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学现象：思之辉煌
思，对人来说确实是重要的，不思不觉得，一思，就猛然发现，很值得一思。美学在百年历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代表了中国学术最活跃的心灵。且不说，中国近代学术的开创者，王国维先生，运用西方现代学术来开拓中国学人的视野，他首先从西方抓过来的，是美学。为什么这样？也不去说，中国现代教育和现代学术机构化体制化最重要的人物，蔡元培先生，提出了用美育代宗教，最敏锐地直觉中国学人在从传统向现代的巨烈转型中的终极信仰缺失问题，这一中国文化现代性的重大课题，在政治实用信仰业已崩塌的今天，显得犹为突出。只谈谈美学在百年中国学术史中最醒目的三块亮色，就足以呈显其重大意义了。
一是朱光潜的美学，他的体系性美学著作《谈美》发表于战乱和救亡的年代，需要的是最大的智慧和最深的信仰，而《谈美》确实可以作为当时高的智慧和真信仰的一个代表。《谈美》的“开场话”说：“谈美！这话太突如其来了！在这危急存亡的年头，我还有心肝来‘谈风月’么？是的，我现在谈美，正因为时机实在是太紧迫了。朋友，你知道，我是一个旧时代的人，流落在这纷纭扰攘的新时代里面，虽然也出过一番力气来领略新时代的思想情趣，仍不免抱有许多旧时代的信仰。我坚信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我坚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一定要于饱食暖衣、高官厚禄等等之外，别有较高尚、较纯洁的企求。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心美化。”（1）而《谈美》确实以一种最大的智慧和最浅的语言，讲清了审美与人生的辩证关系：人如何从现实人生中抽离出来而获得美感，而这与现实人生保持距离的美感又如何大有益于整个人生。美学这一对世界各文化来说，都是最难讲清的问题，基本上被《谈美》讲清楚了。
二是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在20世纪后半期中国被实用政治所抓牢，日益走向政治化时代，学术的百家争鸣变成了两家争鸣，资产阶级一家和无产阶级一家，从而实际上是一家独鸣的时候，只有美学，意外地显得热闹，关于美的本质是什么，争吵得不亦乐乎，至少出现了四种相互对立，各有特色的观点：美是客观的；美是主观的；美是主客的统一；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在那哲学上的唯心唯物被看作最重要的大是大非的路线问题的年代，对于“唯心”“主观”，在哪一个学科里，在哪一个领域中，人们不是避之唯恐不急呢？而美学上，也只有在美学上，敢于、也可以提出：美是主观的！美学成了50、60年代中国学术天地中的一束独秀的亮色，在不能思考、失去思考的中国学术界里展示和享受了得“美”独厚的独立思考。
三是李泽厚现象。中国文化之所以伟大，“能思想”是其重要标志之一。孔子、老子的智慧至今仍然誉满全球。然而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思想家们都失去了自己的思想，在20世纪前期本已取得相当成就的思想家，如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纷纷主动检讨自己的思想，批判自己的思想，放弃自己的思想。8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中国学人才开始重学独立思考，然而，在潮流涌动、众思纷纭中，正象80年代初的美学热带动和反映了从学界到社会的多方面的观念更新，美学出身的李泽厚独占鳌头。李泽厚提出的一系列思想，基本上主导了80年代的人文学科各领域的思想潮流。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回头望去，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并没有产生出真正的思想家，而李泽厚则勉强能够成为无思想家时代的思想家。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主体性哲学论纲》、中国思想史古代、近代、现代三论，呈出了一条独特的思想的林中路。对于本文来说，重要的不是他的思想内容究竟如何，而是最能代表中国学人之思的“思想”为什么从美学领域而不是从其它领域蛹化出来？
从以上三例可见，美学，是20世纪中国思维最活跃的场地，在这里，思想最容易摆脱流行的时尚，获得最大的飞翔空间。
二 美学实相：思之未思
禅宗智慧告诉我们，一旦使用语言，在获得语言好处的同时，也获得了语言的局限，同样，当我们说好或坏，都是以一种有限的视角为前提的。上一节，我们把中国百年美学放在中国百年学术的语境中，看出了它的辉煌，这一节换一个角度，不沿着上一节的思路纵深进去思考百年美学的独特内容，虽然这一内容非常值得思考，而通过百年美学的独特内容来思考中国学人的思考。既然百年美学的一系列现象可以成为中国思想的一面镜子，那么，我们就面对这面镜子，审视中国思想是怎样思想的。这样做的同时，也许反而可以看到仅从美学本身的角度所看不到的东西。
谈到“思想”，它的每个要求应该是：创新。上面讲的三大美学现象，无疑充满了智慧，然而，如果，我们要从最严格的思想的高度去，也就是说，从创新的角度去审视，那么，三种智慧现象中的“思想”究竟是怎样的呢？或者说，它们达到了一个怎思想高度呢？
朱光潜的《谈美》，其主要原素，来自于西方美学资源，构成他关于美的基本观点的，是克罗齐的“直觉说”，布洛的“距离说”，立普斯的“移情说”。先从现实审美现象入手，阐明美感的特点，然后将之引入艺术问题，以美感本质立论，剖析清楚了艺术中的美感基质和非美的因素，同时从美学的立场对各种文艺理论一一进行了精彩的析辩。最后通过西方的形而上学资源，辩证地讲清楚了审美与人生的关系：审美与实际人生无关，却与整个人生有关，只有与实际人生拉开距离，才有审美，又只有洞悉整体人生的意义，审美的大用才得以彰显。因此，朱光潜在《谈美》从始至终，都是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介绐西方美学的在思想，但其中的思想本身却没有创造性。他的功绩只是把西方美学思想中本来分散的构件，归纳、综合、总结为一个理论整体。而这种，归纳、综合、总结，在方式上，达到了一种艺术的化境。朱光潜在写《谈美》之前，已经通过写作《文艺心理学》把西方美学的诸种相关思想了然于心，在写作《谈美》时，只是“面前一张纸，手里一管笔，想到什么便写什么，什么书也不去翻看”（2），任凭思绪文心流泻出来。套用一句古人的话来说，他写作之时真正做到了：平居有西人，学力方深；下笔无西人，精神始出。虽然由他的叙述方式而来的作品结构是创造性的，但由这种创造性结构所包蕴的思想内容却是非创造性的。因此，如果不从很少有人能够做得到的这种创造性结构立论，而思想内容的思想性，即思想的原创性立论，《谈美》虽然闪耀着智慧，却并没有呈亮出思想
50、60年代的美学大辩论，与中国学术界的其它领域比较起来，确实显得生气蓬勃，精神活跃，不同意见，多种观点，相互交锋，你来我往，激烈论辩，由此产生出了有名的四派。一派，当然首先是有一派的思想。因此，学术大辩论是首要成果，应该表现为独创的思想成果。
美学四派，都有自己独创的思想成果吗？
前面说过，美学四派，就是当时认为是美学最根本的问题－－关于美的本质是什么－－的不同回答而产生的，它们是，美是客观的，美是主观的，美是主客观的统一，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如果我们不局限于中国，而放眼世界，就可以看到，这些思想，与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美学学术界的思想如出一辙。中国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可以说就是苏联的美学大讨论的一次复演。苏联美学分为三派：一，客观派，他们自名自然派，即认为美的本质在于事物的自然属性。他们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先有事物，后有人对事物的反映，先有客观事物的美，后有人对客观事物的美感。因此，美在客观事物本身，在客观事物的自然属性。二，社会派，也称新的审美学派，认为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事物是客观的，但客观的事物并不是美的，是事物的社会性使自然事物获得美的属性。三，主客观统一派，它综合前二派的观点，再加上一点新因素：人。美的本质在于事物的自然属性和社会－人的标准的统一。与中国比起来，苏联没有主观派。那么，美在主观是否中国学人的独创呢？不是，整个四派都是从一个统一的哲学思维模式上出来的。根据这个思维，一切东西，归到最后，只有两种区分，客观的，还是主观的。在这两个基础之上，还可以衍生一些出来，综合客观和主观，就成了主客观的统一。主客观的统一本就建立在把一切作主客观划分这一基础上，因此可以说，它已经预含在区分主祝观这一基本模式中了。在客观和主观中再细作文章，客观中可以分出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从哲学思维上讲，客观方面要再分，只能是一是自然（客观），一是历史（社会），所谓客观性和社会性统一的观点已经预含在哲学模式中了。主观方面也还可以再分，但是，在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拥护主观，是反动的。因此苏联没有主观派。中国由于传统思维与苏联不同，出现了主观派，但这一条非常危险的观点，持此观点的人本来就只有两人，这一学术观点也给主张者带来了巨大的个人不幸。因此未能从此再细分。
由此可见，美学四派，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自己的思想，而是在已经思想上的再思想，在一种已有的思想中演释思想，初一看好象得出了自己的思想，深究之，其实是在演释别人的思想。中国学人与苏联学人一样，并没有串通，也不存着谁学谁，谁抄谁的问题，二者共同的悲剧都在于：好象有思想，其实没思想。
与前两种不同，李泽厚现象显出了复杂得多的内容。从思想的严格性上讲，他是怎样思想的呢？李泽厚，作为美是客观性和社会统一理论的代表，他的思想，来自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手稿》从西方进入苏联，产生了苏联美学的社会派，从苏联进入中国，产生了中国美学的社会派。为什么《手稿》在西方也很热，但没有产生一个社会派，而在苏联和中国就不谋而合生出了一对双胞胎。大概因为苏联和中国学者是用同一种思维方式去理解《手稿》的。这种“不谋而合的相同”，对于理解和衡量李泽厚的理论深度，是非常重要的。《手稿》中自然人化和人的对象化的观点，成了李泽厚思想的理论核心。能不能站在当今世的思想高度来反思这一理论核心，可以成衡量李泽厚思想深度的又一种尺度。80年代以后，李泽厚用了三个方面的资源来丰富《手稿》的思想。一是与西方的学术史潮流相适应，从马克思上溯到康德，获得“主体性”概念，二是与苏联哲学的变化相适应，苏联哲学界有人要反对传统的从辩证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把这个基础颠倒过来，从历史唯物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李泽厚把“历史”基础注入“主体性”概念之中。三是吸收西方现代思想，从精神分析荣格派那儿，吸取了“集体无意识”思想，得出“积淀”概念。从而形成了他的“主体性实践哲学”，也称“人类学本体论”。这样它用人类－主体－实践－历史四大概念，构成了以主体的历史实践活动为中心，一方面外化为自然（人的对象化），一方面内化为心理（自然人化）的宏伟叙事。这就是李泽厚的辉煌。对于中国思想界来说，也许算得上辉煌，但从世界思想的角度看，李泽厚基本上固着在他自己的50、60年代的思想核心上。虽然他在80年代展开了这个核心，并形成了自己的体系。但是他体系的两个最基本点，从当今世界的思维水平看，真是难以恭维。一，他把建立在19世纪人类中心主义之上的“自然人化”和“人的对象化”这个在讲到发生学上还有那么一点意思的思想做为人类本体论基础，在思辩、逻辑、实证三方面都是困难的，还不说在人类已经极大的破坏了自然和扭曲着自身的20世纪，在感觉上遭到的反感。二，他由思想核心筑构起来的体系显出的“宏伟叙事”，正是从60年代起就是世界思想史的质疑对象。从这一角度看，李泽厚的新思想其实思想的是旧思想，即沿着自然人化和人的对象化那一原点展开思想。而这，正呈出了中国思想走出思想的艰难和走进思想的艰难。李泽厚的思想腾飞，有点像《西游记》中的一段故事：“八卦炉中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猿。”
三 美学真相：不敢思想
把百年美学作为研究中国思想的个案。它呈显出了什么样的特点呢？且归为三：
一，不敢思想。自中国近代一次次惨遭失败以来，中国思想也遭受了巨大的自信创伤。它的影响好好坏坏，非常复杂。这里不谈社会历史的实用功效，只从思想本身看，中国美学基本上就是一个不敢思想的历史。但是这种不敢思想又是以勇敢地去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所谓勇敢思想，就是勇敢地去思想当代最先进的思想。这里还得谈谈朱光潜，朱光潜对美学的理解可以说是非常之深，他对西方美学的介绍在《谈美》中已经达到了一代大师的化境。这使人感到他是完全有思想能力的。然而，他的思想能力就是表现在勇敢地去思想当时西方最先进的美学思想－－审美心理学的各个流派：直觉说，距离说，移情说，内摹仿说……49年前朱光潜的美学思想就是这些西方美学思想的思想。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成了世界最先进的美学思想，于是中国美学最能思想的思想家都勇敢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去思想，即按照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路去思想，其勇敢思想的结果，上一节已经讲了，是以别人的思想为思想。不敢思想最典型的表现，是中国美学关于美的本质的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美学，继承了整个西方古典美学传统，认为美的本质问题是美学的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于是中国美学家们就勇敢地去思想美的本质问题。热热闹闹地得出了至少四种关于美的本质的结论。到80年代末期，这是中国美学勇敢地去思想时代认为最先进的西方现代美学思想的时代，当中国美学突然发现，在现代西方美学中，美的本质问题已经被判定为一个伪问题而被否定了，于是再很少有人敢思想这一问题了。问题不在于现代西方美学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对的，而中国美学家只是从善如流。问题在于中国传统美学就从来不思考美的本质问题！在现代西方美学对美的本质问题下判决书之前，中国美学家为什么不在自己的传统中去思考这一问题呢？我们看到，在国人听说西方的判决之前，中国人对传统美学，不但不去思想为什么中国古典美学没有美的本质问题，反而是千方百计牵强附会地在中国古典美学中去找美的本质问题。这一点最能说明中国的思想状态：只敢勇敢地思想自己认为最好的思想，把最好的思想化为自己的思想。而不敢从思想本身的角度去思想。中国人的敢于思想后面是不敢思想，不敢思想却表现为敢于思想。
二，在权威下思想，中国人的不敢思想表现为勇敢地思想一种权威的思想，把自己化为权威，用权威话语讲述权威的、也是自己的，自己的、也是权威的思想。中国美学较有代表性的三部体系性的著作：王朝闻主编《美学概论》、蒋培坤《审美活动论纲》、李泽厚的《美学四讲》都是这种权威型思想。三部书都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最后的权威，都把古今中今的美学思想描述成低于“马克思主义”。由于时代的不同，三书对美学史，特别是西方美学史的把握又是不同的，《概论》代表的是49-78年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西方古典美学都是有长处、有局限，以各种方式，最后通向马克思，马克思以后的现代西方美学，则只能是反动、腐朽。而古典美学的发展，一定是按照唯心唯物两大阵营相互斗争的方式，柏拉图（唯心）─亚里士多德（唯物）─普罗丁（唯心）─狄德罗（唯物）─康德、黑格尔（唯心）─车尔尼雪夫斯基（唯物），最后到马克思。《论纲》和《四讲》，代表78年以后的观点，西方美学无论古今，基本不按唯心唯物组织，而从理论本身，但古今各种美学都是有长处，有局限，只等着马克思主义美学来克服它们的局限，达到正确的理论。因此，三本著作，谈重要问题，都从美学史讲一讲，那些人论述过这一问题，然后用马克思的观点作总结。但是，三本书中的马克思又是不一样的，《概论》是旧一点的马克思，《论纲》是以《手稿》为核心的马克思，《四讲》是从《手稿》中发展出来的，吸收其它思想而成的主体性实践哲学，因此，都用马克思的权威，讲的却是三个不同的美学体系。正是这种不同，显出了这种权威型思考共同的特点。首先，它们神化了马克思，其次，神话马克思的结果，就成了书中的叙事者“我们”就是马克思，因此，神化马克思是为了神化书中的叙述者。由于书中的叙述者实际并不是马克思，因此，当叙述者变成了马克思之后，其实上是“俗化”了马克思。这种权威型思想，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不在这里展开。仅从思想的角度看，其结果，不是用严格的思维去达到正确思想，而是借权威的名义，来宣布自己的思想正确。
三，集体型思想。真正的思想，需要思想家有勇敢的承担精神，必然表现为一种独特的个人话语。不敢思想而又表现为勇于思想，就升华为一种集体话语。权威型思想中的叙述者“我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自我，而是一种集体话语，一种有时代高度也有时代局限的集体话语。对美学来说，集体思想的坏处特别明显。审美首先是一种个人经验，朱光潜《谈美》所揭示出的美学深度，到今天中国美学的后来者依然无人能及，就在于《谈美》是从个人的审美现象开始立论。而后来的各种体系，往往讲了一大堆什么“自然人化”“人的对象化”之类，最关键的是，这些概念并不是在讲具体的现象，而是在讲一种人类，一种最大的集体现象，它既难以从理论上和历史上予以严格证实，又难以同个人的审美经验实际一致，蜕变为一种非审美的概念游戏，而这种概念正是分析哲学要拒斥和清洗的“形而上学概念”。
集体型思想本身并不是一种错误，当要把集体型话语作为一个问题讨论时，只是在于：一，在美学上，集体型话语丢掉了个人的审美经验，在掉进一种不当的逻辑体系时，失去了以自身的实际去做本真辩识的能力。二，从思想上说，集体型思想掉进了对时代的依赖之中，只感受到自己站在时代的高度，看不到自己受到的时代局限，甚至把一种高度的受局限认为是超越局限的高度。三，当集体型思想把自己变成一种权威型思想时，就把开放的思想场地变成封闭的独立王国，阻碍了思想的思想。在这三种情况下，集体型思想都变成了不敢思想的勇敢思想形式。
四 回顾意义：呼唤思想
对于一个复杂的思想历史，可以只表扬其成绩和优点以鼓励思想前进。也可以只指出缺点和不足以激励思想奋起。在前一种工作有很多很多人做，后一种工作很少很少人有人做的今天，本文要做的是后一种工作，从而用了一种最严格的尺度来审视百年中国美学。在这最苛刻的标准中，才可以说，百年中国美学，看起来思想了很多很多，其实思想得很少很少。
其实，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思想得很少很少，是正常的。从世界史看，世界史分为三大段，从人类社会产生到轴心时代，此前是大致相同的原始社会，此后形成各主要文化：希腊、印度、中国、玛雅等等，这些文化按照自身的规律分别演进，然后，现代型社会在西方兴起，向全球扩张，产生以西方文化为主流的世界史。非西方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是被西方文化从外力“带动”的。世界现代史这一事实，即西方文化强势，非西方文化弱势，西方文化率先进入现代化，并主导了世界史的现代演进。这就决定了非西方文化进入世界史的初期、甚至很长一段时间，是师法和学习西方的先进方面。从这一大背景考虑，中国文化，从1840年到2000年，在进入统一世界史的160年来，一直都处在追赶世界先进的漫长路途中，在方方面面有大量大量的以西方的思想为思想的现象，是可以理解的。从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看，以别人的思想为思想，也是一种思想。只是希望这种正在思想着的思想，不要老是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对一个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抱负的民族，应该真正地拥有自己的思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文的百年美学之思，以如是的方式进行，其用心一言以蔽之：呼唤思想。
（1）《朱光潜全集》第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1987年版第6页
（2）同（1）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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