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明代中后期刊刻的日用类书作为当时民间社会一种面向普通民众的通俗读物，在孩童教育内容上，它包括了对孩童进行孝亲敬长、笃敬求学等伦理思想和行为规范的教育。在表达方式上，它将儒家所宣扬的孝悌、诚敬等核心伦理思想以通俗易懂的表述形式予以呈现。通过这种方式的传播，使得儒家伦理思想对于当时孩童和普通民众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 B248.9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5）02017807
Confucian Children's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in Encyclopedias for Daily Use in Ming Dynasty
WEI Zhiyuan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Law， Yan'an University， Yan'an Shanxi 716000， China）
Key words： the Ming Dynasty; the encyclopedias of daily use; children's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the Confucian ethics
Abstract： The encyclopedias for daily use published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are popular books for ordinary people. In the aspect of children's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they included the Confucian moral value and ethical norms， such as filial piety， study with sincerity and respect. In terms of expression， they displayed the heart of Confucian moral value in a popular way. With the way of spreading， the Confucian moral value and ethical norms influenced the children or populace who were forming their outlook on life and sense of worth deeply at that time.
第2期魏志远： 明代日用类书与儒家童蒙教育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3卷童蒙教育是历代儒家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尤其是有明以来随着科举考试制度的恢复和理学在民间社会的广泛传播，儒家所提倡的道德观念和伦理规范成为当时社会民众教育孩童的重要内容。为了适应这一社会需求，兴起于南宋，繁盛于明代中后期的日用类书也单列了《训童门》一章，专门用于摘录一些儒家学者所撰写的童蒙教育内容。作为当时面向普通民众传播日常生活知识的通俗读物，日用类书成为儒家童蒙教育思想的一个新载体。笔者利用搜集到的明代（尤其是明代中晚期的）日用类书，对其所辑录的童蒙教育内容进行较为系统地分类整理，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南宋以来儒家童蒙教育的发展特征，来探讨明代的儒家伦理借由民间童蒙教育的传播和改造而日趋民间化的内在发展脉络，以及民间童蒙教育的开展对于儒家伦理民间化的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希望藉此引起学界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和讨论。
一、日用类书是儒家童蒙教育思想传播的新载体
日用类书是起源于南宋末年，在明清时期由民间书坊刊刻出版，用以向普通民众介绍日常生活知识的通俗读物。随着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以福建建阳地区为代表的民间书坊大量刊刻出版日用类书为标志，日用类书进入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日用类书的种类非常丰富，根据其编撰内容的不同，我们将其分为综合性日用类书和专题性日用类书。前者基本涵盖了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实用知识，编者将这些日用知识依类相从，分门叙述以方便人们查阅。如根据其内容的不同而分成《天文门》《四礼门》《训童门》《医学门》等不同门类。据台湾学者吴蕙芳的统计，目前存世的明代刊刻出版的综合性日用类书至少有35种，且多数藏于日本。参见吴蕙芳所著《万宝全书：明清时期的民间生活实录》，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1年版，第641-659页。如早期的《事林广记》《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及明代晚期出版的《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就属于综合性日用类书。而专题性日用类书一般是指围绕社会生活中的某一特定主题编排相关知识，因此它的阅读对象主要针对的是某一特定的社会群体。根据其辑录内容和适用群体的不同，专题性日用类书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其一为用于指导人际交往的书翰启札类日用类书，如《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鼎锲燕台校正天下通行书柬活套》等。其二为用于指导商业活动的商业类日用类书，如《新镌士商要览》《士商类要》《客商一览醒迷》等。其三为具有类书编纂体例的用于童蒙教育的道德故事类日用类书，如《重刻联对便蒙图像七宝故事大全》《新锓增补万锦书言故事大全》《新刻太仓藏（板）全补合像注释大字日记故事》等。近年来随着社会史学研究视角的下移，以往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通俗读物逐渐受到关注，人们将这些日用类书作为研究明清时期民众生活的重要史料，希望以此为视角来考察明清时期底层民众的生活方式、交往规范以及道德观念等。由此不论是对日用类书本身的研究还是通过对日用类书中所辑录的日用知识来研究当时的民众生活都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吴蕙芳《万宝全书：明清时期的民间生活实录》（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1年版），刘天振《明代通俗类书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版），刘同彪《南宋元明日用知识读物的生产与传播——以福建建阳坊刻日用类书为例》（北京师范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和刘云《晚明日用类书的社会功用》（北京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等。
在明代中后期刊刻的日用类书中，童蒙教育是其辑录的重要内容之一，不仅有专门针对孩童（甚至适用于成人）的道德故事类日用类书笔者主要参考了《和刻本类书集成》（[日本]长泽规矩也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和《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商传主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所收录的道德故事类日用类书。，而且在部分综合性日用类书中也开辟了《训童门》（或《师儒门》）专门介绍宋明两代儒家学者的童蒙教育思想。根据吴蕙芳和刘同彪的统计，晚明时期共有8种综合性日用类书辑录了童蒙教育的内容，它们分别为：《新锲天下备览文林类记万书萃宝》四十三卷（编者不详，明万历24年刻本）、《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四十三卷（明代余象斗编，明万历27年建阳余象斗双峰堂刊本）、《新锓万轴楼选删补天下捷用诸书便览》三十七卷（明代承明甫编，明万历32年建阳杨钦斋与畊堂刻本）、《新刻全补士民备览便用文林汇锦万书渊海》三十七卷（明代徐企龙编，明万历38年建阳清白堂杨钦斋刻本）、《新板全补天下便用文林妙锦万宝全书》三十八卷（明代刘子明编，明万历40年建阳刘双松安正堂刻本）、《新刻艾先生天禄阁汇编采精便览万宝全书》三十七卷（明代艾南英编，明崇祯元年建阳陈怀轩存仁堂刻本）、《新刻眉公陈先生编辑诸书备采万卷搜奇全书》三十七卷（明代陈继儒编，明崇祯元年建阳陈怀轩存仁堂刻本）、《鼎镌李先生增补四民便用积玉全书》三十二卷（明代李光裕编，明崇祯年间建阳书林刘兴我刻本）。这与有明以来儒家伦理思想不断深入民间社会的发展趋势是相辅相成的。进入明代，程朱理学作为官方认可的统治思想，对底层民众社会生活的影响也日渐加深。具体到童蒙教育方面，其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明代宗族在编写家训或族规时，都将对族内子弟的行为规范写入其中，将儒家的一些伦理规范转变为族内子弟必须遵守的具有强制力的道德义务;另一方面，儒家士人编写的童蒙教材如朱熹的《小学》、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等童蒙读物成为明代学校童蒙教育的必修教材，极大地推动了儒家伦理思想在民间社会的广泛传播。针对这一教育现象，近年来一些学者通过解读明代的童蒙读物来阐释儒家伦理的民间化发展趋势。如赵克生《明代地方社会礼教史丛论——以私修礼教书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四章《童子习礼：明代社会中的蒙养礼教》和陈来《蒙学与世俗儒家伦理》（收入陈来《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张献忠《明中后期蒙学读物的出版》（《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5期）不仅对明朝中后期蒙学读物的刊刻情况作了介绍，而且还对《日记故事》《书言故事》等蒙学读物的编纂特点和受众群体进行了分析。在此背景下，以粗识文字的底层民众或文化水平较低的一般知识分子为阅读对象的日用类书，从市场的需求角度考虑，其编写者或刊刻者在对涉及童蒙教育的相关著作的选取上，更倾向于摘引浅显易懂的文本进行出版。也正因为如此，明代中后期出版的日用类书中所体现的童蒙教育内容虽然在编排上采各家之言，缺乏系统性;在理论上并无新的创见，缺乏必要的深度论述。但是它将儒家宣扬的孝悌、诚敬等核心伦理思想都给予了通俗化的表述，更适合普通民众的阅读和理解。也就是说，日用类书中所体现的童蒙教育思想为我们研究明代儒家伦理的民间化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二、日用类书阐述了儒家童蒙教育的核心内容
入明以来，程朱理学在统治阶层的大力传播下，其所倡导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对民间社会的影响日益加深。如随着明代中后期庶民宗族的崛起与兴盛，不论是儒家学者还是宗族领袖，他们都自觉运用儒家的伦理规范对本族子弟开展童蒙教育，并将其中蕴含的道德标准作为衡量族内子弟将来能否成才的重要指标。为适应这一社会需要，明代中后期刊刻的日用类书中摘引了大量关于儒家童蒙教育的内容。根据其内容的侧重点不同，笔者将其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尊亲知礼的家庭教育
宋代的许多理学家都阐述了童蒙教育对于塑造个人道德品格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蒙以养正”的童蒙教育观念，如南宋的朱熹后学陈淳认为：
人自婴孩，圣人之质已具，皆可以为尧舜。如其禁之以豫，而养之以正，无交俚谈邪语，日专以格言至论薰聒于前，使盈耳充腹，久焉安习自与中情融贯，若固有之。则所主定而发不差，何患圣途之不可适乎？[1]624
针对人的至善本性和孩童的身心发育特点，陈淳主张以“先入为主”的教育方式来对孩童进行儒家传统道德观念的教育，通过一些浅显的“格言至论”的熏陶来使孩童从小接受孝悌、忠信等儒家伦理，从而自然而然地内化为自己的道德原则和善恶标准。受此教育观念的影响，明代的日用类书也引用了许多儒家士人注重家庭教育的言论来论证童蒙教育的重要性，如：
人有子孙，不问富贵贫贱，皆不可以不教也。所谓教者非徒诵读之谓也。大要使之识道理、顾廉耻，不作非法、不犯非理，以尽人道而已……故颜之推论教子之道有曰当及婴孩，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谨而生孝矣。[2]200
在时人看来，对孩童的家庭教育要求家长应首先树立威严的形象，对孩童进行严加管教，从小培养他们孝亲敬长的道德观念和守礼谦恭的行为习惯。为此，首先应在思想层面培养其孝悌、诚敬的道德情感，如《训童门》中记载的《东峨彭先生示训》写道：
训事亲：父母深恩等昊天，儿当孝顺报生全。早晨先起问安否，晚夕还来看坐眠。怀过须知思顾养，望云心每在亲边。有时打骂并嗔怒，只是和颜与笑言。
训事师：师教深恩并父亲，尊师重道始能成。百工技艺犹知本，莫作忘恩负义人。
训事兄：兄友弟兮弟敬兄，天然伦序自分明。席间务让兄居左，路上应该弟后行。酒食先须供长者，货物切勿起奸心。谆谆诲汝无他意，原是同胞共乳人。
训处友：朋友之交道若何，少年为弟长为哥。同行共席须谦让，立志同心互切磨。终日群居谈道义，青春可惜莫蹉跎。休论富贵与贫贱，同气相求所益多。[2]212
在此，作者将孝亲敬长、尊师信友的儒家伦理思想以朗朗上口的歌谣形式表述，便于普通民众的理解和在民间社会的传播。作者将父母养育子女、兄弟同胞这样的天然情感和师长关爱子弟这样的后天道德情感相联系。将子女对父母的孝敬、子弟对师长的尊敬当做是对其辛勤劳动的一种必然报答，将兄弟之间的天然长幼次序与尊卑的人伦道德秩序相结合，由此从可感知的情感角度论证了儒家伦理思想的合理性和遵行的必然性。
其次在塑造孩童的行为举止方面，日用类书摘引了大量宋明儒者用以教导孩童在日常生活中遵守儒家伦理规范的篇章，这其中引用最多的当属朱熹编订的《童蒙须知》。朱熹在《童蒙须知》中将对孩童的人伦道德要求融入对其日常行为的伦理规范中，并将之分为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净洁、读书写文字及杂细事宜五个方面，几乎涵盖了童蒙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其目的是通过对孩童日常行为举止的规范，将其培养为知礼守序的“谨愿之士”，为其将来“进德修业，入于大贤君子之域”奠定良好的道德基础。在明代中后期刊刻的日用类书中，一些仿照《童蒙须知》体例编写，更为简单易行的伦理规范相继出现，如明代彭东峨编写的《训蒙八规》：
训坐歌：坐时义手肃容仪，端拱安然似塑泥。莫把一身偏左右，谩将两手弄东西。与人并坐休横股，独坐之时亦整衣。记得古人言一句，坐如尸也是吾师。
训言歌：说话从今切勿轻，轻言动辄取人嗔。尊长问时从实对，友朋相处露真情。打谎哄人轻薄子，至诚应物圣贤人。平无妄语温公者，分付儿曹要景行。
训食歌：饮食随时饱便休，不宜拣择与贪求。若同尊席毋先举，便是同行务逊酧。鱼肉喫残须勿反，饭汤流啜甚堪羞。遗羡让果垂青史，妬食之人乃下流。
训揖歌：逢人作揖请升东，脚要并齐腰要躬。低头落手频过膝，平身收手漫按脑。若遇尊者须敬上，下拜不必论西东。谩道尊人施礼浅，少年勿与老年同。
训行歌：行时无事莫匆匆，休与颠狂一样同。怕有崎岖非稳重，恐遭倾跌失仪容。但遇亲邻深作揖，若逢尊长后相从。凡人皆可为尧舜，只在徐行后长中。
训立歌：书生站立要端然，两脚齐收似并莲。莫一脚前一脚后，将身跛倚向人前。[3]卷28
在此，作者以歌谣的形式对孩童的言、行、坐、立、食等外在行为和仪态作了详细而通俗易懂的规范。相较于朱熹的《童蒙须知》，彭东峨的《训蒙八规》省去了对外在衣服、冠履和对待奴婢的规定，而是只关注于孩童自身的言行举止，但其所内涵的诚敬、信友、谦逊的道德品性并未改变。而且，对外在物质条件相关规定的省略不仅简化了相应的礼仪程序，并且还通过节省相应花销而消除了贫富之间的差距，使之更适合一般庶民家庭孩童的实践。进而可以看出，宋明时期儒家伦理规范在童蒙教育方面日益民间化的发展趋势。具体而言，朱熹作为制定适合庶民社会的孩童实践的儒家伦理规范的首创者，其只能对原有的针对贵族社会孩童的礼仪制度进行因革损益的改造，因此其保留了较为浓厚的古礼特征，在某些方面并不适合一般庶民家庭的实行。而明代的儒家知识分子对孩童行为的伦理规范是以朱熹的《小学》《童蒙须知》等为基础并结合现实生活删减而成，因此其较之前代的礼仪规范更为简单易行，适用范围也更广泛。
（二）笃敬知理的为学教育思想
早期出现的日用类书，如南宋末年的《事林广记》和元代的《居家必备事类》等在朱熹理学的影响下，其对孩童的读书教育侧重于对读书具体方法的介绍，如《王虚中训蒙法》中所载：
六岁且令早晨上学，食后不上学，勿困其精神，读书须是且从《开宗明义章》第一起。不可，便读《蒙求》、《孝经》序。为字太难，且令每日见《小字经》三两次，每日常见，则识得牢固。不可贪多，且读三两句。半岁之后，食后亦上学。[4]11
《居家必备事类》除了摘录教育孩童如何读书的具体方法外，还介绍了教育孩童如何作文、写字和切韵等其他的学习内容。由此也可看出，这一时期的日用类书将孩童读书的内容、读书的行为规范以及如何学习作文、切韵等颇具专业性的知识摘录其中，说明其针对的主要阅读对象为具有一定儒学修养的知识分子或开办私塾的教书先生，而非略知文字的一般庶民家庭。
与之不同，明代中后期出版的日用类书在关于如何教育孩童读书方面，不再提及作文、切韵等专业性的习文知识。其引文的重点放在儒家士人谈论读书学习对于完善童蒙道德人格的重要影响及对童蒙读书规范的通俗表达等方面。如日用类书中的《教子指南》指出：
古者生男，俟其稍有知识则教之以恭敬、尊长，禁其顽暴。六七岁时始习书写，夙兴夜寐，毋容其惰怠……八岁始令入小学，教之以洒扫应对之节，令读《孝经》、《四书》，始为讲解，使知礼义。收其放心、养其正性。十岁出就外传，居宿于外。乃读经传诸史，使知善恶之所由来、是非之别、利害之端。博视群书，当知古今行事以崇。学业日积月深，自然成就。故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3]卷28
朱熹等宋代理学家在构建其童蒙教育思想时，认为童蒙教育的核心目标是通过践行外在的儒家礼仪规范和研习儒家经典来培养孩童孝悌、忠贞、诚敬等道德观念。因此经过理学家改造的古代童蒙教育呈现出浓厚的儒家伦理化特征。从以上的引文也可看出，让孩童入学读书，不仅能使之获得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严格而系统的学习生活一方面可以培养其温文尔雅、进退有序的外在行为气质，另一方面也使其在研习儒家经典的过程中能够深切感知儒家的伦理思想，并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下内化为自身的行为准则。
此外，宋明两代的儒家学者将诚敬的道德精神作为孩童读书的重要行为标准，如朱熹提出的“居敬求理”的读书思想就成为后世学者教导孩童读书时所应秉持的一种为学态度。举例而言，明代日用类书中的一篇《训蒙八训》就以非常浅显直白的歌谣形式将“居敬穷理”的读书要求融入日常的行为举止规范中，使之更容易获得普通民众的理解和实践。现摘录如下：
二学诵：专心看字断句，漫读须要字字分明。毋得目视东西，手执他物。
训读歌：读书端的要专心，义礼求明辨字音。讽诵务宜多遍数，晨昏须自细推寻。圣经贤传同天地，善□嘉言无古今。诚向此中求受用，一生胜积万赢金。[3]卷28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随着宋以后理学对民间社会生活的渗透日益深入和科举考试成为知识分子入仕做官的重要途径，对孩童进行儒家伦理教育，使之符合儒家的道德标准也就变得愈加重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宋、元、明三代刊刻的日用类书才会共同将涉及童蒙为学规范教育的内容列入其中，由此为儒家士人倡导的童蒙为学教育思想在民间社会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有效途径。
（三）依事求理：对儒家伦理思想的故事化演绎
明代中后期刊刻的日用类书中还包括许多道德故事类的书籍，如万历年间出版的《重刻联对便蒙图像七宝故事大全》在其首页就明确标出其书的教化作用：“此书……文简而易知，不惟有益于童蒙，虽老师、宿儒亦得以资其闻见者矣。”[5]
《重刻联对便蒙图像七宝故事大全》在内容编排上分为天文门、地理门、花木门、人事门等十九部分，但其并非是对日常生活知识的常识性介绍，而是根据四字“题头”所含之字进行分类，再将之与相应的道德故事或历史事件联系起来，以此实现道德教化的目的。以花木门为例，作者列出田庆哭荆、文举让梨、彭氏拾芦、孟宗哭竹等一百余个与植物相关的道德故事。这其中孟宗哭竹为“二十四孝”故事之一，讲述了三国时人孟宗为治母病求笋，因孝感上天，使得隆冬时节地裂出笋，终使母病痊愈的孝亲故事。正如书中所言：“孟宗哭竹笋冬生，岂是青青竹有情。影响主张非别物，人心但莫负幽冥。”[5]卷7在此，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是将个人的善行与宗教的阴骘思想结合起来，借助天人感应的神秘力量来保证德福一致原则的实现，进而起到对普通民众劝善教化的作用。
进而言之，《重刻联对便蒙图像七宝故事大全》作为一部主要用于孩童道德启蒙教育的日用类书，除了与同类型的日用类书一样具有将儒家的伦理思想以具体形象化的故事方式传播给普通民众的功能外，更为重要的是其将儒家士人讲求的“格物致知”的道德修养思想也融入童蒙的学识教育中，使之在培养孩童道德观念的同时也塑造了其伦理化的认知方式。具体而言，朱熹在谈到“格物致知”时说道：
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无不到也。
致，推及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所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6]第6册，17
在此，“格”有接触之意，“物”不单指物质性的存在，其还包括具体的事物。“格物”就是求知者在与客观存在的事物相接触的过程中探索其内在之理，即认知主体对客观对象的认识作用。“致知”就是求知主体经过“格物”的实践不断扩展其已有知识，最终实现对客观认识对象内在之理的完全认知。由此可见，“格物致知”论从其本原上来看是一种认识方法论，表明经由对客观事物的探索而获得其内在真理性的认识。但是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却将其赋予了伦理意义，朱熹说：
格物之论，伊川意虽眼前无非是物，然其格也，亦须有先后缓急之序，岂遽以存心于一草木器用之间，而忽然悬悟也哉？今为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求世故，乃兀然存心草木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7]1756
由此可见，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进行“格物致知”实践的最终目的并非为获得客观事物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科学认知，而是实现对儒家人伦道德思想的感知，使之与自我的道德本性相契合。因此，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从本质上来说是认识论与道德修养论的融合，其最终目的是获得对自我道德本性的感知。
上文提到的《重刻联对便蒙图像七宝故事大全》的编写内容就明显体现了朱熹“格物致知”思想的特征。该书在内容编排上以四字“题头”中所含之字分为花木门、时令门、鸟兽门、器用门等部分，但其所含内容却并非是与之相关的具体器物知识或生活常识，而是与之相对应的道德劝善故事或历史事件。正如“孟宗哭竹”这一故事，作者只是借由具体事物引申出与之相关的体现孝悌、仁义等儒家伦理思想的道德故事。以期读者在现实生活中看到这些事物时，能够联想到其所代表的道德故事，从而加深其对儒家人伦道德观念的感知，因此其本质上一个道德教化的过程。由此可见，研读《重刻联对便蒙图像七宝故事大全》就是将知识教育与道德教化融为一体的道德修养过程，是朱熹“格物致知”思想在童蒙教育中的实际运用。经过这一伦理化的童蒙教育，其不仅加深了孩童对儒家伦理思想的感知，更为重要的是它塑造了孩童甚或普通民众从道德角度认识客观事物的认知方式。
三、日用类书的传播推动了儒家伦理的民间化
通过以上对童蒙教育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明代日用类书的传播对于当时儒家伦理民间化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表现形式上来说，明代日用类书所选取的童蒙教育内容在文字表述上更加通俗化和形象化。一方面它以朗朗上口的诗歌形式将儒家所倡导的行为规范进行了通俗浅显的表述，增强了其实践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它将儒家所宣扬的忠孝、仁义等伦理观念通过形象鲜活的人物事迹进行演绎，增强了普通民众对这些抽象观念的感性认识。而且不论是采取诗歌形式还是故事形式，这些通俗易懂的表述都容易被普通民众所识记，进而便于民众甚至不识字者之间的口耳相传，由此扩大了儒家伦理观念在普通民众间的传播。如《新刻全补士民备览便用文林汇锦万书渊海》在劝诫少年应做到和睦乡邻、尊敬老人时说道：
奉劝少年人，及早睦邻里。邻里既和睦，等闲事不起;老者须敬让，中者须尊礼。若还见父执，敬与叔伯比;看来老年人，莫是天所喜，若多长岁龄，小可岂到此;你若能敬老，老来人敬你。老者见事多，凡事识得透，事有可疑处，好去与穷究。穷究理自明，行事无差缪;莫笑老龙钟，当初也聪俊。莫料无多时，世事料不尽。多少美少年，老人为送殡，老人不可欺，只好去亲近。[2]221
上文将现实生活中邻里和睦的重要性和尊敬见多识广的老年人的必要性以朗朗上口的诗歌形式展示出来，充满了浓郁而活泼的生活气息。相对于古板严肃而空洞乏味的道德说教，前者更契合少年儿童或普通民众的理解水平。
其次，从内容的侧重点来说，明代日用类书中的童蒙教育内容更加注重孩童行为规范的养成教育，且更加强调儒家伦理规范的简便易行。而这首先是与宋明以来儒家的童蒙教育思想一脉相承的。如朱熹就强调“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穉之时。欲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而无扞格不胜之患也”[6]第13册，393。在儒家学者看来，孩童在其天性未受外界不良习俗熏染之前践行儒家的伦理规范，不仅可以使之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而且还可以使他们从感性上接受忠孝、仁义等儒家伦理观念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从而为其将来追求圣贤人格奠定坚实的道德基础。所以朱熹及其以后的儒家学者不论修订家规还是编写童蒙教材都十分注重孩童的道德行为教育。如朱熹在谈到培养孩童“敬”的处事态度的重要性时说道：
敬之一字，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为小学者不由乎此，固无以涵养本原而谨乎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与夫六艺之教。为大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8]6
另外日用类书所针对的阅读人群是普通民众，而后者限于自身的财力和学识几乎不可能完全按照朱熹等学者所规定的儒家礼仪制度来规范孩童的行为举止，因此明代日用类书所摘录的行为规范不仅剔除了服饰、器具等物质层面的规定，而且还最大限度地将一些礼节化繁为简，使之更容易被普通民众所理解和实践。如朱熹在《童蒙须知》中将对衣服冠履的要求放在了第一位：
我先人常训子弟云：“男子有三紧，谓头紧、腰紧、脚紧。”头谓头巾，未冠者总髻;腰谓以縧或带束腰;脚谓鞋袜。此三者要紧束，不可宽慢。宽慢则身体放肆不端严，为人所轻贱矣。
凡着衣服，必先提整衿领，结两衽纽带，不可令有阙落。饮食照管，勿令污坏;行路看顾，勿令泥渍。凡脱衣服，必齐整摺叠箱箧中，勿散乱顿放，则不为尘埃杂秽所污……[9]371—372
由上可见朱熹对孩童日常的穿着以及衣服的摆放、浣洗等方面进行了事无巨细的安排，但是上文引用的明代彭东峨的《训蒙八规》中则基本上只规定了对孩童自身行为方面的约束。从而使得儒家伦理规范更加简单易行，不仅增强了其实用性和适用范围，而且更加直观地体现了抽象的儒家伦理观念。这对于儒家伦理被普通民众所接受和认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再次，从日用类书宣传儒家伦理观念的方式来看，其更加契合普通民众的道德心理，即强调民间信仰对于塑造普通民众道德观念的作用。如明代的道德故事类日用类书中就记载了许多“孟宗哭竹”这类体现善恶报应观念的劝善故事。而这是与普通民众信奉神灵能够公正无私地做到赏善罚恶的民间信仰密切相关的。不仅是在对孩童的教育中，就是在对成年人的劝诫中，以善恶终有报的敬畏心理来引导民众行善也是屡试不爽。如许多日用类书中专门设有《劝谕门》一章，其中就讲到：
施恩布德乃世代之荣昌，怀妬报怨与子孙之为患;损人利己终无显达云程，害众成家岂有久长富贵。败名丧节皆因巧语而生，祸起伤身尽是不仁之召。[2]215
也就是说，普通民众遵从儒家伦理规范更多是从敬畏神灵赏善罚恶的心理出发，是一种建立在他律基础上的含有功利性目的的自觉行为。这与儒家学者为追求理想道德境界而自愿践行儒家伦理规范的心理是不同的。因此，日用类书的编写者或刊刻者在选取道德劝善内容时，就必须从普通民众信奉德福一致的宗教心理出发，将儒家伦理规范与宗教的善恶报应思想相结合，使儒家伦理规范成为神灵实施赏善罚恶的道德评判标准，由此树立儒家伦理规范在普通民众观念中的道德权威地位。
综上所述，明代刊刻出版的日用类书在传播儒家的童蒙教育思想时，不仅在文字表述上更加通俗化，而且在内容上更加侧重孩童行为规范的简单易行，并将德福一致的民间宗教信仰用于道德劝善的故事中。正是由于日用类书本身所具有的以上特征，才使得它能够更加贴近当时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进而促进儒家伦理思想在民间社会的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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