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变革与创新
2020年新冠疫情给全球的社会、经济和生活带来了巨大冲击。它不但改变了人们对生命和健康的态度，引发了对城市安全、社会交往等一系列价值和伦理的反思；还因其与世界格局巨变、主要国家内部治理转型交织在一起，深刻影响了全球化的进程和方向，突显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剧烈转型的互联世界，深陷危机中的所有人或实体（包括个人、组织机构、政府、区域、国家等）该如何利用如今随处可得的连接性，在危机中寻找生机，重新设计自己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创造出新的时空认知、地方价值和身份认同，以回应疫情带来的恐慌和负面心理，并为地方社会在疫后的复苏提供有力的支持，成为横亘在眼前世界的重大议题。这个重大议题背后的基础是一种融合了本地性与全球性的新兴文化，以及整个文化转型相关的弹性基础设施。这种全球地方主义要求在探索全球与地方平衡发展的前提下，思考小而互联的社会组织如何能在紧密联系的同时保持开放，并接纳来自全球范围的不同思想、信息、人、商品和资金，从而创造出有关“场所”的新内涵。这种充当网络节点的“场所”如同一种“社会化的基因”，既能实时激发本地社会技术系统的内在生机，又能与整个世界即时连接，共同完成可持续的动态演变。一般而言，驱动社会不断创新的动力除了全球性的科学技术变革外也包括社会和文化的巨大转型。这次历史级别的新冠疫情刚好处在一个汇集了所有变化的重要时间转点，它预示着一次基于社会创新的“知识、观念与行动”的全面迭代；也促使人们思考如何恪守社会创新的灵魂和宗旨，使社会具有复杂的适应系统，转而培育出一个富有弹性的社会生态系统。
二、互联世界中的多样化存在
今天来自社会和环境的挑战正变得日益复杂，新技术创造的这个高度互联的世界不但使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交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也直接激发出超越时空互动的社会新形式：全球都市、区域同盟、跨地域社群、网络社团、线上平台、生态组织联盟等等。全球化和时空压缩带来了“没有社区的地域和没有地域的文化”(Albrow,1997:42)，它是否成为未来城市的唯一可能？在城市变得千篇一律之前，如何更新关于地区、城市和社区的理念和方法？这些思考和讨论也就将人们对城市以及公共空间的愿景、重新想象与场所营造和新的场所生态系统联系了起来。场所与社区场所作为社会最小单元，简单地说是一个被赋予了意义的具体空间。如果把场所看作时间扎根之处，它可以表述为一个拥有自身性格、身份和历史的空间。社区作为一个相对完整在门与街之间，苏珊•雷西（SuzanneLacy）2013年10月，布鲁克林博物馆的创意时报和伊丽莎白•萨克勒女性主义艺术中心，对话艺术的社会实体，可以简单理解为一个地域性的小社会。如果将社区看作记忆的秩序，它也可描述成一个依据某种秩序组织起来的空间。场所、社区和地域紧密相关：社区存在于某个地域空间，而生活于社区的居民们又创造了多样化的场所，从而为所在地域增添了活力。传统上，场所是指一个稳定的群体居住并活动在同一个物理空间，有着共同的话题，也面临着共同的生活难题。在此语境下，场所营造与意义建构通常都是随着岁月的流转以准自然的方式缓缓发生着的。但进入当代社会后，时空压缩带来了全球化地方感的问题，邻里关系断裂、场所营造无从发生，社会疏离现象严重，甚至出现了大量非场所的都市化现象。然而，对于身处同一物理空间的人们而言，将空间转变成场所，意味着“他们决定启动并运营一个与场所有关的协作式组织，促使了一个与场所有关、以营造场所为目的的社区形成”[1]。场所营造对社区居民至关重要，因为对场所价值的认同程度直接影响着居民新福祉观的生成——一种可持续获得的幸福感。而对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不但是人的基本需求，也是场所和社区营造的主要推动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涌现出众多的社会参与式艺术和新类型公共艺术——它们大多是以艺术为导向的场所营造和基于场所的新类型公共艺术行动与计划，这恰好与那些以唤醒社区公民意识和公共领域参与行动为主轴的“社区总体营造”运动同步，至今方兴未艾。它们都指向一种以原创的方式来推动场所的社会化营造或社会创新设计。这种新兴文化与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的反思亦步亦趋，在此背景下，场所/社区营造和公共艺术思潮彼此呼应着从不同维度对本地未来都市的愿景做出着积极而独特的贡献。场所营造根据美国纽约公共空间项目网站[2]的解释，“场所营造指的是加强人们和共享场所之间的联系，通过这个合作过程，我们可以塑造我们的公共领域，以最大化共享价值……场所营造作为开发公共空间的艺术和科学……它能够创造社区、激发互动、鼓励创业、培养创新和培育人性。”重提场所营造一方面对社区新福祉观举足轻重，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带来逆全球化的本地主义风险。而今以场所为导向的社会创新活动正在全球蔓延，它们大都致力于推进生产“一种关于‘本地’的新概念：一方面扎根于特定场所和社区，另一方面向全球的想法、信息以及人群保持开放，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3]在这种平衡制约下的场所和社区营造不仅有助于促进更好的城市设计，还能促进创造性的使用模式：通过对一个地方的重新定义来支持它在物理、文化和社会身份方面的持续发展。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的传播已经使社会突发风险渗透进了日常生活，人们需要频繁地应对现有社会技术系统的脆弱或崩塌问题，而要转变原有系统的运作方式、提升其自适应发展力，实际上意味着根本性变革。然而，相比颠覆性的社会变革，新时代更需要人们利用智识共同探寻社会技术系统维持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的新路径。弹性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4]便为社会技术系统带来了基因多样性的启示：一个系统的持久存在，需要有各种独立的、具有多样性的子系统；多样性和复杂性有助于提升其在大环境变化下持续进步的能力；这也是系统具备适应力的根基。今天，“弹性/可恢复性”[5]概念在不同领域相继出现，尽管各自有不同的内涵，但基本是指系统承受失败压力并维持其运作的适应能力和价值。在社会学领域，一个具备弹性的社会势必是一个多样的、有创造力的社会技术系统，弹性生态系统的提出表明了社会创新的阶段目标和方向。可以这样说，一个地域系统内含若干场所和社区，在场所和社区营造时更多地关注其多样性和文化丰富性，那么它们所处的地域也会随之变得更多样、更丰富，从而更有弹性。于是，一个新的地域生态系统生成。这也就意味着在地域系统下可持续发展的地方愿景被渐渐勾勒出来。通过公共艺术这一概念的历时性演变，反观艺术领域，我们大致看到其发展经历了“在公共空间中”的艺术、“为公共利益”的艺术和“与公众协力”的艺术几个不同阶段，期间交织着审美主义、实用主义和多元阐释等美学扩张问题所激发出来的复杂矛盾和张力。但，一些新类型公共艺术和社会参与式艺术确实能在营造场所感、改善场所生态环境以及创造有意义的场所方面彰显出不同于其它领域的突出的作用。
三、新类型公共艺术中基于场所的社会创新策略
全球地方感重塑借助英国社会学家费瑟斯通的话，现代都市正在被“源源不断的、渗透当今日常生活结构的符号和图像”[7]所层层包围，这种以图像为主的表达、传播甚至作为存在的文化主宰着人们的休闲时间，潜在地塑造了他们的观念和行为。作为一种多数人共享的全球性文化，尽管为多元的认同和可视化记忆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但也应该看到其实质正是西方文化的全球扩张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全球渗透。文化差异性——对话康德认为在美学经验中我们的“认知力是处于自由的状态”[8]；人类认知的共同性是美学“通感”构成的基础。在对话性美学的定义中，有两个当代理论相关的范畴：一是对言行及对话的探讨，另外是对跨主体间伦理及身份认同形成的探讨。只有认识到对话和理解的基础源于差异性，人们才会采取更加积极的姿态推动不同文化主体间的对话。也只有当对异域文化的积极态度超越了“求同存异”的惯性思维，这种主体间对话才会真正表现出对歧义和混淆的珍视，才能将异质性、多元性和开放性视作孕育全球性文化的活水源泉。以场所创新为导向的社会对话、社会形式和社会行动今天不论是协力的艺术还是协同设计，都表现得更像一场在很多个人和集体间展开的浩大的、多面的对话，参与者们在各自不同的网络节点中发起艺术工作和设计行动，并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时段实现主体间性互动，这是当代社会典型的主体间对话。这种自下而上的社会发展变革作为一种可见的和个性化策略，既是全球地方感重塑的社会创新策略，也是新兴全球性文化创造的源泉，更是当代公共艺术在“艺术终结”后不断寻求的开口和出路。早在20世纪七十年代对话已成为一种当代艺术的形式，而且持续作为那些走出美术馆进入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的艺术家们所常用的一种过程，它们大都以一种近似政治性、社会运动的方式发生。这类艺术家通常出于内在需要，自下而上地将这个时代的重要议题纳入艺术创作，并把公共策略转化成为一种个性化的美学语言，整个过程由艺术家构思、与群众合力完成。而今旨在创造和促进新的社会网络与社会互动形式的艺术实践显著增加，其操作形式也包含了对话、集会、邂逅、活动等等，艺术家们正在以可见的社交性模式来抵抗“景观社会”里社会关系的物化和人的异化，他们努力使艺术实践从单一的技术性练习或是物质倾向转变为以促进主体间交流为归旨的过程或行动。格兰•凯斯特把对话视为一种在社群层面上具有创造性的平等和相互学习的过程，它建构了一种和相关人物及其它生命形式之间的特别关系，它是一种包含着不同阶层的论述，可以因此与许多生命交会，并在彼此交集过程中找到意义的一种方法。为了能让无形的议题能够被直接看见、被直观感知，而且有效地激发、支持和总结社会对话，专业人员常常会从积极解决问题入手，革新性地设计并运用新的策略，从而获得切实的结果。有时还会为普通群众的参与提供一些艺术的工具包，让他们也可以轻松实现创新性思考和应用。地方与全球的协商：作为社会界面的公共艺术曼奇尼认为依托基于场所和社区质量的福祉观，社会创新昭示着一种新文化的萌芽，这种新文化是一种能够为多元文化提供平台的超级文化（曼奇尼.设计，在人人设计的时代：社会创新设计导论，242）。在他看来，“生活就是一个有待设计的项目”。公共艺术像一种日常生活项目的代理者一般存在于这种超级文化网络中，相对于微观层面的场所和社区概念，它更像中观层面的界面，通过短链网络激发、支持和总结社会创新的阶段可视化的关系生成，而依靠长链网络则将某种特定的审美经验与整个文化系统联系起来。在这样的框架中，各种本地的、开放的、高度共时性的新兴实验活动和思维方式不断生发。
21世纪的社会创新将承担类似20世纪技术创新的角色来驱动社会可持续发展，人们将会到那些可能性浮现的岛屿中探索并塑造全新的世界。用简单的话来说，让我们通力合作起来，使世界所有可能性浮现。新类型公共艺术把自身的工作从审美性的纯艺术自律转向一种行动主义姿态，这是通过重新定义艺术工作来倒逼艺术理念和结果的创造。而这种行动主义姿态源于个人的内在需求，是自下而上的微观调和式的社会变革，它正是通过地方与全球的协商来实现全球地方感的重塑，以某种社会对话、协作式组织或是某种社会行动来形塑一种作为社会界面存在的公共艺术自身可能性。
作者:赵明 单位:中国美术学院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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