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比较研究 新闻学 国际传播
对谈人：akiba cohen、李立峯、陈韬文
统 稿：李立峯、陈韬文
翻 译：何颖琪
高翰（akiba cohen）
“我向来相信在比较的脉络下进行研究的重要性。除了个人兴趣或好奇心驱使我想认识一些事情在别处的面貌，我想从事比较研究的主要原因是它可以帮助研究者更了解他/她所处的环境。就以电视新闻为例，若我只是研究新闻在以色列如何制作、报导，和被以色列观众理解，我将会缺乏对电视新闻的整体了解。虽然电视记者的基本价值观很相似（至少就民主社会而言），但当中仍有相异之处，若说到非民主社会，分歧就更明显了。因此，透过研究不同国家或社会，就能让人对自己身处的国家或社会更具洞见。”
akiba cohen于1973年于密芝根州州立大学取得传播学博士，现任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传播学系教授，多年来主要从事有关电视新闻的研究，近年亦关注流动电话对社会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他共编著过学术书藉十本，包括almost midnight： reforming the late night news（sage, 1980）、the television news interview（sage, 1987）、the wonder phone in the land of miracles（hampton, 2008）等，以及在不同学术期刊及书籍中发表过文章超过 60篇。
akiba cohen多年来积极统筹及参与国际性的比较研究，包括与pamela shoemaker教授一起统筹的，共十个国家参与的news around the world研究计划，以及现时仍在进行中的，共17个国家参与的foreign news around the world研究计划。akiba cohen教授是现今非常少数具丰富跨国比较研究经验的传播学者之一。
akiba cohen在1993至94年担任过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主席，在1997年则被国际传播学会选为终身荣誉会员（ica fellow）。他现时亦是多本顶级国际传播学刊物，包括communication research、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electronic media、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等的编辑委员会成员之一。
李立峯和陈韬文分别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及新闻与传播学讲座教授。后者为本刊主编。
lc：李立峯、陈韬文
ac：高翰教授（prof. akiba cohen）
lc：过去十年，传播学学者对比较研究愈来愈感兴趣，然而由于比较研究所需的资源庞大，操作上亦面对连串实际困难，令现今为止，这类研究的数量仍相当有限。你在过去20年曾参与不少关于电视新闻的跨国比较研究项目，而且这些项目均相当成功，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些项目背后的意念吗？当中如何结集不同国家的学者成为团队参与这些项目？在协调上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ac：以我记忆所及，我对电视新闻从来就很感兴趣，我也不大知道它有什么吸引我的，但它已成为我研究多年的范畴。过去30多年，我曾参与三个专门研究电视新闻，大部分是国际新闻的大型研究。其中一项研究针对社会冲突这个新闻要素在美国、英国、（统一前的）西德、种族隔离政策下的南非，以及以色列这五个国家的电视新闻中如何被呈现。该研究考查电视新闻的内容与及观众的观感，并集中于社会冲突的三个层面：复杂性、激烈程度和解决的可能性。第二项研究审视为其会员国提供主要国际新闻片段的欧洲广播联盟（ebu）新闻通讯服务的运作。该研究考查ebu在11个国家的运作、其为会员提供的卫星片段、在某些国家某些故事如何被“驯化”，也提出一些关于观众如何理解这些故事的洞见。尚在进行中的第三项研究审视四大洲上17个国家的国际新闻内容、人们对国际新闻的态度和观感，以及国际新闻编辑对这些内容和观众态度的掌握程度。在解释如何筹组这些项目前，我得说在过程中我曾多次以为自己要放弃这些项目，集合国际的研究团队是一个复杂且陷阱满布的过程。我想首先要处理的就是从哪些国家邀请哪些学者参与。就理论角度而言，所选择的国家应能代表在某些变量上相异的社会，以便研究这些变量对新闻的影响。但实际上，特别是在研究资金匮乏的情况下，选择就往往落在一些你所认识、你对他们的研究能力有信心，且信任他们是好的团队成员、能完成工作的学者和他们所处的国家之上。
显然，招募愈多学者参与，就会为研究带来愈多的变化，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同时亦增加了任务的复杂性和难度。参与的人愈多，意见也就愈多，同样地，这也是好的，但有时情况也会变得令人沮丧。无论如何，要集合一群学者，其中最重要的大概就是取得他们承诺委身，但就算如此，我们也往往难以避免在过程中有人无法按约定提交研究成果，这也是必须考虑的。就以我们现正进行的研究为例，我们开始时有22个国家，但有三个国家很快就退出了计划，在往后的阶段又有另外两个国家无法继续参与。
还未说到资助。希伯来古谚说：“没有面粉，就没有律法经卷。”换句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因此，没有资助就不能有研究。我会说，要取得单独一项能支持整个大型国际性研究的资助的机会很微，至少在社会 科学 方面是这样，因此我们通常需要由每一个国家各自筹集其所需的资助，因资助来源、申请期限各异，这个过程往往变得既困难又费时，加上不同的资助机构对计划书的内容和规模、申请用的表格等均设有特定的要求，以致虽然项目有划一的核心，却必须因应各地的要求做出修订和调整。简言之，要推行一项国际性的研究项目一点也不容易，需时长，过程中常有令人沮丧和失望的事情，但潜在回报却极大。
lc：关于比较研究的优点和挑战，向来有不少讨论。你可以透过你过往的研究项目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比较研究的价值有何看法吗？
ac：我向来相信在比较的脉络下进行研究的重要性。除了个人兴趣或好奇心驱使我想认识一些事情在别处的面貌，我想从事比较研究的主要原因是它可以帮助研究者更了解他/她所处的环境。就以电视新闻为例，若我只是研究新闻在以色列如何制作、报导，和被以色列观众理解，我将会缺乏对电视新闻的整体了解。虽然电视记者的基本价值观很相似（至少就民主社会而言），但当中仍有相异之处，若说到非民主社会，分歧就更明显了。因此，透过研 究不同国家或社会，就能让人对自己身处的国家或社会更具洞见。
在研究电视新闻中的社会冲突时，我们的团队想了解，较诸本地新闻，国际新闻中的社会冲突是否被描述为更复杂、更激烈、及更难解决。只在一个国家研究这现象的意义不大，因为要得出有普遍性的结果，必须至少在数个国家进行观察，这样，我们才能断定某一国家是否偏离“常规”。在有关ebu的研究中，知道x国用上百分之n由联盟所提供的新闻材料的意义也不大，必须要知道每一国家所用的百分比，才能为x国定位。最后，在另一项我与pamela shoemaker进行的比较研究中，我们探寻全球新闻制作方式的共通点，我们想找出偏差行为和社会意义在什么程度上构成新闻价值的基本指标，而且不但是在我俩祖籍的美国或以色列，而是在全球而言。这个名为“news around the world”的研究项目，透过在十个国家抽取主要和边缘城市各一，并以一星期的新闻为样本，分析了她们的报章、电视和电台新闻。只有比较研究才能把这些问题一一反映。
lc：这些的确是新闻学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的题目，那么这些研究有何主要发现？整体而言，在全世界的新闻中是否找到共通的元素？
ac：我很高兴你提出这个问题。那些早期的项目的结果可在social conflicts and television news（sage, 1990）、global newsroom, local audience（john libbey, 1996）和news around the world（routledge, 2006）等书中找到。整体而言，我会说——而这应该并不新鲜——大概有两组主要的因素解释新闻报导方式的变化：一方面是新闻工作者的常规、价值观与实践，另一方面则是 政治 经济 力量，这也许在媒体在收视上的竞争（这大概在今日比过往更普遍）和政府的规管上反映出来。在关于电视新闻中的社会冲突的研究中，我们把五个国家置于两个概念性向度上：（在现存频道下的）潜在竞争强度，以及政府的影响。我们预期会观察到这些国家之间因它们在这两个向度上的位置不一而出现差异，可是，我们却发现更多的共通点。首先，各国新闻均侧重社会冲突。其次，大部分的冲突都只涉及少数的议题，包括国际政治、内部政治，以及劳资关系（五个国家中70–86%的冲突新闻均属这几类）。最后，让我引用social conflict and television news一书中写到的（页 117）：“……较诸非冲突新闻，冲突新闻有以下三种倾向：一、报导冲突事件与其他冲突事件的关联；二、报导冲突与其他事件的关联；三、提供 历史 背景与脉络。”另一项整体发现是，相比本地的冲突，外国冲突被报导为较严重，换言之，较复杂、较激烈、较难解决。但我估计，20年后的今日，随着竞争加剧，本地新闻亦愈趋戏剧性和煽情，情况可能有变。所以，不错，就像我刚说的，很多事情都在改变。
news around the world项目中的数据也显示出一些我们称之为新闻报导的普遍倾向。例如，十个国家的新闻媒体——电视、电台和报章——倾向选取激烈程度平均属于低至中的新闻，而极端异常和社会意义极高的新闻则明显较少出现。我们也发现，相比电视和电台，报章倾向报导异常和社会意义较温和的新闻。必须一提的是，我们研究的是整份报章，而非单是头版，否则结果可能大相径庭。第三个普遍倾向是（电视和报章）影像比文字报导温和及社会意义较低。即使报导中有不少骇人的内容，但却少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影像。
所以，总括而言，在两项研究中我们都发现各国的新闻报导方式有好些相似之处。那意味着什么？这有可能反映，相对于各国的社会政治差异，新闻工作文化在取决什么新闻被报导和如何报导上是较强和较重要的因素。
lc：回到比较研究上，sonia livingstone（注：英国传播学者，前任国际传播学协会主席）在2003年刊于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中一篇关于跨国传媒研究的文章中指出，“在社会科学中，跨国比较一方面被指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却被视为是必要的。”撇开找寻合作伙伴和资助等实际问题，在概念和理论层面，你认为什么是比较研究项目所面对的最重要的挑战？有没有在某些层面上比较研究确实是“不可能”的？
ac：让我先指出，我可以肯定在一些情况下比较研究的确是不可能的，不论在“实际”上，就是筹组、技术、资助、人力（或者文化）的理由，还是理论和概念的范畴。
爱因斯坦最为人所知的大概是他的相对论。当然，他在物理方面的研究，要是说跟社会科学和传播学有什么关系的话，关系也是很小，可是在人类世界中，若非全部，至少大部分东西都是相对的。你知道，在livingstone的文章中，他建基于jay blumler和其他学者的著述，指出比较研究可分作以下四个模式：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国家作为研究脉络、国家作为分析单位，以及国家作为国际或跨国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容许我在这里不多解释这些模式，总之，所有比较研究都应该牢扣着这些模式的其中之一。可是，要牢扣这些模式，又要选择适合的国家，并非易事。很多时候，比较研究都缺乏对这四个模式的任何考虑，以致最后无论得出什么结论，难免流于偶发。
在进行比较研究时，亦有一些较具体的问题，让我简述几项。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是达致“功能对等”，意思是要在不同国家或社会采纳一些表面看来不同但却在各地肩负同样基本功能的东西作为研究对象。例如：何谓公共广播？很多国家都有一个她们称为“公共”的系统，但其运作和规管模式、制作的节目等都很不同。因此当我们要比较不同国家的公共广播，就得界定各国中在功能上与公共广播最为对等的频道。另一个例子：在不同国家中何谓“主要”电视新闻？到底是在黄金时间播放的新闻报导、最长的新闻报导，还是收视率最高的新闻报导？其实，在不同国家中，“黄金时间”又是什么？她们又怎样界定收视率？在比较研究中，我们要找出的不是那绝对相同的事物（因为那不一定存在），而是找出功能对等的最佳配搭。
我们也得理解，文本的意义往往取决于社会脉络，因此，用于问卷调查中的一个概念（例如：“满足度”）或是内容分析研究编码簿中的一个概念（例如：血腥图片），在不同的国家或文化中可能有不同的意义。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往往面对如何为不同国家的使用者将研究工具逐字翻译或让他们明白其中意义的难题。比较研究通常以一种语言为共同工具或标准——而当然这通常是 英语 ——但即使英语这种相当稳定的语言，也未必经常能提供跨文化或跨国性贴切的意义。
内容编码的可信度是另一项困难的挑战。虽然有不少方法和统计技术可以衡量信度值，这在单一文化中亦通常很有用，但在不同国家合作研究时则不然。理想中，不同国家的资料应该在“同一屋檐下”编码，就是说，在同一处由可以对来自不同国家的资料进行编码的编码员负责。但显然，这在比较研究的真实世界并不可行，就算不同国家的编码学员能共聚一地，且懂得不同文本的语言，他们对报导的事件也欠缺足够的认识，让他们能对较复杂的变量编码。因此，编码通常都是分别在各国由参与研究的“本土”编码员负责。各地的运作是否完全一模一样？当然不是。那么，有没有一些好方法去测试跨文化信度？很遗憾，没有！
但同时，我不认同把比较研究说成不可能；否则，在我过往的职业生涯中大部分的工作都会变得没有意义，而我希望事情并不是那样。
lc：你刚提到功能对等和公共广播的例子。我们绝对认同找出功能对等的重要性，但提及功能对等意味着假定某实体的具体功能。以电视公共广播为例，若我们成功定义其功能并找出不同国家与之功能对等的实体，我们会找到一系列有相同功能的电视台。但到时候，“公共电视广播”可能已不再是最合适的标签，事实上我们可能得找一个新的概念来代表它。对既有和大家习以为常的概念进行反思，看来是比较研究重要的一环，而新概念的产生可能是比较研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ac：有趣的论点！事实上有时候——但当然不是总是这样——我们至少含蓄地暗示了那些我们所研究的概念和我们所找寻的功能对等的确存在某些功能。关于公共电视的概念，你绝对是正确的。我早前提及过时代的转变，它在另一个方面的展现就是再概念化的需要。我对公共电视的关注是，不论我们如何定义它，广义的公共广播或是具体的公共电视可能不久就会在不少国家的传媒生态中消失，而有关这方面的讨论也可能因而变得无关重要，成为过去式。我希望不是这样，但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剩下的就只有公共广播的历史研究。
lc：另一个在比较研究的兴起中的吊诡之处是，一方面，对比较传媒研究的兴趣是（再次引用livingstone）“由全球化现象和随之而来的全球化理论所引发的。”但另一方面，全球化过程带来的其中一个结果就是对国家作为自足的分析单位的质疑。有些人可能提出城市是较为贴切的分析单位，也有人追随着wallerstein而认为“世界系统”应该作为一个单位来分析。你对这个分析单位的问题有何看法？我们应否仍强调跨国比较研究？
ac：我相信在你提及的众多选项中——国家、区域、城市——在今日和这个时代中，最合适的是国家。虽然如此，我认为我们必须记得，不论国家大小，一国之内可以存在很多差异。可是，每一国家在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上有一些共同之处，是即使在今日的全球化趋势之下仍然适用的。换言之，这些研究就不能用“世界系统”作分析单位。我想全球化概念往往诱导我们将世界视为一个庞大的社群，但我们的确不是地球村！宗教、政治和种族的分野仍然在人们的身份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淡化或忽视这些分别，彷彿它们已不再适用，是错误的。事实上，我会说就传播学而言，全球化往往是在技术上适用——例如实时在全球传送声音和影像的能力——但观众加诸这些“同一”文本的意义，在不同国家往往有着不同的感知。事实上这与其他产品或服务的全球化现象可能相当不同。信用卡在哪里使用都是信用卡；丰田汽车在哪里出售都是丰田汽车（虽然可能各国机关对安全设定的要求稍有不同）；耐克运动鞋在全球都是耐克运动鞋。但媒体产品，即使它们基本相同，却往往需要被翻译，被诠释，而当中很可能在某些方面改变了所传达的讯息。
lc：除了比较研究，在过去30年你曾涉足广泛的题目。你其中一项影响至居的研究是1990年代初的“全球新闻室”研究，也就是你刚才提及有关ebu新闻通讯服务的研究。在这项研究中，你的团队说明了国际新闻的驯化概念。你认为过去20年在国际新闻方面有何重要变化？在这些变化下，你认为有没有需要改动或调整全球新闻室研究的主要结论？
ac：我们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进行ebu新闻通讯服务的研究时，虽然ebu是大部分欧洲国家甚至欧洲以外地区的国际新闻片段主要供应者，但学术界对该机构和它的运作模式所知甚少。该机构亦为世界其他地区新闻通讯服务提供了一个模式。但，没错，就如bob dylan的名曲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时代正在改变，事实上，自该研究以来，虽然ebu仍是一个活跃和重要的新闻供应者，但已出现了不少变化。20年前，当时每日只有数个卫星片段，每段只包含数条新闻，现在的资讯流动则全日不断。同时，虽然不少新闻部都缩减了海外派员的数目，一些新闻机关如美联社和路透社则扩充了其电视服务。透过美国有线新闻网国际频道（cnn international，当时已存在）、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频道（bbc world）、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阿拉伯语及英语广播）、法国24（france 24）等，全球新闻广播商亦愈见突出。此外，不少全国频道——如天空新闻（sky）和霍士新闻（fox news）——成了跨国供应者。所以，新闻市场扩充了，而且世界很多地方的观众都能透过不同的来源获取国际新闻。
你问及我认为原初结论有否需要改动，嗯，我认为它们在那个时代是正确的，而且为这个我认为很有趣的过程提供了有用的资料和洞见。事实上，几年前我设想过把这研究复制一次——没错，复制往往是很有用的研究，却很少人做，大概因为学者觉得新的东西总是较好较合时，因此不愿意“浪费”他们的精神和资源去做一些“已经做过”的东西。我会说，复制有时是相当有用的，能够反映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回想起来，我认为ebu研究是我其中一项最出色的成就，它是一项我称为“从头到尾”的研究，意思是它同时处理了新闻的制作、内容，以至观众。大部分新闻研究处理这三项元素之一，有时是其中两项，很少三者并存。
要是你容许我怀旧片刻，我有幸筹组的其中一个最有趣的节目，就是在ebu研究期间，于1988年耶路撒冷的一个会议中，安排十数位以色列学者与数目相若的外国学者进行一天的会面。当时会议的主题是电视新闻研究的未来方向：内容、认知与规管，而ebu超过40个国家的新闻主管凑巧亦在耶路撒冷举行他们的中期会议——不，事实上我们的会议是跟他们合办的。总之，当日学者们和专业工作者们就讨论了国际新闻的各个方面，那是一次难得的会面，盼望我们有机会“复制”这种会议。
lc：若把这项ebu新闻通讯服务研究重复再做一次，的确会相当有 趣。要是进行这样的复制，你估计会有什么发现？仍会维持原初的结论吗？你认为有什么可能出现的新发现？
ac：同样地，时代改变了，ebu新闻通讯是这类机构的始创者（今日已有不少这类机构），它创立时的1950年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传媒年代。那时，电视片段以菲林从事件现场透过车、火车或飞机传送到电视台，最快的文字传播是用打字机，那时没有传真机、电脑、卫星和互联网。我们刚开始在该机构研究时，人们仍在用打字机，传真机刚出现，围绕地球的只有数个传讯卫星，每日会议透过收音机电话进行。ebu的创办人如果今天还在的话，将会 完全认不出现行的系统。
可是，它的功能基本上维持不变：为会员国（由60年前的23个增至欧洲以内及附近56个国家内的75个活跃会员及全球43个附属会员）提供电视新闻片段。今日，新闻通讯透过数个卫星提供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的新闻，早年则只有每天两至三个片段。虽然已有其他新闻来源，现时大部分会员国在报导国外事件时采用的ebu资料仍多于其他来源。
所以，若对研究进行复制，我相信会员国之间的合作精神仍然存在，但会有不同的服务机关传送和广播更多既重要亦有趣的外地新闻。事实上，基于近年新闻界中大幅缩减驻外记者的现象相当常见，我预计某程度上新闻通讯社对不少电视台会更形重要。
lc：谈到缩减人手，随着各国之间的联系更紧密，但不少国家却减少在国际新闻上的支出，这不是一个不幸的矛盾吗？
ac：新闻制作基本上是一项昂贵的业务，今日大部分新闻制作都是由牟利的商业机构负责，从新闻机构的角度，派驻外记者很昂贵，要是可以减免这些支出，从而增加利润，何乐而不为？既然新闻通讯社以及全球广播商可以轻易提供国外事件的材料，就更是如此。可幸的是，驻外记者仍未成为过去式；华盛顿、伦敦、巴黎、莫斯科、北京、东京，和耶路撒冷等地仍是不少电视台派驻驻外记者的重地。但同时亦有一些电视台只有一位甚至没有任何驻外记者，这实在可惜，但这就是现实！
lc：让我们集中讨论驯化的概念，作为实际存在的现象，自你的研究后，很多研究都展示了国际新闻的驯化，但在规范性层面上，驯化是否必然是可取的现象？过度强调驯化会否带来扭曲世界事务的真实意义的危机？换言之，驯化有没有可能只是民族中心主义的另一种体现？我们能否谈及多种不同且有高下之分的驯化国际新闻的方法？
ac：这是一个挺难的问题。正如新闻制作，总体而言，我可以想出两方面的驯化。首先是选取要报导的国际新闻的问题，接着是从有利于本地观众的角度构写故事或给予故事一个框架的问题。在任何一天、任何国家境外发生的众多事件中，新闻编辑必须选取某些国际新闻事件在新闻节目中报导。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大部分新闻报导都处理本地新闻，那么，问题就是，应该报导哪些国际新闻？记者通常会说这些新闻该是重要或有趣的事件，但什么构 成重要或有趣的海外事件；对谁而言重要或有趣；对世界？对牵涉事件的国家？对广播的国家？对所有人还是只对部分观众？固然一些事件可视为对几乎全球所有人都是重要或有趣的，但这些事件很少，不常发生。另外一类事件，虽然在外地发生，但可能与广播的国家有关，例如广播国家的领袖与另一国领袖在海外会面，这可看为一种混合的事件，附有一些驯化的元素。简言之，新闻编辑需要决定选取哪些（纯海外或是混合的）事件放在新闻报 导中，而很有可能同一时间已考虑到如何报导的问题。
然后来到第二部分，当编辑选定了新闻以后，如何构写故事。每宗事件都必定经过某种框架化处理，驯化是其中一种将事件进行框架化使之成为新闻故事的过程。例如以色列电视新闻频道给予近期泰国 政治 暴力事件相当多的篇幅，原因何在？至少部分原因是由于泰国是以色列人其中一个最常到的 旅游 点，且有数千人正在当地游览。在报导当地的对抗时，若不提及对以色列游客的影响，是不切合现实的，但这不代表是过度强调驯化。这些报导本质上是关于泰国和它的内政，但摒除“以色列角度”却的确会令以色列观众侧目。驯化外地新闻涉及程度的问题，而不是二分的决定有或无。在我看来，驯化远说不上是民族中心主义的一种。
在犹太文化中有一个关于“大象与犹太问题”的比喻，意思是所有东西都可以放在犹太问题的框架或与之扯上关系，那些与犹太人完全无关的事也不例外，可是，犹太文化中，却没什么关于大象的描述：虽然圣经描述多种动物，却没有提及大象；而在全球大部分犹太人曾聚居的地方，包括以色列，是没有大象的（动物园除外）。所以说，虽然新闻编辑有可能去驯化任何一个新闻故事，他们却没有这样做。新闻中的驯化并非无处不在，当它出现的时候，是为了让故事对本地观众而言更适合和更有意义。
在我与以色列两条主要电视频道的国际新闻主管最近进行的连串访问中，他们告诉我，他们会在认为有用的时候对新闻进行驯化，但绝不是每次如是。我相信这个倾向在其他国家也类似。
lc：照你所言，把刚才的问题反过来，大概驯化带来全世界媒体中“观点”的多样性，而这可能是件好事？
ac：绝对是！驯化新闻故事的方法有很多，在同一国家的不同电视台之间，或是在不同国家之间也是。让我举个例，在ebu研究中我们详细审查的其中一个新闻事件是1987年的爱尔兰选举。美国的哥伦比亚新闻（cbs）集中报导爱尔兰的 经济 问题，特别是爱尔兰青少年的高失业率，而当中就有部分爱尔兰青少年尝试到美国找工作。法国tf1电视台则集中在爱尔兰天主教会，描述爱尔兰人如何“无奈”地要付上沉重的代价来保存他们的信仰。最后，在比利时，rtbf电台边播出多孩家庭和年轻母亲推着婴儿手推车的片段，边讨论当地教会对避孕和堕胎议题的阻力。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若驯化国际新闻能引起市民对外地发生的事情的兴趣，即使故事的报导采取个别角度，也会是好事。在这个虽然有全球化，但对海外事件愈趋冷漠的时代，能让本地观众感兴趣总是好的。说到底，就算在同一国家，本地新闻也被不同的电视台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框架处理，那我们又怎能期望不同国家的国际新闻的划一报导呢？
高翰著作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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