的“领航员”。新闻如何健康地表达、新闻生态如何保持平衡和谐的状态，值得媒体不断地思考、探索。当然，这条路还很长，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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