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民族心理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859年民族学家魏茨的《自然民族的人类学》，书中认为，种族智力间存在差异是种族主义的偏见。此后，1900年至1920年间冯特的10卷《民族心理学》出现，民族心理学开始成为心理学中一个独立的分支而为人们所接受。民族心理研究是心理学科学化、人性化的表征，同时也是目前中国心理学本土化的体现。
我国的民族心理研究源于20世纪初期。当时，随着一批批留学生回国，我国一些研究民族学与心理学者开始介绍与研究民族心理学，如童涧之(1928)发表《论民族意识》,阮镜清(1942)发表《原始画之心理》、《民族心理学的基本问题及其研究方法》，吴江霖也于20世纪4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的相关民族心理学的论文。另外，这一时期以费孝通等人为代表的社会学者利用社会学的田野工作等实地考察的方法，开始了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民族心理学出现了停滞。改革开放以后，民族心理学伴随着心理学的发展而重新发展。
2西南少数民族心理研究的历史
我国是一个有56个民族的国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数量有30多个。30多个少数民族分布在西南各地，深受当地经济、文化和地理条件的影响。因此，西南少数民族的民族心理研究是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西南民族心理研究也开展得较早，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不少优秀的、有代表性的民族心理研究成果。
上个世纪80年代，左梦兰等人利用皮亚杰的设计的一些经典实验范式对云南省昆明地区与西双版纳汉族、傣族等不同少数民族的认知发展进行研究，探讨了文化与儿童认知发展之间的关系(左梦兰，魏銀，傅金芝，1987;左梦兰，刘静娴，周蓉，李洪元，陈安福，1984;左梦兰，魏銀，傅金芝，1986)。有的学者还通过田野调查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对克木人、哈尼族、基诺族和拉祜族的民族文化和青少年品德形成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考察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对品德形成的影响，并在20年后进行追踪研究，考查了现代化对民族品格发展的影响(张世富，阳少敏，2003)。
20世纪90年代，蔡笑岳等人对西南少数民族青少年的智力进行了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获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蔡笑岳，丁念友，1997;蔡笑岳，姜利琼，1995)。左梦兰等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认知特点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于萍，左梦兰，1996;于萍，莫瑞芳，左梦兰，1998)。
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西南少数民族心理的研究呈现研究内容多元化、研究方法科学化的趋势，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例如，有研究者开展了性格和人格结构方面的研究(王春雷，张锋，2001;许思安，郑雪，和秀梅，2007);关于教育价值观、文化价值观、经济价值观和道德价值观等方面的研究(蔡笑岳等，2011;牛春娟，郑涌，2010);关于儿童情绪理解的研究(李佳，苏彦捷，2005);关于不同民族儿童颜色命名的发展的比较研究(林仲贤，张增慧，韩布新，傅金芝，2001;和秀梅，张积家，2009);关于不同民族儿童心理旋转能力的比较(林仲贤，张增慧，丁锦红，傅金芝，2002);关于文化差异对颜色认知影响的研究(王娟，张积家，林娜，2010;谢书书，张积家，和秀梅，林娜，肖二平，2008;张积家，刘丽虹，陈曦，和秀梅，2008;张启睿，和秀梅，张积家，2007);关于不同民族亲属词概念结构的研究(王娟，张积家，刘翔，肖二平，和秀梅，卢大克，2012;肖二平，张积家，王娟，林娜，2010;张积家，和秀梅，2004;张积家，杨晨，崔占玲，2010);关于纳西东巴文认知机制的研究（王娟，张积家，谢书书，袁爱玲，2011;谢书书，张积家，2011;张积家，和秀梅，2004;张积家，王娟，刘鸣，2011);关于阅读元认知意识的研究(杨洪猛，于萍，傅金芝，李光裕，2004)。
3西南少数民族心理研究的主要内容
从研究内容来看，近三十年来西南少数民族心理研究主要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包括认知、智力、人格、价值观和品格形成的研究等。研究思路主要是差异比较和发展研究。差异比较研究即考查民族间是否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是否源于民族文化，再进一步考查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对民族心理的影响。
3.1民族文化与儿童认知
左梦兰等(1984，1986)利用皮亚杰设计的一些经典实验对云南省昆明地区与西双版纳地区的5岁~15岁的汉族、基诺族、摩梭族、白族和纳西族儿童的具体运算阶段与形式运算阶段的特点进行考察。结果表明，西南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儿童认知发展一样存在着阶段性，从6岁、7岁开始出现守恒到12岁、13岁完成具体运算阶段的各项目；10岁左右出现形式运算的萌芽，14岁、15岁形式运算有明显的发展，具体运算与形式运算之间有重叠，表现儿童认知发展的连续性与渐进性。虽然不同民族儿童的认知规律方面不存在本质区别，但在认知发展过程中却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文化发展缓慢地区儿童的认知发展有“滞后现象”，可以认为民族差异对儿童认知发展不起主要作用，文化背景差异是构成儿童认知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
在另一项关于昆明地区和西双版纳地区的小学数学能力及认知结构的发展的研究中也得到了相同结论。研究发现，昆明地区与西双版纳地区的文化环境差异对儿童数学能力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生活在前者的被试的测验成绩和推理水平都要优于西双版纳的被试(于萍，左梦兰，1996)。
杨洪猛等人对汉族、纳西族以及彝族三个民族的英语元认知进行调查。汉族与纳西族中学生英语阅读的元认知意识水平整体上具有一致性，彝族中学生英语阅读的元认知意识水平呈现出优于汉族和纳西族的趋势(杨洪猛，于萍，傅金芝，李光裕，2004)。但在性别差异检验上却发现纳西族和彝族中学生的英语阅读的元认知意识水平整体上也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元认知意思水平的差异主要是源于民族文化的差异。
3.2民族文化与颜色认知
张启睿等(2007)考察了彝族、白族、纳西族的基本颜色词分类，发现三个民族的大学生基本颜色词分类与汉族大学生的分类既有共性，又有差异：三个民族的大学生与汉族大学生在基本颜色词的语义空间中共有“彩色/非彩色”维度，但三个民族的大学生对基本颜色词的分类数不同，基本颜色词的类别不同，基本颜色词语义空间的维度不完全相同，体现了不同民族的颜色文化对认知的影响。王娟等(2010)考察了同源异流的纳西族和纳日人(摩梭人)的颜色词分类，发现纳日人与纳西人的基本颜色词语义空间的维度相同，反映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族源一致性。他们对颜色词分类存在明显差异，体现出语言、文化和生活环境对颜色认知的影响。张积家等(2008)通过颜色相似性判断、颜色分类和颜色记忆任务，考察纳西语言中“蓝”与“绿”混用对颜色认知的影响，发现缺少“蓝绿”区分的语言现象导致纳西族被试对
蓝和绿的辨别能力和记忆能力均比汉族被试低。谢书书、张积家、和秀梅，林娜和肖二平(2008)考察了彝族、白族、纳西族和汉族大学生对黑白的认知，发现彝族大学生对黑色的区分速度和再认速度显著快于对白色的区分速度和再认速度，错误率也比对白色的错误率低；白族大学生对白色的区分速度和再认速度显著快对黑色的区分速度和再认速度，错误率也比对黑色的错误率低;纳西族大学生对黑色和白色的区分速度、再认速度和错误率的差异都不显著。导致这种情况是三个民族具有不同的颜色文化：彝族“尚黑厌白”，白族“尚白厌黑”，纳西族对黑白持矛盾的态度。
3.3民族文化与亲属关系认知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有不同的婚姻、家庭和亲属制度，至今一些民族的婚姻家庭制度还与汉族不同。这些差异集中地体现在亲属词中。张积家和和秀梅(2004)、肖二平等(2010)、张积家等(2010)、王娟等(2012)分别考察了纳西族、摩梭人、傣族、彝族和白族的亲属词概念结构，发现不同民族的语言中亲属词不同，婚姻家庭制度不同，性别文化不同，对亲属词分类就不同，亲属词概念结构的维度亦不同。纳西族亲属词概念结构中存在“同辈/异辈”和“照顾者/被照顾者”维度;摩梭人亲属词概念结构中存在“亲属的亲密程度”和“辈分”维度；傣族亲属词概念结构中存在“婚前的亲属亲密程度”和“婚后的亲属亲密程度”维度;彝族亲属词概念结构中存在“亲属关系的性质”与“性别”维度；白族亲属词概念结构中存在“性别”与“亲属关系的性质”维度。这些民族亲属词概念结构的维度均与汉族亲属词概念结构的维度(“亲属的亲密程度”与“姻亲/非姻亲”)不同，是语言、文化和家庭婚姻制度综合作用的结果，体现了少数民族对亲属关系的不同认知。
3.4民族语言文字认知心理研究
一些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有古老的文字，如纳西族的东巴文和水族的水书。研究这些古老文字的性质和认知机制，有助于揭示文字的起源和发展规律，对心理语言学的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张积家，和秀梅和陈曦(2007)采用色词干扰范式考察纳西东巴文词汇识别中的形、音、义激活，发现在纳西象形文字识别中，字形首先被激活，其次是语义，字音激活不明显。纳西象形文字识别符合由形直接达义的“直通假设”，表明语音激
活并非是识别所有文字的必要条件。所以如此，与纳西象形文字的象形特点有关。张积家等(2011)通过多种实验范式、多种符号(英文、汉字、东巴文、甲骨文和图画)的认知比较，确定东巴文还处于形意文字阶段，还未发展成为类似于汉字的意音文字，在认知性质上更类似于图画。谢书书和张积家(2012)考查了知觉表征和语义表征在纳西东巴文黑色素字认知中的作用。王娟和张锋等(2001)让汉族幼儿结合东巴文学习汉字，发现东巴文对幼儿的汉字字形记忆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所以如此，既与东巴文的象形和表意性质有关，也与东巴文与汉字的结构相似有关，还与幼儿的认知特点有关。这一研究为东巴文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开发与保护提供了启示。
3.5西南少数民族智力研究
Sternberg曾经提出智力是由那些有目的用于适应、塑造、选择现实环境的心理机能组成。人们的智力和对智力的认识随着环境而变化，民族文化影响者智力观念。研究发现，西南地区的汉、苗、藏、傣、彝五个民族的中学生的智力内隐概念存在差异，不同民族学生对智力的认识具有差异性，这些差异表现在对勤奋、富于创造、知识丰富、爱思考、想象丰富、抓住问题要点等智力特征的排序上有显著差异，此外，在智力的现实性与潜在性的认识上也有显著的民族特征(蔡笑岳，姜利琼，1995)。在对于智力观念的差异上，小学生的民族差异较大，高中生的民族差异较小，由于个体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接受更多教育，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接触也就越多，接受汉文化影响较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少数民族和汉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从而出现智力观念的趋同性，这说明了文化沟通与转变对不同民族人们智力观念的影响。
通过瑞文测验对西南地区民族杂居地和聚居地的藏、彝、傣、苗4个少数民族的8~15岁儿童的智力状况进行测量和考察后发现，4个少数民族儿童的智力都表现出随年龄增长而发展递增的趋势，民族杂居地的少数民族儿童在不同年龄段的智力水平都比民族聚居地的高。4个少数民族儿童之间智力发展水平也存在一定差异，但在15岁以前差异不显著。研究认为，民族智力发展差异主要由其生活地区的社会文化和教育所致，民族智力有其深厚的民族文化根源(蔡笑岳，丁念友，1997)。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不同年龄阶段的智力水平存在差异。这同其他群体的智力发展特点较为一致。于萍、莫瑞芳和左梦兰(1998)对普洱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智力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发现，11岁和13岁不同年龄阶段在空间推理和社会推理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于萍，莫瑞芳，左梦兰，1998)。而7~9岁的基诺族和布朗族儿童的“心理旋转”能力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提高。不同年龄阶段智力水平存在差异也在左梦兰等人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他们研究了云南六个少数民族的儿童的智力发展情况。儿童在6、7岁出现守恒到12、13岁时大多数能够完成具体运算阶段的多个项目，而在14、15岁的时候形式运算能力有了明显发展。
造成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智力差异的原因，除了是独特的民族文化外，来自家庭教养和学校教育的不同也可能是重要的原因。一些少数民族家长在教育中存在一些不正确的观念影响了孩子智力的发展。在白马藏族那里，87%的白马藏族家庭要求10岁以上的孩子上山参加生产劳动，希望他们早一点成为父母的帮手。这种观点影响了白马藏族的孩子到学校接受教育，提高自身的智力水平（胡兴旺，蔡笑岳，吴睿明，李红，张志杰，2005)。在瑞丽地区，傣族和景颇族等少数民族家长文化程度不高，大多务农，他们对学校教育不是十分重视，这种观念影响了学生接受学校教育的程度(左梦兰，魏銀1988)。学校教育是孩子智力发展的关键因素，但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却没有能够很好促进孩子智力的发展。西南很多少数民族处在山区，经济条件比较落后，一些学校由于缺少足够的资金，没有好的师资力量和教学设备，这影响了该地区儿童智力的发展。
关于西南少数民族智力的研究，蔡笑岳主持承担了全国教育科学〃八五”〃九五”规划的相关课题，并将研究成果编著为《西南少数民族青少年智力发展与教育》一书。该书2001年出版，2007年再版，被许多高校、研究机构图书馆收藏，2006年获第三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表现出较好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效益。
3.6西南少数民族人格研究
人的心理和行为与文化密不可分。个体同一定文化模式相互作用便形成了相应的人格特点，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独立性对处在不同文化环境下的人的人格发展有重要影响。各民族的独特社会文化和地域生态环境体现出民族的个性差异。对纳西族、傣族、哈尼族、基诺族、白族、彝族、壮族、苗族和佤族9个少数民族学生的人格研究发现，与当地汉族相比，少数民族学生普遍更乐群外向、随和依赖、坦白天真、保守传统、合乎成规、有恒负责；而少冒险敢为、果断独立、世故精明、幻想自由、怀疑刚愎，少数民族学生普遍具有高忧虑性、紧张性、低聪慧性、稳定性等特征；少数民族学生的人格发展普遍呈现出为人朴实、待人真诚、乐观外向、吃苦耐劳、坦白直率、自制有恒、注重现实、比较保守、随和依赖、关心集体、注意团结、攻击性低、责任感强、踏实认真、善意同情、安分守己等特征(傅金芝，韩忠太，杨新旗，1991;何智勇，张锋，1994;金华，闵卫国，1993;沙毓英，1995;张锋，宋志一，李春茂，1993)。纳西族、白族、傣族在聪慧向上、敢为冒险、自律严谨方面得分较高，其他民族在做事较果断、独立主动、心平气和等方面得分较高(蔡笑岳等，2011)。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人格发展的性别差异上，白族等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民族之间差异不显著，而文化教育落后或不发达的地区，少数民族的性别差异较显著；初中低年级学生性格的性别差异较大，随着年龄增大和受教育程度提高，性格的性别差异明显减少或不显著。初中时期少数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人格差异相对较大，高中以后逐渐减少。
许思安、郑雪等利用“大七”人格结构模型比较汉族和纳西族的人格结构差异，发现纳西族的人格结构与汉族的人格结构有显著差异，纳西族在“外向活跃”、“严谨自制'“温顺随和”和“淡泊名利”这四个因子上有显著不同，纳西族比汉族在人际情境中更为活跃，更为主动、积极；在个体的行事方式和态度上更严谨、自制；在个体的情绪稳定性方面更温顺、随和；在个体对人生和事业的基本态度方面更偏向于守信(许思安，郑雪，和秀梅，2007)。研究认为，纳西族的文化特点和地域环境因素影响着其人格特点。
以上研究都表明，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少数民族之间的人格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民族人格发展中某些个别特点是该民族文化个性发展的体现。民族文化的个性主要反映为社会发展阶段和发展速度的不同，表层行为和深层文化特质的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宗教信仰面不同，社会习俗不同。少数民族的人格是民族文化发展的产物。
3.7西南少数民族价值观和品格研究
西南地区的地理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自然封闭，因而，生活在此地的少数民族很少与外界其他民族交往，而在西南内部交往较多，其各自的文化在长期交往过程中相互影响、交融，形成了一些较为共同的文化物质，其中也包括一些共同的思想观念。这些独特的民族文化对于本族人的性格和品德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影响着不同种族的人们的品格。
西南少数民族人生价值手段的特征是：既努力进取，又信奉神灵力量；既重个人素质的作用，又重优秀人物的力量；既重索取，又重奉献。它也是传统与现代的折衷产物，表现出传统向现代转轨的过渡特征。就人生价值的基本内容而言，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人生价值特点是：既重人生的自我价值，又重人生的社会价值；既重人生的外在价值，又重人生的内在价值；既重人生的现在价值，又重人生的应有价值(蔡笑岳，2011)。
聚居于云南西双版纳的克木人、基诺族、哈尼族和拉祜族在1980年时还保存着一些原始社会的残余，处于半封闭状态，几乎与主流社会没有往来，生活落后，甚至仍然保持着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在相对独立和封闭的文化环境里，他们有着明显的性格特点和道德品质。在克木人和基诺族的社会里，他们性格活泼，热情，外向，喜爱新事物。在青少年向成人过渡的阶段，成人认可他们的独立感和成人感，充分考虑他们的自我意识，尊重他们，信任他们，并殷切期望指导他们。在对待青少年的品德教育中，成人也考虑到青少年的归属需要，即考虑到他们的年龄特点，使他们顺利过渡到成人阶段。克木人和基诺人从不打骂自己的孩子，他们能让青少年感到自己是成人社会中的一员并受到尊重，所以，克木人和基诺族人当中基本上不会有隔阂(张世富，1982)。
拉祜族在与人交往中极少讲话，极为沉默和平静，外显的行为动作和表情比较简单，同时又表现出出色的勇敢和坚韧的性格。而哈尼族善于交际，性格开朗，容易跟陌生人交往，情绪容易起伏，有时平静，有时激动，他们的性格大多具有外向的特点。拉祜族和哈尼族能根据本民族的愿望，结合本民族的特点对青少年进行道德品质教育和培养他们的良好性格。他们对后代的期待是殷切的，并表现出对青少年的爱护与尊重。这两个民族都有男女青少年的小团体，这些小团体在使其成员的品德和行为相符于本民族的行为准则方面至为重要(张世富，1984)。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这些民族的民族心理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发展的影响。为了探讨社会现代化对这些民族的品格所产生的影响，张世富和阳少敏等(2003)在1980年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对克木人、基诺族、哈尼族和拉祜族这4个少数民族进行了20年的跨文化心理研究，通过访谈、个别接触、活动分析等方法追踪了这个四个民族青少年品德与个性的发展。调查结果发现，四个民族的青少年的良好品德和个性在过去20年间较为稳定并有所发展，原因是他们长期的传统文化一贯要求青少年一代遵从本民族的良好文化传统、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以及相应的乡俗民约(张世富，阳少敏，2003)。
但20年间，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发展，四个民族的品德与个性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十分积极而有进取心，充满自信，乐观并对生活充满希望，有较强的竞争意识和求知欲并关心新的信息。在新形势下，这些青少年的社会化对他们的发展变化起重要作用(张世富，阳少敏，2003)。
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要变革过时的文化价值观，而且也要培育和弘扬与新体制相适应的文化价值观，从而使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取向与社会的进步合拍，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如与“自主”、“平等”、“竞争”、“效益”、“开拓”、“创新”等相关的文化价值观念。审美价值观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也表现出更新的趋势：（1)审美价值由伦理本位到多元取向更新；（2)审美意识由艺术独尊到多元渗透；（3)审美趣味由精神关照到生存实践(蔡笑岳等，2011)。
4西南少数民族心理研究的特点和思考
4.1研究取样主要是青少年和学生
从现有关于西南少数民族心理研究的取样来看，研究取样主要集中在青少年和学生群体。青少年和学生是处于特定文化环境中发展着的个体，其社会化也处于发展之中，通过对特定文化环境中的青少年和学生进行研究，有利于考查文化与环境的影响。
4.2研究取向主要是研究民族心理的发展
西南少数民族心理研究以民族心理发展为主，涉及到人格的发展，认知的发展，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智力的发展等。典型的代表有左梦兰主要关注西南少数民族青少年和学生的认知发展；张世富着重研究西南少数民族青少年品格形成和发展等;蔡笑岳重点研究西南少数民族青少年和学生的智力发展。这些研究利用不同的方法深入探讨了西南少数民族青少年的民族心理发展和发展规律。
4.3研究主题大多与教育相联系
但近年来语言心理与文化心理的研究开始研究的主要内容往往围绕着教育的主题。无论是少数民族认知发展，品格形成还是智力发展，这些研究总是不可避免地与教育这一主题发生联系，研究在一定的教育背景中进行，研究成果也常常反馈到教育中去，为少数民族的教育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近年来，关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语言心理和文化心理的研究逐渐增多，突出代表是张积家及其课题组的相关研究。
4.4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有待增强
目前，研究者们主要利用心理测量、心理调查等方式对西南少数民族心理进行考查和研究，进行精确控制的心理学实验并不多见。心理学自然科学化的研究范式对深入揭示心理规律一尤其是认知机制，探讨民族心理的内部心理机制非常有益，所以在进一步研究中应该增强心理实验的应用。同时，由于文化成分的难以控制，所以在研究中除了进行实验控制和实验测量，还应该结合民族学和社会学中的访谈法、田野调查法等定性的研究方法。
4.5今后研究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1)民族心理研究的核心是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研究应该考查民族文化。民族心理是民族文化在个体的积淀和结晶。探讨民族心理就必须探讨民族文化，探讨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必须深入到民族生活和民族习俗之中去。
(2)民族心理研究应该研究民族心理本质问题，而不能将民族和民族文化作为实验中一个变量，考查这个变量对民族心理的影响等。目前，西南少数民族的心理研究大多是将民族因素作为一个研究变量，缺乏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的探讨，这些本质问题主要包括民族感、民族意识、民族认同等。要真正理解民族心理，这些问题应该得到研究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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