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作为后大师时代“作者电影”代表之一的基耶斯洛夫斯基，在20世纪后20年为波兰电影打开通向世界的大门添上了不可磨灭的一笔。他以独有的悲悯情怀，注视着生活碎片中挣扎困顿的人类，在内在的自由中体验神秘莫测的偶然、悖论、以及不可企及的自省救赎。他用光影声画的文学式笔触和玄思通达的哲学性叙事，成功构造了现代人在政治生活的背面，作为个体存在的种种匮乏与失衡。
一、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深紫色电影世界
作为后大师时代的艺术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在20世纪80、90年代成为一种精神符号。作为一个在东欧出生的导演，他的电影无法在初始就保持着纯思考意味而无须观照社会现实。所以起初，基氏以纪录片起家，以关注现实来参与社会的改革与进程。当他逐渐发现那些无济于事后，他开始观注这其中的每一个个体的命运与生活。他对于道德的审视、人性的挖掘、困境的描述自始至终都不曾停止。在逐渐认清个人与社会、现实与精神、真实与虚拟这些关系之后，他真正开始了某种唯一的艺术创作。
基耶斯洛夫斯基从某种程度上说，更像一个文学家或哲学家。他自认为文学作品可以关照人的内心到达某种极致，对内在世界进行充分描述，而电影却显得捉襟见肘。因为它不够模棱两可，太清晰反而显得太模糊。可以说，文学作品中的戏剧性冲突、存在主义思索共同反映在了他的作品中。他的作品从早期的道德焦虑到后期的自由焦虑，都弥漫着一股沉重的道德感。这种挥之不去的厚重，既是导演本身思想的载体，也是作品的一个主旨。在他的作品中，有着如此鲜明、难于仿效、亦难于企及的个人风格，丰富、绵密到几乎令人窒息的人文/反人文主题，哲学的玄思演化为极富原创性的视听语言。①尽管基氏作品前后期风格变化很大，并且严格意义上他并没有做到集编、导于一身，但是他的作品内在有着强烈的关联性，很多作品之间都可以互为参照。基氏曾经在电视访谈中直言自己一直在拍同一部电影。从艺术创作、主题风格来说，基氏作品有着浓厚的个人色彩，维系着一种连贯与统一性。
二、个体境遇的哲学基础：存在主义视阈的人伦表述
1、生命的神秘倒影—《维罗妮卡的双重生活》
《维罗妮卡的双重生活》又译《双生花》、《两生花》，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后期大放光彩的代表作之一。从这部作品开始，基氏的镜头主角不再定位于男性，而是更温和细腻地进行女性精神世界的描述。生活在波兰与法国的两个年轻女孩被一个神秘的木偶师联系在一起。两个名叫维罗妮卡的女孩素未谋面，却冥冥中感受到另一个自己。有一天，波兰的女孩在演唱途中意外死去；法国的女孩像预兆般地放弃了自己的歌唱事业。在邂逅一个叫做亚历山大的木偶师之后，她跟着两条奇怪的线索追到了那个木偶师。在亚历山大的影集里，她看见了波兰的另一个自己。
这部作品中有着基氏强烈的宿命论基调。在不同的空间，相同的时间，两个姓名、面貌、身体、爱好都几乎一模一样的女孩，究竟是否是同一个人，从始至终都未给出过答案。灵魂相通的两个女孩，仿若世界上另一个自己，无法解释，观众也如此。基氏自己也曾坦言这部片子就是在讲述一些难以名状的不合理的感觉、预感及各种关系。②
亚历山大是片中两个女孩命运的操纵者，木偶正是这两个女孩的化身。片中那个在他手中跌倒的芭蕾舞女演员，就像是“被抛到”这个世界的两个女孩，在命运绳索的操纵下，黯然倒下，存留着灵魂。他是这部片子中未知神秘的全知者，是个无所不在的控制者，他一定程度上利用了法国的维罗妮卡的感情，令她跟随他丢下的线索而寻来；另一面，他却也让法国的维罗妮卡在偶然中看见定格的他人存在中的自己。基氏在这种追寻内心戏的世界中，极力靠近他的对象，他渴望创造以及触摸这种看不见的内心世界。亚历山大代理着上帝职责，却无法给予善意的爱。这是否就是他自《十诫》以来逐渐放弃对上帝的质疑，而只是悲悯地注视人类的心境写照。
这个有关无名力量的故事，将宿命沉厚感与感性的情节叙事发挥到了某种极致。在存在与感知本质这些理论的夹缝中，基氏将神秘主义作为对人的思考读解。影片最后，维罗妮卡回到了家乡，站在父亲家门口，将手轻轻放在树干上的镜头无疑是种和解与希望。在起初充满金色光线如同歌剧一样的一场戏中，维罗妮卡仿佛就被某种神秘力量召唤。这神迹虽然给予过她希望、失望、痛苦、哀怜，但最终带给她的还是希望。可以说，波兰的维罗妮卡的死亡给了法国的维罗妮卡生命的延续，这种神秘的力量会伴随她终身。
2、爱的自在性匮缺—《蓝白红》
《蓝》是一个关于自由与不得的故事。影片从一场车祸开始，女主人公朱莉失去了丈夫和孩子，她极度痛苦而自杀未遂，于是开始想要同过去隔断一切记忆联系。她变卖房子，扔掉丈夫生前一切作曲的作品，甚至和丈夫以前的合作者发生关系，以证明自己已经重生。基氏在这里开始直言：《蓝》中的囚牢是由情感和记忆共同造成的。这个时候的朱莉似乎获得了忘却的自由，然而记忆却如影随形地跟着她，无论她怎么渴望摆脱过去，都不能忘怀心中的伤痛。爱是种牢狱，亦或是种自由。主人公渴望追寻的是没有记忆、没有欲望、没有工作或承诺的自由生活；然而她对母亲说“我现在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无所事事。”她意图逃离却怎么也躲不开命运的旨意。她相信逃离会使她享有自由；但这场奔跑的前提是人力不可抗拒的暴力已然夺走了她曾经拥有的“陷阱”或“囚境”：爱、友谊和怜悯。剥夺发生之后，她仍然被囚禁，被情感和记忆所囚禁。③《蓝》的最后，朱莉无声无息地迎来了生命的新篇章。克制而含蓄的表现正是基氏对于人性思考探讨的主题。这种悲观承载的痛苦是无法挥散的。
《白》在讲一个“平等”的故事，主角是一个敏感而多舛的男人。主人公卡洛因为生理缺陷遭到妻子的离婚请求，失去了所有的财产。从法国流浪至华沙，经历了一系列哭笑不得的状况后，他意外地获得了一笔财富和生理能力。于是他筹划了个复仇计划。结局却是夫妻二人感受到自己其实深爱着对方，却因着阴差阳错，只能在监狱中相望。这个既天真又精明，颇有点卓别林式性格的青年人，苦苦地寻求平等，然而这样的平等实际上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不平等。在波兰，每个人都想比别人更平等。它说明了平等是不可能实现的：它和人性相矛盾。卡洛的流亡之路从西方始向东方，在波兰获得了他想要的一切：资本。渴望和妻子的平等，渴望在事业上以及物质上的平等在这个时候达成了契机。精心制造的“平等”实质是某种报复，也是某种欲望作祟。然而两个人在其中都意外发现，这根本不是一场平等；因为他们相爱，却陷入自己布置的僵局。
《红》是关于博爱的主题。在基氏看来，我们真正关心的还是我们自己，即使我们在关注别人的时候，我们想的还是自己。年轻美丽的模特瓦伦蒂娜是个热爱生活天真浪漫的女孩，无意中撞上了邻居退休老法官的小狗，在和老法官的接触中，无意发现老法官有着监听的嗜好。年轻的奥古斯特似乎是老法官的缩影，他经历了老法官四十年前经历的一切。于是影片最后，有意无意地，一直错过的奥古斯特和瓦伦蒂娜在一起。而老法官也曾对瓦伦蒂娜意味深长地说过“或许你就是我没能遇上的那个女子。”如果说《蓝》在说“自由而不得”，《白》在说“平等而不能”，那么《红》就是在述说“爱怎么可能”。基氏一直在用反向主题来叙述关于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主题。红的主题是虚拟的，因为奥古斯特并不能证明是否真的存在。如果老法官晚出生了40年，这一切又会重演；那么是否可能弥补以前在某个地方犯下的错误？如同一个苹果切了两半，再把另一个一模一样的苹果也切了两半，那么一个苹果的一半跟另一个苹果的另一半永远无法拼成一个苹果。这正是爱之不能。
三、生存关照的悖论叙事
《十诫》的整体意义要比十条戒律相加的总和更大。电影《十诫》并不是简单地对应十条戒律，而是一部片子可以有几条戒律的综合。他在这十部关于道德和死亡的短片中，将人类生活可能遇到的伦理困境描述得淋漓极致。在他的眼中，不管人们住在哪里，普遍都很孤独。最让人们烦恼的就是孤独，而且在这点上人们最会自欺欺人。于是，他眼中的人物总是会陷入生命中无法驱逐悖论的境地中，他们自由的痛苦就藏匿在这些选择伦理中。他们有选择和选择不的自由，但是无论选择哪种，迎接他们的都是生存的痛苦。这种自由的伦理必然是艰难的伦理。他们无法对自己的行为恰如其分地归类，它们的本质和面对的态度都是他在《十诫》中探讨的。这些普通人生命中的神秘和不可逆，是基氏最为关注的地方。不同于萨特的“从虚无走向虚无”，基氏更讲求的是运用自我的意志去面对和接受来自生命中的考验，用自己的上帝去拯救自己，才能进入生命中另一重领域。
《三色》和《双生花》中每一个主体都是孤独的，每个生命个体在遭遇生命破碎和精神困境时，在基氏悲悯的眼中，并没有流入一味的绝望和沉溺；相反，人类通过与他人和自我的相互和解，寻求到普世中平和的意义与欢乐。这些普通人活着并将继续活下去。在基氏那里呈现与关怀的并不是简单的两元价值或是刻板道义，更多的是悲悯和宽恕，对人类的期待与阐释。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孤独者的世界中，来处已然消失，归所不曾觑见。拯救—结束孤独的可能是如此地脆弱、迷茫。那是一种伯格曼表述的最新版本：人们对于他人痛苦的冷漠、无动于衷，将使他们遭到一份“普通的惩罚：孤独”。只是基耶斯洛夫斯基不再期待那位“沉默的上帝”会再度传出“爱的福音”。因此抱着一份伯格曼所不具的索福克勒斯式的悲悯，但他的悲哀与绝望比伯格曼更加深重而广漠。④■
参考文献
①③戴锦华，《电影理论与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p57、65
②达纽西亚·斯多克著，施丽华、王立非译，《基耶斯洛夫斯基谈基耶斯洛夫斯基》，文汇出版社，2003年7月，p176
④戴锦华，《镜与世俗神话：影片精读18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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