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四家”分别是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他们继承了文人画传统，个个具有鲜明的艺术气质、高尚的道德情操和高超的绘画技能。他们有的经历仕途坎坷，有的则看透官场的黑暗，于是便寄情于园林山水间，不问世事，以绘画为生，借画中的物象来寄托自己的情思，他们在艺术风格上继承文人画传统，崇尚笔墨意趣和“士气”，讲究诗、书、画有机结合，推崇“不与世俗沉浮”的超脱精神。“明四家”所体现的特殊气质影响着整个绘画史，他们的艺术特色对今后中国画创作有着深远影响。
“明四家”们多属于诗书画三绝的文人雅士。他们精通画技，喜欢写诗著集，乐于交友，常集聚友人一起吟诗作画，好不自在，这些爱好也正是体现了文人雅士们的生活格调，具有浓厚的文艺趣味。他们都属于文人画行列，身上都充斥着浓厚的文人气息，为文人画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空气。
文人画以唐代为开端，由苏轼提出，王维则被认为是文人画之祖。明代董其昌继承文人画之特质，提出“文人画”概念。由于文人画起源于唐代的禅宗哲学，使得它成为失意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满足了他们寄托情感的需求。因而有“潇洒淡薄之意，闲和宁静之心”的思想。文人画注重画家的人品和文化修养，寄情墨涵借梅兰竹菊来比喻文人德行，他们大多重神不重形，重视书法和绘画的内在融合，所谓“书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
文人画作为中国传统文人情感的表达方式，自产生起就一直随文人左右未曾消失。从它的产生之日起就一直被世人继承和发扬，到了“明四家”也不例外，他们都是继承前代文人画家们的优秀传统并将其蓬勃发展，我们从沈周的绘画作品中看得出他主要师承了元代黄公望、吴镇之后又融入宋人笔意，逐渐创造出文人画之风范。而文徵明则师承宋代赵令瓖和元代赵孟頫的青绿山水及元代王蒙的水墨技法，用笔工细绵密，作品既有行家深厚功力又具利家生拙意趣，画史上评其曰“士气兼备”。而狂野的唐寅则学沈周、杜堇、周臣并上追李成、范宽、郭熙、南宋四大家，吸收元代诸家，形成了典型的文人画风格，具有迥然不同的艺术魅力。仇英有高超的绘画技能，他师承广泛，学习周臣，资诸家之长而融之，特色明显。
“明四家”的“文人画”风格也体现在他们的文化修养上，如沈周的博学多识，为人仁厚老实，因叔、父都是文人雅士，因而他少年就精通诗文书画，并闻名乡里。在书法绘画方面的造诣颇高，书法师承黄庭坚，绘画学于杜琼，后又博取宋元诸家，又参以李刘马夏的笔墨，从而形成了粗笔水墨的独特效果，作品有《庐山高图》《京江送别图》《烟江叠嶂图》，同时沈周还著有诗词文集，著名的有《记雪月之观》《庐山高》《咏帘》，而文徵明也是博学众长，不仅擅长绘画诗词歌赋，且书法造诣也极高，尤以小楷著称，代表作品有《赤壁赋》《人瑞颂》等，他还是一位忠孝仁义之人，他有着对国家视死如归的爱国精神，曾作诗以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感。他对花鸟、人物、竹石题材画都很精通，遗留下的绘画精品有《石湖草塘图》《千岩竞秀图》《浒溪草堂图》《绿荫草堂图》等，并著有《甫田集》。风流倜傥的唐寅则是一位不拘小节、潇洒飘逸的隐士，他不仅才华横溢，而且在文学上颇有建树，曾著有《六如居士集》，绘画上，早年以周臣为师，后又学习李唐、刘松年的笔墨韵味，自成一家，作品有《孟蜀宫妓图》《秋风纨扇图》《骑驴归思图》。绘画技艺精湛的仇英是一位刻苦爱钻研的艺术家，他擅人物画，尤以仕女最佳，绘画严谨，一丝不苟。虽出身漆匠，但艺术造诣极高，一生临摹了大量艺术精品，赢得了后人的高度评价，传世作品有《桃园仙境图》《秋江待渡图》《仙山楼阁图》。
“明四家”留给世人的不仅是他们的文人气质，而且还有能体现他们艺术精神的绘画作品，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他们作画时的笔墨游动及情感变化。我们以沈周的《庐山高图》为例来近距离的与他对话，沈周为创作此幅作品到庐山近距离游览观察，又结合老师陈宽思念家乡的情感，将老师比喻成庐山，以映衬出老师的高大伟岸及知识的渊博。画面中他以王蒙的笔法入画，笔墨淋漓飞动，构图上承接了南宋院体的绘画模式，但又自成新意，形成了画面恢弘，气势夺人的震撼效果。《庐山高图》的成功可以看出画家在创作时对物象产生了情感，如若没有情感的注入那所创之画便没有生气，观者也不会达成共鸣，这与文人画之精神达成共识。
“明四家”在绘画史中的地位很高，如王希登对沈周的画艺就赞同不已，并称：“其画自唐宋名流及胜国诸贤，上下千载，纵横百辈，先生兼总条贯，莫不揽其精微。”又如张丑在《真迹目录》卷五中评其曰：“沈启南早岁山水一帧，纸本，水墨。画颇苍古，而诗笔秀美，不让沈度，乃奇迹也。”同时史料记载的文徵明是“家无余资，所以对其朋友亲戚都很慷慨”。其子文嘉评其曰：“性喜画，然不肯规规模拟，偶遇人妙迹，惟揽观其意，而师心自诣……天真烂漫，不减古人。”在书法上王世贞又评其曰“待诏以小楷名海内，其所沾沾着隶耳，独篆不轻为人下，然亦能自入人品，所书《千文》死体，楷书绝精工，有《黄庭》《遗教》笔意，行体藏润……”。而唐寅山水人物花鸟兼能，画法多样，师承广泛，王稚登《吴郡丹青志》指出：“评者谓其画，远攻李唐，足任偏师，近交沈周，可当半席。”王世贞在《弇州山人四部稿》评其曰：“伯虎才高，自宋李营丘、范宽、李唐、马夏以至胜国吴兴、王蒙、黄公望数大家，靡不研解，行笔极秀润，神秘而又韵度，惟小若耳。”仇英作为“明四家”唯一的画工，虽然文化修养不博，但却能跻身于“明四家”之列，可见其高超的绘画技艺。张潮在《虞初新志》中记载：“其初为漆工，兼为人彩绘栋宇，后待、高尚的品德修养及不凡的绘画造诣而业画，初执事丹青，周东村异而教之，摹唐宋人画，皆能夺真。”仇英的总体绘画风格自成一体，文人之法展现其中，如杨翰在《扫石轩画谈》中所评：“笔笔[dylW. NeT专业提供写作教学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Www. ]皆如铁丝，有起有止，有韵有情，亦多疏散之气，如唐人小楷，令人探索无尽。”明董其昌在其《仙弈图》题曰：“仇实父是赵伯驹后身，即文、沈亦未尽其法。”
“明四家”在前人绘画传统基础上，创造了清新淡雅的文人画风，并将中国画中推崇画家的文人情结表现得淋漓尽致。虽继承传统，但却不都趋于传统，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创新，最终形成了具有“明四家”特征的艺术新风貌，为后人的学习和借鉴提供了榜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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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单国强.明代绘画史[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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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洪再新.中国美术史[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0.
[7]薛永年.中国美术史简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张 曼，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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