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曼·布劳赫(Hermann Broch)是活跃在20世纪上半叶的奥地利犹太裔小说家。在德语现代文学批评中，人们经常把他与穆齐尔和卡夫卡相提并论。其代表作是流亡美国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维吉尔之死》(Tod des Vergil)。这部小说在1945年第一次用德英双语同时出版时，就有人拿它的实验性同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相比较，认为它“堪称现代小说中可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相媲美的不朽杰作”。(韩瑞祥：72)小说主要描写了罗马大诗人维吉尔在临终前18个小时内的心理活动。情节虽然简单，但是里面却融入了作家对于整个时代和整个现代世界的深刻思考。
虚无主义与黑夜世界
1946年2月12日，在给美国日尔曼学教授魏干特(Hermann Weigand)的信中，布劳赫谈到了他之所以选择维吉尔作为长篇小说主人公的原因。在他看来，公元前一世纪与作家所处的时代有很多相似之处：个人与时代的命运都在战争、独裁以及古老宗教形式的衰落中挣扎。小说中的时代实际上是整个20世纪的象征。而更为重要的是，布劳赫选择维吉尔同时是因为一个关于维吉尔在临终之时要求焚毁《埃涅阿斯记》的传说打动了我们的作家，他对这一举动的解释是：“一个维吉尔式的心灵绝对不会是在微不足道的原因的驱使下具有这一绝望的想法的，一定是那个时代全部的历史的与形而上的因素起到了作用。”(KW13/3: 63f)可以看出，所处“时代全部的历史与形而上的因素”才是布劳赫真正关注的东西，也是他力图在作品中表达的信息。
但是，到底什么才是“时代全部的历史的与形而上的因素”呢？与20世纪上半叶众多的(尤其是德语)诗人和哲学家一样，布劳赫在思想和创作上都受到了尼采的巨大影响。在他看来，尼采是整个现代世界的先知，正是他让欧洲认识到上帝已死，传统的伦理道德与宗教信仰已经彻底被颠覆，人们正处于一个面临严重的价值危机与困境的时代。正是尼采敏锐地指出，虚无主义已经毒害并蔓延到整个欧洲文化的各个角落，西方文化面临崩溃与死亡。而布劳赫正是在尼采的指引下开始他的思考的。
布劳赫曾经这样概括自己的生平：
这里讲述的是一个问题的历史，这个问题恰好与我同龄，这个问题在我的眼前不停地浮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一个自传。这个问题就是绝对的丧失问题，是相对主义的问题，在相对主义那里，已经没有绝对的真理，绝对的价值，也没有绝对的伦理，简单地说，那就是作为问题与现象出现的那个巨大的马基雅维利主义。(KW10/2: 195)
与布劳赫的时代认知相同，无数诗人和哲学家的言说表明，纠缠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问题就是虚无主义。“有一个主义，它对于人类、特别是今天的人类的幸与不幸似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就是虚无主义。”(Caracciolo: 107)
所谓虚无主义，尼采给出过定义，“是最高价值的自行废黜”，即上帝，或其他所谓的超验世界、理想和理型以及决定并包含着一切存在者(特别是人类生活)的目的和根据，所有这一切都处在“缺位”的状态。从此之后，现代思潮无法回避的课题就是由尼采判定的“虚无主义时代”的人类精神生活的“无根”状态，这个根指的就是绝对的价值真实。而在西方世界，这一时代问题最直接也最可怕的后果就是上帝的离弃，而人必须在缺少上帝光芒的指引下盲目地寻找现世存在的理由和意义。海德格尔认为，离弃上帝必然跌入世界的黑夜，而由于上帝的缺席，世界便失去了它赖以建立的基础。丧失了基础的世界时代悬于深渊之中。在神性光芒黯淡的世界黑夜时代，人们必须经历并且承受世界的深渊。(海德格尔：273)而诗人维吉尔所经历的正是这样一个黑夜时代。
根据历史记载，重病的罗马大诗人维吉尔在皇帝奥古斯都的坚持下不得已离开了雅典前往罗马。离开“荷马那神圣明朗的天空”，这一举动本身就是人类离弃上帝和诸神，步向黑暗深渊的征兆。“诸神唯有在天穹之中才是诸神，天穹乃是诸神的神性。这种天穹的要素是神圣，在其中才还有神性(die Gottheit)。”(海德格尔：276)人类离弃神圣，离开明朗，面前的路只能是黑夜。所以小说的开头就是黄昏，就是神性光芒渐趋暗淡的黄昏，那是神性向人性转变的黄昏：
湛蓝而又轻柔，那是亚德里亚海的波浪。迎面拂来的微风细弱得让人无法觉察，它吹动着波浪涌向罗马皇帝的舰队。舰队正驶向布伦迪苏姆港，已经可以望见卡拉布里海岸上平缓的山丘正逐渐逼近船的左侧。此时此刻，海洋那明媚、但却预示着死亡的孤独转化为人类活动的祥和欢乐；此时此刻，海潮上流溢着温柔的灯光，暗示着人类栖居之所的临近，潮水之上是熙熙攘攘的船只，有的和皇帝的舰队一样正驶向港口，有的正从港口驶出；此时此刻，沿着被海水冲刷得洁白的海岸，在许多村子修筑的小型防护堤那里，竖着褐色船帆的渔船已经离去，为的是夜晚的捕捞。此时此刻的海水有如镜面一般平滑。在海的那一头，天空像是打开的贝壳，焕发着珍珠般的光泽，已经是傍晚了，人们已然闻到炉灶里炭火的味道，生活的声响此起彼伏，一下敲击，或是一声呼唤，都被风从那边传了过来。(KW4: 11)
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是一幅关于世界图景的画卷，它由彼岸的天空、此岸的土地(港口)和介于两者之间充满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大海三个部分组成。天空是诸神的居所，象征着神圣的彼岸世界，而土地则是人类栖留的尘世，象征着凡人的此岸生活。在大海上漂泊的皇帝舰队是人类世界的象征。舰队由远处的天际缓缓驶向土地，这意味着人类舍弃了神圣的永恒幸福的彼岸目标，转而亲近尘世的幸福与欢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人性的“觉醒”，人从上帝的怀抱中挣脱出来，将世俗的荣誉和幸福变成了人性的最高理想，尘世的享乐(“炉灶里炭火的味道”)成了人追求的最高价值，人的自然需求(“为的是夜晚的捕捞”)取代了对上帝的祈求。传统的神圣永恒的幸福彼岸目标转变为多数人的尘世幸福。
在这个神性向人性转变之际的黄昏(从历史时间上看，象征着人本主义兴起的文艺复兴时期)，夜色尚未显得深沉，人还生活在因脱离上帝的护持而带来的自由与欢快之中。在小说开篇这段优美的文字里，人类的生活似乎祥和而又欢乐。脱离了上帝护持的人性仿佛在享受着无上的荣光，人们似乎已经听到了人本主义的凯歌，看到了人性战胜神性的人间欢乐。而人间似乎也因此呈现出一派富丽堂皇、尊荣华贵的景象，这在作为人类世界的象征的舰队那里得到了直接体现。在接下来的第二段，作家用了一连串褒义词来形容舰队的雍容华贵，在它们身上，我们似乎看到，尘世的气象和人的高贵与尊荣已经达到了顶峰，威风凛凛的舰队仿佛也预示着人的力量不可战胜。船首和船舷都被装饰成象征着尊贵与财富的金色，这似乎也在向人们证明，尘世的生活是多么富丽堂皇，炫人眼目。但是我们注意到，在对舰队作了一番华丽的描写之后，作者在段落的最后却嵌入了一句与上文描写完全相反的内容，在奢华的皇帝的舰船后面，古罗马最伟大的诗人却已是气息奄奄，“死亡的征兆已经悄然爬上了他的额头”。(KW4: 11)
在这里，维吉尔实际上是欧洲精神与文化的化身。两千多年以来，维吉尔对整个西方的影响巨大且经久不衰，遍及精神与文化的多个方面，无数西方的大诗人、大思想家和宗教领袖都将维吉尔视为精神上的父亲。维吉尔可称是古罗马的诗圣，他在西方诗坛的地位最为崇高。甚至有人将维吉尔视为罗马的化身。而他写出的一个个诗篇优美自然，生动形象，对拉丁语的发展贡献极大，在这方面也许只有西塞罗可以与之媲美。尤为重要的是，虽然他生活在基督降生之前，不可能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的许多说法却与基督信仰不谋而合。例如，维吉尔在作品《牧歌》中对“和平之王”的期待，在基督徒看来就是对基督降生的预言，是一种对救世主的期待。而维吉尔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最高之神和命运的信仰也与后来的基督教表述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在欧洲中世纪，人们干脆就把他视为一位预言基督教诞生的先知。而在“近代第一位大诗人”但丁那里，维吉尔在他的生活与著作中起到了怎样的影响，已经不需要我们赘述。在那部伟大的《神曲》当中，作为精神导师，维吉尔引领着诗人一同游历了地狱和炼狱。所以黑克尔(Theodor Haecker)在他撰写的《维吉尔——西方之父》一书中将维吉尔称为“整个西方的父亲”。(Haecker: 152)正是在这部传记的影响和启发下，布劳赫才开始创作他的代表作《维吉尔之死》。①所以布劳赫把生命垂危的维吉尔直接安排在皇帝行船的后面，这本身就象征着在富丽浮华的尘世生活背后，潜藏着整个西方文化的衰败与传统信念(基督信仰)的危机。
那象征着人类世界的舰队导向的是此岸生活，尘世的幸福与欢乐仿佛给人类带来了人本主义的胜利。人好像已经变得和天使一般高贵、尊荣、伟大。然而在那虚妄的华丽下面，隐藏的却是另外一番截然相反的景象。如果说在《神曲》里，但丁是在维吉尔的引导下见证了地狱和炼狱的痛苦与惩罚，那么在《维吉尔之死》中，我们直接通过垂死的维吉尔的双眼见证了人性脱离神性之后陷入了怎样的悖谬。他那双透着诗人良知的眼睛真正看到的，并不是人挣脱上帝怀抱后的人间美景，而是世界普遍的丑恶与人性的贪婪、卑鄙、兽性和不义。
这是一支满载着人的欲望的舰队，上面的人们所关注的只有他们的物质生活，物质生活的幸福似乎成了这支舰队存在的唯一意义。所以凡是可以满足人的自然需求的物品都可以在里面找到。而舰队所到之处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交换和贸易”。这不由得让我们联想起海德格尔关于神人此消彼长的意味深长的论述：
一种永恒的幸福的彼岸目标转变为多数人的尘世幸福。对宗教文化的维护被那种对于文化的创造或对于文明的扩张的热情所代替。创造在以前是《圣经》的上帝的事情，而现在则成了人类行为的特性。人类行为的创造最终转变为交易。(海德格尔：227)
这种丧失神性价值与意义的尘世行为让维吉尔感到深恶痛绝，他将贸易和交换称为“世上堕落行为中最为丑恶者”。然而，真正让维吉尔感到厌恶的却是人性本身。他的厌恶理由来自船上的那些人们。船上的乘客都是古罗马帝国的朝臣贵族，他们本应是世上最为尊贵、最具道德的一族，在他们身上本应体现出人性的伟大和尊严、善良和理智。但是通过维吉尔的双眼我们看到，这些乘客并不能算是人，而仅仅是“饕餮”(Fressbuche)。这个舰队就是一个巨大的餐馆，里面“高贵”的朝臣贵族在无休止地满足着自己的欲求，世界就是他们盛大的欢宴，整个世界都在围绕着他们的欲望而不停地忙碌着。在这些朝臣贵族身上没有体现出一丝一毫人性，相反却是极强的兽性：“如狼、如狐狸、如猫、如鹦鹉、如马、如鲨鱼。”(KW4: 15)在维吉尔看来，这些人根本没有高贵可言，都是禽兽，欲望和享乐才是他们生存的唯一意义。
与此同时，诗人还看到，这些朝臣显贵所享受的尘世幸福与欢乐实际上是建立在不义的奴役与压迫之上，是建立在奴隶的辛劳与痛苦之上的。与甲板上醉生梦死的贵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下面船舱里操作着船桨的奴隶：“如牲畜一般、卑微低下。”(KW4: 15f)上面的人在纵情享乐，而下面的人却过着完全非人的生活，他们苦难的生活异常触目惊心：因为战败被俘，这些人被剥夺了自由变成了任人宰割的奴隶，大部分时间必须像狗一样两个一组被项圈和锁链连在一起。面对他们这样凄惨的生活境况，诗人不由地惊呼：“噢，太可怕了，噢，太可怕了。”从他们那里，诗人也见证了人类对于同类的残忍与凶暴，见证了人性的丑陋和邪恶：在奴隶们搬运货物的时候，那些负责监督的船长们用鞭子不时地抽打着经过他们旁边的躯体，“没有选择性，就是一个劲地往上面抽，带着一种毫无意义的、残酷到无以复加的残酷，他们在肆意地、毫无顾忌地抽打，没有任何真正的目的。”(KW4: 26)
在文艺复兴之前，世界的冥暗与人的邪恶，都有上帝作为最后的价值支持。但是在神性隐退、人性凸现的黄昏，人本主义摆脱了上帝的理想国度，在发现尘世幸福的同时却找不到理由来说明人世的丑恶与苦难，于是人成了世界的荒唐面目。在那艘象征着人类世界(现世)的船上，上层的朝臣贵族和下层的奴隶分别象征着人性的丑恶与人世的苦难。在上帝神恩被遗忘的时刻，人终于获得了所谓的“人本主义觉醒”，但是觉醒之后看到的却是人性的丑恶和人世的苦难。而同时，人又在缺少上帝的情况下无从解释人世的恶和生存世界的荒唐。在清醒的诗人眼中，原来人的高贵、尊荣和伟大都不过是禽兽般的高贵、尊荣和伟大；而人的生存也不过像尘土一样随时可能被风吹散。在这个神性隐退的黄昏，人本主义精神引发的并不是什么伟大的“人的觉醒”，而是面对人的本性以及对世界的恶无法作出说明、找不到力量克制的手足无措感和巨大的虚无感和荒唐感。所以作为人类世界的旁观者、真正清醒而不盲目的诗人，维吉尔不得不“将大麾一直拽到下巴那里，他冷”。寒冷正是诗人心理上的虚无感与荒唐感在身体上所引发的最真实的反应。至于诗人拽动大麾的行为则完全是他在面对人世的恶与生存世界的荒唐时下意识地保护自己的动作。
贫困时代与群体癫狂
船抵港口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无数的城市民众已经等候在那里，为的是庆祝罗马皇帝四十三岁生日。负责照明的是一群手持火把的士兵，这象征着在神性光芒消隐之时，群众只能在作为权威暴力出现的国家那里找到似是而非的光亮，那并不是神圣的天空的光芒，而只是人世的人造光源。人们听凭那光亮的指引，却并不知这光亮将把他们指引向哪里。也正是此时，重病的维吉尔见到了那个混乱而又漫无目的的人群(Masse)：“那迟钝的群众巨兽一直在等着这一刻的到来，好让自己欢呼的嚎叫喷发而出，现在这一切终于开始了，无休无止，欢庆胜利一般，震人心魄，肆无忌惮，令人恐惧，壮观，俯首帖耳，在一个人面前顶礼膜拜。”(KW4: 21)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人不再以个体的形式出现，而是成了群众②中的人。在群体行为中，人丧失了自己的独立个性与思想，迷失在“群众巨兽”中，被周围的人群所感染，失去了对绝对的价值真实的追问的可能，满足于一种完全表面化的生活：
群众已经全部陷于不幸的深渊(Unheilsabgründigkeit)，人们已然退化为都市群氓，人已经颠倒为非人，这一切的缘由就在于存在的空洞，在于存在蜕变为完全表面化的欲望生活，人丧失了他的根源(Wurzelursprung)，他与根源之间的联系被彻底切断，以至于只剩下一个危如累卵的个人生活(Eigenleben)存在，一个昏暗的完全外部化的个人生活，里面孕育着不幸，孕育着死亡，噢，孕育着一个神秘的地狱般的结局。(KW4: 23)
没有信仰的世界黑夜时代就是贫困的时代，因为人丧失了他的根源，这个“根源”指的就是绝对的价值真实，是那个规定并约束现世世界意义的超感性世界。人与上帝之间的联系因为上帝的隐遁而被切断，个人生活因为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根基而变得摇摇欲坠，人的生活因为失去了神性的光芒而变得昏暗，人的存在因为失去了内在的价值核心而变得中空，只剩下完全表面化、外部化的欲望生活。在这里，“存在的空洞”与“表面化的欲望生活”事实上都是虚无主义的隐喻，象征着在黑夜中漂泊的个体最终依然要在虚无主义的深渊中挣扎。
海德格尔认为，“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久矣。世界黑夜愈是趋近夜半，贫困就愈是隐匿其本质，愈是占据了更绝对的统治。”(海德格尔：277)在上帝隐遁的黑夜中潜伏着危险，跌入了深渊的人性可能会忘却过去的来源，变得在黑夜中流连忘返，转而拥抱起黑夜中的恶和荒诞，满足于黑夜中寒冷且残酷的快乐：当维吉尔被人用轿子抬着走向皇帝行宫的时候，在广场之上，他的轿子就为这一“群众巨兽”所包围，这也给了诗人机会，让他可以从更近的距离见证人性的自私与堕落：“噪声越来越嘈杂，人们之间相互推搡、相互挤靠的势头也越来越猛烈、越来越无所顾忌，而人们这样做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好玩或者是为了让自己更容易通过。”(KW4: 32)就在诗人的轿子在广场上寸步难行，寻觅不到出路的时候，一个在港口出现的小男孩突然来到轿子的前面，从身旁的人那里夺过火把，并且高呼：“为维吉尔让路！”“为你们的诗人让路！”“诗人”这样一个对于人群并不清晰的概念，再加上维吉尔因重病而变得发黄的脸庞，在人群那里造成了一种神秘的印象，而一个喜欢开玩笑的人显然找到了正确的表达词汇：“一个魔法师，皇帝的魔法师！”(KW4: 32—33)
听到这句话，本来有些惊恐于维吉尔病态的眼神的人们突然聚拢过来，一个妓女尖叫着冲向轿子：“给我一个爱情魔法！”而旁边的一个水手却把妓女的要求解释为下流的黄色笑话。欧洲中世纪的传说曾经认为维吉尔是一个魔法师，认为他能够作出正确的预言，并且能够治愈人的疾病，布劳赫在这里可能是对此有所影射。但是这个事情本身却体现了更为深刻的内涵：对于大众来说，一个诗人，以及诗人所能提供的认识根本就是多余的。在黑夜中徘徊日久的人群已经逐渐变得在黑夜中流连忘返，渐渐对黑夜所带来的贫困变得麻木不仁、视而不见，完全满足于表面化的生活，而对真正的认识却嗤之以鼻。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所以他们才会把维吉尔的“诗人”职责误解为“魔法师”，因为群众中的人是迷信的，而迷信正是时代的贫困症状之一。正是在人群之中，维吉尔真正认识了时代的贫困：人本身发生了转变，没有了形而上意义的人，只剩下历史的人；没有了抽象、一般的人，只剩下群众的人，国家的人。群众的人丧失了独立思考与行动的能力，而完全盲从于自然本能。人的内心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匮乏。民众更愿意相信迷信，而不是真正的认识。而妓女与水手的情节则象征着，作为群众的人之间已经丧失了真正的关爱、理解与互助，而这正是时代价值贫困的真正表现。“迷信与对真理、爱、帮助和理解的拒绝是群众的心理贫困中最为严重的表征。”(Bernardoni: 70)也正是在此时，在众人包围之中，维吉尔嗅到了“从人形兽(Menschentiere)和他们每日搜集、每日啃咬的饲料那里散发出来的各式各样的污浊臭气”。(KW4: 34)作者用“人形兽”和“饲料”这样的贬义词来说明，群众的人已经完全沉沦于虚无的深渊，变得和动物没有任何区别。而“污浊的臭气”正是人的内心越来越黑暗，越来越贫困的象征。而这也正是诗人维吉尔关于存在与现世的基本判断。
在没有信仰的世界之夜，群众因为缺少了神性光芒的指引而在黑夜中寻觅不到方向，并因此陷入了混乱与恐慌③。陷入恐慌的群众只能绝望地找寻能够带给他们安全感的依托，在上帝缺席的情况下，群众最后找到的只能是以历史国家元首的形象出现的民族领袖，一个皇帝或一个希特勒，希望他可以帮助他们找到前进的方向。在《维吉尔之死》中，屋大维的城堡就是权力的象征，而群众则把它视作是他们杂乱无章的运动的目标，一个似乎可以为他们给出意义和价值的目标：
城堡就耸立在那里，喧闹的火把之海围绕着它，它是那么的不可抗拒，那么的神秘诱人，那些相互拥挤、喘着粗气、脚步沉重的人群都不可抗拒地为其所吸引，把它看作给出意义和方向的目标，那是人群不可遏止的渴望的意志，那是他们压抑不住的方向欲的目标，……这一切是如此的神秘莫测，以致他们每一个的心中都翻滚着那个问题，试图追问潜藏在火焰之堡中，并且从中放射而出的那个巨大的吸引力的意义与原因，每个人都害怕答案，也期待答案，即使没有人能够给自己一个真正的答案，但是作为对意识的拯救，对人性和灵魂的拯救，就算是最贫乏的、最不充分的答案也适合于给人以希望，这答案完全可以骄傲地宣称自己是对存在的拯救；……巨大的希望换来的是廉价的回答，廉价的呼唤，廉价的刺激，但是每次都会有一个强烈的抽搐透过那人群，透过那些肉体，透过那些灵魂，含混地向那共同的目标冲击，猛烈，猥亵，却也不可抗拒，呼喊声与脚步声聚成一团，一步、一步向那燃烧的虚无(ein loderndes Nichts)之内冲击。……噢，那是地狱之雾的云层，沉重，不可切分，也无法穿透，那是地狱之雾的天花板！是否还有出路？是否还有路可逃？噢，回去！回到船那里去，至少那里还可以安静地死去！(KW4: 48f)
如果说卡夫卡的《城堡》是一个寻求恩典的灵魂的个人遭遇的话，那么布劳赫的“城堡”则是寻求恩典的群体的遭遇。群体里面到处都是“没有个性的人”，他们只是在盲目地寻找恩典，寻找“意识的拯救，人性和灵魂的拯救，存在的拯救”，但是在一个神性消隐的黑夜，他们找错了地方。在超感性世界不复存在之时，人们只能试图在现世寻找人生与世界的意义，而最终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作为整体权力手段出现的现世历史国家身上，寄托在国家领袖身上。这实际上是将神性降低到人性的水平上。但是事实上，国家和领袖并不能给他们带来“拯救”，因为国家与领袖只满足群体的欲望，并不给予生命以意义和价值。在他们那里，人们只能得到“廉价的回答，廉价的呼唤，廉价的刺激”，只得到一些满足自然需求和心理需求的廉价安慰。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一方面，人的生活因为失去了神性的光芒而变得昏暗，人的存在因为失去了内在的价值核心而变得中空，只剩下完全表面化、外部化的欲望生活；另一方面，作为整体意志体现的国家又加剧了这一表面化的欲望生活，因为寄托着群众希望的国家只能满足人们表面、外部的欲望，而无法为他们带来真正的意义和方向。整个过程的最终结果就是人陷入虚无主义的深渊，进入那“燃烧的虚无”。作为群众的人和国家的人，在这世界的黑夜，在这贫困的时代，人们的生活最终只能是丧失了所有的意义和价值，变成绝对的价值虚无。而成了绝对的价值虚无的现世就是人间地狱，群众就是里面乱舞的群魔。在这“地狱”之中，就连一直保持清醒认识的诗人都开始绝望，忧心忡忡地追问“是否还有出路”，“是否还有路可逃？”
通过诗人的双眼，我们看到，在这个上帝隐退、传统普遭质疑的虚无黑夜时代，人本身变得无比贫乏，而艺术与诗人也都变得面目模糊、面目可疑。通过对人性的冥暗与群众的癫狂的细致描写与深刻分析，布劳赫向读者揭示了在一个失去传统核心价值的年代，人性会陷入怎样的黑暗深渊。
注释：
①在1930年，维吉尔诞辰两千年之际，德国和奥地利出版了一系列的维吉尔传记，也在一定程度上掀起了“维吉尔热”。正是在这一热潮的影响下，布劳赫开始了他的维吉尔研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黑克尔撰写的《维吉尔——西方之父》给了布劳赫决定性的影响，促使他开始思考古代诗人的现代意义。
②在《维吉尔之死》里，布劳赫主要使用了“Masse”、“Herde”、“Volk”和“Pbel”等几个近义词来表示“缺乏个体独立思想或行动的民众”这样一个含义。
③根据布劳赫自己的群众性癫狂理论，当个体一向依托的核心价值不复存在的时候，原本的那些从属性的价值系统根本无法为个体提供以前核心价值所能提供的那种安全感，这种价值体验上的不安全性使自我扩展的过程因此受挫，人因此陷入“焦虑”之中。而那些“焦虑”的个体是最容易也是最先被群众性癫狂所感染的人群。参见Broch, KW12, S. 270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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