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艺术（public art）是一个外来语，又被称为公众的艺术或社会艺术，它不隶属某一类艺术流派或艺术风格，也不单指某一类艺术形式，它存在于公共空间并为公众服务，体现了公共空间中文化开放、共享、交流的一种精神与价值。
一 公共艺术与城市发展
学术界对公共艺术有多种说法，归纳起来不外两类，一类是从狭义的角度界定，另一类则从更加广义的角度加以阐释。从狭义上讲，公共艺术是指放置在公共空间中（如：公共绿地、广场、建筑以及城市道路）的雕塑、壁画、装饰、园艺、标识、广告、地景等艺术形式。广义的公共艺术包含内容更为丰富，不仅包含前面提到的诸多艺术形式，还包括由公众兴办或参与的公开的表演艺术和其他公开的艺术活动。
公共艺术涉及范围广泛，从形式上说，它有雕塑、摄影、广告影像、壁画、表演、音乐、园艺、装饰等多种表现；从功能上说，它可以分为纪念性的公共艺术、装饰型的公共艺术、休闲型的公共艺术、实用型的公共艺术、游戏型的公共艺术以及庆典型的公共艺术；从空间布局上看，它可以有立体和平面之分、室内和室外之别以及地景和空间相对。从载体上说，它可以是硬性的，如雕塑、陶器、围栏，也可以是软性的，如编制物、灯光、挂饰，还可以是以多媒体的形式出现的，如照片、音乐、影像等存在形态。
公共艺术最根本特征是公共性。公共性的涵义有两个层面，一是从形式的角度看，公共艺术与私人艺术和架上艺术有很大差别，这表现在，一方面，它进入的是更为广泛的公共空间，不可能以私密的形式建构；另一方面，公共艺术的公共空间性必须要面对公众，公众可以主动选择美术馆、音乐厅中的艺术，但必须要面对城市中的公共艺术。二是从内涵上讲，公共艺术已进入到广泛的社会交流中，它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和文化精神，它所体现的审美趣味就不能是随意与私人的。它不是对日常生活的局部装饰和简单介入，而是以美学、文化、艺术观点为指导，从整体上介入公众的生活方式，以不断引导和满足人们对艺术化生存的需要。
城市是公共艺术的载体，公共艺术属于城市，它随城市而生，为城市而存。
从发生学上讲，公共艺术从产生时期就与城市结缘，成为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公共艺术的最早发端应追溯到古希腊雅典城所出现的阳光广场，那时，大型广场和公共建筑的出现就使得艺术有了开放性、民主性和参与性的特征。现代意义的公共艺术诞生在二战之后，伴随着美国对城市的重新规划与治理，一些艺术家开始把艺术创作的场地从美术馆挪到了城市的公共空间中，以雕塑为主要代表的室外艺术大量出现，公共艺术一词也应运而生，20世纪60年代由政府倡议、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实行的“公共艺术计划”直接赞助公共艺术则把这种艺术活动推向高潮。
从发展的角度讲，城市是变化的，公众对城市的需求也是不断变化的。相对于人类的其他创造成果，城市的发展因为人们不断改变的需求而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没有最终的完成体。在现代城市的发展历程上，以经济为核心的现代主义世界观使许多城市失去了他们曾经拥有的人文精神资源，而新兴的城市由于缺少文化的积淀，也逐渐沦为环境和精神的沙漠，而对自然资源的过渡开采和对环境的无情破坏，使得城市变得更加无情与冷漠。正如查尔斯•摩尔在一次颁奖典礼上所说的：“我们的城市变得越来越不可居住。此时，我们的建筑却变得‘越来越好’。这是为什么呢？”这个疑问正说明了城市的扩展已越来越远离艺术化生存的理想，越来越远离令人愉悦的美感，越来越远离它建设的初衷。
城市的片面发展必然引发对文化的诉求，唤醒人们对艺术化生存的回归。进入２１世纪的城市，经济已不再是衡量一个城市发达与否的唯一标准，文化逐渐成为城市的核心要素，以文化内涵为核心的城市文化氛围已成为表现城市魅力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有专家指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将向有文化积累的城市转移，艺术开始走向更广大的人群，走向生活本身，而公共艺术则代表了艺术与生活、艺术与城市、艺术与大众的一种新的取向与融合。
从功能的角度讲，公共艺术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城市文化和现代城市生活理想的一种体现。相对于纯艺术和架上艺术，公共艺术的公共性特质必然使得公共艺术的文化表现性要强烈得多，它承载着更多的社会的、文化的乃至政治上的功能，带有更多的群体而非个体、社会而非个人、共享而非占有的非功利色彩。艺术来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现代公共艺术就是还城市以美感，让人体会生活于其间的真正乐趣，让城市成为人诗意栖居的理想场所。
从文化本身来讲，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和内涵，是一个城市的品格的象征。城市是人们聚居和生活的社会形式，或者说是人类的社会化存在与文化存在的形式。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社会发展的缩影，它不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心，更是文化的集中地和发源地，城市本身便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和成果。城市文化是城市的生动写照，反映着它所处的时代的社会面貌、经济状况、科学技术、生活方式、哲学观点、审美取向、宗教信仰所有文化问题，城市也成为当代人观察世界、完善自身、展现自身的天地和舞台。
没有文化的城市是没有灵魂的城市，世界上的城市千差万别，根本的差别就在于城市文化的不同。一座城市中有没有富有创意与代表性的公共艺术和公众参与的相对宽松的艺术氛围的存在，有没有适当比例的充盈着艺术气息的文化交流与审美及休闲娱乐的公共空间，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城市文化品质高低的重要指标，它们的多寡和繁荣与否往往体现着这个城市居民的生存样态、审美趣味乃至整体的文化精神。如果说建筑是城市里的“面”，道路是城市里的“线”的话，那么公共艺术就是城市中的“点”，它们凝聚着它们特有的灵性，展示着它们特有的语言，诉说着每一个城市的每一个观念，让人们品味着一种独特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文化情怀。
二 我国城市公共艺术现状
在我国，公共艺术是一个新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及公共艺术在城市中的大量出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与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公共领域的不断增多和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密切关联。可以说，公共艺术理念在我国城市的不断深入和其文化价值的突显是我国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政治体制的逐步完善以及中国城市化速度加快的必然结果。
在我国，公共艺术这一概念提及之前是以“城市雕塑”、“环境艺术”的面目出现的。在20世纪80年代，公共艺术是以城市雕塑为主要形式。以北京为例，在1984年，北京就率先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以雕塑为主题的“石景山雕塑公园”，长安街沿线也汇聚了众多的城市雕塑和其他形式的公共艺术作品。位于复兴门西的和平少女则成为这一地区的标志性雕塑，少女洁白的形象与浓郁苍翠的绿色背景相映成趣，其内蕴的主题传递出和平这一永恒的人间理想，应该说，这件艺术作品成为那个时代公共艺术的大成之作。
80年代中后期，包括城市雕塑在内的公共艺术开始注重与环境的互动关系，这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过速发展导致的一系列环境问题的出现相关联。艺术家开始关注环境恶化对城市生活质量的影响。这一时期艺术家的创作以现实的城市环境问题为主线，自觉地把艺术设计和环境理念相结合。正像一篇评论文章所说：“80年代现代意识的一个重大发展，不是什么主义、运动，也不是什么风格、流派，而是环境艺术与环境设计的普遍认同。”[1]环境艺术的表现方式进一步打破了人们对传统艺术观念的理解，它将构成环境空间的各种要素结合起来去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艺术家前瞻性地担负起艺术对环境、艺术对城市文化发展的重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中国城市建设的步伐也随之加大，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结构开始出现经济——商业的利益主导，文化消费市场充斥在城市和它的边缘地带。公共艺术的发展也呈现出多个与以往不同的发展态势，一方面，与商业社会的特征相吻合，出现了一批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艺术，以充斥于各公共空间的各种广告为标志；另一方面，伴随着公众文化意识的觉醒和消费观念的更新，以消费为特征的艺术——波普艺术悄然兴起，它强调公众的参与和兴趣，提倡具有平民趣味的文化消费，公共艺术呈现出大众参与的态势。在艺术设计上，由于城市设计思想纳入城市规划当中，伴随着大量“欧陆风格”建筑在中国个大城市的出现，追求艺术风格的个性异彩的公共艺术和个性建筑相呼应，市民广场、沿街立面、草坪美化、滨水景观、商业街公共艺术等的大量出现成为90年代以来的一大城市文化“景观”，体现在公共艺术特色上则是大众化、个性化、娱乐化和商业化的相互杂糅，写实艺术、抽象艺术、波普艺术等艺术风格并存，文化艺术消费成为大众消费的时尚，公共艺术的多元化存在成为构筑城市文化的风景。
但是，公共艺术的繁荣景致并不意味着我国公共艺术设计理念和艺术创作的完美，公共艺术对城市文化精神追寻的探索和实践所取得的累累硕果并不能掩盖与之伴生的一系列问题。在公共艺术中，对城市文化建设的误读和理解偏差以及一些其他的人为因素导致了公共艺术中发展的一些有悖于艺术公共精神的现象，有些公共艺术甚至成为日益泛滥的视觉污染。其具体表现在：
之一：公共艺术的同质化现象。以雕塑为例，几年前在华东某城市的街头矗起一组拟人化的铜雕，赢得了公众的好评，而不多久，类似的铜雕被大量复制，出现在一些城市的街道、广场上。一个个似曾相识的“克隆”城市雕塑，成为城市文化中的艺术垃圾。类似的现象还出现在对城市广场设计的雷同上。这种城市公共空间的“同质化”现象，只满足于表面上的轰轰烈烈，却忽略了不同城市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城市现状。城市公共艺术“千人一面”现象使得城市的表情单一，缺乏形象魅力。
之二：公共艺术的“非艺术”现象。在我国，与公共艺术呈飞速发展态势相伴的是艺术设计和制作上的粗鄙和没有文化支撑不知所云的空虚符号，出现与艺术相违背的非艺术现象。以首都北京为例，由于缺乏总体的公共艺术规划，缺乏严格的公共艺术质量评判体系，在繁华的西单地区曾出现过一组因被民俗学家斥为“败俗”的雕塑，仅仅摆放了一周就被迅速拆除了。就雕塑一项，北京已经被拆除就有34项，另外十几项被评为“差”的城雕也面临着被拆除的命运。
之三：公共艺术的“形象工程”现象。公共艺术成为政府官员显示政绩的一张名片。超大型的文化广场、超豪华的主题公园以及一些迎合政治需要但不顾及审美需要的“涂脂抹粉”术成为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的代表。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是在高、大、全上相互攀比，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也是城市发展的“异化”。以北京为例，由于地处政治文化中心，许多公共艺术的立项压在政治运动式思维上，为了迎奥运和创建文明社区，许多街道大搞公共艺术，一轰而上的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
之四：公共艺术的“快餐文化”现象。公共艺术在我国诞生较晚，但自诞生之日起便有席卷华夏之势，甚至出现公共艺术“大跃进”的局面。以上海为例，到2004年，上海的1034座城市雕塑中，优秀作品只占10%，另外10%是劣质，其他80%则为平庸之作。公共艺术的创作一旦脱离了艺术的精神，成为文化的快餐和应景之作，那就脱离了它真正的使命和神圣的意义。短期的“快餐文化”催生的公共艺术呈现出浮躁、肤浅的文化现象，它使深层的文化思考表面化、简单化，造成艺术品性的矫饰与低质，或形成公共艺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浮夸品质。
公共艺术是一个城市文化的表情符号，是城市内在的外化，是城市价值取向的风标。公共艺术问题的出现直接导致城市文化构建上的偏差，长此以往必将导致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衰弱，正视问题，认真解决才是惟一正确的选择。
三 城市公共艺术发展因素分析
在我国，造成城市公共艺术状况良莠不齐的原因和影响公共艺术发展的因素很多，传统与现代艺术观的冲突与融合、艺术的独特个性与公共精神的差异与互补、艺术家的主体性与公众参与性的价值冲突、城市建设与艺术环境的问题、艺术设计与制作的即时性与延时性考虑，政府的职能与公共艺术规划的制定等问题都影响公共艺术的发展。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因素就是艺术家与公众。
近现代艺术，是由艺术家来决定艺术的，这种观念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在个人主义、精英主义的世界里，艺术是晦涩的，它们常常是个人内心生活的传记，或者无意识的显露，艺术具有不可通约、无法有效传达的特性，艺术与公众之间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艺术家无端对自己的拔高，使公众处于一种艺术强权之下，如果不接受这种艺术的强权，公众就会被告知为没有文化。传统艺术理论中，艺术高于生活，以及典型化、理想化的思想，构成艺术脱离生活的理由；在神圣的名义下，艺术与公众的生活和体验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可谓艺术是艺术，生活是生活，似乎逃离现实的牢笼才能体现艺术的价值。
公共艺术时代的艺术家应该是公众知识分子，要有强烈的公共意识和公共情怀，应是生活的参与者和创造者。科林伍德曾经指出，艺术家“所从事的艺术工作并不是代表他私人的努力，而是代表他所属的那个社会的公共劳动。他对情感所作的任何表现，是从一个不言而喻的标题开始的，它不是‘我’感到，而是“我们”感到。[2]公共艺术的特殊性更要求艺术家不应游离在生活之外与公众故意拉开距离，他们要与公众共同交流和沟通关于社会生活的问题以及他们的感受。他们和生活在城市的人们一起给城市生活以色彩和生机。他们的艺术要融入生活之中，融入城市之中，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成为城市生活、历史与文化的组合，要用特有的符号传达对城市生活的情感。
传统的艺术观念往往强调艺术作品作为自足完整体的形式存在，而不关注欣赏者的接受之维。伴随着艺术从古典艺术的高深殿堂走出而跨入普通大众阶层的事实，艺术活动中的公众缺席的现象已大有改变。接受美学指出，未经阅读的文学作品不过是一堆无意义的纸张和印刷符号，仅仅是潜在的存在，只有当作品被接受者感知并引起反应时，这种潜能才会转化为形象、含义、价值和效果。公共艺术同样不是少数艺术家和设计者的事，它还是千万个使用者的成果。介入和参与是公众与公共艺术发生关联的最重要方式，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文化消费时代。一方面，公众已经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艺术家所提供的公共艺术形式，在艺术设计上往往参与建议。艺术的创作不再只是专业艺术家，一般民众也可以是创作者。甚至，许多艺术家在公共艺术创作过程中自己消失，让参与的民众浮现，艺术不再专属于特定社会阶层，或者是少数精英。另一方面，从艺术接受的层面上，公众的艺术接受才是艺术活动的最终完成。公共艺术就是艺术家和公众在公共空间的对话与交流，从表层看艺术家为公众提供了公共空间中的艺术氛围和审美情境，这种交流的深层涵义则是艺术提供了让人诗意生存的可能。
公共艺术不仅打破了不同艺术形式之间以往的疆界，还提供了一种艺术家与公众、艺术与公众之间对话的可能。一个成功的公共艺术家应该懂得与公众对话的技巧，通过对话，把公共艺术做成市民的作品、小区的作品、城市本身的作品。而对于公众来说，参与艺术的过程就是艺术熏染的过程，也是艺术领悟的过程，公众审美趣味与文化修养的高低衡量着与艺术家对话的质量高低，公众艺术素养的提高成为公共艺术向良好空间发展的重要因素。
城市在发展，我国的公共艺术事业前景可观，在公共艺术的发展中，我们需要获得一种精神，一种把握了城市历史、文化根脉的精神，这种精神的获得需要艺术家、公众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 张倚蔓：设计体系的基本框架 《工艺美术参考》，1989，第1期。
[2][英]科林伍德：《艺术原理》，31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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