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壹(约122-196)，生平传记载于《后汉书·文苑列传第七十下》。在书法史上，赵壹因撰写书法批评文章《非草书》而闻名。《非草书》见录于唐·张彦远(约815-877)《法书要录》卷一、宋·朱长文(1039-1098)《墨池编》、宋·陈思(生卒年未详)《书苑菁华》、清《御定佩文斋书画谱》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宋代刻本赵壹《非草书》，可谓是《非草书》目前存世最早的善本之一(图1)，浙江图书馆善本部收藏的宋·朱长文第二十二世孙朱之励在康熙甲午(康熙五十三年)家刻正本《墨池编·非草书》(图2)也可为善本。
《非草书》全文771字，描写当时士人竞相练习草书(实指“今草”)，以致“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的地步，甚至“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辍”。赵壹针对这一独特现象，详细分析了草书产生的背景、特征、应用、学习方法等方面问题；在社会动荡、儒学渐衰的汉末，赵壹以儒家经世致用、重经轻技的正统思想，对士人们搁置儒家经典，转而竞相学习草书的社会流弊进行了强烈的抨击，意在规劝士人从狂热于草书转向读经致用、弘道兴世。
对于这样一篇分析精辟、论证严密的长篇书法评论。一些论点历来存在是非争议，古今学者、艺术家对其文褒贬不一。在书法艺术兴起伊始，赵壹就破天荒地反对士人们狂热学习今草，此举得到后世传统儒学继承者和经世致用的正直文人的高度评价；同时，也使得许多艺术家和学者，甚至是今天的艺术界人士对赵壹的观点不予认同。有人认为，赵壹强调士人要以道德、家国为重，技艺为轻，是很有见地的；也有人认为，赵壹根本不懂书法艺术，不赞成“为艺术而艺术”，过于功利主义。其实，要真正理解赵壹撰写《非草书》的初衷和利弊，还是应该全面考察赵壹的思想和史料，还原到那个时代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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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赵壹《非草书》之宋代刻本见录于宋·陈思《书苑菁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一、赵壹“非草书”之独特背景
赵壹《非草书》批判当时士人过于热衷草书的同时，也对草书本身进行非难：
(一)“(草书)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
(二)“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指，非圣人之业也。但贵删难省烦，损复为单，务取易为易知，非常仪也……”
(三)“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失指多矣……”
(四)“且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
对此，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瑾提出异议。张怀瑾《书断(下)·能品》云：
赵壹有贬草之论，仍笑重张芝书为秘实者。嗟夫！道不同，不相为谋，夫艺之在己，如木之加实，草之增叶。绘以众色为章，食以五味而美，亦犹八卦成列，八音克谐。聋瞽之人，不知其谓，若知其故，耳想心识，自该通审其不知，则聋瞽者耳。①
《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张怀瑾的这一论断：“记述颇详，评论亦允。张彦远《法书要录》全载其文，盖当代以为精鉴矣。”②张怀瑾在此提到“道不同，不相为谋”，认为赵壹不是书法同道。其实据陶宗仪《书史会要》称，赵壹也“作草书”，只是他以辞赋家知名而已。赵壹与当时凉州地区的草书家们也有来往。《后汉书·文苑列传第七十下·赵壹传》云：“壹遂及西还，道经弘农，过侯太守皇甫规，门者不即通，壹遂遁去……”壹报曰：“君(皇甫规)学成师范，缙绅归慕，仰高希骥，历年滋多。”皇甫规之妻马氏为当时才女，善草书。董卓想要强娶她，马氏坚决不肯，最终遇害。皇甫规于延熹六年(163)任度辽将军，数月后，他便举荐中郎将张奂代替自己，张奂即是当时草书的“精神领袖”张芝之父。
赵壹“非草书”是有独特背景的，可从以下几点进行考察：
1.先秦诸子文艺观对赵壹的潜在影响
中国书法以文字为载体，在远古时代，“无以传其意，故有书。”③汉字书写由起初的记录语言、交流思想等实用功能上升为作为艺术的审美功能的书法，是在汉末至魏晋之间才得以完成，故先秦诸子文献中不可能出现有关书法艺术的理论。诗歌、音乐、舞蹈这些古老的艺术，成熟的时间似乎比书法艺术要早。《毛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然而，书法艺术强调“书为心画”，强调节奏与韵律，这些本质特性又与诗歌、音乐、舞蹈是相通的。
儒家强调文艺的政治功能和社会作用，将诗歌、音乐、绘画看做礼治的附庸，要求文艺为政治和礼教服务。《论语·阳货篇》载：“子曰：‘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用“兴、观、群、怨”四个字概括了诗歌感兴、观察、托讽、言志的社会作用。孟子强调“从心所欲不逾矩”，强调“养浩然之气”，重在用艺术完善个人修身。《礼记》云：“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生活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背景之下的赵壹，谈起草书的功用时，认为草书“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这与孔子的文艺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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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朱之励家刻正本《墨池编·非草书》
道家强调顺应自然，崇尚无为，尊重生命的自然状态，不以任何人为的方式干涉万物，对文艺持否定态度。老子《道德经·德经第十二章》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庄 子对文艺也是“取消主义”，他认为一切艺术创造都是违反自然的，雕琢玉器是残害灵性，演奏音乐是对自然和谐的破坏。《庄子·胠箧》云：“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彩，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
墨家强调“尚质”、“尚用”，对待文艺，墨子持“非乐论”，认为音乐这些东西没什么实用价值，制造这些器物以及演奏这些音乐，势必“亏夺民衣食之财”，“国家乱而社稷危”，所以“非之”。法家注重功利，认为艺术品皆非实用，无实际效用，非但无用，还会影响法制，所以要“息文学而明法度”。法家韩非将人工美和自然美对立起来，认为和氏璧、随侯珠都不要雕琢，西施也不用化妆美容，只有不美的东西才会有文饰。
以上诸子的文艺思想，对后世士人在艺术这一问题的看法影响深远。尤其是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在赵壹生活的汉末，文艺作为礼治的附庸、作为细末之道已经深入人心。赵壹，一个正统的中下级官吏，不可能不受到这些儒家文艺观的影响。而且，在赵壹之前，董仲舒创今文经学，将儒学神化，并最终发展为谶纬神学；方士化的儒生为河图洛书所影响，伪托孔子以神学迷信观对儒家经典所做的解释，旨在宣扬国家治乱兴衰、帝王将相出世等都是天命的安排。当时，“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的观念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形成历时弥久的重要传统；它规范了当时大多数儒生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这个时代，辞赋逐渐背离楚辞传统，成为用于歌功颂德的政治“附属品”，官方通行的篆隶、章草等字体，同样作为一种交流“工具”而存在。尽管汉代官方书体(如隶书)的书写能力对于当时的仕途和执政已经产生了作用。但实际上，自西汉开始，朝廷便看重文吏的书写能力并不是艺术性很强的草书。班固《汉书·艺文志》曰：
太史试学僮，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
对此，许慎《说文解字·叙》卷十五引汉代《尉律》也有记载：“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这里的“六体”或“八体”，或许本来指向相同，只是在转录中产生讹伪，这些书体后来成为人们所谓的“史书”。《汉书》、《后汉书》的人物传记中常有“善史书”、“能史书”、“会史书”等表述。后人有将“史书”专指“籀书”的，如唐代张怀瑾《书断》云：“以史官制之，用以教授，谓之‘史书’，凡九千字”；元代郑勺《衍极》之刘有定注云：“周宣王柱下史籀为《大篆十五篇》以其名显，故书。或云‘善史书’或云‘能史书’皆谓便习隶书，适于时用。犹今人之谓‘籀书’以其官名。”也有将“史书”专指隶书的，如清代钱大昕在《三史拾遗》中说：“盖史书者，令史所习之书，犹言隶书也。善史书者谓能识字作隶耳，岂能尽通《史籀十五篇》乎？”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指出：“汉人谓隶书为‘史工楷书’耳。”文职官吏运用官方书体如有差错，将受到“举劾”；当时，甚至西汉吏民上书奏事，如文字不规范，则举其事而纠其罪。
传统书法艺术实际上自先秦甚至在其后很长的历史阶段，一直被传统士大夫视为雕虫小技、末技，是文人茶余饭后消遣的形式，经学才是正统士人看重的大学问，学者之根本和正业。正因为如此，光和元年(178)，汉灵帝开办“鸿都门学”，以书法、辞赋选拔人才做官，便引起世家大族和儒学士大夫的激烈论争；同样，当草书(主要指“今草”)作为新鲜事物逐渐流行之际，赵壹站出来“非草书”，其原因之一就是书法在先秦传统思想观念中居于“细末”地位。
2.汉代的社会危机
赵壹“非草书”除了传统文艺思想背景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背景。东汉末年，乱象丛生、危机四伏，整个社会趋向崩溃之边缘。东晋葛洪《抱朴子外篇》云：“抱朴子曰：历览前载，逮乎近代，道微俗弊，莫剧汉末也。”④
钱穆《国史大纲》云：“因东汉诸帝多童年即位、夭折及绝嗣，遂多母后临朝，而外戚、宦官籍之用事。”⑤赵壹生逢汉末乱世，经历了两次党锢之祸，即发生在永康元年(167)和熹平五年(176)的两次党锢之祸。东汉宦官与外戚之间的争斗此起彼伏，宦官与外戚一方面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强取豪夺；同时又把持官吏选拔大权，滥用亲朋，颠倒是非，致使皇帝形同虚设，朝政黑暗，惨无人道，加上土地兼并加剧，天灾与瘟疫的频频发生，国家面临崩溃的危险。社会危机也严重破坏了道德意识形态的可欲性，加速了汉代经学的衰颓之势。东汉末年，经学琐碎而僵化，世家大族门规森严，社会道德趋于伪善化，正所谓“乡原遍天下”。曾经处于主流思想地位的今文经学逐渐趋于迷信繁琐，最终在马融、郑玄等高扬古文经学大旗之际走向衰绝。汉末，经学衰退，老庄抬头，至魏晋，发展为以老、庄自然主义改造或净化儒家礼教的玄学。赵壹活动之世，即为147年至188年之间，与以王弼(226-249)、何晏(190-249)为代表的“正始之音”相近。“正始”之风，大概在赵壹之世已初露端倪。其实，早在顺帝时，士大夫就曾毁裂冠带，避祸深山。到桓帝时，政治更加黑暗，更多的知识分子逃入乡下或山林，或躬自耕稼，自食其力；或隐居讲学，苦身修节。士人阶层“背经趋俗”，弃置经学而热衷草书，或许犹如隐遁山林，消极避世。因为身逢乱世，希望流行的今草艺术这个精神家园能够寄托安抚自己的心灵，从而远离政治和世俗社会。在社会危机四伏的汉末，急需有社会文化担当的士人站出来挽 救时世。
赵壹从儒家“为邦”理念出发，直刺时弊，着眼于“书之为用”和“崇古反今”，提出书写要以“仓颉、史籀”这些在当时被视为正统的古文字为师范，同时规劝整日执迷于今草艺术的士人，将精力转移到学习圣人经典上来，以致“弘道兴世”，匡扶天下。
3.“鸿都门学”之争
在宦官、外戚、儒家士大夫三股势力纠结缠斗、社会矛盾重重之际，宦官为了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以求与清流士大夫形成对抗，建议灵帝开设“鸿都门学”。汉灵帝昏庸，宠信宦官，卖官鬻爵，明码标价。他亲自创办“鸿都门学”，下令各州郡“举召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前来参加考试，最终招收学生上千人，包括当时著名书法家师宜官、梁鹄等。这些鸿都门生，尽管没有显赫的出身，也不习儒学，仅凭“工书鸟篆”一技之长，却能地位高于当时的太学。这样一来，灵帝和宦官便可以绕开汉代乡举里选的官员人才选拔程序，从“鸿都门学”学士中随意挑选人才，加以“封侯赐爵”，甚至“图象立赞”。鸿都门生梁鹄，即被任命为凉州刺史，后又擢升为选部尚书。于是，杨赐、蔡邕、阳球等著名清流士大夫纷纷上书反对，其中，杨赐与阳球对鸿都门生批判最为激烈，不惜对“鸿都门”学士进行人身攻击，认为他们“皆出于微蔑、斗筲小人”，“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更认为他们品德统统不好，所谓“郄俭、梁鹄，俱以便辟之性，佞辩之心，各受丰爵不次之宠”。清流名士蔡邕也认为不应该直接选拔鸿都门生做官，认为工书鸟篆是“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则泥，君子故当志其大者”。
赵壹《非草书》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针对鸿都门学的言论，但文中提到草书与政治的关系与《后汉书》提到的“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是相关联的；两者文风也极为相近。清流名士在上书反对鸿都门学等宦官集团时，对于“辞赋、书画为小道”等论调，文辞基本相似。赵壹与汉末“清流党”的关系很值得考索。
清流人士往往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与道德意识，他们审时度势、引经据典，对时代弊病乱象进行深刻的揭露与批判，其中不少思想意义深刻、影响深远。赵壹曾主动拜访清流“八厨”之一羊陟，羊陟与“清流党”蔡邕为亲家，属同乡好友，素有交情。在当权公卿袁逢(一作袁滂，三国袁绍、袁术之父)、羊陟二人的共同举荐下，赵壹一时名声鹊起，震动京师。袁、羊于赵壹有知遇之恩。从赵壹生平与著述看来，他恪守传统儒学，敢于直刺时弊，且负有远大抱负；属于当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与道德意识社会士人之一。他的《穷鸟赋》、《解摈》和《刺世疾邪赋》等赋文，表达了愤世嫉俗的激情和非凡的远大抱负。因此，在激烈的“党锢之争”面前，赵壹对于草书的非议和对时尚习草者严厉的指责，使人很容易联想起清流人士。赵壹尽管有袁逢、羊陟这样的贵人赏识和引荐，但按他愤世嫉俗的刚烈性格，他是不善于阿谀逢迎的，他的官位也一直没怎么升迁。《后汉书·赵壹传》中提到的“时诸计吏多盛饰车马帷幕，而壹独柴车草屏，露宿其旁”一句，可见他安于清贫的生活态度。同样，他对待书法也是不事文饰的。他对于时尚疯狂习草的现象给予了严厉指责和非议，这与他那富有批判精神的文风相一致。尽管东汉后期儒林辞赋写作、书艺修习渐成风气，但就传统儒家观念看来，以辞赋书法为勋绩、以攀缘势要为途径，仍是有碍传统儒道的行为。赵壹《非草书》就是针对那些“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而有意趋附于朝廷征选、专走“终南捷径”的宵小之徒给予批评！《非草书》针对热衷草书“小技”的时风，创作了这样一篇分析精辟、论证严密的长篇评论，隐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政治倾向。
虽然赵壹的“非草书”观点在唐代就受到张怀瑾这样的大理论家的反对和不理解，但赵壹的不少书法理论观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后世肯定草书的主要原因
汉末以降，赵壹之后，人们为何不再“非草书”了呢？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其中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1.草书艺术本身富含中国哲理
中国书法作为一种抒发性灵、表现审美理想的传统艺术，能体现书法家抒情与表现、素质与修养、观念与技巧等多个层面。书法的载体即汉字的形成，其基础是象形，远古时代的汉字即是绘画。《易经·系辞下》曰：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唐张怀瑾《书断》云：
古文者，黄帝史仓颉所造也。颉首有四目，通于神明，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字。⑥
根据《易经·系辞下》可知，伏羲氏仰观天象，俯察地物，取物画形，创造“太极图”(即阴阳鱼)(图3)。太极图用曲线分圆形为阴阳二仪，具有朴素的辩证关系；二仪演变为四象，四象演变为八卦，代表天、地、风、雷、水、火、山、泽，这种标记可以象征天地万物，包括中国的文字和书画。
汉字作为一种象形文字，一开始便“依类象形”、“博采众美”，能“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天生即具有具象美特质，能够表现生命与情态。因此，实用性与艺术性在最初就结合在一起，加之汉字的传统书写工具主要是毛笔，“惟笔软则奇怪生焉”⑦，因为毛笔头是软的，所以可以创造千奇百怪、千姿百态的书法点画和线条。相反，欧洲人自公元700年发明和使用钢制笔尖的羽毛笔(或者称蘸水笔)，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发明和使用钢笔，其笔头都是硬的，加之英文本身又不是象形文字，所以也就没有形成文字艺术的天然潜能。
中国书法是具有四维特征的抽象符号艺术，书法能将许多对立面和谐地安排在矛盾统一之中，如疾与涩、方与圆、刚与柔、肥与瘦、藏与露、欹与正、平与险、密与疏等，在咫尺天地中变化无穷，这种技法处理在草书中也表现得最为明显(图4)。书法包含的阴阳、 刚柔、虚实等观念原理，归根结蒂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可以说，书法集中反映了东方民族的气质和精神。正因为如此，中国历代书法家、艺术家、统治阶级对书法包含的民族文化思想都有较高的评价。如蔡邕《九势》指出：“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其《笔赋》又云：“笔能书乾坤之阴阳。”传为东晋卫铄撰写的《笔阵图》一文，其中写道：“自非通灵感物，不可与谈斯道矣！”王羲之在《书论》也认为：“夫书者，玄妙之伎也，若非通人志士，学无及之。”明代项穆《书法雅言》有：“书之作也，帝王之经纶，圣贤之学术。”清代冯班云：“书是君子之艺，程、朱亦不废。”康有为云：“书虽小道，其精者亦通于道焉。”如此等等。而草书在各种书法样式中，是最具抒情性、最能体现万事万物“对立统一”的基本规律，最能反映人作为主体的精神、气质、学识和修养。
草书艺术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中国哲学思想的主流形态是儒学，梁启超说：“儒家道术，因为笼罩力大，一般民众的心理、风俗、习惯，无不受其影响。”⑧儒学的中庸、中和、中正等观念对书法艺术的影响非常深远，书品与人品，心正笔正等观念可以说是深入人心。如唐代孙过庭《书谱》：“志气平和，不激不厉”；明代项穆《书法雅言》：“今于中和，斯为美善。”要求书法“势和体均”、“平整安稳”，做到刚柔相济、和谐统一。道教对于书法艺术的影响也非常显著，古典哲学阴阳学的辩证思想以及老庄的宇宙论、认识论、方法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观念都自觉与不自觉地反映在书法的艺术线条艺术之中。《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书法可谓最为玄妙的艺术样式。书法作为线条艺术，既具象又抽象，书法能反映自然界万物的千姿百态，又能状物抒情，这与佛教的禅意精神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也逐渐对书法艺术产生影响。在魏晋，社会文化层开始推崇老庄思想，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形成了中国式佛教。佛教中的“悟”“缘”也渗透到书法中来。苏东坡云：“楷如立，行如行，草如走。”草书是书法作为线条艺术的最高表现形式，草书最能体现书家的主观精神。草书家具有佛法中的高僧参“悟”禅意超迈的思想以及极深的修行，草书艺术便能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狂草重要书家怀素，之所以能创作草书极品，与他的参佛悟禅，并将其容纳进书法意境是分不开的。在历代草书创作中，都有深刻的体现。
相对于文人士夫们的正业——经学仕途而言，书法同其他文艺形式一样，曾长期被传统上大夫视为雕虫小技、末技、小道。然而如果古人不涉书法，似乎便不足以标榜儒雅。书法是华夏审美精神的一种外化，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一种真实体现，具有其他艺术形式所无法代替的独特的美，这种独特的美在草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草书的审美观念、神采意境可谓是中国哲学思想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以王羲之草书为例，其刚柔相济、和谐典雅的风格，不但具备形式美之独特的、完善的笔法体系和笔墨韵律，更是融入东晋贵族士大夫对自然、社会和生命的思考，表现出王羲之的人格理想和审美情趣。王羲之草书可以说“体现了道家的自然、无为以及对个性自由的追求；体现了儒家的中庸中和还有和谐的思想；也反映出佛家的空灵、虚无思想”。⑨宗白华在其《书法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中写道：“中国乐教衰落，建筑单调，书法成了表现各时代精神的中心艺术。”旅法学者熊秉明甚至认为：“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正因为书法(包括草书)包含了中华传统文化基因，所以后来的人们是不可能“非草书”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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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3 伏羲氏创“八卦”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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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4 张旭草书《古诗四帖》(局部)
2.帝王的影响
尽管先秦思想家没有提到书法，但是书法艺术在汉代以后的社会地位越来越突出，甚至远远高出国画艺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那就是汉末以降，历代帝王对书法都有不同程度的爱好与重视。这点对于书法的发展影响巨大。在中国古代社会，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帝王的个人爱好简直可以视为国家意志，哪怕这种爱好只是政治作秀，只是维持和巩固统治的需要而已。帝王对于书法的性情喜好，决定着书法艺术在一段时期内的盛衰升沉。《礼记·缁衣》云：“上有所好，下必共焉。”古代的中国帝王，或以阳刚、正大的书作传世，或以追慕书法的轶事传闻，直接影响了古代书法的繁荣和发展。
在赵壹之前，秦始皇统一文字，“书同文”，通行小篆，出于实用，并没上升到书法艺术层面。唐兰《中国文字学》指出：“文字起于图画，愈古的文字，就愈像图画。图画本没有一定的形式，所以上古的文字，在形式上最自由。”文字在秦代开始被大量使用，交流信息大量增加，文字的书写性逐渐增强，图画性逐渐减弱，因此，小篆比以往大篆更显得规范、严正，大小如一。在赵壹生活的汉末，官方文字有汉隶和章草，但规范、严正，大小如一的小篆体仍然被视为正宗。汉灵帝好书，好的是“尺牍及工书鸟篆”。范晔《后汉书·蔡邕传》云：“初，(灵)帝好学……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千人……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⑩
汉灵帝爱好“尺牍及工书鸟篆者”，没置“鸿都门学”，却引来了朝廷上下的广泛非议。“鸿都门学”的出现，并不只是汉灵帝的一厢情愿，其深层次的根源是文学和书法艺术的逐渐独立与觉醒，是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的。当时的儒学士大夫，爱好文学书法已渐成风气，蔡邕便是典型。但“鸿都门学”成立不久便终止，毕竟儒家正统观念和世家大族势力还相当强大。汉末，经学衰落，社会思想渐趋开放和自由，书法艺术又获得了充分的发展空间，开始进入书法的自觉时代。当然，此时的今草艺术可作为新鲜事物，尚处于流行之际。在赵壹生活的汉末以后，喜欢书 法的帝王就多起来。汉灵帝刘宏欣赏“尺牍及工书鸟篆者”，魏武帝曹操也雅好书法，平日得闲喜欢读帖、揣摩，也经常与书法名家钟繇、梁鹄、邯郸淳、韦诞等人切磋书艺(11)，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据卫恒《四体书势》记载：
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梁)鹄卒以书至选部尚书……梁鹄奔刘表，魏武帝破荆州，募求鹄。鹄之为选部也，魏武欲为洛阳令而以为北部尉，故惧而自缚诣门，署军假司马，在秘书以勤书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鹄手迹。魏武帝悬著帐中，及以钉壁玩之，以为胜宜官，今宫殿题署多是鹄书。(12)
晋代陆云给陆机的信中说：“曹公藏石墨数十万斤。”可见曹操喜欢书法的程度。曹操不但喜欢书法，还能书法创作。南朝书评家庾肩吾《书品》把曹操书法和吴主孙皓的书法一起列入“中之中”品(13)，云：“论曰：魏主笔墨雄瞻，吴主体裁绵密。”(14)唐张怀瑾《书断》把曹操书法列为妙品，评其书为：“笔墨雄浑，雄逸绝论。”(15)曹操与崔瑗、崔实、张芝、张昶并誉为汉末“章草五大家”。
南朝梁武帝萧衍不但爱好书法，而且还撰写了《草书状》、《古今书人优劣评》等书法史上重要的理论文献。他在《古今书人优劣评》中写道：“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萧衍是最早肯定王羲之书法成就的帝王之一，可以说开启了历代“崇王”之风气。
唐太宗李世民热衷书法，对王羲之书法尤其推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唐朝叙书录》云：
贞观十年(636)，太宗尝谓侍中魏征曰：“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与论书……”
贞观十四年(640)四月二十日，太宗自为真草书屏风，以示群臣……并尝谓群臣曰：“书学小道……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精专耳。”
贞观十八年(644)二月十七日，召三品以上，赐宴于玄武门。太宗操笔作飞白书，众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竞取。
李世民不但有《温泉铭》、《晋祠铭》两块艺术水准较高的碑刻作品传世，更为重要的是，李世民建立了弘文馆，首次提出书法层面的“书学”概念，设书学博士，又将“弘文馆”更名为“书学馆”，科举制度增加“明书”科目，同时“易笔”作业等；他还下诏面向全国重金求购王羲之手迹，亲自撰写《王羲之传论》，称赞王羲之书法“尽善尽美”，临死前还要把王羲之真迹《兰亭序》殉葬。李世民掀起唐代研究“王书”的热潮，使书法在盛唐气象中重现魏晋辉煌，确立了王羲之千年书圣的地位，为后来一千多年书坛以“二王”帖学为宗这一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宋徽宗赵佶雅好书法，学薛稷、黄庭坚，参以褚遂良诸家，写来挺瘦秀润，形成了独具风格的“瘦金体”。宋徽宗设宣和画院，在大观、宣和之际形成“尚意”书法高潮。宋高宗赵构长期研习和弘扬二王帖学，他在《翰墨志》中说：“本朝士人，自国初至今，殊无字画名世，纵有，不过一二数，诚非有唐之比。”尝自云：“余魏晋以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对于《兰亭》则“详观点画，以至成诵，不少去怀也”。他对南宋书坛的影响，正如宋代杨万里《诚斋诗话》所描述的：“高宗初作黄字，天下翕然学黄，后作米字，天下翕然学米，最后作孙过庭字，故孝宗太上，皆作孙字。”这种“上行下效”的风气，虽有弊端，但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和繁荣。
即使少数民族执政时期，不少帝王依然重视书法。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为了巩固统治，开始注意先进的汉文化，“择名儒以傅东宫”，也令太子裕宗向名儒学习书法。忽必烈宠信宋太祖第十一世孙、书法大师赵孟頫，赵孟頫官至翰林承旨，封魏国公，成为元室重臣。经世祖特许，赵孟頫可以接触宫中秘藏的历代名迹墨宝，可以在一些珍本上题跋，著名的《兰亭十三跋》就是例证。
清圣祖康熙自幼接受汉文化教育，书法推崇董其昌，将“海内真迹，搜访殆尽”，于是，天下翕然学董书；清高宗乾隆书法崇尚赵孟頫，于是赵书便风靡海内。正因为汉末以降，历代帝王都有重视书法艺术的学习、创新和保护，所以后世很难出现像赵壹那样的士人，在书法艺术处于萌芽时期的汉末，写就“非草书”的文章了。
除帝王推动、草书本身富含中国哲理思想之外，诸如草书流派和草书家群体的形成、草书理论的发展、教育取士制度、书法的开发智力与陶冶情操等功能等，都是后世人们接受和喜好草书艺术、不再“非草书”的原因。
注释：
①张怀瑾《书断》，《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206页；又，张彦远著、范祥雍点校《法书要录》，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第310—311页。
②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上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③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论》，《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上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27页。
④葛洪《抱朴子外篇·汉过卷第三十三》，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中华书局1997年版。
⑤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6页。
⑥张怀瑾《书断》，《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206页。
⑦蔡邕《九势》，《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6页。
⑧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专集廿四册《儒家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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