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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乐的美学特征(请说出中国音乐的美学特征)

2022-11-23  本文已影响 42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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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文章从中国乐的美学独特性,论述了文化发展是个渐进和积累的过程,文化中的民族独特性是不可能湮灭的。也就是说要保持自己的根,同时不排斥外来民族文化的融合,这样才能组成一个百花齐放、丰富多彩的世界。

  关 键 词:中国乐 美学 民族独特性
  
  由于中西文化大背景的差异,必然形成艺术思维方式、内容、概念、称谓、表现手法等方面的不同,甚至艺术范畴之界定也是不同的。我们中国乐的美学独特性,有这样三大特点:一是自然抽象之再造;二是自我情绪之控理;三是自我自宥之中心。
  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百多万年,仰观于天,俯察于地,横观人事变化,到了伏羲时代总结出了第一部大书《易》,即宇宙变易的大学问。“圣人知天地识之别,故从有以至未有,以得细若气,微若声,然圣人因神而存之。”(《史记》)这就是因气设声律。“六律为百事根本焉。”故“太史公曰:在旋玑玉衡以齐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钟律调自上右,建律运历造日度可据而度也,合符节,通道德,即从斯之谓也。”中国人用乐所再造的自然世界,是相当复杂而又独特的。先祖把捕捉不到的气和流动变化的思维、情绪、无形的神韵等,都用数规定他们的律,再用测定的律铸成有形的器(也就是艺术符号),然后运用这些符号编织成艺术乐章。
  先人用乐舞进入的抽象自然世界,不仅仅是用来做娱乐的,主要是:“以律和五声,施之八音,合之成乐。七者天地四时人之始也。顺以歌咏五常之方,听之则顺乎天地,序乎四时,应人伦,本阴阳,原情性,风之以德,感之以乐,莫不同乎一。”即通过乐舞的作用,以求达到“天人合一”之最高境界,并用它组成人性、情绪、伦理道德、社会行为的有机调控系统。运用这种调控机制达到社会的安治和谐。这种让人在快乐中自我完善的艺术构架,确是具有独异思维特点的东方美学。不管乐舞的作用是否可以达到:“律吕唱和以育生成化”(《前汉书》。或:“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乐记》)但毕竟得承认祖先在数千年前寻觅出:以道中轴、以歌舞为载体的艺术调控机制,确实是值得自豪的一大创造,留给我们的艺术创作启示、法则,以及艺术道德,仍然是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
  从制律作乐,循章抃舞,诗歌以故事来看:中国人的创作主体意识是相当突出的,所达到的艺术高度、艺术的科学思维,绝非“下意识的潜流”所能流成的滔滔黄河文化流,也非“非理性”所能理得清天、地、人这个艺术大世界的。这种用抽象符号编织成的艺术世界,唤起人们对大自然和社会的感知和深入认识,显示了中国人高超的艺术才能和独特的创作意识,其主体意识就是:有与无二字及其辩证关系。不仅在乐舞的虚拟表演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主体意识的表现,即使书法、诗画的创作也无不明显地留记着中国人创作的主体意识,以无表现有,以有存其无。以达形、神兼备、兼美,表现出作者的人格、情绪和追求来。中国人的主体是有理性的物质体,中国人的艺术是在高度理性支配下创造的艺术。至于“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植柳柳成荫”的现象,可能正是律吕偶合,以致阴差阳错造成的偶然现象。要靠“守株待兔”去寻觅创作的成功,只有在“梦”里找到这种“潜意识”的满足了。至于“梦笔生华”的好梦,那正是理性辛苦寻觅,劳而获之的艺术财富。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理性的主体,怎样去制造生存的社会和人的艺术!我们的祖先正是由十分清醒的理性支配,才造出合乎天、地、人的艺术来,并成为自我完善和调理社会善恶的乐(戏)艺术思维的主体。
  自宥于自我中心。这一特点在中华民族生存的全部历史过程中,都表现得十分突出。这是和我们民族的天圆地方的自然观不可分的,也是与其“人”居天地之中、“人”顶天立地的生存意识和自信心分不开的。我们民族具有这种自尊、自爱、自信的积极意识,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远古有西王母族馈我白玉琯,西周有专门研究管理四夷之乐的鞮鞣氏,改夷补中。汉魏晋以后“胡马度阴山”带来了“吞刀吐火”杂技百戏。隋唐两代西域音乐,胡旋舞蹈,已是风靡朝野,更为宋元杂剧积累了雄厚基础。文化发展是个渐进和积累的长河,封闭意识是需要启开的,吸收营养也可以加快速度,但我们必须明白文化中的民族独异性是不可能湮灭的。像古代希腊与波斯的战争多么残酷持久,谁又能把一种文明强加于对方?罗马,土尔其都曾占领过地中海沿岸几多世纪,奥林匹斯山上的文明印迹、文化价值消失了吗?大不列巅占领印度多么长久,“阿弥陀佛”在次大陆失去了他的灵光了吗?只要一个民族的人民还存在,它的“乡音”、民俗文化,也包括它的美学独异性就会滔滔流淌不息。这样的洪流是永远不会干涸的。我们要求的不是改变黄土地的颜色,只是把“君临天中”举向云头的鼻脸俯向“四极八荒”,采风配律,奏出我中华“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新乐章。笔者绝不赞成“断割”“再造”等虚无者的高论。若按某些先生之论,将中国乐(戏)文化来次“割头换血”,“全方位地再造”,岂不都造成了单一的“海派”色了吗?

  民族乐(戏)的特性,真如人面各异一样,那么希腊乐(戏)的特异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正像英国美学家鲍桑葵在《美学史》序言里,对东方美学说过的那句话:“我没资格从事这件任务。”我们站在遥远的东方,向云蒸霞罩的奥林匹斯山与碧波荡漾、深邃莫测的爱琴海望去,除了对人类文明“儿童”的赞叹外,更深刻地剖析,只有靠他们的欧洲老乡鲍桑葵先生来说说明白了。他说:“希腊人却总是以那种冷酷的利己主义,抓住自己的利益不放,把每一个妨碍他的人都当作敌人,拒之千里之外,他们仅仅对两三个有兴趣中的一个兴趣保有专一的忠心。”(转第85页)(接第69页)英国绅士的话未免刻薄了。这个早熟的“文明儿童”在他的乐文化中确实是有些古板的,专注地发展了悲剧事业。而对同时期的阿里斯托芬的世俗喜剧,则给予了冷淡和轻视,直至罗马帝国建立之后,这种艺术才得以发展,形成了欧洲又一个戏剧高潮——拉丁喜剧。但人们认识希腊,也使希腊人引以为荣的还是他的悲剧成就!希腊人通过模仿创造出自己的戏剧,用以传授、教训、和悦、快感。不可否认,他们的乐文化也是他们民族心态的“面孔”。相信欧罗巴也一样绝不会丢掉他们的希腊美学根,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希腊文化根的“蕤宾”,莎士比亚的悲剧就是来自希腊神授。尽管在元、明、清我们的戏剧已发展得相当完善了,但西方从来没有人主张把中国戏剧全套搬将过去。其实没有必要合二而一,还是各有各的特色,各自保持自己的根,组成一个百花齐放、丰富多彩的世界。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不同的地方,千秋万代后,这种不同,还会照样存在。这,与我们的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不会变成蓝眼睛、黄头发、白皮肤一样。当然,你可以染成其他颜色,但本色你是改不掉的。正如“贾湖古笛”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理。现在谈什么都是接轨,我们知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种哲学,造就一种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实践方式。如《梁祝》《黄河》《茉莉花》等,不但是中国人喜欢的曲子,同样外国人也能接受。特别是《梁祝》《黄河》,看上去是西洋乐器演奏的,但其作曲方式,百分之百是中国传统的。与贝多芬《命运》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中西文化大背景各异,必然形成艺术思维方式、内容、概念、表现手法等方面的差异,甚至艺术范畴之界定也是不同的。梁漱溟先生在其《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这样说:“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印度文化是意欲反身向后要求”;“而中国文化是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像中国的十二律与十二个月;五声与金木水火土、心肝脾肺肾、喜怒哀乐惧之关系等,都超越艺术范畴的界定了。然而中国艺术是十分强调这种关系的,其力求使自己与道(即易)能和谐,形成自己的生存次序,这种艺术哲学虽然复杂,但他仍以自身特殊的生命力长存于艺术长河之中。
  
  参考文献:
  [1]崔承海.地方戏艺术.1990年版.
  [2]赵肿邑译注.文心雕龙.漓江出版社,1982年版.
  [3]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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