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26日至29日，印度经济和金融中心城市孟买遭遇连环恐怖袭击，导致近20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引发严重社会恐慌。在这次恐怖袭击事件中，博客、Twitter、Flickr等社会化网络平台被广泛应用，世界各地的人们尤其是孟买当地人，经由这些新数字技术条件下产生的全新“自媒体”，发布了大量来自现场的第一手文字、图片、视频信息，同时也发布寻人启事、号召公众献血。CNN在其网站上刊登多篇报道和评论，描绘了这次恐怖袭击事件中Twitter等“自媒体”发挥的作用，并首次承认其在新闻报道中的地位，认为如果不是社会化媒体在这一事件上的试验，孟买恐怖袭击不会有如此大的影响。从Twitter等“自媒体”在孟买恐怖袭击事件中的广泛应用中，映射出公民新闻背景下媒介权力格局的转移路径。
新传播生态中的自媒体"传播模式
随着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新的网络传播工具不断涌现，为当代社会的信息传播生态带来急剧变化。博客的出现使个人第一次成为具有完全自主权的信息传递者与发布者，个人通过因特网让全世界“看见”自己。而随着手机等便携式通讯工具与无线互联网的结合，更方便、更迅捷的个人信息传播平台开始出现，Twitter便是其中典型。
Twitter是一项2006年诞生于美国的社交网络和微型博客服务，它允许用户将自己的最新动态和想法以短信息的形式发送给手机和个性化网站群。Twitter目前在全球拥有约600万用户，而每5秒钟通过手机短信发送的Twiuer消息多达80条。在这次孟买恐怖袭击事件中，Twitter短信提供了对新闻事件的目击资料和最新消息。许多用户还发起献血呼吁，以帮助医院的受伤者。另一些用户则在Twitter上贴出自己的联系方式，为其他用户寻找在恐怖袭击中失散的亲友。《福布斯》网站上登载的买:Twitter时刻》一文中评价到：“这一时刻，是Twitter时刻。用户对恐怖事件发表评论或是上传信息，将事件的最新情况上传给朋友和同事，让他们同步感受这起袭击事件的情况……信息技术扮演的重要角色拯救了公民新闻理念。”
新的数字技术带来了新的媒介形态与传播方式——“自媒体”。美国新闻学会的媒体中心于2003年7月出版了谢因•波曼（ShayneBowman)与克里斯•威理斯（ChrisWillis)联合完成的名为“自媒体（WeMedia)”研究报告，该媒体中心的副主任戴尔•帕斯金(DalePesldn)在该报告导言中对“自媒体”给出了定义：“自媒体是通过数字技术链接全球知识，从而提供一种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和分享自身经历和新闻的途径。国内有研究者认为“自媒体”应该定义为：“利用以博客为代表的网络新技术（还包括Wild,SMS,可摄像手机，在线广播，P2P，RSS等）进行自主信息发布的那些个体传播主体。在这里,新的媒介工具的产生对自媒体的产生具有关键作用。不论哪种定义，其中均强调了数字技术、网络技术推动下产生的全新传播生态中，个人作为传播者的自主性。与网络新媒体一样，从传播学角度分析，传统媒体由信源到信宿的单向传播模式，在“自媒体”环境下已完全转变为兼具单向与双向互动、传播者与受众随时发生转变与重合的“网状传播”模式——只是在“自媒体”中，随着媒介接近权的增强，网状传播的信息交换频率更快，信息扩散效果更强。而这种髙交换频率、强扩散效果也正好契合了突发事件背景下的传播需求。
“自媒体"传播中的媒介接近权变化
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在“自媒体”研究报告中指出：“由于博客等机制风起云涌,许多科技娴熟的阅听人，已经迫不及待却又自然而然的参与了新闻对话，而成为整个新闻产制流程中重要且有影响力的一环，‘Wehedia’将是未来重要的媒体形态。以往媒体机构由上至下传播新闻给阅听人的‘广播’模式，已经开始演变为新闻传播人与阅听人随时改变角色的点对点传播模式,称之为‘互播’。正是由于这种全新的传播模式，博客、Twitter等“自媒体”某种程度上颠覆了传统新闻内容生产与传播的方式,社会化媒体将信息传播主动权交给了大众，个体在Web2.0等技术条件支持下获得自主性的独立空间，形成个人信息传播与分享的渠道。
2006年，新闻集团董事长默多克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权力正从我们这个行业的旧式精英——编辑、首席执行官和媒体所有者那里转移出去，我们还是面对现实吧。正是由于“自媒体”为个体所提供的平台与媒介，公民新闻得以出现并改变了新闻行业的传统权力格局。作为非专业新闻传播者的普通“公民”通过网络、个人通讯工具等方式，向社会发布、传播自己在特定条件下得到或掌握的新近发生的特殊的、重要的新闻事实，由此形成了“公民新闻”。孟买恐怖袭击事件中，就有大量注册的“公民记者”涌向CNN旗下的著名公民新闻网站,提供有关恐怖袭击的现场图片和视频。新媒体分析师切里恩•乔治(CherianGeorge)认为，孟买恐怖袭击和伦敦爆炸案等事件已经凸显了公民新闻和用户创作内容的出现，“如果事件范围广，受影响人数众多，即使一家非常大的新闻机构也很难全面跟踪报道。此类事件证明了博客对主流媒体的巨大潜在价值。
一切潜在价值的凸现都来源于媒介权力格局的变化和非专业新闻传播者“媒介接近权”的增强。“受众媒介接近权”(Therightofaccesstomassmedia)是指“大众即社会的每一个成员皆应有接近、利用媒介发表意见的自由。”1967年，美国学者J*A•巴隆在<岭佛大学法学评论》上发表了《接近媒介第一修正案权利》一文，首次提出了“媒介接近权”的概念。1973年，他又出版了〈伪了谁的出版自由——论媒介接近权》—书，对这个权利概念进行了系统论述。巴隆认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出版自由”所保护的是作为一般社会成员的受众的权利，而不是传媒企业的私有财产权,在传播媒介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广大受众越来越被排斥在大众传播媒介之外的今天，已经到了“必须把第一修正案的权利归还给它的真正拥有者——读者、视听众”的时候了。
巴隆三十多年前从美国宪法保护“出版自由”角度发出的“归还受众‘媒介接近权’”的呼吁，终于在新世纪技术革新的背景下,在“自媒体”与公民新闻中得以实践。
“把关人”缺失下的公民新闻困局
事实上，公民新闻的报道并非总是像这次孟买恐怖袭击中一样获得满堂彩。2008年10月初,一个名为“Johntw”的注册用户在公民新闻网站上发布消息，声称苹果公司董事长史蒂夫•乔布斯(SteveJobs)心脏病严重发作被火速送往医院急救，消息在网上迅速传播并被广泛转载。在这则消息的冲击下，苹果公司的股价暴跌,市值一度缩水90亿美元。CNN事后公开澄清这是一则假消息，并发表声明称这篇在iReport网站上发布的文章“未经CNN记者的审查，而CNN记者也没有报道过”。讽刺的是,iReport网站的宣传语正是“未审查,未过滤，新闻”。同样，Twittei上的消息也存在准确性问题：这次孟买恐怖袭击事件中，一条消息称印度政府要求Twitter用户不要再发布有关恐怖袭击的消息，以免影响政府的反恐行动。一家大型新闻网站随后转载了这条消息，并在报道中称恐怖分子利用Twitter了解外界的情况和印度安全部队的动向。而最后这则消息也被证实是谣言。
iReport“公民记者”的假新闻事件与孟买恐怖袭击中的Twitter假消息背后，折射出的是受众“媒介接近权”增强同时,新闻传播“把关人”缺失带来的信息别困扰。在库尔特•卢因(KurtLevvin)提出“把关人”概念后，1950年怀特(White)在研究美国一家非都市报纸的电讯稿编辑人员时，采纳并应用了这个概念，将那位编辑舍弃了许多新闻的决定称为最具重要性的把关行为。1991年,休梅克(Shoemaker)在对把关人理论和研究做的一项综述中，极大地扩展了简单的新闻把关人概念，以便考虑把关过程背后的社会系统、意识形态和文化语境。[71在“自媒体”传播系统中，“自媒体”的交互性、自主性、去中心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把关人”角色定位和把关行为过程。Web2.0时代,非专业的新闻传播者出现在新闻现场报道现场新闻,成为一支特殊的“记者”队伍。他们通过网络、便携式通讯设备用文字、图片、视频对身边发生的突发的或新奇的事件进行实时传播，迅速，便捷，同时也是“未审査,未过滤”。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客观性甚至伦理道德底线都只能由传播者自己“把关”。传播者自身的知识结构、传播技巧以及对信息真伪、传播价值的判断能力成为决定“自媒体”背景下公民新闻质量的关键性因素。
与此同时，“自媒体”背景下，互联网还允许新闻以动态形式汇集并重新编排。国外的雅虎新闻、Google新闻和国内的百度新闻都允许受众对新闻进行投票，这些新闻在新闻列表里排位上升或下降,取决干受众自身对这些新闻的价值判断。但多数人的趣味选择是否最终就是对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有益的方向，显然值得商榷。对于Twitter等社会化媒体上的假新闻,认为公众的媒介素养(MediaLiteracy)能力将评定传谣者的信用等级并逐渐淘汰传谣者的观点，也过于理想化。因此把关人”缺失下信息准确度的不确定性，带来了公民新闻“文本阅读风险”和信用成本的增加，最终导致了公民新闻的发展困局。
公民新闻背景下的媒介权力补偿性转移”
20世纪20年代初，一场关于民主与媒体的辩论发生在美国舆论学家沃尔特•李普曼与哲学家约翰-杜威之间。李普曼认为，民主理论要求公民对身处的世界有淸晰的认知，但事实是，绝大部分公民并不了解也不关心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李普曼认为不如直接将了解世界的任务交给一群社会精英,让他们代替大众来判断和监督政府的行为。他由此建议将新闻业提升为一种更受尊敬、由专业精英组成的职业。约翰•杜威则认为民主的基础不在信息，而在对话，他认为传播是民主的中心,要发现、聆听并服从公众的利益需要。他批评李普曼对精英的过分信任。李普曼与杜威的争论呈现了现实主义民主观和传统民主观的冲突。这种冲突并不仅仅局限干他们所处的年代,而是一种永恒的冲突。
这场辩论的结果影响了美国新闻业在之后80多年的发展方向。回顾20世纪的新闻史,20世纪新闻的传播模式正是李普曼思维的实践。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而言，受众的权利被限制在非常局限的范围内。直到数字技术的进步带来的网络媒体、“自媒体”飞跃式发展,传播的个人主体性、信息的群体分享化特征得以彭显。人们在自主性传播中彼此对话，认识世界。公民新闻的诞生也标志着在对新闻本质的理解上,杜威开始重新挑战李普曼。与此同时，人们发现在“人人都能建立大众传播平台”的风潮背后，海量的个人传播的信息中，充斥着大量虚假、无用信息。面对这样的问題，公民新闻的兴起受到专业人士的质疑，公民新闻的天然弱点在杜威与李普曼辩论的余声中接受检验。
信息技术的进步和“自媒体”传播的出现对社会生产关系、资本和技术重新分配，公民新闻对原有传播格局进行重构,社会话语和媒介权力在重构中产生转移。“自媒体”促进了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融合，信息交换频率的加快、信息扩散效果的增强以及传播者的广泛分布使得公民新闻在突发事件报道中具有天然优势。但同时,新闻质量的良莠不齐与信息准确度上的不确定性，又造成了公民新闻的“阅读风险”与信用成本增加,最终形成了公民新闻发展的“悖论”与困局。
人类传播史上，毎一种新媒介的应用和新传播方式的产生，都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了重大影响。保罗_莱文森在他所提出的“补偿性媒介”理论中指出，在技术的演进过程中，人是积极能动的，新的媒介是对既有媒介缺憾的补偿，以便进一步满足人的需求。“自媒体”的传播方式验证了媒介越来越满足人性化需求的趋势，公民新闻因其传播者分布广泛、传播便捷等优势而在突发事件等领域补偿了传统媒体的缺憾，由此审视“自煤体”传播中公民新闻所带来的媒介权力转移,可以理解为某种意义上的“补偿性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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