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现实生活中，随着角色与情境的转变，个体间的人际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改变。这引发了这样两个思考：人际关系的改变会影响人们道德决策时的思维方式吗？处于成长阶段的青少年，当面对同样的行为但却充满复杂的人际关系情境时，他们又会采用什么样的道德思维方式做出决策呢？
在道德决策过程中存在结果导向和规则导向两种倾向的道德思维方式。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源于英国哲学家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认为行为的正确以及道德与否取决于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即追求结果利益或效用最大化。规则导向的思维方式源于德国哲学家康德的绝对道义思想，认为行为的道德性有其绝对的准则，有明确的责任和权利，而与行为发生的情境和产生的结果无关。即强调绝对遵守既定的道德和行为规则。
那么在复杂多样的道德情境中又是什么导致了人们采用结果导向或规则导向的道德思维方式做出决策的呢？
近来，研究者普遍关注道德情境中的人际关系对个体道德思维方式的影响。Rai和Fiske（2011）提出道德人际关系规则理论。认为道德必然植根于特定的社会人际关系之中，道德心理的核心是个体依据情境中既定的人际关系及其相应的动机，对他人和自己的判断和行为进行评价与引导。该理论强调的是人际关系类型（如共享、权威等级）对个体道德思维方式的影响。该理论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例如，Olson和Spelke（2008）通过设置复杂的竞争与合作情境，以资源分配方式为指标考察了儿童对公平与忠诚规则的权衡，结果发现相对于陌生人。儿童分给家人和朋友的资源更多。表明儿童对公平和正义规则的遵守受到人际关系的影响。Lammers和Stapel（2009）以成人为被试，在一个道德两难情境中，当把主人公由“陌生人”改成“你自己”时，被试的道德思维方式随即发生了改变，即由原先规则导向的思维变成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做出了有利于自己的道德决策。近来Shaw，Descioli和Olson（2012）以学龄前儿童为被试。研究发现在竞争情境下相对于有公平行为倾向的他人，学龄前儿童更喜欢对自己有人际偏袒行为的他人。这表明人际关系影响了儿童对公平规则的感知。
然而，相关研究却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例如，郑睦凡和赵俊华（2013）以大学生为被试用与Lammers和Stapel（2009）实验中相类似的道德两难情境，当把主人公由“陌生人”改成“你的好友”后，发现被试的道德思维方式并没有发生改变。林芳芳（2010）以大学生为被试，采用机车两难困境考察情境中人际类型对个体道德思维方式的影响，结果发现，相对于陌生人（如陌生的妇女），亲人的出现并没有改变个体的道德思维方式。
社会决策的相关研究发现，在有人际关系存在的决策情境中决策者的思维方式会因模糊他人（如亲人、好朋友）中“具体他是谁”而使决策结果产生显著差异（刘永芳，王鹏，庄锦英，钟俊，孙庆洲，刘毅，2014）。道德人际关系规则理论（Rai&Fiske，2011）认为。个体对自己与他人的道德判断由情境中既定的人际关系及其相应的动机决定。因此，本研究认为上述研究结果之间的差异可能是二者在人际关系的操纵上所导致的，即“亲人”、“好朋友”和“自己”之间的差别可能导致了结果的不一致。
要证明上述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是由于人际关系的差别所致，就必须对人际关系做更细致的操纵。本研究借助于“我中包含多少他人”量表（IOS）所确定的“心理距离”对人际关系进行控制。即采用量表测定法对道德情境中行为者（moral agent）和行为指向者（moral patient）之间的人际关系进行操纵，以此来考察人际关系对个体道德思维方式的影响。
青少年是人际关系和道德发展的一个关键期。随着年龄的增大，青少年与父母的情感距离逐渐增大，与好朋友间的情感距离逐渐减小。但青少年的人际交往水平在各年级阶段具有不稳定性（沃建中，林崇德，马宏宇，李峰，2001）。同时，青少年正处在结果导向和规则导向两种道德思维方式交叉存在的发展阶段，人际关系和人际期待等外在因素对青少年的道德思维方式有着重要影响。那么在道德情境中，变化的人际关系会对青少年的道德思维方式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本研究通过系统操纵情境中的人际关系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本研究预期，在道德两难情境中个体的道德思维方式会受到人际关系的影响，个体倾向于做出有利于自己或与自己心理距离更近的他人的道德决策。
2 研究方法
2.1被试
从贵州和江苏省某小学五年级、初二、高二和大二随机选取学生各140名。各年级男女生人数各半。小学组平均年龄11.31±0.64岁，初中组13.80±0.45岁。高中组17.50±0.59岁。大学组20.54±0.90岁。所有被试均没有做过类似的实验。
2.2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包括人际关系量表和情境故事及问题两部分。
（1）人际关系量表
采用Agnew等人（2004）编制的“我中包含多少他人量表（IOS）”作为人际关系测量的工具。该量表用“心理距离”作为人际关系远近的指标，其可靠性和有效性得到了研究者的普遍认可（赵秋荻，刘永芳，段婧，徐莎，2013；刘永芳等，2014；杨帅，黄希庭，陈有国，傅于玲，刘孟超，2014）。量表由7对同等大小但重叠程度不同的圆圈组成（如图1），其中一个圆代表自己，另一个代表要测量的他人，如爸爸及家人或陌生人。圆圈的重叠程度代表了两人间的心理距离。测量时要求被试选择能代表自己和所给定他人之间心理距离的那对圆圈，并用下面的数字表示。
（2）道德决策情境
道德决策情境采用先前研究者使用的机车道德两难情境故事：
在火车行驶的前方（计划路线）的轨道上有5个人，如果不立刻采取措施让火车停下来，那么5个人会被撞遇难。你当时正站在铁轨旁边，能挽救5人的唯一办法是，你可以扳动道岔让火车驶向另一条（非计划路线）岔道的轨道上，但你发现那条岔道上也有1个人，扳道岔后那个人也会被撞遇难。
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扳动道岔吗？
在这个情境中，先前研究者们一致认为，被试的选择即对应着决策时的两种道德思维方式：选择“扳道岔”反映了个体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选择“不扳道岔”则是规则导向的思维方式。因为选择“扳道岔”，虽然能挽救火车计划路线上的5个人，但非计划路线上那1个遇难的人是无辜的，他的遇难属于决策者“5大于1”即“结果最大化”的思维方式所致：而“不扳道岔”，5个人遇难，那是意外事故发生的“规则”所致。
在上述情境中，无论决策者怎样选择，显然都会有人受到伤害，而本研究认为火车计划路线和非计划路线上的受害者与决策者的人际关系会影响决策者的道德思维方式。为了编制实验材料以实现对情境中人际关系的操纵，本研究事先对人际关系通过预实验进行了确定。选取小学五年级、初二、高二和大二学生各90人（这些人不参加正式实验），用“我中包含多少他人量表（IOS）”，分别考察了他们与爸爸及其家人、妈妈及其家人和陌生人之间的心理距离，结果如表1。
经配对t检验发现，各年级被试与爸爸及其家人和妈妈及其家人的心理距离均没有显著差异（ts<1.26，ps>0.05），但在爸爸及其家人或妈妈及其家人与陌生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各年级均有极显著差异（爸爸及其家人一陌生人时：ts>28.12，ps<0.001）；妈妈及其家人-陌生人时：ts>28.65，ps<0.001）。因此，本研究用爸爸及其家人或妈妈及其家人（简称亲人）和陌生人分别替代故事情境中的1人和5人（当1人时亲人用爸爸或妈妈替代）。这样对于情境中在火车计划路线与非计划路线上的受害者与决策者就分别构成了亲人-亲人、亲人-陌生人，陌生人-亲人和陌生人-陌生人四种含有不同人际关系的道德情境。正式实验时，被试随机获得上述四种情境故事中的任意一种情境材料，并通过指导语让被试以“主人公”的身份在情境中做出决策。被试在一个7点量表上给出决策的倾向，1表示绝对不会，4表示不确定，7表示绝对会。
2.3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2（计划路线受害者：亲人、陌生人）×2（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亲人、陌生人）×4（年级：小五、初二、高二、大二）三因素被试问实验设计。因变量为不同情境中被试的决策倾向。
2.4实验过程
实验为群体施测，纸笔作答，现场回收。每次实测人数在20人左右，单人单座，被试按指导语依次完成“我中包含多少他人量表（IOS）”、情境故事阅读并作答两个环节。施测的整个过程保持安静，直到确定所有被试都阅读并作答完毕后才由主试统一回收实验材料。实验没有时间限制。
2.5数据处理
为了保证正式实验中被试阅读故事情境时所感知到的人际关系，即被试与爸爸或妈妈及其家人和陌生人的心理距离一致，本研究对正式实验中人际关系量表（IOS）中的数据参照预实验中各类关系的平均值和标准差（见表1）进行筛选，把低于或高于平均值3个标准差的数据删除，然后把符合条件数据用SPSS16.0进行处理。
3 结果
对计划路线受害者和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中四个年级被试的道德决策倾向统计结果如表2。
对被试的道德决策倾向进行2（计划路线受害者：亲人，陌生人）×2（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亲人，陌生人）×4（年级：小五、初二、高二、大二）的方差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计划路线受害者主效应显著，F（1，450）=76.04，η2=0.14，p<0.001，说明在计划路线受害者中，被试对于亲人和陌生人的道德决策存在显著差异，亲人时更倾向于“扳道”，即采用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决策。
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主效应显著，F（1，450）=87.20，η2=0.16，p<0.001，说明在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中，被试对亲人和陌生人的道德决策存在显著差异，亲人时更倾向于“不扳道”，即采用规则导向的思维方式决策。
年级主效应显著，F（3，450）=10.57，η2=0.06，p<0.001，进一步多重比较的结果表明，小五和初二被试的道德决策倾向差异不显著（M小学=5.17，M初二=4.96，p>0.05），高二和大二差异不显著（M高二=4.39，M大二=4.17，p>0.05），但初二和高二之间差异显著（p<0.001）。表明道德思维方式的发展在初二和高二年级之间有一个质的变化。
计划路线受害者和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交互作用显著，F（1，450）=4.54，η2=0.01，0<0.05，进一步简单效应检验表明，当计划路线受害者为亲人时。被试对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为亲人和陌生人的道德决策差异边缘显著，F（1，450）=3.03，p=0.08，对亲人做出“扳道”的决策倾向性低于陌生人（M亲人=4.78，M陌生人=5.82）；当计划路线受害者为陌生人时，被试对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为亲人和陌生人的道德决策差异极其显著F（1，450）=13.80，p<0.001，对亲人做出“扳道”的决策倾向性显著低于陌生人（M亲人=3.22，M陌生人=4.87，p<0.001）。表明计划路线受害者为陌生人时，被试决策时的道德思维方式对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与自己的关系最敏感，其差异导致了被试道德思维方式发生了改变，亲人时采用规则导向的思维方式，陌生人时则采用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简单效应分析同时发现，当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为亲人时。被试对计划路线受害者为亲人和陌生人的道德决策差异边缘显著，F（1，450）=3.27，p=0.05.亲人时做出“扳道”决策的倾向性高于陌生人：当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为陌生人时，被试对计划路线受害者为亲人和陌生人的道德决策差异不显著F（1，450）=0.03，p>0.05。表明当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为亲人时，被试决策时的道德思维方式对计划路线受害者与自己的关系最敏感。
计划路线受害者和年级交互作用显著，F（3，450）=8.07.η2=0.05.p<0.001。进一步简单效应检验表明，在计划路线受害者为陌生人和亲人条件下小五学生的道德决策倾向差异不显著（F<1，p>0.05），都采用结果导向的道德思维方式决策。初二年级差异边缘显著，F（1，450）=2.81，p=0.09，但都采用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决策（M亲人=5.41，M陌生人=4.52），表明初二年级被试的道德思维方式受人际关系的影响处于一个变化的临界状态。高二和大二的差异均显著，F高二=17.75，F大二=13.83，p<0.001。表现为高二和大二被试的道德思维方式随着计划路线受害者与自己的关系改变而发生显著变化，亲人时采用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决策，陌生人时采用规则导向的思维方式决策（亲人时M高二=5.37，M大二=5.11；陌生人时M高二=3.43，M大二=3.22）。
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与年级的交互效应不显著，F（3，450）=1.83，η2=0.01，p>0.05；计划路线受害者、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与年级交互效应不显著，F（3，450）=0.84，η2=0.001，p>0.05。
4 讨论
4.1人际关系对道德思维方式的影响
依据Rai和Fiske（2011）的道德人际关系规则理论，本研究以机车困境重点考察道德情境中人际关系变化对个体道德思维方式的影响。先前研究用同样和类似的情境研究发现，当情境中的人际关系都为陌生人时，被试倾向于采用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做决策。因此本研究假设，如果人际关系对个体的道德思维方式没有影响，那么无论情境中的人际关系如何变化。判断者在该困境中的道德思维方式都趋于不变，即都倾向于采用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来决策。
本研究发现，实验所操纵的计划路线受害者和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与决策者的人际关系都显著的影响了决策者的道德思维方式，且二者的交互作用显著。表明道德情境中的人际关系影响了个体的道德思维方式，这与本研究预期相一致。具体的说，当计划路线受害者和非计划路线受害者都为亲人或陌生人时。个体的道德思维方式趋于一致，都采用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做决策，即在陌生人条件下，本研究与先前研究者的结果一致。而本研究把先前研究结果的适用范围拓展到了亲人条件。但在亲人一陌生人条件下，研究发现人际关系的交互作用对道德思维方式有显著影响。更进一步来说，本研究表明当计划路线受害者为陌生人时，决策者对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与自己的关系最敏感，其差异导致了决策者道德思维方式发生了改变，而当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为亲人时，决策者对计划路线受害者与自己的关系最敏感。这表明个体的道德思维方式敏感于情境中既定的人际关系，具体表现为当计划路线受害者为陌生人而非计划路线受害者为亲人时，个体都倾向于采用规则导向的思维方式做决策，而当人际情况反过来时个体又倾向于采用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决策。但总的特征是，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个体都倾向于做出有利于亲人的道德决策，这与本研究的预期相一致。总体上本研究的发现与研究者的结论相一致。即个体对于规则的遵守会受到人际关系的影响，会倾向于采用有利于自己或亲人的思维方式做出决策。但本研究与其他研究者（林芳芳，2010；郑睦凡，赵俊华，2013）的研究结论不一致，我们认为这是由于他们采用了“模糊他人”（如亲人，好朋友等），而不是心理距离更小的“具体他人”（如你自己、爸爸或妈妈等）所导致的。总之，实验的结果基本与本研究的预期相一致，支持了道德人际关系规则理论。
4.2人际关系对道德思维方式影响的发展特征
科尔伯格（1984）认为个体的认知发展水平和社会经验共同影响了个体道德思维的发展。青少年正处在结果导向和规则导向两种道德思维方式交叉存在的发展阶段，人际关系和人际期待等外在因素对青少年的道德判断有重要影响。本研究中，年级主效应、人际关系的交互效应和计划路线受害者与年级的交互效应都显著，这表明青少年的道德思维方式在整体上受到了个体认知发展水平的影响，在社会性因素层面受到了人际关系以及年龄与人际关系共同作用的影响，本研究结果整体上与先前研究者的结论相一致。具体而言。在都为亲人或陌生人的人际关系情境中，总体上被试虽然都倾向于采用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做决策，但随着年级的增高这种思维的倾向在逐步减弱，即规则导向的思维倾向逐渐增强。而在亲人与陌生人情境中，被试的道德思维方式则表现为各年级水平上的显著差异性，小学五年级始终采用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决策，即使舍去家人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初二虽然也始终采用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决策，但在向规则导向的思维方式方向转变的程度上已经十分显著，表明了两种思维方式的共同存在和剧烈冲突，这也预示了两种道德思维方式发生实质性转变的具体阶段，所以本研究认为人际关系对青少年道德思维方式影响的转折期在初二和高二之间。高二和大二被试的道德思维方式没有差异，都表现为依据情境是否有利于亲人而采用规则导向或结果导向的思维方式做决策，因此本研究认为人际关系对青少年道德思维方式的影响在高二以后趋于稳定，但同时表现出了道德思维方式基于人际关系的灵活性特征。
5 结论
在本研究条件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个体的道德思维方式受到道德情境中人际关系的影响，研究支持了道德人际关系规则理论。随着年级增高人际关系对道德思维方式的影响逐渐增强，转折点在初二与高二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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