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人类存在与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追求人的存在之价值与意义的美学一直在不断思考的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矛盾统一关系。在前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总体上处于相对和谐状态。但自然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矛盾仍然得到特别重视。建立在悠久的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注意协调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把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视为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即使在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调的西方文化中,也不断出现回归人与自然和谐状态的呼唤。然而,在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比较平和的时代,这种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美学思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美学的关键问题,同时,它的直接关系到人类存在与发展的存在论意义也得不到突出的彰显。随着与自然斗争的不断胜利和对自然认识的深化,古希腊哲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名言、基督教先知的人主宰地上之一切的至上命令,逐渐成为人类最基本的价值信念。人类逐渐以大自然的主人自居,“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成为最响亮的口号。一切从人类的利益出发、维护人类的价值和权利成为人类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终极价值依据。人类的历史可以说是人类中心主义不断膨胀的历史,也是人与自然关系从相对和谐不断走向尖锐对立的历史。近代以来,随着大规模工业化的迅猛推进,人类运用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无限度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在创造无比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导致了自然环境的破坏和生态危机的加重,并且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与自然日益激化的尖锐对立迫使人类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类的存在、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关系问题。这是20世纪中期以来反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生态运动迅速崛起,并成为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社会运动的根本原因。也正是这个直接涉及人类命运的根本性问题,促使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美学之思从自发状态提升为自觉的哲理追问。
因此,生态美学兴起于对人类命运的美学关怀。它将人类的存在、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作为美学思考的核心问题,将重建人类的存在、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生、平衡互动的审美关系作为最高的审美尺度和根本的价值理念。生态美学的出现由此可以说是一种深刻的“美学转向”。古典美学热衷于对美的本质问题的形而上的思辨,近代美学侧重对艺术审美经验的分析。整个西方传统美学以主体与客体、理性与感性、事实与价值等的“二元对立”为思维模式,其基本的价值理念是人与自然对立的“人类中心主义”。20世纪初以来,现代哲学一直在试图摆脱“人类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思维。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论哲学将美学转向为对人的生命存在境界的思考,追求“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审美境界。生态美学将美学思考的重心落实在人类存在、发展与自然生态关系这一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上,将对生命存在的美学之思提升到对作为整体的人类存在、发展之“诗意”诉求,是自存在论以来的“美学转向”的深化发展。不仅如此,生态美学的更为深刻的意义在于它自觉地寻求实现一种美学观、审美观的“革命”。具体来说,就是要在美学领域实现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的转变。生态美学的主要思想来源是当代西方以深层生态学为代表的“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超越了单纯的反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生态运动,发展成为一种寻求价值观念根本变革的社会思潮。“深层生态学”认为,生态危机在本质上是文化危机,其根源在于人类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机制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谬误。因此,必须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走向“生态中心主义”,建立确保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的文化价值观念、消费模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政治机制。深层生态学一方面运用生态学的整体主义观点,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强调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将人类的存在与发展问题纳入到与生态系统的整体关联中思考;另一方面向东方古老思想寻求价值观的支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终极价值指向,提出了“敬畏生命”、“生命物种平等”、“所有的自然物具有内在价值”、“生态自我”、“生命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等一系列观念。相对于“人类中心主义”文化传统来说,这些观念的提出无疑是一场世界观、价值观的革命,同时也是一场深刻的美学观、审美观的革命。
当然,无论是“转向”还是“革命”都还是未竟的事业。坚持生态整体观和生态中心论的价值立场和从人类的存在、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生、平衡互动关系出发思考美学问题的理论视角,实现从“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转变是生态美学发展的关键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美育问题是生态美学发展的重要问题,生态美育将成为生态美学发展的基本走向。所谓生态美育,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审美教育和艺术教育,也区别于生态审美教育,它的核心内涵和主要目的是生态审美观的建构,也就是要确立一种以人类存在、发展与自然生态始终保持着和谐共生、平衡互动的审美关系为终极价值指向的审美意识、审美观念。这种意义上的生态美育首先是对生态美学独有的价值立场的坚守。生态美学的价值立场建立在生态整体观和生态中心论的基础之上,它以此为前提思考以人类的存在、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关系为中心的一切美学问题。生态美育将从生态审美观的建构方面使生态整体观和生态中心论内化为人类自觉的审美意识、审美观念,达到生态美学价值立场在审美观上的确立。其次,生态审美观以人类存在、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生、平衡互动的审美关系为终极价值指向,不仅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美学,而且将对人类存在问题的美学思考从个体生存境界提升到人类命运的高度。因而,从生态审美观的建构上,生态美育可以完成生态美学的“美学转向”。再次,生态美学从“人类中心”到“生态中心”的转变是一场价值观、审美观的革命,但是这一革命不能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的自觉,而必须内化为情感意识层面的建构,并上升为一种新的审美观的确立。因此,以生态审美观的建构为核心的生态美育将成为完成生态美学的“美学革命”的重要途径。
当然,无论是“转向”还是“革命”都还是未竟的事业。坚持生态整体观和生态中心论的价值立场和从人类的存在、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生、平衡互动关系出发思考美学问题的理论视角,实现从“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转变是生态美学发展的关键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美育问题是生态美学发展的重要问题,生态美育将成为生态美学发展的基本走向。所谓生态美育,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审美教育和艺术教育,也区别于生态审美教育,它的核心内涵和主要目的是生态审美观的建构,也就是要确立一种以人类存在、发展与自然生态始终保持着和谐共生、平衡互动的审美关系为终极价值指向的审美意识、审美观念。这种意义上的生态美育首先是对生态美学独有的价值立场的坚守。生态美学的价值立场建立在生态整体观和生态中心论的基础之上,它以此为前提思考以人类的存在、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关系为中心的一切美学问题。生态美育将从生态审美观的建构方面使生态整体观和生态中心论内化为人类自觉的审美意识、审美观念,达到生态美学价值立场在审美观上的确立。其次,生态审美观以人类存在、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生、平衡互动的审美关系为终极价值指向,不仅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美学,而且将对人类存在问题的美学思考从个体生存境界提升到人类命运的高度。因而,从生态审美观的建构上,生态美育可以完成生态美学的“美学转向”。再次,生态美学从“人类中心”到“生态中心”的转变是一场价值观、审美观的革命,但是这一革命不能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的自觉,而必须内化为情感意识层面的建构,并上升为一种新的审美观的确立。因此,以生态审美观的建构为核心的生态美育将成为完成生态美学的“美学革命”的重要途径。美学的主要话语资源,一是当代西方生态整体观和生态中心论,二是中国传统哲学、美学的生态观,三是以存在论美学为代表的当代美学理论。当前的生态美学研究总体上还没有摆脱对这几个方面的依附状态,它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将这些方面融合成一个有机的理论整体。生态美学的发展方向应该是通过多重话语资源的平等对话、交流互补最终达到融通化合,从而构成有机统一的理想整体。而生态审美观的建构正是生态美学多重话语资源对话、互补、融通的价值基点。
首先,作为生态美学的主要思想资源,生态中心主义自身趋向于生态审美观的建构。生态中心主义所强调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审美关系,它甚至把这种关系的确立称为“美学革命”:“我们周围的环境可能有一天会由于`美学革命'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生态学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预言着一种受美学理论支配的现代化新浪潮的出现。”这种“美学革命”首先表现在从自然价值论出发对“自然美”的重新定义。“物体的美是其自身价值的一个标志。……美不仅仅是主观的事物。美比人的存在更早。”
其次,表现在从生态整体主义出发将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与美丽”作为审美评判的惟一尺度。“任何事物,只是它趋于保持群落的完整、稳定与美丽,就是对的;否则就是错的。”[3]但“美学革命”的真正实现需要在审美观上完成从人类中心到生态中心的转变。深层生态学由此提出了“自我实现”的命题。所谓“自我实现”,是一个从本能的自我(ego)到社会的自我(self),再从社会的自我,到形而上的“大自我”(Self)即“生态的自我”(ecologicalself)的过程。这种“大自我”,或“生态的自我”,是人类真正的自我。深层生态学的“自我实现”是在人与自然生态的交互关系中进行的,它实质上是一个不断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过程,也是生态中心主义逐渐在观念、意识中确立的过程。所谓“生态的自我”正是人、社会、自然一体和谐的理想境界的呈现。这种“自我实现”论的美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再次,中国传统美学主要是通过生态审美观的建构参与生态美学建设,并在与生态中心主义的平等对话、交流互补中实现着现代价值转换。在西方生态运动从浅层生态学向深层生态学发展中,中国传统哲学提供了相当重要的价值观念支持,它也由此构成了生态美学的重要思想资源。以“天人合一”为基本的价值理念的中国传统哲学、美学蕴含着深邃的生态智慧,如道家的“万物一体”观,在与自然相融相契中追求逍遥自适的人生境界;儒家的仁民爱物的伦理情怀、追求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审美境界。这些生态智慧与中国传统美学体系紧密融合在一起,构成了其价值观、审美观的核心层次。中国传统美学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既有尊重自然万物的敬畏感,又有浓厚的万物一体的亲和感,始终视自然为生生不息的生命整体,将人与自然的和谐视为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这种始终保持着对现世人生的审美关怀的人生美学不仅极具美育况味,而且本身就是与美育融为一体的。中国传统美育以儒家“中和”论美育思想为主体,从追求个体人格的完善出发,进而达到个体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境界,其最高理想就是《礼记·中庸》所说的“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因而,中国传统美学内在具有着与生态美育的相通之处。在当前生态美学研究中,中国传统哲学、美学与当代西方生态中心主义不断进行着平等对话和交流互补。但是,这种对话和互补实际上主要是通过生态审美观的建构实现的。中国传统美学以此为切入点参与生态美学建设,并从而实现着自身的现代价值转换。
复次,在生态美育方向上,发展生态美学符合当代美学发展的整体走向。曾繁仁先生指出,20世纪西方现代美学存在着一个“美育转向”:“20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美学由古典形态的对美的抽象思考转为对美与人生关系的探索,由哲学美学转到人生美学。”并认为这个“美育转向”其实从康德、席勒就开始了。[4](P577—578)20世纪以来的西方现当代美学面对着人类生活比席勒所处时代更为尖锐、严重的“异化”问题,逐渐摒弃传统的本体论哲学美学和二元对立思维,走向存在论美学、人生美学,其中的核心问题正在于审美观的重建。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美学走出理性思辨的象牙之塔,向现实人生的审美存在转向,也是一种皈依人生美学的“美育转向”,与当代西方美学的整体走向是一致的。生态美学的提出就其对人类整体的存在与发展问题的关注来说,就其力图实现审美观、价值观的“美学革命”来说,不仅符合当代美学发展的整体走向,而且是这一走向在价值观层次上的深化和向人类存在与发展高度的提升。
生态美育的核心问题是生态审美观的建构。所谓生态审美观,是生态美学的价值理念在审美观上的确立,是从人类的存在、发展中始终保持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生、平衡互动关系这一美学视角对以人与自然关系为核心的一切审美问题的追问。因此,生态审美观的建构首先应基于现代生态整体观和生态中心论的价值理念,其中的关键是实现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的转换。其次,生态审美观的建构应该体现一种多元互补原则,融通化合多重生态智慧。此外,生态审美观建构还必须注意纠正生态主义极端化倾向。生态主义将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视为最高价值,追求绝对的生态中心主义。但这种纯粹的“万物齐同”论在理论上是可疑的,在实践上也很难成立,生态美学离不开人类的存在和发展这一基本的价值尺度。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传统哲学的生态智慧值得充分重视。深层生态学在其东方转向时对强调仁爱等差秩序和人的主体性儒家学说较少关注。实际上,“中国哲学也讲人的主体性,但不是提倡`自我意识'、`自我权利'那样的主体性,而是提倡`内外合一'、`物我合一'、`天人合一'的德性主体,其根本精神是与自然界及其万物之间建立内在的价值关系,即不是以控制、奴役自然为能事,而是以亲近、爱护自然为职责。”[5]因此,中国哲学所提倡的人的主体性并非人类中心主义。“儒家是以人为中心的,它要解决人的存在及其价值、意义的问题。但是以人的问题为中心并不等同`人类中心论',正好相反,儒家是`非人类中心论'的。因为它决不是在与自然界的对立与冲突之中解决人的问题,而是在同自然界的统一中解决人的问题、确立人的价值的。儒学也很重视人的尊严,但人的尊严不是表现为人比自然界更加优越,而是在尊重他人、亲近自然的道德行为中表现出来的,是以人的德性为依据的。这正是人文主义生态学的重要内容,即在人文关怀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中包涵生态伦理学与生态美学的丰富内容。”[6]这对于生态主义的极端化倾向实有补偏救弊的作用,应当成为生态审美观建构的重要内容。
在人类的存在、发展与自然生态和谐共生、平衡互动这一价值理念下,遵循多元互补、多重智慧参与的原则,生态审美观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这里仅从生态整体观和生态中心论角度就其可融通的几个方面作概要论述。首先,生态平等观。“生态平等”是深层生态学“普遍共生”的重要原则,即指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存在物在整个生态系统中都享有生存、繁衍和自我实现的权利。生态平等观的前提是肯定生态存在物在内在价值上的平等。在生态整体主义看来,生态系统中的一切存在物都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这种内在价值在生态系统中具有平等的地位,没有等级差别,并不因人的价值取向而转移。正是这种内在价值形成了生态系统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构成了维持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健康发展的基础。因此,生态平等观意味着在审美观上要充分尊重生态系统中所有存在物的“内在价值”,学会欣赏自然生命的多样性、丰富性之美,这对于达到“普遍共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相当重要的。
其次,生态同情观。“生态同情”是生态主义一条重要的伦理原则。孟子在中国古代最早提出了“仁民爱物”思想,深受生态伦理学家阿·施韦兹的称道:“属于孔子学派的中国哲学家孟子,就以感人的语言谈到了对动物的同情。”[7](P72)所谓生态同情首先是指在生态平等观前提下对自然万物的存在与价值的充分尊重和敬畏。布里吉指出:“生命是一个超越了我们理解能力的奇迹,甚至在我们不得不与它进行斗争的时候,我们仍需要尊重它。”[8](P289)其次是强调人类对于自然万物的存在与发展的伦理责任,提倡一种对于自然生命的关爱精神。中国传统哲学强调人对实现自然目的的伦理责任,将人的自我实现与自然目的的实现紧密结合统一起来,是这种关爱精神的充分表现。更为重要的,生态同情还包含着对人与自然生命的亲和关系的审美体验。自然不仅是人类存在的“家园”,而且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亲和”是从“万物一体”观出发对人与自然的生命关联与和谐关系的情感体验,是“栖居”之“诗意”的展现。在这方面,强调“生生”哲学的中国传统美学有着相当丰富的资源。
再次,生态自我观。作为深层生态学的“最高规范”,“自我实现”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生态美育命题。根据内斯的论述,深层生态学的“自我实现”实质上是“自我”不断从狭义的、局限于人类中心的“本我”扩大到整个生态系统的“大我”的过程。内斯“用`生态自我'(Ecologicalself)来表达这种形而上学的自我,以表明这种自我必定是在与人类共同体、与大地共同体的关系中实现。自我实现的过程是人不断扩大自我认同范围的过程,也是人不断走向异化的过程。随着自我认同范围的扩大与加深,我们与自然界其他存在的疏离感便会缩小,当我们达到`生态自我'的阶段,便能`在所有存在物中看到自我,并在自我中看到所有的存在物'。”这与中国传统儒家主张通过心性修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从而“参天地”、“赞化育”的美育思路颇有相契之处,是生态审美观建构应特别注意的方面。
再次,生态自我观。作为深层生态学的“最高规范”,“自我实现”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生态美育命题。根据内斯的论述,深层生态学的“自我实现”实质上是“自我”不断从狭义的、局限于人类中心的“本我”扩大到整个生态系统的“大我”的过程。内斯“用`生态自我'(Ecologicalself)来表达这种形而上学的自我,以表明这种自我必定是在与人类共同体、与大地共同体的关系中实现。自我实现的过程是人不断扩大自我认同范围的过程,也是人不断走向异化的过程。随着自我认同范围的扩大与加深,我们与自然界其他存在的疏离感便会缩小,当我们达到`生态自我'的阶段,便能`在所有存在物中看到自我,并在自我中看到所有的存在物'。这与中国传统儒家主张通过心性修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从而“参天地”、“赞化育”的美育思路颇有相契之处,是生态审美观建构应特别注意的方面。高精神生活的质量,是生态审美观基本内涵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
[ 参 考 文 献 ]
[ 1] [ 法] J -M ·费里.现代化与协商一致[ J] .文艺研究, 2000(5).
[ 2] [ 德] 汉斯 -萨克塞.生态哲学[ M ] .上海:东方出版社,1991.
[ 3] 刘耳.自然的价值与价值的本质[ J] .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15).
[ 4] 曾繁仁.美学之思[ 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
[ 5] 蒙培元.为什么说中国哲学是深层生态学[ J] .新视野 ,2002(6).
[ 6] 蒙培元.中国哲学生态观论纲[ J] .中国哲学史研究 ,2003(1).
[ 7] [ 法] 阿·施韦兹.敬畏生命[ 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 1995.
[ 8] [ 美] R .卡逊.寂静的春天[ M]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79. [ 9] [ 挪] A .内斯.深层生态运动的某些哲学方面[ J] .国外社会科学快报, 1987(8).
祁海文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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