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2）04-0022-04
丁玲的早期创作给人带来一种难以捉摸的苦恼。女主人公那种飘忽不定、有时神经质式的思想心理矛盾重重。像薇底（《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实在难以用确切词语来对她加以界定，放荡、贞洁、自尊似乎都具有。丽婀（《他走后》）更令人难以捉摸，在与恋人缠绵之际将他赶走，为了要回味，终而怀疑自己是否真爱他。野草（《野草》）在与南侠约会中那种既渴望又排斥的矛盾心理以及莎菲与凌吉士的未了情（《莎菲女士的日记》），通通复杂。总之，丁玲以她大胆的笔触展现给人们的绝不是一个具有稳定质的世界。不像读张爱玲作品，那种苍凉感是如此透彻肌骨，我们同她共感味：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有女同车》）。读丁玲作品，你会在和女主人公共鸣之余也不得不费神地去捉摸。为什么丁玲笔下的女性呈现出的是这样一种面貌呢？普鲁斯特说：“一本书是另一个自我的产品。与我们表现在我们习惯中，在社会上，在我们缺陷中的我不相同，”“作家的自我仅仅表现在他书中。”[1]任何小说家尽管愿意或不愿意，都从他的生活中去汲取人物，而且所有的人物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作者的内省，来自于他对自己的认识。丁玲的早期创作便突出地呈现出这种特色。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丁玲的心路历程，因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明了为什么她早期作品中的女性，总是时刻处于自我分析中理性地压抑自己的情感与欲念。
一
梳理丁玲的心路历程，离不开她对自己创作生活和创作经验的总结。丁玲是这样叙述她为什么写小说的：“我那时为什么写小说，我认为是因为寂寞，对社会的不满，自己生活无出路，有许多话需要说出来，却找不到人听，很想做些事，又找不到机会，于是便提起笔，代替自己给这社会一个分析。”[2]（重点号为笔者所加）也就是说丁玲的创作目的是给社会一个分析。但囿于自身经验、经历，她首先便是认识自己，进而才能审视时代背景下的女性个体。“在我过去的小说中，主人公常常是女人，这自然是因为我自己是女人，对于女人的弱点，比较明了一点……”[3]这段自叙一方面证明丁玲的创作是由己而推及他人，另一方面则强调其创作关注的是女性的弱点。
那么，丁玲所认识的女性的弱点是什么呢？
我们且看她在《野草》这篇作品中的一段叙述：
这天，她正有着很大的懊恼，因为她将小说中一个有极冷静理性的女人，写得过分有热烈的感情，而且带了一层淡淡的忧愁进去，这不是她理想中的人物，然而这又是她最能理解的女人的短处……她不停地想着这懊恼事情，慢慢地她想到是女人太看重情感这个社会环境，又想到女人的可怜。
作为作家的野草懊恼于女人太看重情感这一女人的最大弱点。这在丁玲是否如此呢？
我们知道，在丁玲一生中，王剑虹是她最亲密的朋友。王剑虹的才气，王剑虹的勇敢是丁玲所钦佩的。但王剑虹与瞿秋白的结合，王剑虹完全沉溺于个人情感天地不久身亡的事却从心灵上深深地震撼了丁玲。“……‘人去楼空’。我既看不到剑虹——她的棺木已经停放在四川会馆；也见不到秋白，她去广州参加什么会去了。难道是天杀了剑虹吗？是谁夺去了她如花的生命？”[4]
丁玲需要思索。瞿秋白与剑虹真心相爱，秋白是一个我们常说的意义上的好人，但爱人去世，他却去参加什么会去了！爱情是什么？女人又意味着什么？丁玲必须思索。女人看重情感最终将丧失自我，导致女性的悲剧。男人不能没有事业，女人如果只把幸福系于男人，终将自食苦果。因此丁玲懊恼于女性的不理智，她讨厌女人的纯情。这种意识我们可以在她的《风雨中忆萧红》有所察觉：
萧红和我认识的时候，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初。那时山西还很冷，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苍白的脸，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稚嫩和软弱的缘故吧。（重点号为笔者所加）
从这段文字可以明显看出丁玲对萧红是带有主观上的某种否定的。虽则这是1938年萧红给丁玲的印象，但是我们并不排除在她早期创作时已具备这种思想观念。
丁玲清楚地意识到，看重情感是当时时代女性的一大特征，一大通病。并且她清楚这与社会环境有关。前面引用《野草》中一段话：“慢慢她想到使女人太看重情感的这个社会环境，又想到女人的可怜。”“我对于自己文章中的女人，并不同情，可是每一次都不能依照自己的意见写，开头还离得不远，后来就越写越差了，有时候竟和我的目的相反。这时候我就变成为写文章而写文章了，当然我知道无论如何，文字和社会是总有关系的。”[5]（重点号为笔者加）就是说丁玲对女性的思考是深入的。
传统上中国妇女是完全作为男权社会的附庸的。女人的幸福唯赖于自己婚后丈夫的状况。这使得女人的情感具有依赖性。“五四”运动后，中国妇女迈出了解放道路的第一步。但是基本上是在“个性自由”“自由恋爱”的旗帜下反抗包办婚姻而从旧家庭中走出来，寻找个人的幸福，寻找个人的出路。但是社会又能给女子就业提供多少机会呢？女人要在社会上立足又将是多么困难呢。丁玲与胡也频的窘困生活以及萧红与萧军在商市街那段风雨飘摇的日子便是例证。而且社会观念中还是由男人独与社会上闯的。女人的出路、女人的价值在哪里呢？许多女人争得人身自由、恋爱自由后，又复归于情感的世界，如子君一样。但爱情是归路吗？丁玲的答案是否定的（这一点深深地影响了她的作品中女主人公的思想）。即便是女子有了自己的经济地位，迥于子君后，女人的归路也决不在于爱情。但爱情是精神支柱。在一个历来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女人对男人的认识是她认识社会的第一步，如果一旦对男人失望，女人便可能对整个社会失望。看重情感又确乎是女人感知社会的必然。男人的道路是按既往的社会模式前进，女人的道路首先是认同男人的道路。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女性个体，她必须要找到理想的男人（男人已是一个象喻性的存在），即一个真正理解女人、关注女人的人。如若此目标达不到，她又如何顺利认同男人主宰的社会模式，那么女人的真正出路又在哪里？建立新的社会模式吗？但在现实社会环境下，女人却只能是不想在而又不得不在而且是一定要在的这样一种状况。
她是一个叛逆的女性，她有着一种叛逆女性的倔强。有人说那是等，莎菲没有什么性的要求嘛，她就是看不起那些人，这种人她看不起，那种人她也看不起，她是孤独的。她认为这个社会里的人都不可靠。那么她是不是就这样活下去呢？她得活下去，必得活下去，还是要活，怎么办呢？最后她说：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吧！但她的精神，她的心灵并不甘心，所以她是苦闷的叫喊：我要死啊，我要死！其实她不一定死，这是一种反抗。那时候，这种女性，这种感情是有代表性的。她们要同家庭决裂，又要同旧社会决裂，新的东西哪里去找呢？她眼睛里看到的尽是黑暗，她对旧社会实在不喜欢，在这个社会中的人她也都不喜欢，不满意。她想寻找光明，但她看不到一个真正理想的东西，一个真正理想的人。她的全部不满足是对着这个社会发的。[6]
仔细分析这段话，可以看出丁玲便是一个看破了世情，在现实的漩涡中虽彷徨但仍要呐喊、反抗的人。而现实是什么呢？那就是，女性解放的路还很漫长，而社会时代的车轮已是向一个叫“大众”的群体驶进。作为觉醒的女性，丁玲深知自身的现实与肩负的责任，虽然现实令人痛苦，令人不堪，但为了未来也决不能缺席。这才是丁玲的深度！她要用笔来探讨女性的解放！
在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背景下，女人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就不能太看重情感。走入资本主义都市生活的女性的共同命运就是从封建奴役走向资本主义式性别奴役。情感的追寻最终导致的将是对幸福的失望，爱情并不是追求的终点。但现实中的女人太爱幻想，太爱寻梦，而这正是女人孤独痛苦不幸的症结所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丁玲懊恼。但丁玲何尝不清楚地知道，有时女人不得不如此，因此她又同情女人。但这将引发更大的对社会的懊恼。因此要寻求出路。那么又不得不压抑情感的冲动。我们于是发现了丁玲的心路历程：懊恼—压抑—同情—更懊恼—寻求出路—不得不压抑。
二
丁玲的彻悟，彻悟后与现实的抵触导致了她对早期创作中主人公那种复杂的情感：理解与同情，懊恼与约束。因此她的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在一种莫名的情绪下突然要进入一种理性的束缚之下，谴责自己，压抑情感。
如果说，在“五四”个性解放的大旗下，鲁迅写的是事业男性的彷徨，那么丁玲关注的则是个体女性的彷徨。
在这里笔者将具体地分析两篇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以点带面，进一步探寻丁玲早期创作中的人物心理。
《莎菲女士的日记》，自发表以来论述已相当多。莎菲的是是非非，更是百家争鸣，现在基本上已对莎菲作出了公正的评价。莎菲和凌吉士的恋爱，人们争议最大。但国内多围绕莎菲是否爱情至上展开争论，倒是国外有些评论对莎菲作为女性在具体处境下的心理有独到把握。如德国沃尔夫根·顾彬《关于〈莎菲女士的日记〉》。笔者认为，对于莎菲和凌吉士的未了情，有必要重新加以分析与评价。因为人们多去追问莎菲对凌吉士矛盾心理表明了什么，而较少去探寻她为什么表现出如此复杂的心理。莎菲与凌吉士决裂后内心经历的正是懊恼—悔恨—压抑—痛苦等一系列内心搏斗。莎菲对凌吉士的感情充满着情感与理智的交锋。
《莎菲女士的日记》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女性作为言说主体诉说她对社会人生的思索。男性作为被叙述者，处于无法辩说的地位。在男性话语消失的背后，单声部的书写难免有对男性的偏颇（对此，董炳月曾著文《男权与丁玲早期小说创作》指出丁玲有“逆向的性别歧视”），但对女性思想、心理的反映却是真实的。基于这一点，再来看莎菲会有新的认识。
莎菲与凌吉士的未了情，在于凌吉士并不是一个典型的伪君子。他并不是纯心要欺骗莎菲的。关于他的龌龊的内心莎菲是从他口中知道的（日记三月十三），证明这些思想是他无意识中已深入骨髓的东西，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和他人有什么两样，即他和他同性朋友有什么区别。他并不知道自己思想的根性或本质。他只是顺应社会。
莎菲在凌吉士高贵的外表下看到的卑劣灵魂并不是亲眼印证，只是听凌吉士谈的。因此，莎菲只能从话中去了解他的人品、为人。作为一个纯洁的少女，莎菲对男人的深入地认识，除了从蕴姐信中隐约推测出来的信息外，其他全是白纸。她有过许多追求者，有异性朋友，但绝不是恋人性质的。因此对男人的深入了解实则还是从凌吉士开始的。这样就决定了她对凌吉士的矛盾态度：爱与恨交织在一起。通过文中叙述，凌吉士绝没有超出一般男女恋爱中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坐着闲聊的。被莎菲的憎恶他是不明就里的。因此，凌吉士就处在莎菲的审视之下，莎菲处在自我审视下。莎菲对男人的审视是直逼内心的。她对凌吉士无意识中说出的话是相当震惊而愤怒的。因为在她早期接触中，凌吉士还是一个会脸红的人呢（一月四号日记）。因此，凌吉士和她的纯洁接触与凌吉士叙说的自己的事以及告诉她做女人的本分是如此水火不相容。她有点难以把握和理解男人。再加上蕴姐不幸的命运，更加坚定了她对凌吉士卑鄙灵魂的认可。但凌吉士还一如既往地关心她并和她交往，这更加剧了她内心的争斗。她是在寻求一个能了解她清清楚楚的人，但莎菲并不是一个毫无城府的女子。她对凌吉士是俯视中怀着好奇又试图征服他。她与凌吉士的交往中是耍着女人的手腕的。她是一种让凌吉士不断暴露自我而自己除了表示出某种程度的不拒绝与欢迎外而将自己掩藏起来的。（三月二十三日日记，莎菲以笑敷衍凌吉士，以笑掩痛）这并不是她精于耍弄人，而是一种女性的自我保护意识。这样在某种程度上阻止了他们彼此之间的真正交流。因此，在她认为自己看清了凌吉士的卑劣嘴脸时，她对男人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绝望。因为她周围的男性如苇弟、云霖，乃至那个安徽粗鲁男人，蕴姐的丈夫，都是如此让她失望。凌吉士是这样一个让自己倾心的人，却又如此庸俗不堪，而她知道这并不是凌吉士的错。在社会背景下，凌吉士这种思想并不少见。因此，莎菲离开凌吉士，是一种理智上的决裂，是对凌吉士代表的社会的决裂。情感上她还是割舍不掉的，一个人逃脱不了整个社会大环境。一个女子她需要异性的爱、等。难道独身是归宿吗？《暑假中》小学女教员们的苦闷，提醒人们这并不是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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