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科学与人文的结合，既包括向医学科学注入人文精神，还包括向人文医学注入医学科学精神，以科学精神充实、丰富人文医学，使人文医学具有扎实的生活基础和现实针对性，摆脱那种脱离实际的空洞说教。当前在加强人文学科建设的呼声中，我们人文学者似乎忽视了这一点，因而影响人文学科的建设及其作用的发挥。2012年6月30日～7月1日，由医学与哲学杂志社与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医学哲学专业委员会于北京联合举办的“医学人文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研讨会”，是一次向人文医学注入科学精神的有益尝试，它意味着我国人文医学迈开了新的重要一步，并将对我国人文医学的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人类的思维是遵循着神学思维、玄学思维、科学思维的规律向前推进的。周有光老先生说：玄学思维是推理性的，譬如我们看到太阳早上从东方升起晚上从西方落下，推出地球围绕太阳转；科学思维要靠实证，所以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还认为：我们至少在社会科学方面还停留在玄学时代。”他这里批评的是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有所不同，但人文学科也应来自实践，也应由实践检验，也应是符合现实并经得起现实的检验。试想，一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人文学，一种与现实生活不沾边、对现实没有多少作用的人文学，会有谁理睬呢？不错，人文学本质是批判性的，并具有思辨性的特征。但无论是批判性也好，思辨性也好，都应言之有据，因为有据才能有理，只有有理才能评论、思辨。比如，我们批评当今我国的一些大医院丧失了公益性，而公益性是公立医院的根本。但这一结论必须有事实作依据，这不是单靠思辨就能解决的。本次会议上，一些学者提供了一批人文医学实证研究的成果，为我国的人文医学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春风，实在催人奋进。
以人作为主体对象的人文科学，其实“并不存在人文这种实体。只有把各学科视为主体性的不同领域，即人的存在的不同形式或载体，视为人的本质的多项规定，才能获得人文学科概念。”[2]5人文学科是评价性而非描述性的，人文学科的内涵是它的价值指向，其终极旨归是作为人文本体意义的人，“人文学科提供超越实用主义之上而又与宗教虚幻彼岸迥然有别的目的观与价值观，给人以安身立命的生活之源。”[2]5“就社会职能而言，与其说人文学科是认识或实践的工具，毋宁说是借以锻炼发挥人性的场所或器具。”“人文学科与其说是教人知识，不如说是予人自我认识；与其说它是技术，不如说是人的素质修养。人文没有直接的功利用途，与攸关国计民生的以经济学为主干的社会科学明显区别开来。”[2]6因此，人文主义并不排斥科学，也不能排斥科学，相反它将最大限度地开发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必须依托科学，医学人文学科的对象和基础是科学。因此，作为医学人文学科，只有与医学科学结合，将医学科学精神渗入其中，才能获得实在的意义，才能发挥引领医学发展方向和为医学提供社会伦理支撑的作用。
这就要求医学人文学要走进医学，特别是要走进临床医学各学科的实践，走进卫生保健工作的各种实践，和医学专家共同研究这些学科和工作领域中的人文社会问题，找出人文与医学科学的交接点，在此基础上形成内容充实的、与医学科学紧密结合的各医学人文学科。医学人文学不能空洞地、抽象地呼唤人文精神，不能抽象地呼唤对人、对生命的关爱，而是通过医学科学的各种实践体现对人和生命的关爱，而这正是当前我国医学人文学发展的软肋。这里还有必要指出，像人文医学这样的人文学科，是一种实践性和应用性的人文学科，和其上属于的母体人文学科有所不同，它更贴近实践，更依赖实践，一刻也不能脱离其立身的科学土壤。
医学人文学科能够从哪些方面吸取医学科学精神的营养呢？这是一个有待探讨的课题，但以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是密切关注医学发展中的新观念、新成果，及时探讨种种新观念、新成果在应用中的社会和伦理问题，研究这些医学成就所需的社会支持，并将之纳入人文学的研究范围。
其次，是在医学人文学科建设中，引进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对一些人文课题，不仅要做定性研究，而且也要做定量研究。众所周知，马克思一生中特别关注自然科学和历史学领域内的每一个新现象和新成就。他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当前医学伦理学、医学哲学、医学心理学面临一些争论不休的课题，如果能提供数量的分析，医学人文学的信服力与吸引力将大大提高。
再次，是大力提倡描述性的研究。尽管人文学是分析和批判性的，但如果我们在一些课题的研究中，引用自然科学描述性的方法，例如，对一位患者诉说病史的描述，对某一医患对话进行描述，对医生诊疗活动进行描述，并以此种描述为基础进行分析，我们的医学人文的状况是大不相同的。
关于人文主义的科学实验研究，也可视为人文学科引入科学方法的一种有益尝试。作为人文学科重要学科之—的心理学，早在19世纪就开始了心理学的生理学基础的研究。德国心理学家费希奈（Gustav1801年～1887年）创用实验方法，以物理刺激的变化转化为心理经验的历程；20世纪初，H.艾宾浩斯（1850年～1903年）就将实验方法应用于记忆的研究，从那时起联想主义的心理学开始进入实验研究的阶段；近几年来，神经伦理学出现的一种有趣的研究动向，即伦理学的神经生理学的研究。这种研究提出了大脑是如何决策的？在大脑中价值观是如何体现的？最近的研究表明：情感在伦理道德认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引发探讨伦理学道德认知的神经科学基础。他们甚至认为，存在一种神经本质论，即大脑比基因更多的决定我们是什么。大脑能否作为个人身份的标志？这种个人身份对个人其它特征有何后果？先进的科学技术如何影响对伦理法律的理解？已经成为神经生理学研究关注的课题。类似这种研究是否也可以成为人文科学化的一种努力呢？
正确看待人文学中的理性与科学性的关系，是关系医学人文精神要不要以科学精神武装自己的重要问题。一般说来，人文精神是强调非理性的。人文主义作为对唯科学主义的反驳，正是唯科学主义将理性绝对化和普遍化，而强调人的主体性、自由性、不可平均化的个性、不可预测性等。但是，人文主义不应绝对排斥理性，不应将理性视为人文科学的敌人。其实，人文与科学理性并非水火不容，人文主义并不排斥科学精神。“人文所拒斥的科学实质并非作为唯科学主义技术生产力的科学本身，也非这一意义下的科学赖以发生发展的科学精神，而是作为文化观念的唯科学主义。”新人文主义与旧人文主义、后现代主义人文观的不同，也正在于新人文主义并不反对科学，不反对科学的发展，而且认为：新人文主义不可不围绕科学建立起来。“科学是我们精神的中枢；也是人们文明的中枢。“我们不能只靠真理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新人文主义是围绕科学而建立的原因。科学是它的核心，但只是核心而已。人文主义当然有其不可理性化的方面，如果试图用科学精神武装全部人文学科，实现人文学科全部理性化，那无疑会妨碍、毁灭人文精神，但人文主义绝不能无条件地排斥理性。相反，人文科学在一定程度上理性化，在其可以理性化的场所理性化，将会给人文科学带来新品质，增加人文学科的时代感和责任感，更好地发挥人文精神的作用。
作者：本刊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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