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故事叙事
第一层是最浅显也最容易感知的故事叙事，即这个关于红侏儒的童话故事：世上有一个红侏儒，乱世害人，躯干甚小，长不满数寸，伶俐怪异。居于奇巧洞中，洞中又黑又低，以象牙为门，门外又有门。两层门非常的坚固，但是还是阻挡不了红侏儒出入，挑拨离间，散播谣言。在某村庄里，人人惨遭红侏儒迫害，诸事不顺。朋友因之相离、仇敌因之并起、家庭因之倾败、人心因之分裂，村民心里忧愁，却束手无策。某天，村中有位老人忽得奇书一册，每日揣摩，智慧大增，以爱人之心为心。邻里皆来学习，化愚为智。书中恰有论及红侏儒之事，老人以书中智慧开示众人，并恳求上主除之。后来红侏儒不再为祸横行，村人生活和睦。这个红侏儒究竟是何方神圣，在文章的结尾揭示出整篇小说的谜底：“红侏儒即舌也，其役使即言语也。”[1]（p422）流言、谣言才是造成村民之间各种不和谐，风气败坏的根本原因。
整个故事充满的悬疑性，而且一直保持到了最后，牢牢抓住了读者的好奇心。在这个故事系统里，有两个作者和两个读者。第一作者是这则童话寓言故事本身的作者，第二作者才是杨格非，第一隐含读者是西方世界的读者，第二隐含读者则是与第一隐含读者有着文化差异的汉语世界读者。在这个故事叙述过程中第二作者以一个客观转述者的视角传达了一个故事，不参与故事本身，客观叙事，零度叙事。此时第二隐含读者与第二作者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较接近第一作者。杨格非在转借这个故事的过程中保持较客观冷静的态度将自己真正的隐含读者引入第一作者的世界，带来第一次艺术境界的沉浸。
二.说理叙事
第二层乃是杨格非所参与的说理叙事，这是一部半译半著的作品，杨格非真正参与并积极建构的叙事层集中体现在这一层。这层的叙事元素包括：图片，红侏儒的故事，唐太宗与许敬宗的君臣对的故事，跋，上帝真理。其艺术特点为：
图文互现：在文章开头配有故事的插图：木工之啸歌复作矣，木工之啸歌不复作矣，木工之妻忧闷填胸矣，农民之犬被红侏儒惊成呆物（见图），农民改愁为喜（见图）。这几幅插图分别承担了被红侏儒制造的几个事件，一好一坏对比呈现。插图的内容突出强调了故事中的社会伦理色彩，社会秩序被打破平衡然后恢复平衡，结尾以恢复平衡体现其宗教伦理观。这是一篇宗教伦理叙事文。
叙议结合：在文章后面作者附了三份辅文，这其实也是一篇兼有评论色彩的小说评点。这种评点尤以明清时期为盛，如金圣叹评西厢记等名著，脂砚斋评红楼梦……
其中直接涉及评点议论处如：“著此篇者，亦切言之：此亦我心之所愿也！亦深望阅此篇者，同有是心、同有是言也。言语无愆者，是为德备之人，能约束其全身矣。此乃圣经所载之言，至真至要，各宜细玩。首段云：未知中国亦有红侏儒否？彼红侏儒中外皆有，其性情举动亦皆同。后阅杂典一则，附录之，以供众览。”[1]（p423-p424）杨格非提出阅此篇者应“同有是心、同有是言”，即设身处地，所谓移情动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杨格非跋：余向在西国，见一袖珍本，言及红侏儒之事，乃马皆璧先生所著、意婉而深、词腴而正、一再读之、发人猛省不少、壬午桂秋、译以中国文字、其间或芟其冗烦、或润以华藻、推陈出新、翻波助澜、是脱胎于原本、非按字谨译也、阅是编者、谓之译可、谓之著可、谓之半译半著亦无不可、总之不问是译是著、吾人于一话一言、切宜慎之。”[1]（p424-p425）这里杨格非对马皆璧和自己译作的语言创作进行了直接的点评：意婉而深、词腴而正;或芟其冗烦、或润以华藻、推陈出新、翻波助澜。
“红侏儒传中所言之上主、即上帝也、因其论上帝处甚异、恐人轻易读過、不知敬畏而崇拜之也、故特续上帝真理一篇于后、使此大道显明、人欲改一切邪恶、必赖上主之力而始能、非但红侏儒賴上主以制服之也、人所当知者、上帝真理耳、请细玩此篇可也。”[1]（p425）杨格非在这里传递了一种作为读者不要轻易进入误区的阅读姿态。新批评派曾提出读者感受谬误，即读者所感受到的作者所要传达的内容并不是作者真正的本意。而语言并不是无法判断，其根本是上帝，上帝是生成一切的“原因”，可以等于希腊哲学所说的那个高于并超越“存在”的“理念”、逻各斯，绝对的真理，是世上一切终结的存在。人类必须在这低层的现实存在中不断透过语言去触及上帝代表的理念和终极存在，却又永远无法真正达到这个目的。因此对人类来说，上帝的话语即经文，与无形的上帝就是一回事，仔细地读经和阐释经文也就构成了犹太教教士、先知和信徒与上帝沟通与同在的重要手段。
三.反讽叙事
还有一层叙事既贯穿在全文之中又超越于文章，那便是“红侏儒”叙事，这是由读者建构的叙事层。“红侏儒”所代表的涵义是口舌、言语，既作为被控诉者指责的对象，同时又凌驾于控诉者之上，深入控诉者，无法把握。这篇寓言本身的创作者在隐射语言的危害的时候，他本身就在使用语言;杨格非在言说这个故事的寓意时他本身也就陷入了这个语言故事的圈套之中。所以他也在故事后面附了三则辅文，敬告读者不要像故事里面的村民一样受到红侏儒的诱导，轻易相信，不知敬畏而崇拜之也。而是应该抱着“同有是心、同有是言”的态度。“故特续上帝真理一篇于后、使此大道显明、人欲改一切邪恶、必赖上主之力而始能、非但红侏儒賴上主以制服之也、人所当知者、上帝真理耳、请细玩此篇可也。”[1]（p425）尽管杨格非明白这个道理，可读者又怎么能够避免再次陷入杨格非的语言圈套呢？于是就形成了：红侏儒自身的肯定叙事——第一作者对红侏儒的否定叙事——杨格非对作者的肯定叙事，反讽叙事就在这样的“肯定——否定——肯定”的循环中进行，真正的红侏儒也就显现在读者心中了。
这种反讽叙事在西方的原型可追溯至柏拉图，一方面批判语言的危害，一方面又用语言传达自己的称之为最高理念的真理。他说：“用心学习比把想法写下来要安全得多。有些想法一旦成文也就不可能再隐蔽起来。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写关于这些事情的文章的原因，这些事情都不会成为柏拉图著作的内容。而现在所谓的柏拉图的著作实际上就是经过修饰的、现代化了的苏格拉底的著作。”[2]（p68）这种摇摆不定甚至看起来自我矛盾的言说方式，其目的就是提醒读者谨慎阅读，用心分辨，避免说者有心，读者无意。作者是要告诉读者这一层叙事超越叙事者的主观意图，由读者建立——是“红侏儒”或者真理，是由读者来决定的。
总而言之，这篇文章旨在一个目的——传达“上帝的真理”，这是一个关于言语的言说，即在说关于如何说的真理。这里的“说”涉及三层叙事：第一层是作为故事原文本身叙述者的直接叙事;第二层是杨格非作为叙述者的间接叙事;第三层即文中所叙述的“红侏儒”所代表的口舌、言语本身，是“说”本身存在的问题，那么这层叙事是超越叙事，其主导者则是读者自身。
参考文献
[1]黎子鹏.晚清基督教叙事文学选粹 [M].香港：橄榄出版有限公司 2012.（01）
[2][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第一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
[3]王磊.信仰与服务——杨格非的文字事工（1861-1911）[D].华中师范大学，2012.5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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