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曰本媒介生态环境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便携式自媒体逐渐取代传统媒体，成为受众信息交流的主要途径。如“3-11东曰本地震时，由于通信拥堵，大部分运营商如软锒和AU纷纷开始限制语音通话，最大通信运营商NTTDoCoMo也限制了网内80%的语音通话。通信网络的拥堵或瘫痪，让社交网站在这一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生活在东京的记者布莱恩•查普曼表示：“Facebook和Skype被证明是保持联系的最好方式。在破坏最严重的地区，有许多人通过社交网站了解详情。”另据新浪微博的官方数据统计，截至2011年3月11日18时，新浪微博上发布的曰本地震相关的微博近450万条，其中在日本的微博用户发出了30万条。
此外，日本新闻传播学界对“3•11”地震发生时的媒体反应提出不少质疑之声：如媒体未能在地震前积极针对核电防灾政策进行批评监督；媒介报道的信息源大多数来自政府及相关部门，过于被动；面对核辐射和灾害等专业性较强的问题，新闻界缺少相关专业记者，使得报道不深入；因为报道的被动、不专业，受众对媒体产生了不信任感，对记者的能力产生怀疑。为了回应受众的质疑，日本传媒界在寻求变革的途径；学界也不滞后，为了应对媒介生态的改变，曰本新闻传播教育界也相应做出一些变革。
一、颠覆原有的“重学轻术”，重视职业技能训练
曰本新闻传播教育界“重学轻术”以及新闻传媒人才培养主要是通过“师傅带徒弟”的职场训练12]来完成，这是此前国内学界对日本新闻传播教育的主要印象。“重学轻术”主要指的是，曰本新闻传播教育重视新闻理论学习，以新闻史、新闻伦理、新闻学原理等课程为主，新闻业务类课程所占比例较jNo曰本大学以研究高深学问为办学宗旨，视实用技术为低级的学问；坚持把学术研究放在首位，在教学中教导学生用哲学的视角审视新闻传播学，强调媒体批判实践和社会责任感，采写编评等新闻记者的职业技能教育从未踏入大学讲堂。
“师傅带徒弟”的职场训练主要源自日本等级制、家族制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人才培养主要通过企业内部和学校共同完成，岗位培训是培养新闻从业人员的主要形式。学校教育主要以学理教育为主，毕业后的技能培训由企业来承担，高等新闻教育与媒体的内部培训形成独特的二元并行的教育制度。
随着新媒体迅猛发展，以上两种新闻人才培养理念的弊端都曰渐凸显。“重学轻术”导致教育界培养的人才与业界需求无法对接，使得业界与大学新闻专业教育之间产生巨大的数字鸿沟，媒体从业人员毕业于大学新闻专业的比例很小W。此外，“师傅带徒弟”的职场训练人才培养模式也受到了冲击，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在新媒体的冲击下，新闻工作者每天要处理的信息量越来越大，前辈无暇培养新人;二是能熟练掌握新媒体技能的前辈不多，无力指导新人；三是曰本的新媒体企业由于成立时间短，且采访报道人员大多来自传统媒体，所以前辈对新媒体的传播经验有所缺失，导致未能建立成熟的培训体系。
为此，日本新闻传播学界在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上做了不少修改。如早稻田大学新闻学院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强调，学生必须通过“采访和表达能力的职业化技能”训练，强调新闻记者必须具备独立的新闻采写能力，并能熟练掌握写作、摄影、摄像等技能，将信息有效地传递给受众。此外，T3该校还强调现场实习的重要性，实习课程必须占到4个以上ro学分。该大学一个年级的实践类课程与理论课程的学分数分Ui别为6个和8个,如果把实习课程也列入实践类课程，那么实践课程总学分数为10个，超过理论课程2个学分。可见，o日本新闻传播教育已然开始重视学生的职业技能训练，对媒介生态的改变做出回应。
二、模糊专业界限，幵启普适性媒介素养教育
在日本全国大学学科门类网站KnowledgeStation以关键词“771]三学.乂亍彳尸学”进行检索后发现，在曰本758所大学中，有78所大学开设了新闻传播学相关科系或课程。其中直接以传媒或传播学院命名的院校仅有12所（见表1)，其余45所(见表2、表3、表4)有新闻传播学科的院校均将其设置在文学(7所)、艺术学（7所)、文化学（4所)、信息学（8所)、社会学(8所)、科学院（3所)、工学院和理工学院（2所)s法学（1所)、经济学（1所)、体育学（1所)、国际关系学（1所)、生活环境学院（1所)、人类共生学院（1所）之下。
由表1一4可见，日本大学新闻传播学科的命名较为多样，以新闻系命名的有2所，为上智大学和日本大学，以人文新闻系命名的有专修大学，以广播学系命名的有2所，其余大部分以传播学或信息媒体学来命名。
综上所述，曰本大学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不仅局限于仅有的10来个独立院系，在科系设置时往往采取联合所在学院系中传统老牌学科或最强学科的“经典专业+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科交叉式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人才正好符合业界对新闻传播学毕业生“精（精通新闻传播理念及业务）+专（对某一领域具备专业解读能力)”的要求。日本教授新井直之认为：“过去的记者，似乎只要有写作的才能和采访的热情就可以胜任工作，现在不行了。没有相当程度的专门知识也是困难的。无论是经济还是防卫、环境、教育问题，越是现代的、当今的问题，越是需要专门知识，没有专业知识几乎不可能就这些问题写出独家新闻。”这位教授20年前说的这番话，在当下分工越来越细的日本更显得一针见血。“记者应是杂家”“编辑须是通才”，这些既是对新闻工作者的要求，也是对新闻传播教育的要求。
此外，有22所高校的一些专业幵设新闻传播学相关课程(详见表5)，这些课程主要是针对非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进行普识性的媒介素养教育。如社会学、文学、动画、经济学等专业，开设媒体与社会、信息媒体概论、媒介文化、媒体生产与制作等课程。除在非新闻传播专业领域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外，日本诸多高校的人才培养方案关于媒介素养的表达也很多。如曰本大字新闻系的招生简章中写道：在保证学术研究的前提下，培养对社会有用的、深谙信息传播及媒介素养理论与实践的传播者。
在信息爆炸的年代，每个人皆是信息的传播者，一切领域都迫切需要信息传播的把关人和专家。所以，培养大批信息传播的“通才”，使他们具备基本的媒介素养，正是曰本大学教育的重点和方向。
三、坚持原有人才培养目标的同时，将重点放在新媒体和国际新闻人才的培养上
据曰本ABC协会调查幷发表的2014年度下半年各大主要新闻社报纸销量统计，日本《读卖新闻》《朝曰新闻》《每曰新闻》等各大主流纸媒销量均出现急剧下降情况。报纸销量减幅最大的是《读卖新闻》，减幅超过了60万份；其次为《朝曰新闻》，超过了44万份；而且5大主要新闻社全部同比减少。在智能手机等新媒体的冲击下，日本报业正面临巨大的挑战。
如何顺应新媒体时代读者阅读习惯的变化趋势，及时调整经营战略，从而在数字化阅读已成大势所趋、不可逆转的情况下，仍能有效发挥精英报纸的影响力，这是日本报人每天都在思考的问题。在转型过程中，曰本报业转型或改革的依据主要在于寻求一个问题的答案，即“将来谁还读报纸”答案势必成呈两极化：无法阅读数字信息的人和不满足于阅读数字信息的人。如果以前者为目标，报纸必然会成为迎合高龄读者阅读兴趣的媒体。如今曰本电视媒体正朝这个方向迅速蛻变，年轻人对日本的电视节目越来越感到厌烦，根本不买电视的低龄人群在增加。而纸媒，尤其是主流大报无疑会选择后者，那就是越来越精英化，为那些不满足于数字化阅读感的读者定制、提供更加精致、富有营养的高级“便当”。于是，2010年《日经新闻》率先开启有偿电子版的服务；紧跟其后的是《朝日新闻》2010年创办的有偿网络评论版（内容不同于纸刊）“WEBRONZA”，目前已有十余万订户。此外，《朝日新闻》于2011年2月正式开通了电子版，全面开启电子报经营模式；2010年4月，每日新闻社58年来首度与共同社合作，在政府机构发布的新闻和国内新闻上使用共同社配发的消息，自己则着力强化调查报道和深度评论，尝试从“报道型媒体”向为读者提供见解的“意见型媒体”转型。正如《朝日新闻》记者名片上统一印制的该报广告口号-“Japan’sLeadingNewspaper”，日本大报的转型之路不是去精英化，而是更精英化。
为了应对媒介生态的变化，曰本的新闻传播学教育势必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革。从学科统计表可见，日本已有13所院校将新闻传播学科设在信息学院、科学院及工学院之下，占日本新闻传播学系总量的30%。在大数据时代，将新闻传播学科与理工科结合，开设媒介技术、媒介制作等课程，无疑为当下业界新媒体人才队伍提供了后备力量。
此外，麦克卢汉于1962年提出“地球村”（globalvillage)的设想：印刷媒介使人类彼此疏远，而电子媒介却使他们更加相互依靠，把世界塑造为“地球村”的形象。结合当下网络新媒介的发展状态，“地球村”的设想似乎即将实现。为了争夺“地球村”中的国际话语权，曰本媒体在国际新闻报道领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日本高校新闻传播学教育也做了回应。同样，从字科统计表可见，共有6所高校将新闻传播学科命名为全球传播学院、全球媒体研究学院，或将学科直接设置在国际关系学院下面进行学科交叉教学。
为了应对新的媒介生态，日本新闻传播教育界在坚持原有通才教育的理念外，更加注重职业技能的训练；在强调普适性媒介素养教育重要性的同时，开始重视新闻专业主义教育，对新闻学科的重要性做了新的阐释；在坚持原有人才培养目标的同时，将重点放在新媒体和国际新闻人才的培养上。正是以上这些坚守与变革，为日本传媒产业的转型和发展带来了机会和希望。与日本一样，中国传播学界也面临着教育调整与变革，日本的这些经验值得关注与借鉴。
文/谢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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