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数字化与图象化已经成为我们信息传达的重要方式，某种意义上，也成为生活的重要内容和生存方式。论文在剖析数字化与图象化的含义的基础上，对于数字化和图象化各自不同的文化内涵进行了考察，并且指出了它在给予我们便利的同时，有时是缺乏人性的亲和力的，需要有所警惕，最后对于信息时代中，文字表达蕴涵的启示与借鉴意义作了初步说明。
【关键词】数字化 图象化 人性 文字表达
当前的人文科学研究，除了要面对过去的一些基本问题的缠绕之外，还出现了新的状况，那就是数字化与图象化已经成为当代文化的基本趋势，它也成为人文学科研讨中不得不面对的议题。如何解决在这种境遇中学术生存的出路，需要我们进行清醒分析，并探索具有可行性的策略。以下就是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
一
数字化是伴随电脑在日常生产和生活活动的广泛运用而出现的趋势。电脑是一种将信息转化为数字进行运算的程序处理器，电脑普及并且深入到生活中，就使数字化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在常规角度看来，人的语言是人生存的一种基本呈现方式，老子在《道德经》中就有言、无言分别作了“万物之始”和“天地之母”的界说。他认为通过语言才使得人们可以认识事物，把事物安顿到人们意识可以把握的结构中，使世界呈现出意义，可是自然界本身早就存在，于是自然就是不依赖人的自在之物和被人赋予意义的自为之物的统一。
美国现代语言学家萨丕尔在《语言论》中也指出，“语言和我们的思路不可分解地交织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是同一回事。”“语言形式的无限变异，也就是思维的实在过程的无限变异。”[1]我们从马克思关于语言是人思维的直接现实来理解，也可以看到语言在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当卡西尔在《人论》中定义“人是符号的动物”时，也是从人对语言的倚重，以及文化积累必须依靠语言来论证的。那么，如果说传统文化中只是强调普通的语言，尤其是日常生活语言的话，则今天的文化是强调的数字作为特殊语言的重要性。
数字化在今天的生活中渗透到各方面。一个人的身份证是由一连串相关机构按照当事人居住地、出身日期、性别等数据编定的号码来定义的，任何一个人的身份证都不会重码。这些数据是有意义的，但是对于身份证持有者而言，这些数据是一些难以记忆但又可能不时要填写的数字。另外，我们身处一个需要交流与交往的社会，我们还会遇到许多数字，写信需要邮政编码，打电话需要知道对方电话号码，如果电脑上网，还有电子信箱的号码，等等。在这里需要接触大量的人或者相关机构的号码，同时还要将自己的号码告诉他人。当我们进入消费领域时，我们还会有自己存折。信用卡的密码等。如果哪个人的生活与这些数字编码无关，就可以肯定地说，这个人不是生活在现代社会，哪怕这种相关性较少的话，也可以肯定他在生活中属于远离成功的人。因此，当今有一个短语叫做“数字化生存”，即人的生活是被数字及数字信息所笼罩的。甚至个人的成功也可以用数字加以体现，譬如他的薪俸数额、有关业绩的数字指标，而这些内容本来是与数字概念无关的。
与数字化趋势相关的社会现象的另一极是图象化。如果说数字化是用抽象的数字显示存在状况的话，那么图象化正好相反，它是以形象的、甚至栩栩如生的图象来显示存在状况。图象化在电影、电视、街头的各种图象广告、印刷品之中大量涌现，今天还在部分取代了书籍和作为书写工具的笔的电脑上呈现。丹尼尔·贝尔在70年代论述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时，就敏锐地指出，当代文化是一种视觉文化，即它是以眼睛的可视功能作为文化传输的基本途径。在这种视觉文化中，它是以感官的“可视”作为核心，而人脑的思考没有重要性。美国传播学专家施拉姆提到了传媒变迁对当代文化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朗诵文学作品的形式是古代对文学接受的一个常用途径，近现代以来由于教育普及，而教育中又把阅读作为一项重要的培养目标来对待，使得多数人有能力、也习惯于自行阅读，这使朗诵的职业几乎消失。到20世纪初叶，由于无线电广播的普及，人们可以从收音机中听到声情并茂的文学朗诵，于是又重新培养出聆听朗诵的兴趣。到50年代，电视机开始批量化生产并且大量投放市场，于是电视更大程度地影响到生活，在美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出生的儿童，甚至于未满一岁就会熟悉显象管上发生的活动，不管他们是否懂得这种现象的含义……直到他们学会读书以前，电子媒介在他们的生活经历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2]那时侯，电视图象还只是识字之前的主要信息源，识字之后，文字信息可以重新占据主导地位，而今天的电脑图文并茂，图象化的影响更为强大和明显。
数字化和图象化是当代文化的两个方面，它们所具有的特征是不同的，但在具体的产生根源上都依赖于现代科技的进展。在其影响上，都对文字作为信息承载与传达工具的地位提出了挑战，因此二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来看待。
二
数字化与图象化作为问题提出来了。它是说明了社会具有这样一个趋势，在此趋势中，还有一些重要问题可以提出来进行探究。
先看数字化，数字化是一种数字表达和数字编码的趋势。这种对于数字的倚重，在电脑普及的时代有着特殊优点，即便于进行计算机的程序控制和管理。如果再超越单纯操作意义来认识，则数字化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就一直具有的趋向。当马克斯·韦伯指出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依赖于“合理化”的时候，就特别指出了，对于人的方面而言，它是以人的能力而非出身安排社会职位，实行金字塔结构的科层化管理，对于物的方面而言，它是以数据指标测定物的性能级别和变化状况，数字成为精确把握事物的标尺。数字列表成为评价的客观指标。
这就可以说，资本主义的“合理化”是以数字化作为具体表征，数字化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核心原则之一。数字化意谓着非具体化，它作用于对人的评价中，实际上是去掉了人的个性特点在实际生活中的意义，将人置于工具地位，因此韦伯所说的合理化也被视为近代以来工具理性的突出特点。
再说图象化。图象化是以图象来表达意义的文化趋势。古代社会也有图象表达，文字时代之前，它曾经是唯一重要的表意方式；但是进入到外面时代后，最重要的文件，如官府文书、学府经卷、文学创作的描述等，都是以文字表意的方式出现，图象表达不过处于边缘的辅助性的位置。到了近代以后，在数字化背景下，对于图表有了较多应用，这就对于图象化表达地位的上升起到了铺垫作用。再到20世纪，由于电影、电视电子计算机的普及应用，图象化表达的地位有了更大上升，它们的表达是图文并茂，甚至图象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图象化在使图象表达占据了信息传达的重要地位的同时，还使得人们的信息世界发生了变化。苏联美学家鲍列夫曾经指出，“电视的一个重要审美特点是‘叙述此时此刻的事件’，直接播映采访的现场，把观众带进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之中。这一事件只有明天搬上银幕，后天才能成为文学、戏剧和绘画的主题。”[3]鲍列夫这就说到了电视转播中现场直播的即时性，它使观众有一种现场参与感，尤其是体育比赛的直播，比赛现场的紧张氛围弥散到现场之外的每一个正在进行收看的角落，当这种收看十分普遍、进入到白热化状态时，整个社会仿佛忘掉了现实状况而只是关注比赛现场，这里有一种现代生活中的狂欢节的气氛。
数字化和图象化各有不同的文化内涵。数字化是一种抽象化，在人文领域中，它意谓着对于人的生活的工具化的思想。马克思当年对资本主义提出批判时，认为资本主义使得社会的人沦为了生产过程的工具，可是生产的目的本来应是提升人的生活质量，于是就造成了生产过程与生产目的的脱节，在具体的生产活动来看，从事生产的工人所生产的，不是他自己可以享用的产品和服务，他只不过是市场上劳动力的出卖者，他通过在生产中付出自己的劳动力获取报酬，他的快乐是在生产过程结束之后，通过所得报酬购买商品和服务时才会体验到，而这样一种状况同劳动是使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劳动应该使人感到快乐的情形完全隔绝，它是社会异化的表现。
至于图象化，它的深层实质是信息表达和接受上的感觉化。在图象世界中，它作用于人的感官的因素要大大强于它作用于人脑的因素。在商品广告的形象设计中，其制作目的无外乎促销，围绕这一目的则可以是直接号召，也可以是通过树立企业形象以间接地达成促销目的，这种目的上的浅层化使得广告制作的形象设计无非是在视觉、听觉的感官刺激方面下工夫。电视的现场直播则相当于一个即兴的过程表达，缺乏舞台艺术那种由文字构思到表演构思的深层思考。一个镜头到另一个镜头的切换是一种距离和视角上的变化，它是一种外在的东西，缺乏图象内部的逻辑上的关联和思想线索上的沟通，而这些方面正是文字表达注重的对象。图象表达越是显得异彩纷呈，充满视觉美感，就越是可能远离了文字表达对于深度的追求。
数字化的抽象表达是对工具理性的推崇，图象化的具象显现是对感官享受的安抚，而在这两者之间的从事文字表意工作的人，则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人，这种状况尤其在传统的人文学科领域中表现突出，他们的工作处在数字化与图象化的夹缝之间，既不能求得数字化表达的那种客观性效果，又不能达到图象化那种让人赏心悦目的快感，仿佛成为现代文明之中的落伍者。
三
数字化与图象化在来势汹汹的外表下，也有着它的阿喀琉斯脚踵。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它缺乏人性的亲和力。
数字化的基础是数字运算，而数字运算又是以二进制的数字体系作为基础，二进制在计算机程序中可以很方便地转换为十进制的体系，但是对于人脑的思维而言，二进制颇似于有无、是非之类的判断。符号0和1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或者是相反的性质，这些方面在人脑也是必不可少的，可是人脑还有介于有无、是非之间的辨析能力，还有超越了这种两极化判断的综合思考能力，另外还有就精确性把握方面或许不足，不过在丰富性方面属于高级思维活动的情感意向。数字化所依靠的数字是一种抽取了具体内涵的符号，而人脑则可能从中捕捉内在的信息。就此我们可以从诗歌表达的情形进行分析。如：
故国三千里，深闺二十年。
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这里诗歌用字有“三千”、“二十”、“一”、“双”等数量关系的语词，它们完全融入到了诗歌意境中，如果从数词涉及的数量关系进行分析，就无法体味其审美涵蕴。
数字化中的抽象，其实也不同于人们日常语言中数词的抽象性，它们在表义上有所区别。我们可以从一段朱熹关于事物属性认定的表达作出判断：
既有理，便有气；既有气，则理又在乎气之中。周子谓：五殊二实，二本则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大小有定，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气，二气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来，只是此一个理，万物分之以为体，万物中又各具一理，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然总又只是一个理。此理处处皆浑沦，如一粒粟生为苗，苗便生花，花便结实实又成粟，还复本形。一穗有百粒，百粒个个完全，又将这百粒去种，又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初间只是这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总只是一个理。[4]
在这段话中，“一”和“万”都有很高的出现频率，分别出现了11次和4次，但是这里作为数词的“一”和“万”不是计数的意思，而是分别表达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其他还有“二”（4次）、“五”（2次）“百”（4次）等几个数词，也都是同样的性质。在这里有对于数词的运用，不过它同数字化那种只是抽象而没有思辨色彩的数字完全不同，一般数字表达要求的精确化在这里大多可以忽略。
图象化也是当代文化中的重要趋向。图象化在表达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平面化与世界性。其中，平面化是指缺乏文字表达那种意义深度，而世界性是指它不依赖于文字，不同民族、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士，都可以理解画面的含义。这样两个特征结合起来，就使得图象表达可以渗入到社会的广大阶层的民众之中，并且可以产生跨地区、跨民族的影响。这一状况在文学名著改编为影视作品后可以更鲜明地体现出来。德国当代美学家本雅明，还在20世纪30年代，面对电影业蒸蒸日上的趋势，对于以电影为代表的图象艺术的表达进行了专门的美学分析。他发现，电影由于有特写镜头，就可以将我们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易觉察的一些细部动作与人物心理的关系揭示出来。如一个人心情紧张，他尽量在面部表情上加以克制，不动声色，但是双手却时而交差，时而低垂，时而握拳，时而松开，这些无意识的动作暴露了当事人的内心活动，而这种表达是我们在其他艺术媒介中乃至日常生活中难以觉察到的，他把这种电影中的显现称为视觉无意识，即电影镜头以视觉方式揭示了人们的无意识活动。图象世界中的这些表达在领会上更倾向于默契，而不象文字表达那样，对于接受者的文化修养提出了较多要求。这里，由于文化修养以及它所代表的文化等级秩序被消解了，人与作品的关系主要是图象与人的感官相遇，文艺欣赏过程更多地成为一次感官的盛筵。传统的文化背景与思想资源被搁置起来，文化秩序的深度感被感官享乐所主导的平面化所颠覆，至少，建设性的文化意识没有被邀请加入到活动过程中。
图象化中的世界性也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没有严格的国别、语言差异等方面的限制，便于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另一方面，图象的传达是有思想的，当图象的传达在超越了民族、地域等的限制之后，那么图象制作者的思想往往也就可以更容易地向他民族的民众传播，其中的价值观、人生理想等也就很容易成为一种普世信条，强行嵌入到他民族的思维中，使他们在文化上臣服于图象制作者的文化谱系。英国学者汤林森以一张土著人看电视的照片进行了分析，认为它是“非比寻常的景象”，他就此指出：
这张照片的旁边，另有文字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土著社群的家庭，在澳洲偏远的塔纳米沙漠的边侧，一家人正在收看电视。它隐含着一个意思，指出这些土著人的文化，正受到这些人看电视的活动的威胁；他还指出，这个土著社群已经设立了他们自己的广播机构——“瓦皮瑞媒介协会”，目的是要“捍卫它自己独有的文化，避免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了然于此，或许有人将因此认为，从这幅照片里，我们已经嗅出支配的意味。因此，这幅图片大有深意，我们很快就可看出，它表征了文化帝国主义的现象。[5]
这张照片是英国发行的明信片上的画面，它提供给人的是一种文化奇观，即让英国公众俯瞰第三世界的人们，他们坐在骆驼背上而非客厅沙发上观看电视，从而对于东方民族的好奇心得到满足；同时又让第三世界的民众了解到，接受来自西方的科技文化作为表征的现代文化，是他们必不可免的选择，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认同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这种所谓的交流中，双方其实并没有实质性的了解，更谈不上具有深度蕴涵的对话了。
四
数字化与图象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趋向，而这两种不同的趋向又都指向一个共同点，即他们代表了人的一种新的表达世界的方式，并且也都对传统的以文字为媒介的表意系统提出了挑战。文字表意的窘境在于，它处于二者之间的位置，它都以不同于二者中的某一方而显得有些落伍，并且它如果向其中任何一方靠拢，都会受到来自另一方的压力。
文字表达作为语言表达的延伸，它一方面将瞬息即逝的口头语言加以固化，便于记忆和传播，另一方面，文字表达也是一种对于表达方式的规范，使得表达不是随意性的，而是以一种社会认可的书写格式来言说。这种书写系统对于文化的发展，对于人的思维的深化有着重大作用。那么，数字化与图象化对于文字表达的冲击，主要地是存在于信息传播方面，在对知识的系统化和深化方面，图象化没有多大影响，而数字化又与人的头脑思维差距颇大，所以并没有可能取代文字表达的本体价值，它们基本上还是一种工具意义。
面对数字化与图象化的压力，文字表达的优势地位在于，它与人的思维直接相关，它才具有对问题的反思功能和深刻性，而这种性质才是思维的高级层次才具有的能力。我们试以庄子的一段语录来看：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乎，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6]
这段话对于语言表达尤其是书面表达的可能性提出了怀疑，而提出的方式恰好也是书面语言，也就是说，书面语言具有可以进行自我检测的能力，而数字化和图象化的表达就难以完成这种任务。由于这一差异，文字表达比其它表达方式更能深入人心。在一个以机械的、标准化方式进行表达的所谓“信息时代”，这种具有深入人心效果的表达理应有其文化上的地位。
在人类文明史上，文字表达的出现导致了一次文化阵痛，它的直接表现是使社会上一部分人成为书面语言的讲述者，另一部分人主要作为聆听者，还有一些人则在书面话语领域既不能说，也不能听，成为文化领域中被放逐的对象，使得社会的不平等在这里成为合理化的存在。近代以来，由于教育的普及，文字表达的这种状况已经得到缓解。那么，数字化和图象化的表达，是否也有当年文字表达出现时产生的文化阵痛？对此，我们又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作出积极应对呢？
注释：
[1]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35页。
[2]施拉姆等著《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66~167页。
[3]鲍列夫《美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第451页。
[4]《朱子语类》卷九十四，见《四部丛刊》徽州刊刻本。
[5] 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6]《庄子·天道》，据北京大学哲学系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0年，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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