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时间消灭空间”的传播学思考

　　【摘要】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的经济学命题在移植到传播学理论时，逐步延展为一则“时间完胜空间”的信条。该信条虽具有强大的理论解释力，但随着社会理论研究的空间转向，即时传播技术对传播时空的重塑，需要适时地对此信条展开再思。从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经济命题中空间的永不退场、新闻传播学科对时间与空间维度的不同偏好，以及即时传播技术带来的时空重塑三个层面再思，发现该信条内含的固化传播时间维度、忽视传播空间维度的价值取向，以此恢复空间的主体地位，拓展传播学研究的空间维度，推动传播研究方式的转型。

　　【关键词】“用时间消灭空间”;　时间;　空间　;新闻传播学

　　一、“用时间消灭空间”再思的必要性

　　“用时间消灭空间”最初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一个经济学命题，国内传播学界移植了这个命题，并进一步将其延展为一则“时间完胜空间”的传播学信条。尽管确如相关学者所论，“用时间消灭空间”的信条在传播学领域具有特别的理论解释力：时间也是传播技术演化过程中存在的一个显性维度，即时传播技术的出现也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所谓的“用时间消灭（或完胜）空间”。然而，还应看到这一信条所内含的固化时间维度、忽视空间维度的价值偏向，以及对这一信条的普遍遵从也必然会导致传播研究中空间维度的缺位，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必然存在一定的理论和逻辑方面的缺失。若当下的即时传播技术已经意味着人类在传播时间上达到某种极致，那“用时间消灭空间”如何继续呈现出无限发展的趋势？如果“时间完胜空间”，那么当下即时传播技术理应带来理想的传播效果，甚至实现麦克卢汉的“地球村”设想。然而现实却宣告了即时传播并不等于致效传播，甚至可以说，即时传播技术一定程度上宣告了时间的“死亡”，空间成为传播致效的更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全球范围内社会理论研究的空间转向，以及受此影响，传播学界对空间问题的日益关注，正是对“用时间消灭空间”信条的回应与修正。由此，有必要对“用时间消灭空间”这则国内传播学界的信条展开适时再思，借以恢复和拓展传播学研究的空间维度，推动传播研究的空间转向。

　　二、“用时间消灭空间”传播学信条的生成

　　在将马克思时间消灭空间经济学命题移植、延展为国内传播学界时间完胜空间这一信条的过程中，陈力丹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他不仅是移植者，也是重新阐释者。陈力丹作为国内最早关注“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学者，在《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第六章“交往革命”中，引用并分析了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用时间消灭空间”命题，指出“用时间消灭空间呈现着一种无限发展的趋势”。[1]此后这一观点在学界进一步扩散，并逐步延展为一则有关“时间完胜空间”的传播学信条。陈力丹提出这一观点后，蔡凯如、袁艳、梅琼林、袁光锋等人对“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论题展开了进一步阐释与论证，并分别用“传播设想”“传播理想”“现代传播的信条”等语汇修辞概括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命题在国内传播学界成功移植的过程。①刘洁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梳理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经济命题以及西方对马克思时空观的新探索，进一步论证了“用时间消灭空间”在新闻传播学科的理论解释力，完成了国内传播学界“用时间消灭空间”这则传播学信条的论证过程。②刘洁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证：一是指出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命题在世界市场和交往革命的背景下提出，它内在地包含着与新闻传播相同的理论资源和哲学内涵；二是在现代化、后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命题从经济学领域延展到传播学领域，其具有内在的合法性与逻辑性；三是从新型传播技术所推动的传媒变革角度，进一步指出“用时间消灭空间”所具有的理论解释力。[2]需要指出是，刘洁也承认空间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重要性，“时间与空间是研究当代新闻传播研究的核心和关键”，但其论文对空间的强调主要服务于时间的论述，空间本身并不是研究关注的中心。此后，陈力丹与王晶在《“用时间消灭空间”——马克思恩格斯传播技术思想研究》《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时空观》《“用时间消灭空间”：马恩论19世纪的电报传递》《马克思和恩格斯论交往革命》等文中，对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的思想作了更为细致的传播学视角的文本阐释，最终完成了“用时间消灭空间”作为一则传播学信条的论证过程。然而，与刘洁仍承认空间是当代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个核心与关键不同，在陈力丹的进一步阐释中，空间不再是与时间并列的一个维度，而是沦为了真正有待时间“消灭”的对象，时间终将随着即时传播技术的出现“完胜”空间。如陈力丹在《“用时间消灭空间”——马克思恩格斯传播技术思想研究》一文摘要中写道：“像抢行情、抢新闻这种现象，终究会随着时间完全战胜空间而成为多余。”[3]王晶在《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时空观》中对此论点予以赞同。陈力丹之后又在两篇论文中重申了上述论点。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名词》一文中，对“用时间消灭空间”词条作了如下界定：“马克思谈到电报作用的认识。现代商品生产条件下，克服交换和交往方面的空间距离成为一种内在驱动，促使运输和通信手段不断改革。他认为，由于交往革命，资本力求摧毁对交往一切方面的限制，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来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其本质便是用时间去消灭空间。现代新闻传播的时效要求，是这一情形的产物。”[4]其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新闻传播思想》一文中重申，“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看出，‘用时间消灭空间’呈现着一种无限发展的趋势，终究会造成时间完全战胜空间情形，当今的互联网就是这样的现实”。[5]从移植与延展的视角，第一篇论文可看作移植，第二篇论文可看作延展，一定意义上，这两篇论文简明再现了这一信条的形成过程。正如刘洁所说，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最初虽是一个经济学命题，由于其“内在地包含着可以与新闻传播相通的理论资源和哲学内涵”，以及“新型传播技术推动下的技术变革”，彰显了“用时间消灭空间”命题强大的理论解释力。正因如此，“用时间消灭空间”成为国内学界讨论传播时空、传播技术无法回避的命题，这也是陈力丹移植与延展该命题的时代背景。这一信条颇有影响，此后有关媒介技术演化及影响，如“时空压缩”“多重时空”“时空一体化”“中间时空”等传播时空议题的讨论，如何镇飚、田静、李曦珍等人的研究，都将讨论建立在“用时间消灭空间”这一公认传播学信条的基础上。[6-8]然而，随着即时移动传播技术的广泛普及，以及社会理论研究的空间转向与传播学空间研究的兴起，时间能否“消灭”或“完胜”空间也需要进行及时再思。

　　三、对“用时间消灭空间”传播学信条的再思

　　本文对“用时间消灭空间”信条的再思主要分为三部分：首先从“用时间消灭空间”的经济命题视角指出空间是马克思经济命题中的一个固有维度；其次从学科视角讨论传播学学科对时间与空间维度的不同偏好，分析传播学学科对时间维度的偏好与对空间维度的忽视的内在关联；最后在概述社会理论研究空间转向的背景下，辨析即时传播技术引发的时空再思。1.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经济命题中空间的永不退场如前所述，“用时间消灭空间”这一命题因《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政治哲学性质而富有政治哲学意涵，由此赋予了该命题更大的阐释空间，表现出强大的理论解释力。各相关学科都可对此命题进行合理移植和延展，推导出颇有效度的论断，将“用时间消灭空间”移植、延展为一则传播学基本信条也属这种情况。①然而，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意在强调资本通过缩短流通时间的方式，缓解空间上的障碍，以实现资本效益最大化，而非舍弃空间。[9]因此，有必要再次回到马克思最初的表述。马克思有关“用时间消灭空间”原文如下：“生产越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因而越是以交换为基础，交换的物质条件——交往运输手段，对生产来说就越是重要。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往运输手段，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资本借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10]由上段引文可知，“用时间消灭空间”命题首先是一个经济学命题，这个经济特性主要表现在命题论述的主要对象是资本（商品或实物形式的资本而非金融资本）。②资本的逐利本性必然要求商品在生产与销售过程中，通过“用时间消灭空间”以获得更大回报。对资本（商品或实物形式的资本）而言，空间确是一个实际的障碍，须通过时间予以“消灭”。然而，与当下即时传播技术可达成信息的即时传递不同，实物商品的运输技术虽有提高，但空间始终是一个难以“消灭”的障碍。事实上，即使其后出现的金融资本，空间仍是一个壁垒。当下即时传播技术让金融资本具有了以数字字符的形式在全球自由流动的可能，但全球各经济体的地区限制规则仍然存在，金融资本的全球流动并不是绝对的自由，壁垒依然存在，这也反证出空间的在场。可以说，在经济领域，物流时间虽可随着运输技术、物流管理技术的提高而缩短，但物理空间的客观存在让物流时间永无“消灭”空间的可能。换句话说，时间虽可无限逼近空间，但空间永不退场。商品（实物）的传播与信息的传播是有区别的。商品（实物）的传播让时间永无“消灭”空间的可能，但信息的传播却可凭借当下的即时传播技术成功消除信息全球传播的时间差，实现信息的全球即时共享，这也为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在传播学学科的移植与延展提供了足证。然而，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命题的本意并不是取消空间，而是证明资本的逐利本质驱使资本“用时间消灭空间”。因此，马克思命题中的空间虽是有待时间“消灭”呈现被动性征的空间，但这一命题中空间是永不退场的固有存在，时间永远无法彻底“消灭”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国内传播学界“时间完胜空间”的“用时间消灭空间”的信条中，空间已然具有了成为被动的有待（或已经）被时间“消灭”乃至“完胜”的意涵，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命题的本意。可以说，在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的经济学命题中，空间是一个固有存在且永不退场，与时间同等重要的维度，共同作用于资本流动的过程。同理，在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命题延展为国内传播学的一则公认信条时，①空间也应成为如刘洁所指出的与时间并列的现代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两个关键中的一个关键。[2]遗憾的是，在这一命题进一步延展与扩散中，空间不仅丧失了固有存在的地位，而且沦为有待时间“消灭”与“完胜”的对象，为什么该命题在延展、扩散的过程中发生了如此变异？其中原因需从新闻传播学学科自身去寻找。2.新闻传播学对时间维度的偏好与对空间维度的忽视从学科视角看，国内新闻传播学学科对时间维度的偏好，也是“用时间消灭空间”延展变异为“时间完胜空间”的一个重要原因。与西方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存在一定的学科距离不同，传播学在中国的落地更多受益于新闻学，因此，国内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共同构成了一个一级学科。然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新闻学与传播学都显示出对时间维度的偏好，这种对时间维度的偏好必然导致对空间维度的忽视。新闻学对时间（表现为时效性）的追求是必然的，时间也是构成新闻定义的一个基本要素，甚至在不同的语言中，新闻这个词指的就是“新闻的时效性”。[11]白红义对当下数字传播时代新闻的时间性进行了再考察，②他的相关发现不仅印证了新闻业“因时而作”的特性，还为时间成为新闻研究中经典概念提供了最基本的理由。[11]他认为，传统新闻时期，新闻“因时而作”；数字新闻时期，新闻时间性虽已然变化——即时性成为新的新闻时间性，但新闻依然“因时而作”。应该看到，白红义对新闻时间性的梳理，虽基于西方尤其是英语世界的新闻历史与新闻实践，但其“因时而作”的结论对中西方新闻界有关新闻时间性的追求是普遍有效的。因为新闻“因时而作”，所以时间成为新闻研究中经典概念的论述逻辑所反映出的恰恰是时间的“胜出”——新闻学对时间维度的偏好。传播学同样表现出对时间的偏好。传播学的兴起受益于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产业的勃兴，大众传播学也是构成传播学的一个主要分支。一方面，大众传播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大众传媒，对大众传媒而言，出版、发行与播出的周期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对时间性的追求。尽管大众传媒对时间性的追求最为典型地表现在新闻生产方面，事实上，大众传媒其他领域的内容生产也讲求时效性。一定意义上，时间性是大众传媒的一个职业性要求，标志着行业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大众传播技术的发展也为大众传媒内容生产对时间性的偏好提供了可能。从大众报刊到广播电视再到数字传播的媒介技术发展，不仅让大众传媒内容生产的时间提升成为可能，且这一技术发展逻辑也契合了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命题，尤其是当下的即时传播技术似乎为“时间完胜空间”提供了确证。事实上，这也是国内传播学界移植“用时间消灭空间”命题，并将其进一步延展为“时间完胜空间”信条的技术背景。需要指出的是，中外传播学界对上述媒介技术发展逻辑所内含的时空观的解读是有差异的。西方以媒介环境学派为代表，③强调媒介技术对社会发展存在重要的乃至决定性的影响，其空间论述也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征：时空并举与无处不在。时空并举是指媒介环境学派的空间论述往往与时间论述同时出现。英尼斯的媒介时空偏倚论强调的虽是媒介或偏向时间或偏向空间，但其理想的媒介是能实现时空平衡的媒介；麦克卢汉“（电力）速度会取消人类意识中的时间和空间”[1]的论断不仅时空并举，甚至存亡与共；此后媒介环境学派代表人物提出的“虚拟时空”“时空压缩”甚至“场景论”也都是时空并举，且都属传播速度达到极限（即时传播）后新式的重构时空。无处不在是指媒介环境学派中的空间论述四处弥漫：从英尼斯媒介的时空偏倚论到麦克卢汉的“部落社会”“脱部落社会”与“地球村”，再到莱文森细化的“地球村”——“广播地球村”“电视地球村”“赛博地球村”以及梅罗维茨的“媒介场景”，都存在一个空间维度的论述。当然，媒介环境学派的空间论述并不意味着媒介环境学派中的空间是一种主动的存在，恰恰相反，空间是一种被动的存在，服务于其媒介决定论的研究主旨，缺少应有的主体地位。由此，空间要么缩变为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地球村”，要么成为梅罗维茨所谓的“消失的地域”，终将随着即时传播技术的实现与时间一起消逝。传播学在中国的落地与高校新闻院系密切相关，这种特殊性决定了新闻学对传播学存在相当的影响，这也表现在对“用时间消灭空间”的移植过程中。陈力丹是以交往为起点开始移植的，其交往除了物质交往外，更偏向以电报（报刊）为媒介的精神交往，然而在马克思有关电报的论述中，并没有人类凭借电报媒介实现“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论述。①因此，尽管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强大的理论阐释力与传播科技尤其是即时传播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将马克思经济命题移植为传播学信条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但其背后仍有新闻学的影响。事实上，正是新闻学对时间的极度推崇才让时间能够“完胜”空间，这与媒介环境学派被动的空间论述是不同的。3.社会理论研究的空间转向与即时传播实践引发的时空再思20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空间成为西方社会理论界的“新宠”，出现了“将空间概念带回社会理论的架构之中或曰以空间思维审视社会”的空间转向风潮，[12]这个空间转向与社会理论研究中空间维度被长久遮蔽，缺乏应有的主体地位相关。从理论上说，空间与时间是人类思想的两个基本维度，两者紧密关联，不可割裂。然而，由于时间的相对可变、空间的相对固定，时间的变化往往被认为是绝对的、不可逆的，“空间的变化也相应地被认为是由时间变化而引起的”。[13]事实上，空间不仅长期处于时间的遮蔽之下，且丢失了研究中的主体地位，处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边缘。②福柯指出：“空间在以往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14]苏贾也将空间研究的乏善可陈称为“历史决定论下的空间性的失语，即时间（或历史）消解了空间”。[15]近半个世纪以来，在空间转向的推动下，西方社会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一背景下，传播学界也逐渐关注空间议题，空间视角的传播与媒介研究正在成为一个极富潜力的研究领域。国外初步形成了四个表现活跃的研究单元：以创立传播地理学为学术目标的北欧学者、以日常生活媒介消费空间建构为关注点的部分英国学者、从事新媒体和社区关系研究的部分北美学者，以及关注个人随身信息终端都市使用的部分澳洲学者。相关研究虽然角度、方法各有不同，但都涉及传播的空间维度，“信息传播技术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后，新的传播实践和对空间意涵的变革”。[16]回观国内，21世纪以来，随着网络传播的出现及对传媒产业颠覆性的影响，空间正式成为国内新闻传播研究的一个议题，③不仅引入西方诸多的空间理论与命题，还尝试从空间视角分析传播议题，甚至结构新闻传播的理论与叙事。如以孙玮为代表的城市传播研究，其核心议题是讨论城市这一实体场域的传播论题，城市也是一种空间性存在，由此空间成为城市传播研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议题，当下城市传播研究的代表性成果都不同程度地对空间维度展开了论述。④以彭兰为代表的场景理论强调移动传播建构的移动、交织、拼贴、融合的样态性的媒介场景对传播过程的影响，空间成为场景构成的要素。⑤又如以邵培仁为代表的媒介地理学研究对空间、时间、地方、景观和尺度等基本概念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⑥以喻国明为代表的中国人媒介接触的时间维度与空间界面研究，通过对人们在不同物质空间的媒介接触展开量化分析，指出媒介存在对空间的依赖性。①刘涛引入西方空间理论对社交媒体的分析研究等，也是国内新闻传播学界有关传播空间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此外，即时传播实践引发了新闻传播学学界的时空再思，尤其表现为空间的再发现。社会理论研究的空间转向及取得的丰硕成果给新闻传播学提供了启示，要求学界须恢复空间的主体地位，树立一种持续、在场、主动的空间观，对已有偏向时间维度的研究进行空间维度的再思和补充。当下的即时传播实践在成功实现“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同时，也提供了空间再思的可能。即时传播技术虽让世界有成为“地球村”的可能，但麦克卢汉理想的“和谐村落”在当下仍是一个理想，这是否预示数字传播时代时间的重要性开始消退，空间的重要性开始凸显？就传播的时效性而言，即时传播技术已然达到极致，时间再次提升的可能性大大缩减，这是否意味着时间“消灭”的恰是时间本身？如果即时传播实践形塑了类如“压缩时空”“流动时空”以及媒介场景等新的时空类型，那是否又意味着空间并没有被时间“消灭”，时间也无法“完胜”时间。事实上，无死角的空间全覆盖并不意味着传播的致效，如果地球有朝一日真正成为麦克卢汉期待的和谐“地球村”，或许人们方能承认时间终于“消灭”了空间。诚如陈力丹所言“抢新闻这种现象”终将随着“时间完全战胜空间而成为多余”，然而，“抢新闻”成为多余恰好表明时间重要性的消退，新闻传媒开始为进入不同的媒介阅听空间而竞争，当下各类媒体的APP之争，也为时间无法“完胜”空间提供了最好的注脚。

　　四、结语与讨论

　　毋庸置疑，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命题具有强大的理论解释力。对资本而言，空间始终是资本传送过程中的一个障碍（壁垒），资本逐利的本质必然驱使资本通过“用时间消灭空间”实现收益最大化，因此，“用时间消灭空间”的确存在一个无限发展的趋势，这也意味着时间虽可无限逼近空间，但空间永不退场，空间的固有存在让时间永无拔除空间的可能。马克思著述所具有的政治哲学性质，使得该命题可以被其他学科合理地植入，这为国内传播学界移植该命题提供了合理性与合法性。与此同时，马克思对交往的关注，以及对电报、铁路等通讯、交通媒介的论述，进一步为国内传播学界移植、延展该命题提供了学科视角理论与阐释的元文本。人类传播技术在时空维度上所呈现出的时间偏向，使得当下即时传播技术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时间完胜空间”，这也为将“用时间消灭空间”的经济学命题延展为“时间完胜空间”的传播学信条提供了明证。应该说，将“用时间消灭空间”植入传播学是必要的，对于认知现代新闻传播对时间的追求与偏好及媒介传播技术演化的时空逻辑，提供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时空认识论。资本的传送与信息的传播还是存在差异的，于资本传送而言，空间始终是传送过程中的一个障碍（壁垒），因此“用时间消灭空间”确实呈现着一种无限发展的趋势；于信息传播而言，即时传播技术虽提供了“用时间消灭空间”的可能性，但“时间完胜空间”则意味着“用时间消灭空间”无限发展的趋势的终结。因此，尽管时间（时效）是新闻传播的首要追求，也是新闻传播业的永恒命题，但“时间完胜空间”的信条内含了固化传播时间维度、忽视传播空间维度的价值取向。对“时间完胜空间”传播学信条展开再思，并非要否认“用时间消灭空间”这一信条所具有的特别的理论解释力，而是强调要恢复空间的主体地位，树立一种持续、在场、主动的空间观，并以此考察传播学的相关议题。应该看到，从空间维度切入传播学相关议题也富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如从空间向度讨论城市空间与城市传播议题、审视媒介技术发展的未来样态与相关的移动传播议题（如主流媒体在移动端的影响力再造），再如讨论类如虚拟时空、时空压缩之类的主观时空问题等。当然，由于时间与空间议题所具有的宏大性，也由于传播学空间向度的研究兴起时间较短，可供借鉴的传播空间理论研究成果较少等，文章对“时间完胜空间”的传播学信条的再思必然在理论与逻辑方面存在一定的缺失，然而，这种尝试性的讨论是必要的，也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从根本上说，这有助于思考空间向度的传播学研究及其范式的转型。

　　作者:陈长松 单位:南京林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