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我国关于政治领域的传播问题的研究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政治传播作为一个专有的名词和研究领域逐渐为中国学者所熟悉和重视。①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的成功举办，出色地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形象，也成为促使党和政府以及学界更加重视政治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全球化的今天，政治传播已成为重要的政治战略问题。毫无疑问，传统的政治传播方略、方式，以及相应的关于政治传播的理论研究也正面临新的挑战”。②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目前的政治传播研究还刚刚起步，现代政治传播理论肇始于美欧等西方国家，是针对西方国家特有的政治背景与媒体环境而发展起来的学问，当代中国的政治传播无法照搬和模仿这些现有的西方理论资源，只能从自身的时空背景出发，吸取西方理论资源可以带来的启示，开创出符合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研究。本文试图在宏观效果研究这一政治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上，评析梳理西方两大理论资源，并尝试指出其对当代中国政治传播宏观效果研究的启示。
政治传播的宏观效果研究
任何涉及到政治传播的研究首先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政治传播的定义。由于身处政治学和传播学的交叉地带，“政治”与“传播”这两个词汇组合中的开放性，使政治传播的定义非常困难。③过往中外学者给出的政治传播定义通常也是出现“政治学”本位和“传播学”本位两种倾向，以致一些学者强烈呼吁建立一种“政治与传播的视界融合”的政治传播定义。④比如，我国最早系统介绍政治传播之一的邵培仁认为，政治传播是指政治传播者通过多通道、多媒体、多符号传播政治信息，以推动政治过程、影响受传者的态度与行为的一种对策，⑤这个隐约可以看到传播学奠基人拉斯韦尔“5W模型”缩影的定义是比较典型的从传播学本位出发的政治传播定义。
另一个影响广泛的定义是英国学者布莱恩·麦克奈尔(Brain McNair)的论述，他认为政治传播可以简单地定义为“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⑥这其中涵盖了政客、政治行动者、非政治行动者以及媒体等多个主体的所有的政治话语。⑦美国学者多丽丝·格雷伯(Doris Graber)则给出了政治传播是“对可能直接或非直接地产生鲜明政治影响的信息的构建、传送、接收和处理”的定义。⑧和布莱恩·麦克奈尔(Brain McNair)一样，多丽丝·格雷伯(Doris Graber)也认为政治传播中的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可以是政治家、新闻记者、利益集团的成员或者是个体的、未经组织的一般公众，政治传播的关键在于“信息对于个人、团体、组织的想法、理念和行为，以及所处环境和整个社会都能产生显著的政治影响”，⑨无论政治传播的定义有多少种，几乎所有定义都要包含“政治影响”这一关键要素。
多丽丝·格雷伯(Doris Graber)进一步指出，政治传播学始终是建立在媒体具有重要政治效果的判断之上，即“信息对于个人或组织的思想和行为、社会机制、以及所有这些存在的社会大环境有鲜明的政治效果”。⑩政治效果是政治学的核心，效果研究也是政治传播学的重点关注领域。实际上，20世纪20年代美国政治学者沃尔特·李普曼(Lippmman)的《舆论学》被公认为是现代政治传播学研究的起源，而李普曼的研究恰恰是关于无线电广播和印刷媒体的宣传效果的，(11)也就是说，李普曼从一开始就为政治传播定下了“效果研究”这一核心议题，传播可以带来政治效果以及怎样的传播可以带来更好的政治生活，这也成为更多学者投身于政治传播理论与实证研究的重要原因。正如美国学者麦克罗德等人(Mcleod )所评价，自李普曼1922年发表《舆论学》以来，通过自由而负责任的媒体进行主动和广泛的公民参与的价值，一直是政治传播研究的重要动力。(12)
纵观自李普曼以来近百年现代政治传播学的发展，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之后，大量的政治传播学文献围绕着“效果”二字展开，或是直接研究“效果”，或是以“效果”为研究的前提与目的。然而，效果研究又恰恰是政治传播学、乃至整个传播学研究中最为复杂和难以定量定性分析的课题之一。粗略地看，过去西方政治传播学中和效果有关的研究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微观层面，围绕传播对于个体的政治效果而展开；一类是宏观层面，围绕媒体与其他社会构成的权力关系以及对于民主政治发展的影响而展开。
(一)微观层面——个体政治效果研究
从微观层面上来看，政治传播的效果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播活动对于个体的政治影响，特别是大众传媒的传播活动。这里对于个体的政治影响又通常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政治家的影响，比如政治修辞研究，政治家在大众传媒舞台上的“戏剧化”表演研究等；二是对一般公众，特别是选民的影响研究，比如政治广告对选民态度的影响，新闻报道与选民投票行为的关系等。可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政治传播学基本上局限在相对稳定的政治制度下媒体内容与个体选民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上。(13)早期传播学中的“魔弹论”“有限效果论”“议程设置理论”等都是微观研究的重要成果。这种着力于微观层面效果研究的状况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很大变化，70年代之后，对媒体在民主政治体系中的宏观角色研究则逐渐占了上风，从横向和纵向上都对媒体个人效果研究进行了重大拓展。(14)
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微观层面上的效果研究又呈现出重新繁荣的趋势，并且与社会心理学等心理学科相结合，从个人信息处理过程的角度来进一步分析媒体信息究竟会给个人带来怎样的影响和以怎样的信息处理方式带来影响。多丽丝·格雷伯及其助手曾对2000年初至2003年末四年间发表在政治学和传播学两个领域的社会科学期刊进行检索，共有11本杂志刊登过137篇主要讨论政治传播的文章，而对这些文章的整理分析显示，除了竞选研究这一长期热门的政治传播话题外，信息处理研究和新媒体研究成为21世纪政治传播研究的两大新兴学术方向。所谓信息处理研究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个人对政治信息的处理过程，借用心理学中关于人类个体的认知、功能、理性行为、异见规避等理论的研究，探索总结政治传播中的信息处理理论。(15)
(二)宏观层面——民主政治影响的系统性研究
如前文所述，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政治传播学研究逐渐将目光更多转向媒体在民主政治体系中的宏观角色研究。在宏观层面上，媒体不再仅仅是某个主体传播政治信息的介质手段，而且本身就作为一种享有并行使权力的主体登上舞台，在干预政治的过程中，媒体与政府、商业巨头等力量之间，尤其是媒体与政府力量之间的权力关系，成为政治传播研究者的重要旨趣。所谓的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强化，其中以赫尔曼(Herman)和乔姆斯基(Chomksy)在1988年提出了“宣传模式”理论(Propaganda Model)最为典型，他们认为在阶级利益冲突和财富集中的社会中，媒体生产过程中总是贯穿着“系统性宣传”，大众传媒完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金钱和权力通过一系列的“过滤”使得大众传媒只向公众传播对它们有利的信息内容。(16)
除了这种关于媒体与其他权力主体之间关系的研究外，政治传播宏观研究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则是媒体以及媒体与其他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对整个国家或社会的系统性影响，对民主政治制度的影响。在这个角度下，研究者要回答媒体对于政治传播活动的参与(无论是作为介质手段还是作为主体)，究竟是一件对民主政治有利还是有弊的事情？怎样的媒体才能够有利于民主政治这个终极目标？这样的研究旨趣同样可以回溯到李普曼的《舆论学》，当李普曼开始关注宣传效果的时候，“推进了西方政治传播研究在最初阶段形成了统一的关于民主社会、新闻自由与知情公众三者密切关系的研究旨趣”。(17)遗憾的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政治传播的研究主要局限在微观层面，几乎很少有相关研究关注到制度分析。(18)
在过去三四十年的中外政治传播学研究中，有关媒体、传播和民主政治影响的系统性研究已成为政治传播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尤其在新媒体技术层出不穷、政治环境与媒体环境都在经历转型的当代中国，媒体如何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不仅是政治传播学者正在关注和应当关注的问题，也是党和政府关注的工作重点之一。本文也重在阐述当代中国政治传播宏观效果研究中可以借鉴的西方理论资源以及这些理论资源的启示。
西方两大理论资源的政治传播研究影响
毋庸置疑，在进行政治传播的宏观效果研究时，如果要回答“媒体行为能否促进民主政治或民主化”、“怎样的媒体才是对民主政治是有利的”这样的问题，首先要对“什么是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做出判断，即研究者需要首先对衡量评判政治传播的前提标准有所界定，然后才能对照这些标准来分析媒体行为，达到了这些标准则为民主之福、做不到则为民主之祸。
那么，标准又来自何方？这与政治学民主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正如麦克罗德等学者所指出的，政治研究和关于社会应当怎样的基准假设密不可分。(19)就媒体和政治的课题而言，不同的民主理论对媒体的民主角色和民主责任提出了并非一致的要求。纵观现代政治传播学发展的近百年历史，盛行于18、19世纪的经典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对政治传播的影响可谓最为深刻，而被誉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的“公共领域”理论则成为近年来媒体研究的“圣语”(Godterm)。(20)
(一)经典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政治传播学影响
在大量关于媒体对于民主政治系统性影响的研究文献中，有这样一个鲜明的特征存在，那就是很多人认为媒体对于民主有非常重要的、核心的作用，而自由的、不受干预和限制的媒体则是保证这种核心作用的关键，这似乎是无需证明的“公理”。(21)在中国媒体研究文献中，“看门狗(watchdog)”角色、舆论监督功能等也常常被视为衡量一家媒体于民主建设良劣的重要的、无需论证的标准。然而，有政治学者却指出，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以经典自由主义民主理论(classical liberalism)为前提的，而发展于18、19世纪的经典自由主义理论只是诸多政治理论中的一种，并非无需证明的“公理”，甚至在20世纪遭到其他政治理论的广泛的批判与某种程度上的抛弃。
1.经典自由主义对媒体民主角色的要求
经典自由主义民主模式自18、19世纪发展起来，代表作为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也译作约翰·穆勒)1859年发表的《论自由》。经典自由主义捍卫一些至今仍被人们视为民主基石的观点，包括言论自由、人民主权、公民社会在政权之外的自治等。有关媒体自由的理论基石也是从这个时候起逐渐被确定下来，正如约翰·密尔所论述的，媒体自由是反抗专制暴政以及观点的自由市场是使真理得以呈现的重要途径。而经典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之下关于媒体自由和民主关系的论述中，流传最广的莫过于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经典名言：如果让我来选择没有报纸的政府，或者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因此，从18、 第一论文网世纪起，媒体自由以及媒体对民主的核心作用就逐渐成为确定无疑的智慧。
学者斯卡梅尔(Scammell)等就经典自由主义理论关于媒体的论述进行了总结，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自由的媒体是言论自由的重要表现，媒体自由天然是好的，它既是对专制暴政的抗衡，又是人们可以通过观点的自由市场得到真理的途径；二是自由的媒体是公民社会(social society)自治、防范政权干预的保障；三是自由媒体对于代表政治而言是必需的，它向人们提供必要的信息和自由的讨论，从而使公众可以形成观点并在政治候选人中做出选择。(22)
由这些论述出发，经典自由主义对媒体的民主责任要求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媒体与政权的关系角度出发，媒体要做好政权的“看门狗”，监督政治权力的行使；二是从信息的角度出发，媒体要提供给大众足够的、有效的信息；三是从代表的角度出发，媒体要始终在不同的舆论和政治竞争中代表人民。(23)在这些民主角色中，正如著名传播学者詹姆斯·库兰(James Curran)所指出，按照经典自由主义理论，媒体最重要、最基本的民主责任就是监督政权、国家和政府，做好“看门狗”，监督政治权力的行使并且用于揭露政治权力的滥用。(24)
2.经典自由主义为何“主宰”媒体研究
从对经典自由主义主要论点的梳理不难看出，媒体自由、监督政府、代表人民、观点的自由市场等等至今仍是媒体研究者耳熟能详的一些词汇。媒体是否以及怎样履行了经典自由主义提出的民主责任要求，“主宰”了大量的媒体研究文献。比如从“看门狗”角色出发，研究问题包括政府和媒体的关系如何？政府干预和规制媒体所有权或内容的手段如何？政府审查制度如何？等等；从提供信息的责任出发，研究问题包括什么是新闻？媒体提供了怎样的信息给公众？信息是怎样被媒体选择和架构的？等等；从代表人们的角度出发，研究问题包括媒体是否代表了社会大众？什么群体被媒体优先服务和区别对待了？什么群体被媒体忽略了？等等。在关于政治传播宏观效果的研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
然而，经过了20世纪和21世纪的理论发展，政治学中早已不再是主流理论的经典自由主义为什么会在媒体研究中牢牢占据了“主宰”地位呢？斯卡梅尔等学者分析认为，这首先与经典自由主义提供了一些媒体赖以支持自身合法性的基础理念，比如言论自由、媒体自由等。实际上，在政治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此前和此后媒体都没有被如此看重为民主思想的中心地位，20世纪汗牛充栋的关于民主理论的研究文献中也鲜有把大众传媒当作研究焦点的，多数民主理论研究者仍把媒体仅仅当作一种传递信息的中介，而对传播的规律和过程缺乏研究，于是产生了这样一种耐人寻味的局面：20世纪之后的政治学者用一种过时的、过于简单的观点来看待媒体；传播学者则用一种过时的、过于简单的观点来看待民主。(25)
经典自由主义盛行至今的第二个原因与资本对于媒体的渗透有关，特别是与自由主义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短暂复兴有关。当时的背景是席卷美国和欧洲的广播电视市场“去规范化”(deregulation)，虽然欧美的报纸产业早已确立了市场化传统，但是广播电视领域一直坚持“公共服务”传统，其中以英国的英国广播公司(BBC)最为典型，公共服务广播以公共财政为依托，为纳税人提供公共服务。但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商业力量掀起“去规范化”潮流，要求政府减少对广播电视领域的干预，让商业资本进入到这个领域。“去规范化”的支持派重新祭起经典自由主义的大旗，以此作为加快广播电视媒体市场化的理论基础。(26)美国的传媒大亨在此潮流中的大获全胜，使其必需更加强调经典自由主义以维护广播电视改革的合法性和捍卫媒体市场化。
3.经典自由主义媒体理论的批判
正如经典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在20世纪的政治学研究中遭到广泛批判一般，经典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媒体理论也遭到很多传播学者的批判，将“看门狗”角色作为媒体最重要民主责任的观点也遇到很多挑战。
首先，经典自由主义起源于18世纪，那个时候的“媒体”主要还是一些以报道和评论公共事务为主的报纸，但今天的媒体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媒体的内容主体已经变成了娱乐，甚至即使在那些所谓的“新闻媒体”上，也只有一小部分内容是关于公共事务的，其中更小的比例是关于政治权力滥用的揭露性报道。只要去报摊上看看或者随便打开电视频道，人们就会发现很少内容涉及经典自由主义理论下媒体的“正经事”。因此，正如詹姆斯·库兰所总结的，“这个普遍被接受的智慧恰恰是在用媒体大部分时间里都没有做的事情来定义媒体最主要的民主功能和组织原则”。(27)
其二，经典自由主义所强调的媒体“看门狗”责任主要是指监督政权、政党、政府等政治权力的行使。在18世纪只有政府才代表着权力、权威和压迫，这种传统智慧并没有考虑到当今世界大财团里股东们的经济权力。因此，如今的“看门狗”不仅要看住公权力还要看住私权力，而这点改变恰恰会颠覆经典自由主义所坚持的媒体市场自由，(28)因为市场自由只能保证媒体不受公权力干预、却无法保证其不受私权力的控制。正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欧洲学者对广播电视领域“去规范化”的抵制，他们尖锐地指出，自由市场不等于自由媒体，反而有可能是对媒体品质和标准的威胁，自由媒体也不等于自由言论。(29)更为复杂的是，现在的矛盾已不仅仅是媒体向大商业公司妥协的问题，而且媒体自身就是大公司。
其三，经典自由主义关于媒体与民主的理论在为其他新兴民主国家或转型国家提供思想资源时会出现问题。因为经典自由主义基本上是建立在“相对稳定的、自由的民主社会”的假设前提上，因此“看门狗”角色可能与其他民主国家或转型国家的情况不相符合。举例而言，在一些新兴的民主国家，媒体的主要民主任务是构建更为广泛的民主文化，而非监督政府。(30)
(二)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政治传播学影响
经典自由主义理论这种没有能够把当代媒体所身处的广泛权力关系都考虑在内，当政治传播学者逐渐意识到这种过于简单化的理论在很多方面不适合当代媒体现实的同时，另一个政治理论开始成为媒体研究的最重要资源之一，那就是被誉为20世纪下半叶对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理论，这也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对媒体研究影响最为深远的政治理论。(31)
1.“公共领域”理论对媒体民主角色的影响
公共领域的概念最初由哈贝马斯在其1962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一书中首次提出并作为核心概念加以阐述。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是一个介于社会和政权之间的领域，在这个由民意和共识构成的领域中，民众可以通过表达和沟通来进行商议，从而使对政权活动的民主控制成为可能。(32)媒体是否能够促进公共领域的形成，以及什么样的媒体制度才能够促进公共领域等问题在近些年来成为西方政治传播学中的核心问题之一。
有意思的是，哈贝马斯本人并不看好大众传媒的民主角色，甚至在其理论中将大众传媒的兴起作为导致19世纪后期公共领域衰落并“重新封建化(re-feudalization)”的破坏性因素。(33)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公共领域理论对媒体研究产生的巨大影响。正如学者达尔格伦(Dahlgren)所总结的，公共领域已经在当今社会背景下成为一个重要概念，它对应着大众传媒，尤其是新闻媒体，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公民了解世界、讨论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并且形成关于采取何种行动的共识。(34)
公共领域理论引发了学界对于媒体民主角色的更多思考，媒体应当承担起支持不同群体的共同商议过程并且避免霸权的形成。(35)学者哈克特(Hackett)总结说，如同经典自由主义对于媒体“看门狗”角色的强调，公共领域理论对媒体民主责任的核心要求则在于“参与”，通过各种渠道的广泛的公民参与被视为是产生民主的最佳方式。围绕着促进公民的广泛政治参与，媒体的民主角色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团体提供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平台，二是通过具有普遍的可接触性和包容性的媒体来促进社会范围内的政治共识的形成。(36)
学者斯卡梅尔则从另一个角度强调了公共领域理论对于媒体研究的贡献和价值。公共领域理论在“市场化与规范化之争”、“媒体自由与政府干预之争”的研究框架外提供了一个新的具有说服力的研究路径——服务公众，即不再以媒体与政权之间的关系如何来衡量媒体的民主角色，而是以媒体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形成理性的公共舆论和政治共识来作为媒体民主角色研究的核心。(37)
总之，公共领域理论为政治传播研究找到了一扇突破经典自由主义理论框架的窗户，在全新的理论资源之上定位媒体的民主角色。在公共领域理论下，围绕着“参与”这个公共领域的核心问题，媒体的民主责任重心转向是否为不同的 第一论文网公民群体提供政治参与的平台、是否促进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进行理性的政治讨论、是否促进不同群体之间达成政治共识和共同舆论等。
2.“公共领域”媒体理论的批判
虽然公共领域理论为政治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并且大大拓展了媒体与民主关系研究的范围，但是对公共领域媒体理论的批判也一直不绝于耳。首先，正如前文所述，哈贝马斯本人关于“公共领域”的理论建设中虽把传播放在核心位置，但这主要是指面对面的人际传播，哈贝马斯本人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并未将现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作为公共领域的核心要素，甚至认为是对公共领域有害的因素。由哈贝马斯而引发出的各种关于公共领域中媒体角色的研究数量庞大但模糊不清，仍缺乏统一的理论范式。
其次，公共领域理论下媒体通过促进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理论讨论、参与政治来达到民主的观点本身也遭受到质疑。例如，学者达尔格伦以互联网上的政治传播为例指出，有关政治的表达不一定都是理性的，也可能是诗意的、娱乐化的或者讽刺幽默的，政治讨论和政治参与的目的也不一定都是为了达成共识，比如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政治参与恰恰不是为了和主流政治达成共识，而仅仅是为了影响公共政策。因此，用这种标准来衡量媒体的民主角色很有可能无法涵盖所有的政治传播情形。(38)
结论
“用哪种方式来研究媒体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后果”，(39)为了回答媒体是否能够促进民主政治、怎样的媒体才能够促进民主政治这样的政治传播宏观效果研究问题，研究者必需对此问题的前提假设进行界定，即理想民主对于理想的媒体角色的要求。不同的民主理论显然会给出不同的答案。由于政治传播学肇始于西方研究，本文将西方政治传播学中涉及该问题的两大最重要的理论资源进行评析，以期对当代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有所启示。
值得强调的是，政治传播研究不仅与政治理论前提假设密切相关，更与研究对象所身处的具体社会背景有关。因为政治传播本身对社会政治环境、媒体环境的依赖，政治传播的效果研究比一般媒体效果研究更加依赖于具体的时间与空间背景的分析。(40)在批判地评析与借鉴西方理论资源的同时，研究者必须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环境与媒体环境进行具体分析，才有可能提出符合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目标的媒体角色要求，进而以此为标准来考察当代中国的媒体实践。
注释：
①边巍、刘宏：《中国当代政治传播的变迁》，《现代传播》，2011年，第2期，第59页。
②荆学民、施惠玲：《政治与传播的视界融合：政治传播研究五个基本理论问题辨析》，《现代传播》，2009年，第4期，第18页。
③⑥⑦布莱恩·麦克奈尔：《政治传播学引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
④(11)(17)张晓峰、荆学民：《现代西方政治传播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7期，第84页。
⑤邵培仁：《政治传播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⑧⑨(15)Graber, D. A,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Faces the 21st Centur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5, Vol. 55, No. 3, pp. 479-507
⑩Graber, D.A.,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Scope, Progress, Promise", in Finifter, A. W.(ed.),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93, pp. 305-332.
(12)(13)(14)(18)(19)Mcleod, J. M., Kosicki, G. M. & Mcleod, D. M., "The Expanding Boundarie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s Effects", in Bryant, J. & Zillman, D.(eds.), Media Effects: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London, Routledge, 1994, pp. 123-162.
(16)Herman, E. S. & Chomsky, N.,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Vintage, 1988.
(20)(21)(22)(23)(25)(26)(27)(28)(29)(30)(37)(39)(40)Scammell, M., "Media and Democracy: An Introduction(Vol. 2)", in Scammell. M. & Semetko, H.(eds.), The Media, Journalism and Democracy, Brookfield, Ashgate, 2000.
(24)Curran, J., "Rethinking the Media as A Public Sphere", in Dahlgren, P. & Sparks. C.(eds.), Communication and Citizenship: Journal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 London, Routledge, 2007.
(31)Kellner, D., "Habermas, the Public Sphere, and Democracy: A Critical Intervention", in Hahn, L. E.(ed.), Perspectives on Habermas, New York, Open Court Publishing, 2000.
(32)Habermas, J., "The Public Sphere: An Encyclopedia Article", New German Critique, 1974, Vol. 3, No. 1.
(33)Habermas, J.,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9.
(34)Dahlgren, 第一论文网, "Introduction", in Dahlgren, P. & Sparks, C.(eds.), Communication and Citizenship: Journal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 London, Routledge, 1991.
(35)Cammaerts, B. & Carpentier, N., "Introduction", in Cammaerts B. & Carpentier, N.(eds.), Reclaiming the Media: Communication Rights and Democratic Media Roles, Bristol, Intellect, 2007.
(36)Hackett, R. A., "Is There A Democratic Deficit in US and UK Journalism", in Allan, S.(ed.), Journalism: Critical Issues, New York,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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