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发生学上看，大学校徽是大学建制的产物。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源于西方中世纪，法国的巴黎大学与意大利的波隆纳大学是最早出现的大学，均形成于12世纪，此后，英国的牛津、剑桥，德国的科隆、海德堡等大学也相继形成。最初的大学与宗教关联紧密，大学的宗旨主要是培养僧侣和牧师，不过也享有一定的学术自由。
作为一种标志，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克莱夫•贝尔），西方高校的校徽轮廓多为盾形。如形成于12世纪的牛津大学，其校徽即为盾形（还有剑桥大学等等高校，其校徽皆为盾形），校徽主体部分由三颗王冠组成（上二下一），中间为一本展开的书，上写“dominusilluminatiomea”（“主照亮我”），这表明了中世纪宗教对大学的影响，强调“启示”是知识和真理的源泉。校徽上的王冠则昭示着大学教育的高贵与荣耀，这与英国大学培养绅士的大学理念是息息相关的，英国著名教育家纽曼在其《大学的理念》一书中认为大学的目的是培养或造就有智慧、有哲理、有修养的绅士，我国教育家郑晓沧也总结说：“英国的大学理想，在养成gentlemen，可以牛津大学为其代表”。[1]
美国的大学承袭英国大学传统，在校徽设计上也是以盾形居多，如诞生于1643年的哈佛大学校徽即为盾形，它于1884年采用的新校徽，主体部分为三本书(上二下一)，在上面的两本书上分别印刻有“ve”和“ri”两组字母，在下面的一本书上印刻着“tas”一组字母，三组字母合起来的单词“veritas”即为拉丁语“真理”之义。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将其教育观点概括为：“普通教育就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执著探究、寻求真理的精神或性格。”[2]这也意味着西方大学理念的变化，从中世纪的传播知识培养牧师演变为追求真理与培养研究型人才。
西方高校校徽之所以多取盾形，是因为盾徽乃西方贵族的家徽，象征着庄重、荣耀、高贵与典雅等多重喻意，这与英国大学养成绅士的教育理想是相契合的。绅士作为一种理想人格，具有高贵典雅的精神蕴涵，以盾徽显现其风貌，诚为恰切。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盾徽在西方应用甚广，不惟高校，许多国家的国徽，以及众多标志的设计上亦使用盾徽。
二
回望历史，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相当发达，汉代设立的太学，宋代以来的书院，这些官办民办的学校，对中华知识的传承与文明的推进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中国古代也有着丰富的教育理念，孔子的“有教无类”，《大学》的“修齐治平”，都蕴含着深厚的哲理与智慧。究其大要，中国古代学校教育是以贯彻自《大学》以来的儒家伦理，传承和体验儒学的内涵与精神，而最终目的是满足朝廷与社会发展的人才需求。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在西方坚船利炮的猛烈催逼下无可奈何地融入现代性的滚滚洪流之中的产物。在晚清备受列强蚕食鲸吞的现实语境中，一批“睁眼看天下”有着先进思想而积极投身于洋务运动的旧式官员拉开了创办大学的序幕。1895年，天津海关道盛宣怀仿效美国高校模式，创办了近代教育史上的第一所新式大学——北洋大学堂（即天津大学前身）；次年他又在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即上海交通大学前身）；1898年，光绪皇帝下昭正式设立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可以看到，民国前后，国立大学（如清华大学）、私立大学（如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都获得了蓬勃发展，近代大学教育初具规模。
中国早期高校，由于直接以欧美高校为蓝图，在校徽的设计上也明显带有因循之迹，如以美国大学为模式创办的北洋大学堂、南开大学（由著名教育家严修、张柏苓创办于1919年）等高校，其校徽皆为盾形，北洋大学堂的校徽以金色的盾形为轮廓，该盾上部有两个凹槽，左右两边又各有一个凹槽，整体装饰意味很强。盾徽上方以楷书书写“国立北洋大学”字样，中下方涂抹成另一黑色盾形，在黑色盾形上下有白色建筑三座（上二下一，应是校门正视图），黑盾中央为一本展开的书，书的两边分别以隶书书写“实事”“求是”四字，“实事求是”即为追求真理之意，我们可以从中很清楚地见出对牛津大学与哈佛大学两校校徽的借鉴。南开大学校的徽则简单得多，在盾徽的上下部分以汉字书写着“南开大学”，左右以拼音文字书写着“nankai”，二组文字皆向左倾斜，拼音文字横在中间，将“南开”与“大学”分成上下两组，整体看来较为粗糙，缺乏美感。
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胸襟与气魄，对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北大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也成为民族灵魂的一个反映。1917年蔡元培请鲁迅设计了北大校徽，该校徽以圆形为轮廓，在圆形徽章中，以篆书书写成的“北大”二字上下排列，笔锋圆润，结体紧凑，颇具对称之美，更于简洁古朴中见沉稳大气。此校徽一直沿用至今，成为北大校徽的主体部分。而对北大校徽的确切意义存在着多种理解，难成定论，这正昭示了象形文字（汉字）的丰富性以及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从形式上看，“北”字很像背对背的两个侧立的人形，而“大”字则像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形，比较正统的解释认为它表明了北大的办学理念是“以人为本”，实际上，这更像是今人与时俱进的阐扬了。
可以见出，早期大学校徽的设计或为模仿，或显粗疏，这体现了中国大学初创时的景象，即学校教育以因袭模仿为主，许多方面还显稚嫩。同时，大学教育也在积极地探索着如何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如何与当下现实相结合。
三
时至今日，中国大学教育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无论在办学规模还是办学理念上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逐渐摆脱了因循移植西方大学模式的老路子，而努力探索适应本国国情、具有本土特色的新途径，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探索与努力可以见诸高校校徽的设计上。
当前的高校校徽一般由校名、建校时间以及能够体现学校特色的标志物等元素组成。校名基本以中、英两种语言书写。标志物或表明学校性质，如北师大新近启用的校徽，其标志物为一木铎，“铎”出现于夏商，是一种以金属为框的响器，古代用以木为舌的木铎宣布政令，后来木铎就成了教师的指谓。北京舞蹈学院的校徽标志物为一取材于汉画像砖的长袖善舞的“汉画砖舞蹈人”；或指示学校名称，如同济大学校徽的标志物为三人划一龙舟，喻“同舟共济”，其创办者德国海军军医埃里希•宝隆先是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同济医院”，即取“同舟共济”之意，所以此标志符合创办的初衷。浙江大学的标志为一展翅腾飞的“求是鸟”，象征刚健拼搏的个性特征以及实事求是的大学精神；或表明地域风情，如南京大学校徽标志物有六朝松，石狮子，指示了六朝古都所在地。林徽因于1929年为东北大学设计的校徽，其主体标志为白山黑水，表明了东北大学所处的地理位置，而新疆石河子大学校徽的标志物是用草书书写的白色“天山”二字，成山形，以绿色为背景，表示石河子大学位于天山北麓的绿洲新城。
通过对今日高校校徽的分析，我们认为它体现出了如下三个特点：
首先，体现了开放式的胸襟与国际化的视野。这表征于绝大多数大学校徽以中英文双语题写校名。这是一个被称之为全球化的时代，国与国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通成为时代必然，也是时代必需。客观讲，具有一百年历史的中国大学教育相比历经八百余年的西方大学教育还存在较大差距，全球化的时代恰可成为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一个契机。中文为中国的语言，英文为世界通用语言，中国高校校徽以中、英双语书写，正体现了中国大学立足本土、面向世界的眼界与信心。
其次，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融会。这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见出：第一，在外在轮廓上以圆形取代盾形（如天津大学校徽以圆形取代了原北洋大学堂的盾形，清华大学亦是如此）。当代大学的校徽绝大多数以圆形为轮廓，这表明设计者充分认识到了圆形是符合中国人审美观的图形。古代中国人在对宇宙的认知中，认为天圆地方，而春秋四季的轮回，又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循环论的时间观与历史观，这种特有的时空观使中国人对圆形充满了偏好，圆成为运转无穷、生生不已的表现，体现了绵延不息、循环往复的宇宙精神和生命特征，于是，中国人形成了尚“圆”的审美文化心理“圆”也就成为中国人的一个审美标准。所以，在校徽设计中，以圆形替代西方常用的盾形体现出了对传统文化的领会和对中西文化差异的自觉认知。第二，校徽主体部分的设计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其中尤以清华大学的校徽最为人称道。清华大学的校徽轮廓是由三个同心圆构成的圆面，外环上下是中英文校名；中环空间被分为八格，其中内容为隶书书写的清华大学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字，左右并列，每格一字，以八卦方位排列。这八个字出自《周易》乾、坤两卦的大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可以说是对奋发向上的儒家精神与温柔敦厚的理想人格的精炼概括，清华大学以此为校训并置于校徽主体部分，可以见出对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续与发扬。内环中心为一颗星，这颗星也构成整个校徽的中心，传达了清华大学敢为天下先、担当领路人的气魄。
最后，体现了顺应时代，面向当下的大学精神。对此，可以中国人民大学于2003年启用的新校徽为代表进行说明。在2004年11月《中国青年报》公布的“公众最喜欢的大学校徽”中，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徽以34%获选率名列第一。该校徽由三个篆体的“人”组成，三人并行排列，左右联接依傍，简洁生动而充满古典意味，校徽颜色为取自于故宫宫墙的深红色，给人以深沉内敛与厚重大气之感，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根据设计者的解释，“新校徽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与学校特色，体现了三层涵义：一是人民大学要为人民办学；二是以人为本培养和造就人才；三是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3]“以人为本”的理念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呼声，新校徽就确乎“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与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的大学理念是相呼应的，纪宝成提出：“一所优秀的大学不仅有优良的传统，也能折射出时代的光芒。能够立于时代潮头，站在时代前列，引领时代潮流，这就是大学理念中的时代精神”。[4]大学教育体现时代精神，也深刻的表明了大学教育所肩负的重大使命。
参考文献
[1]郑晓沧《大学教育的两种理想》，杨东平主编《大学精神》[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2]茱丽•a•罗宾《现代大学的形成》[m]，尚九玉译，贵州：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3]《大学校徽赏析——中国人民大学》，文见：/
[4]纪宝成：《我对大学理念的认识》，刘琅主编《大学的精神》[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公司，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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