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泉高致》集[1]，宋郭熙撰，其子郭思为其作注并整理成集，约成书于宋政和七年。《林泉高致》集现存六节，即序言、山水训、画意、画诀、画格拾遗、画题。其中“序言”和“画格拾遗”为郭思所写，其余四节均为郭煕之词，乃郭熙生前所述，由郭思记录整理而成。序言称：郭思小时常跟随其父游泉石，郭熙“每落笔必曰：画山水有法，岂得草草。思闻一说，旋即笔记，今收拾纂集，殆数十百条，不敢失坠，用贻同好。”《林泉高致》涵盖深广，集中体现了郭熙父子精深的画学与美学思想。其中对山水画的起源、功能到构思、构图、笔墨，以及观察方法等，都有精辟的阐述。笔者在多次研读的基础上，在此简要探讨一己之陋见。
一、“四可”说
中国山水画发展到北宋中期，产生了巨大变化。突出的一点是多数山水画家不再过隐居生活，他们也不再强调山水画一定要表现隐居思想。郭熙作为宫廷御用画家，适应山水画的发展趋势，及时从创作实践和理论方面给以总结。由于郭熙的山水画强调表现诗意，并提出山水画的“四可”价值论——可行可望可游可居，使山水画的创作和理论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郭熙在《林泉高致·山水训》一开始就谈到山水画的艺术价值与功能问题，认为人们生在太平盛世，想要“苟洁一身”，不一定去隐居归向大自然，借助好的山水画，完全可以不下堂奥而坐穷泉壑。这是对宗炳提出的“卧游”、“畅神”的绘画美学功能论的补充和发展，宗炳的“卧游”、“畅神”论是在道家和佛学思想影响下的产物，而郭熙则不同，他主要是从儒家的角度来看待绘画的艺术功能问题。[2]《山水训》曰：“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直以太平盛日，君亲之心两隆，苟洁一身出处，节义斯系，岂仁人高蹈远引，为离世绝俗之行，而必与箕颖埒素黄绮同芳哉！白驹之诗，紫芝之咏，皆不得已而长往者也。然则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耳目断绝，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夺目，此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贵夫画山之本意也。”在郭熙看来，君子（文人士大夫）爱惜山水，主要是为了养素、啸傲、隐逸、常亲、常适，“快人意，获我心”。是为了养成澹泊虚静、素洁平常的内在的心灵世界。从而陶冶性灵，提升人格境界。
同时郭熙认为，“画山水有体，铺舒为宏图而无余，消缩为小景而不少。看山水亦有体，以林泉之心临之则价高，以骄侈之目临之则价低。”欣赏山水，要“以林泉之心临之”。林泉之心就是审美的心胸，是超越世俗尘淖的真我的体现。
郭熙提出山水（画）的“四可”说，进一步强调了山水的多重价值，即：“可行、可望、可游、可居”说：“世之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画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何者？观今山川，地占数百里，可游可居之处十无三四，而必取可居可游之品。君子之所以渴慕林泉者，正谓此佳处故也。故画者当以此意造，而鉴者又当以此意穷之，此之谓不失其本意。”郭熙提出的山水（山水画）的功能有“乐、适、亲”说和“可行、可望、可游、可居”说，它可分成三个层次，即：可行、可望是乐，人在山水之外，作为山水的旁观者而存在，自然山水给人的一般美感和感官愉快；可游是适，是人与自然的相互走近，它带来心灵层面的愉悦感，而可居是亲，是人与自然合二为一、不分彼此，是一气流荡中的整体，是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游与居，真实体现了郭熙山水画艺术功能理论。
二、意象论
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最有价值的画学思想之一就是阐述了山水画的创作心理与过程，这涉及到审美意象的生成与表达问题。换言之，郭熙画学的中心就是关于艺术意象的问题，值得关注。郭熙的意象营构理论是对宗炳提出的“澄怀味象”说的继承与拓展。它包含了三层次的理论。
一是饱游饫看，兼收并览。郭熙说：“盖身即山川而取之，则山水之意度见矣。”“身即山川”，是欣赏山水形象，取是摄取，然后山水之意象与美感意蕴才能被显现。即、取、见，是画家由浅入深的把握山水美的三个阶段，也是山水美不断显现的三个层次。其基础是“即”和“取”。“即”是靠近自然、走进山水，到大自然中去饱游饫看，流连观赏，是携情观物；“取”是去粗存精，摄物归心。强调了画家要在自然中陶冶情性、颐养心胸，以林泉之心观照山水，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山水变化之美。
同时，郭熙还指出知识、阅历、经验对画家创作的重要性，，他在《山水训》中曰：“人之学画，无异学书，今取钟、王、虞、柳，久必入其仿佛。至於大人达士，不局於一家，必兼收并览，广议博考，以使我自成一家，然后为得。今齐鲁之士惟摹营丘，关陕之士惟摹范宽，一己之学，犹为蹈袭，况齐鲁关陕，辐员数千里，州州县县，人人作之哉！专门之学，自古为病，正谓出于一律，而不肯听者，不可罪不听之人，迨由陈迹，人之耳目喜新厌故，天下之同情也，故予以为大人达士不局於一家者，此也。”画家要兼收并览、广议博考，博采众长、自成一家。
二要心胸虚静，精神专一。南朝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出的“澄怀味象”的论点，就是确认虚静的心态是进行审美观照和绘画构思的重要前提。艺术构思必须“守其神，专其一”(张彦远语)。唐代画家王维也主张“审像于净心”，“审像”即“味象”。“净心”，是借禅宗之说来强调主体心灵净化，亦是一种排除世俗物欲诱惑干扰的审美态度。明吴宽在中说：“右丞胸次洒脱，中无障碍，如冰壶澄澈，水镜渊渟，洞鉴机理，细观毫发，故落笔无尘俗之笔。”（《书画鉴影》）画家拥有“虚静”的审美心胸，才能深刻、全面、细致得洞察客观事物。明李日华说：“乃知点墨落笔，大非细事，必须胸中廓无一物，然后烟云秀色，与天地生生之气，自然凑泊，笔下幻出奇诡。若是营营世念，澡雪未尽，既日对上壑，日摹妙迹，到头只与髹采垢墁之土争巧拙于毫厘也。”（《紫桃轩杂缀》）画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要有“胸中廓然无一物”的心境，即进入到虚静状态，这时“烟云秀色”、“天地生生之气”等现实中的种种生动形象，便自动涌人心间，笔下才能幻出“奇诡”妙境。总之，画家做到“虚静”，才能察之万物，得其精神；才能对物理、画理有深深的体悟。
郭思曾说：“思平昔见先子作一二图，有一时委下不顾，动经一二十日不向，再三体之，是意不欲。意不欲者，岂非所谓惰气者乎！又每乘兴得意而作，则万事俱忘，及事汨志挠，外物有一则亦委而不顾。委而不顾者，岂非所谓昏气者乎！凡落笔之日，必明窗净几，焚香左右，精笔妙墨，盥手涤砚，如见大宾，必神闲意定，然后为之，岂非所谓不敢以轻心挑之者乎！已营之又彻之，已增之又润之，一之可矣又再之，再之可矣又复之，每一图必重复终始，如戒严敌然后毕，此岂非所谓不敢以慢心忽之者乎！所谓天下之事，不论大小，例须如此，而后有成。先子向思每丁宁委曲，论及于此，岂非教思终身奉之以为进修之道耶！”郭熙在作画时，必须明窗净几，焚香左右，营造出一个幽静的氛围，然后万事俱忘，神闲意定，达到神融笔畅的创造境地。
郭熙在《画意》中曰：“庄子说画史‘解衣盘礴’，此真得画家之法。人须养得胸中宽快，意思悦适，如所谓易直子谅，油然之心生，则人之笑啼情状，物之尖斜偃侧，自然布列于心中，不觉见之于笔下。”画家养得“胸中宽快，意思悦适”，心胸坦荡，精神愉悦，意象勃勃，遂有画意，“不觉见之于笔下”。
精神专一是作画的心理条件。《山水训》曰：“凡一景之画，不以大小多少，必须注精以一之。不精则神不专，必神与俱成之。神不与俱成则精不明；必严重以肃之，不严则思不深；必恪勤以周之，不恪则景不完。故积惰气而强之者，其迹软懦而不决，此不注精之病也；积昏气而汨之者，其状黯猥而不爽，此神不与俱成之弊也。以轻心挑之者，其形略而不圆，此不严重之弊也；以慢心忽之者，其体疏率而不齐，此不恪勤之弊也。故不决则失分解法，不爽则失潇洒法，不圆则失体裁法，不齐则失紧慢法，此最作者之大病出”。
虚静专一的审美心态是中国艺术家十分认同的一种理论。它强调的是要创造一个适宜主体进入审美创造与欣赏活动的特定心态。这种心态，在审美关系中首先是主体能够保持心灵和精神的自由，这样也就能够澄怀观物，体悟到美的对象和美的真谛。《庄子·天道》篇说：“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饶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静也。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面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庄子认为，“水静犹明”，人的精神宁静，也能洞照天地之道。同样，审美主体要是以虚静的心态去观照大“道”，游心太玄，澄怀味象，就会发现“天地之大美”，体会到“至美至乐”。
三是意象在胸，心手已应。郭熙画学的核心是关于艺术意象生成论。《画意》篇曰：“然不因静居燕坐，明窗净几，一炷炉香，万虑消沉，则佳句好意亦看不出，幽情美趣亦想不成，即画之主意亦岂易！及乎境界已熟，心手已应，方始纵横中度，左右逢原。”“境界已熟”的境界，实际上同于审美意象，不是我今天所谓艺术境界。郑燮有画竹三过程说，其中“胸中之竹”就是审美意象。“境界已熟”、 “胸中之竹”都是对绘画创造活动中审美意象生成的生动表述。
《画意》曰：“晋人顾恺之必构层楼以为画所，此真古之达士！不然，则志意已抑郁沈滞，局在一曲，如何得写貌物情，摅发人思哉！假如工人斫琴得峄阳孤桐，巧手妙意洞然于中，则朴材在地，枝叶未披，而雷氏成琴，晓然已在于目。其意烦悖体，拙鲁闷嘿之人，见銛凿利刀，不知下手之处，焉得焦尾五声扬音于清风流水哉！”巧手妙意洞然于中，就是审美意象的形成，艺术的创造过程是以艺术意象的构思、熔铸与传达的动态过程，审美意象贯穿其间，意象玲珑，则心手双畅。
三、时空论
郭熙认为，山水是活物，是宇宙生命的体现。宇宙大化流衍，一息不停，山水生机蓬勃，朝夕变化，万物活态玲珑，瞬息万变。画家将自然山水置于宇宙生命联系的整体中来看待，故此有时间与空间的变化，见出山水生机鼓荡、生意盎然的动态美。因此，郭熙说：“山，大物也，其形欲耸拨，欲偃蹇，欲轩豁，欲箕踞，欲盘礴，欲浑厚，欲雄豪，欲精神，欲严重，欲顾盼，欲朝揖，欲上有盖，欲下有乘，欲前有据，欲后有倚，欲下瞰而若临观，欲下游而若指麾，此山之大体也。”“水，活物也，其形欲深静，欲柔滑，欲汪洋，欲回环，欲肥腻，欲喷薄，欲激射，欲多泉，欲远流，欲瀑布插天，欲溅扑入地，欲渔钓怡怡，欲草木欣欣，欲挟烟云而秀媚，欲照溪谷而光辉，此水之活体也。”由于山是“大物”——体现天地的广阔无限，水是“活物”——体现生命的幽深情调，所以画家观照山水的视野与方式也是动态的，是游观远视，一目千里，提神太虚，流眄天地。
郭熙说:“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彩，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水以山为面，以亭榭为眉目，以渔钓为精神，故水得山而媚，得亭榭而明快，得渔钓而旷落，此山水之布置也。”山与水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内在生命的联系，山水之位置即山水内在之势的体现，是万物生命张力的体现。山水本身就是一气化生的生命整体。绘画要体现这种生命的关联性、整体性，才能有美感、情趣、意境。
画家要在时间中玩味山水生命。郭熙认为，山水是“活物”。有生命的对象，四时不同，朝暮有别。郭熙对于山水的四季朝暮、阴晴雨雪的变化，都经过认真的观察研究，所以他说：“真山水之云气，四时不同：春融，夏蓊郁，秋疏薄，冬黯淡。画见其大象而不为斩刻之形，则云气之态度活矣。真山水之烟岚，四时不同：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画见其大意而不为刻画之迹，则烟岚之景象正矣。”朝暮之烟霞、四时之山水，美感各有不同，艺术家应该在山水的时间变化中把握其生命的运动节奏，以流动的眼光、变化的心灵来玩味山水内在的生命本质和外在的生机趣味。
同时，郭熙认为：“山春夏看如此，秋冬看又如此，所谓四时之景不同也。山朝看如此，暮看又如此，阴睛看又如此，所谓朝暮之变态不同也。如此是一山而兼数十百山之意态，可得不究乎！春山烟云连绵人欣欣，夏山嘉木繁阴人坦坦，秋山明净摇落人肃肃，冬山昏霾翳塞人寂寂。看此画令人生此意，如真在此山中，此画之景外意也。见青烟白道而思行，见平川落照而思望，见幽人山而思居，见岩扃泉石而思游。看此画令人起此心，如将真即其处，此画之意外妙也。”画家更进一步将四季山水的美感与心灵的陶冶、生命的安顿相统一，从而为真山水以及山水画的价值揭示出来了，山水之美在于为人服务，为了体现和安顿人的心灵，使人“见青烟白道而思行，见平川落照而思望，见幽人山而思居，见岩扃泉石而思游”，艺术的价值就是彰显人生的价值、昭示生命存在的意义。
画家还要在空间中把握山水气势。所谓山水“盖身即山川而取之，则山水之意度见矣。真山水之川谷远望之以取其势，近看之以取其质。”郭熙认为：“山水，大物也。人之看者，须远而观之，方见得一障山川之形势气象。若士女人物，小小之笔，即掌中几上，一展便见，一览便尽，此皆画之法也。”临其上而瞰之，就是扩展心胸，俯瞰山水，从而把握山川之形势、整体之气象。此与沈括提出的“以大观小”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郭熙认为：“真山水之风雨远望可得，而近者玩习不能究错纵起止之势，真山水之阴晴远望可尽，而近者拘狭不能得明晦隐见之迹。山之人物以标道路，山之楼观以标胜概，山之林木映蔽以分远近，山之溪谷断续以分浅深。水之津渡桥梁以足人事，水之渔艇钓竿以足人意，大山堂堂为众山之主，所以分布以次冈阜林壑为远近大小之宗主也。其象若大君赫然当阳而百辟奔走朝会，无偃蹇背却之势也。长松亭亭为众木之表，所以分布以次藤萝草木为振契依附之师帅也，其势若君子轩然得时，而众小人为之役使。无凭陵愁挫之态也。山近看如此，远数里看又如此，远十数里看又如此，每远每异，所谓‘山形步步移’也。山正面如此，侧面又如此，背面又如此，每看每异，所谓‘山形面面看’也。如此是一山而兼数十百山之形状，可得不悉乎！”
在远望中掌握山川之气势，在悬览中洞见山水之真容，既是一种观照山水意象的方式和构图法，也是一种画家胸襟和心灵的姿态，同时也是郭熙本人深受儒学影响的体现。儒家强调“上下与天地同流”，人要参赞天地之化育；理学家更是普遍追求人生的理想境界，培植高昂博大的圣人气象。在这种思想熏陶之下，郭熙理想中认同的画家不是心胸狭窄之辈，“无凭陵愁挫之态”，而是具有宽宏气象的儒家画者。具有君子轩然气象的画家，观照山水的方式不会局于一隅，也应当是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气势。所以说，郭熙的山水时空论体现了儒学本色和儒家人格精神。正如《画诀》中所说那样：“凡经营下笔，必合天地。何谓天地？谓如一尺半幅之上，上留天之位，下留地之位，中间方立意定景。见世之初学，据案把笔下去，率尔立意，触情涂抹，满幅看之，填塞人目，已令人意不快，那得取赏于潇洒，见情于高大哉！”郭熙认为，笔墨造型要合于天地的精神、造化的气韵，这样取法自然、体现山川气脉的作品才能“取赏于潇洒，见情于高大”。
郭熙在山水时空美感的论述中，其用意还在于，要在画家的主体心灵中铸造山水的审美意象。他说：“其要妙欲夺其造化，则莫神于好，莫精于勤，莫大于饱游饫看，历历罗列于胸中，而目不见绢素，手不知笔墨，磊磊落落，杳杳漠漠，莫非吾画”。历历罗列于胸中的不是山水本身，而是经过情意化的审美意象，这是艺术的本体存在。意象生成之前画家面对的是山水对象本身，画家妙悟之后是意象玲珑，意象产生以后是艺术的传达阶段的到来，即“目不见绢素，手不知笔墨，磊磊落落，杳杳漠漠，莫非吾画”的过程，最终是妙夺造化的完成和审美呈现。所谓“画山，高者、下者、大者、小者，盎碎向背，颠顶朝揖，其体浑然相应，则山之美意足矣。画水，齐者、泪者、卷而飞激者、引而舒长者，其状宛然自足，则水态富赡也。”由此可见，审美意象是对山水本身的再造，而艺术品的完整呈现，又是对心中意象的再造，这是要经历两次飞跃的审美创造。
四、“三远”法
郭熙曾说，山水是大物，“人之看者，须远而观之，方见得一障山川之形势气象。” 如何来远观呢？郭熙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美术史上著名的“三远”理论。他说：“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颠，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有明有晦；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叠，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缥缈缈。其人物之在三远也，高远者明了，深远者细碎，平远者冲淡。明了者不短，细碎者不长，冲淡者不大，此三远也。”“高远”，并不是“居高望远”，而是“自山下而仰山巅”，视线处在画面的下端，仰视上端。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就是运用高远法的典型佳作。“深远”则是“自山前而窥山后”，一目千里，鸟瞰悬视万水千山，丘丘壑壑都浓缩在画面的尺幅之间。视线多处于画作的上端。元代黄公望的《九峰雪霁图》，一派群山莽莽、溪涧迴转的无限风光，无疑都是拜深远法所赐。“平远”是“自近山而望远山”，视线则处在画面的中间或者是中部偏上的位置。元代倪瓒的作品多呈现出这样的视觉效果，像他的《渔庄秋霁图》，采用三段式构图，表现出太湖的幽眇云水。平远的优势正在于能把南方山水的钟灵神秀和雅逸平和表现在画面上。
学界认为郭熙的“三远”理论主要有三层涵义：一是构图法，二是观照法，三境界论。[3] “三远”既涵盖了山水的透视关系，也是山水画的构思观念和意境注追求。这里补充两点：首先，我认为郭熙在这里谈论的三远论本意主要指的应该是山水的观照法、透视法问题，它是观察山水的三种视角，而在后世这一命题不断被发挥推演，演变成了今天的丰富蕴涵。高远、深远、平远，体现在构图中就是高、长、宽的虚拟三维立体问题，体现在绘画品赏中就是艺术意境问题。其次，郭熙在这里还谈到了三远法的美感问题，他说：“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叠，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缥缈缈”，涉及三远的观察山水三种不同审美感受，高远带来突兀和压抑的心灵感受。深远之意则是幽深难测，一目难尽。只有平远给我们的感受是平淡冲融、飘渺含蓄。郭熙更推崇平远，而他的《早春图》则综合体现了他的山水画“三远”创作理念。
那么如何在画面中进行三远的构图，从而创造出远势和远境的艺术氛围呢？郭熙的回答是：“山欲高，尽出之则不高，烟霞锁其腰则高矣。水欲远，尽出之则不远，掩映断其派则远矣。”烟霞锁其腰则山自高，掩映断其流则水自远，这样的处理体现了中国哲学强调“无往不复、天地际也”的思想，也表达了中国艺术家对艺术与生命关系的独特思考。中国画家普遍认为，艺术乃安顿生命、淘具性灵、提升境界之工具。在郭熙看来，山之高远，仰望而无尽；水之平远，俯瞰而无穷，以一缕烟霞锁其腰，用树木掩映断其流，远望的视线因这一点便有了停顿的余地，在停顿与歇息中进行回旋往复，远近取与。中国画家不是浮士德，不是要做无穷无尽的奋勉与追求，而是在时间的节奏与空间的回旋中，心灵得以容与，生命得以安顿。远望是对凡俗的超越，停顿是为了回到生命自身。郭熙的三远理论的确含有深意。
注释：
[1]《林泉高致》，潘运告主编：《宋人画论》，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
[2]尽管《林泉高致》序云，郭熙“少从道家之学，吐故纳新，本游方外。家世无画学，盖天性得之”，但郭熙的思想主要还是儒家占主导。可参看朱良志著：《扁舟一叶——理学与中国画学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
[3]朱良志著：《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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