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的不同发展阶段上，粗略地考察，艺术理论的研究也相应地出现了四种不同格局。第一阶段是古希腊时代。在这—阶段上的艺术理论研究，以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为代表，是单向的二元模式。这种理论研究模式，是在确立了艺术存在的独立性以后，围绕艺术本质究竟是对客观的模拟再现，还是作家的主观精神表现而展开，并应用于具体的艺术批评。古希腊时代艺术理论研究的格局，与当时本体论探讨的研究内容是一致的。
第二阶段，是欧洲中世纪时代。这一时期的艺术理论研究格局，是反向的二元模式，即在怀疑乃至否定艺术独立性的同时，研究艺术的反映本性和表现本性。其理论代表人物是浦洛丁和托马斯•阿奎那。这一时期的艺术研究，尖锐地反映着艺术的内在矛盾，并蕴含着最真实的艺术的自身觉醒。
第三阶段，是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现实主义，其相应的艺术理论研究是平面的多元模式。在这一发展阶段上，艺术已经开始能动地显示了它的多层次多方面的意义。除反映和表现这两种本性外，艺术体现着与人类历史发展的联系，体现着与广泛意识形态的联系，体现着对不同阶层的读者的不同欣赏意义等等。与此同时，艺术理论研究也在这些不同方面相应展开。这种艺术理论研究格局，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哲学认识论探索的深化。由于当树不同角度和不同方法的理论研究，还很少出现交叉，并缺乏向艺术自身结构深化•的特征，因而其研究格局是平面的。
第四阶段，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的现代艺术运动时期。在这一阶段上，艺术的研究与批评，呈现出立体多元化的格局。这种研究格局，不仅注意到艺术最广泛的外部联系，并开拓出新的研究层次和领域，产生了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学、历史民俗学、人类学、接受美学等新的研究方法，同时注重向艺术的内部结构深化，产生了语义学、结构主义、新批评等理论流派。当艺术理论研究面对艺术的完整意义全面展开的同时，各种研究方法又显现出互相交叉、融合的面貌，组成统一结构。以神话学研究方法为例，其内部就包含着诸多派别，如人类学派、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心理分析等等。这些派别以研究神话与现代化艺术的“原始关系”为前提。
各自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层次上的研究方法与手段，来解析神话与文学的多重联系；同时,又超出这一特定范围，进入对艺术全面意义的探索。如心理分析派，侧重对原始集体意识的发掘，研究民族心理结构的同异及对后来文学的影响，创造了著名的“原型论”。但在更高层次上，心理学研究方法又被广泛地应用于艺术理论研究与批评的各个方面。在理论格局中，它是横向上的一个母项，显示其多元化；又是纵向上的一个子项，显示其立体化。正是这种新型的理论研究与批评，使艺术的多方面、多层次意义全部凸现，并促进艺术迅速形成既是多手法多流派长足发展又渐趋强化内在有机联系的立体网状布局。因此可以说，这一时代，是艺术全面解放的时代。
当我们考察我国近年的艺术发展现状及自身规律时，可以看到与西方的某些异.同。其不同：一、我国艺术发展所依赖的社会进程从性质上不同于西方，因而没有对艺术形象的表面形态进行彻底破坏和反动的艺术趋向（如西方的抽象派、荒诞派和野鲁派等）；二、我国艺术史基本上是一个自足的封闭体系，虽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艺术变革，但这种变革是在参与民族艺术传统的有机发展中才得以实现的。就我国艺术发展线索而言，仍旧呈链条向上式特征，而不是西方的平面堡垒式特征。在特定历史时期内，我国艺术大体保持一个重心，在和谐的孕育中推移、变化、发展；而西方则是各种流派散若晨星，同时出现、发展，并快速走向顶峰。其相同是，我国当代艺术理论研究及批评，'与西方面临着同样的考验，即艺术发展到现阶段，传统表现方式的能量已近释放完毕，如果艺术的研究与批评不能提示并促进艺术多方面、多层次特质的展现，以适应审美欣赏心理的变化，便会阻碍艺术作为多功能复合体的发展要求，实际上便导致了自身的衰亡。
随着科学的现代化，人们认识生活，认识自身的能力、手段的深入和丰富，艺术的认识意义已相对减弱，并由客观地再现生活转向直接地，主观地表现作家的情感世界。同时，艺术的综合审美意义越来越突出。当形式的意味、情感的体验等等越来越成为欣赏活动的主要对象和目标时，平面的历史学、社会学研究及批评方法便失去了活动领域，起而代之的自然是立体的多元化的理论模式。
我国艺术作为世界艺术的一部分，大体相应地保持着世界艺术一致的运动趋向。但是，我国目前的理论研究及批评尚无新的格局，这不仅已经落后于近年来全面发展的艺术创作局面，而且在广义的艺术系统中，也远远落后于目前美学研究的髙度。因而，革新方法以建立新的艺术理论研究与批评格局势在必行，这是艺术发展的内在积极要求。建立新的理论研究格局，首先要明确的是，方法不等于具体手段，借鉴也不等于模式套用。任何现代西方单一的研究方法都具有其明显的局限和不足，而在我国民族艺术土壤中发展起来的当代艺术，在文化类型和统一的面貌上，与西方现代艺术也大不相同，因而，孤立、单一地套用某个流派的批评方法，都不会产生良好的效果。比如阿城的小说《棋王》，从心理学的批评模式出发，尽管能够分析出肤浅的社会学方法所无法得出的结论，将王一生这个形象的实质理解为小人物在逆境中必然做出某种心理补偿行为（即下棋这一髙度自由的精神活动），来说明并确立自身的存在，然而这—形象意义是由孤立、单一的方法分析得来的，所以，王一生的形象也就与阿Q的形象丧失了本质区别，这无疑是缩小或曲解了《棋王》的真正含义。此外，目前理论批评界已经进行的探索也证实了这一点。某些同志用系统论方法对艺术魅力问题所作的新探讨，尽管被认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其成就也只是把接受美学理论作为一个方面扩充进来，而真正的方法论意义上的革新并未实现。这些同志自己也开始认识到，理论建设的关键不在于模式的套用，而在于把握各种研究方法的实质，并力求在新的高度上形成新的直觉思维方式和相应的研究方法。
对我国理论批评界的现状来说，借用西方现代既成的研究方法，作适应性的运用，并从中获得经验和教训，这一点已十分可贵，它反映了对建立新的理论研究格局的要求和渴望。而立体多元化的理论研究格局，作为我国新的艺术理论建设的目标，是合理而切实的设想。第一，艺术作为多功能的复合体，其展运动自然要求相应的立体多元分析结构，从而使这种研究、批评格局的建立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艺术创作进入了全面解放、全面发展的时代。出现了以现实主义创作为主流，在发展中向艺术的多种表现方式横向伸展的可喜局面。—方面是现实主义创作自身意义的丰富、变化和发展，另一方面是众多独具特色但仍不失其民族色彩的作品不断涌现，如《黑骏马》、《北方的河》、《棋王》等等。在新的艺术现实面前，旧有的理论研究——批评方法巳失去了自由的领域和有效的手段。单纯的典型分析方法巳经无法展现艺术作品的全部价值，甚至主要意义。同样，单纯的西方现代研究方法也不适应这种独特的艺术现状和发展趋势。
仍以《棋王》为例，用社会学方法分析，王一生代表了知识青年中下层人物的特定心理、感受和生活方式；用文化论方法分析，他是传统民族精神在新时代的危机的象征；用心理学方法分析，他是小人物普遍的补偿心理的集中表现者；用比较研究方法分析，他是阿Q形象的同形异质的化身。那么，只有诸种方法的综合有机考察才能完整地概括出王一生形象的意义，任何单一方法的运用都是无法奏效的。第二，西方现代理论格局的历史发展同我国传统的理论批评结构，在形成直觉的立体的思维方式这一点上已渐渐走向一致。从《文心雕龙》到《人间词话》，始终体现着认识论与本体论统一，以直觉的综合审美考察为基调的艺术理论色彩。我国古典的艺术理论格局中，可以说已经在孕育着哲学、文化学、历史学、心理学、语言学、接受美学等意义上的诸多方法的萌芽及综合研究趋势，为新型理论格局的建设准备了丰富的营养。这不同于西方理论研究格局那种开放式的随着哲学方法由本体论转向认识论而出现的面貌。我们在粗略描述西方理论研究格局的发展过程时可以发现，其现代格局的实现是以西方现代艺术广泛吸收东方艺术和非洲艺术成分而繁荣发展为前提的，因而我们不仅应当研究与诸多艺术流派相应的理论批评流派的特质及独立意义，同时应着重研究诸多方法共通的哲学意义，即以诸多方面的立体有机运动展示新型的直觉思维方式。由此可以说，我们是通过充足地认识了西方现代艺术及理论研究格局，转而充足地认识到了自己民族艺术的意义及理论建设的方向，这或许正是一种深刻而必然的反思。
作者：郭银星，女，辽宁复县人，一九五九年生。一九八三年毕业于51宁大学中文系，现在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著有《阿西与阿西精神》等论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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