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多年间，娱乐与媒介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从第一支国外乐队来中国到三大男高音放歌于天安门，从只唱主旋律歌曲到流行音乐传遍大江南北，娱乐开始借助传媒的力量将人们的生活推向另一片天地。娱乐的力量已经开始显得可怕起来，从谈娱乐色变到娱乐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之间媒介走过了怎样的一条路，电视作为媒介的一种又将开始怎样新的嬗变?
娱乐化进程是一种必然趋势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一股娱乐的风悄悄从四面八方吹向这片古老的中华大地，人们开始窃喜，开始担心，开始心潮涌动。伴随着国门的打开和世界性的电视娱乐风潮，中国电视开始显现娱乐传播功能。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电视开始出现第一批娱乐节目，这就是以《综节大观》和《正大综艺》等为代表的综艺类节目。
春节晚会的举办始于八十年代中后期，流行音乐的风行同样开始于八十年代中后期，同时香港台湾的武侠小说及电视剧也悄悄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人们意识到媒介不仅仅只是政治工具和教条机器时，媒介的娱乐功能大肆的体现出来。把电视和娱乐联结最为紧密的当属湖南电视台，他们的《快乐大本营》早已是家喻户晓，几个主持人也已经是名声在外了，这类娱乐性质的节目一开始大家还处在观望状态，直到《快乐大本营》已经很火了，地方电视台赶紧纷纷效仿，一时间，雨后春笋般登台亮相。1998年前后，以湖南电视台《快乐大本营》、《玫瑰之约》等节目为肇始，中国电视娱乐节目开始勃兴，并席卷荧屏，刮起一股“娱乐”旋风。娱乐一词在《新华字典》中的解释是使人快乐。电视中的娱乐节目是指那些能带给人们快乐的节目。
中国的娱乐节目的发展，大体经过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以《正大综艺》和《综艺大观》为代表的综艺节目类型;第二阶段是以《快乐大本营》和《欢乐总动员》为代表的游戏类娱乐节目;第三阶段是以《幸运52》和《开心辞典》等益智类节目为代表;第四阶段即“真人秀”节目，平民走到观众面前，而且成了明星。比如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再比如央视的《星光大道》让原生态歌手阿宝一时间红遍大江南北。
电视娱乐节目一方面带来了新的理念，丰富了节目样式，满足了广大观众的娱乐需求;但另一方面娱乐节目又因其面孔的雷同，创意的缺乏以及品位的低俗而日益遭人诟病，就是一些老牌电视娱乐节目也难以为继。2000年9月30日，湖北电视台的《今夜情缘》宣告结束。此前北京电视台的《今晚我们相识》、广州卫视的《屏中缘》已悄然“退出江湖”;2003年9月，开风气之先的中国大陆版的“爱情速配”节目《玫瑰之约》也宣布停播整改。但娱乐的方式不是只有一种，当越来越多的电视观众对娱乐节目质量表示不满的时候，电视的制作者开始重辟新径，蒙牛集团和湖南电视台连手运作下，又一轮全新的娱乐风猛烈到来。于是有了诸多“超女”的出现，有了诸多模仿“超女”的节目的出现。
电视娱乐化的理论支撑
综观时下之电视节目，娱乐的成分越来越多，就连正襟危坐不食人间烟火的新闻节目也耐不住寂寞，经不住市场的诱惑而走出以前呆板的形式转而为更轻松的模式。娱乐并非洪水猛兽，存在即合理。
首先，电视娱乐化是电视本位的回归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总习惯给电视贴上“政治”的标签，于是，电视一经与娱乐联姻，就引起很多人的反感、愤怒甚至是歇斯底里的反对，认为这有辱电视的尊严，有败文化的门规。电视娱乐节目就是反对者极力讨伐的一个目标，认为“它是庸俗的、无聊的、低级的、乏味的”，总之就是不该存在的，“超级女声”也受到了责难，说它践踏了未成年人的尊严，欺骗了未成年人的单纯，把未成年人引上了歧途。可“超女们”依旧火爆、热闹。接下来连一向正经八百的新闻节目，也开始披上娱乐的外衣，来获得喜新厌旧的观众那难得的迷人一瞥。电视举着娱乐的大旗向前迈进，电视人将娱乐进行到底。
其次，电视娱乐化是对消费社会大众的回应
大众不仅需要信息，也需要娱乐，消费社会理所当然大众说了算.他们不必再像过去那样接受精英们为他们安排一切，也不用再像过去那样言不由衷地膜拜、敬畏和顺从，而是可以有所选择、有所决定甚至可以坚定地说“不”。如此语境下的电视，不再是精英们权利的象征物，电视变成了大众一种生活消费方式。大众可以消费信息，同样可以消费娱乐。消费社会就是给了大众一个自由选择、决定的社会，电视娱乐化就是消费社会为人们看见和想看见的事物，提供了大量优越机会的一个最好表征和大众地位得到提升、并得以实现的一个最好佐证。
再次，当传媒业生成的环境已经由资讯短缺到了资讯过剩的时代，就必然导致惨烈的竞争。各种类型的媒介，就会在以下两方面进行角逐：一是如何进一步迎合和满足人们的资讯和服务需求，提高传播对于人们的饱尝程度;二是如何方便省力地接触和使用传媒，不断降低人们获取传播服务的代价(时间、精力和货币代价等)。这样，传媒娱乐化在我国的兴起和发展，以及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取得的良好经济效益，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电视娱乐化是文化多元的折射，人类社会发展史也是一部人类文化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与之相应的文化形态。电子时代的今天自然产生了电视文化。正如电视文化是人类文化的延续一样，电视娱乐化节目也是文化多元的折射。在人们习惯对任何东西都要划分等级的今天，文化也被划分为与草根相连的大众文化以及与上层相亲的精英文化。在大众文化处处受到批判的语境下，电视娱乐化节目作为大众文化的一个代表也无法避免非难，有人说它是庸俗文化、快餐文化、用过即扔的文化，甚至是垃圾文化，而这一切指责几乎都来自于精英文化阵营，根本原因在于精英们感觉到自身地位在大众文化支配的世界中受到了威胁，那种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优越感受到了挑战。但批判的结果还是大众文化越来越盛，娱乐文化越演越烈，各路“总动员”越战越勇。
电视娱乐化节目作为大众文化繁荣的象征，将大众文化的娱乐性和平民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展现。电视娱乐化节目体现出的直白性和浅显性与精英文化追求的高雅和深刻相比，更增添了被大众支持的筹码，最终对精英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力，但大众文化不会也不能颠覆精英文化，就像精英文化无法一直控制大众文化一样。
没有普及就没有提高，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都各自需要对方，二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在强调和谐的今天，文化需要和谐，电视节目同样需要和谐，任何枯燥的说教都无济于事，当要发生的时候它就会来临，大众需要娱乐，娱乐自然有存在的意义。
正确看待电视娱乐化
电视的特质在于画面音效的完美结合，而这样的作为讯息媒介的传播方式，已经很显然的退位给了作为娱乐视觉、听觉的一种工具。人们早已不再喜欢新闻联播式的主持方式，更多的喜欢李咏、老毕那种风趣、幽默又富有睿智的风格。这类的主持人不再正襟危坐，而更多的是与观众进行交流互动沟通，尽量的与观众的距离走的更近。节目主持人主持风格的改变，更多的是为了迎合大众的要求，为了让大众避免出现类似的审美疲劳。有调查显示朱军主持的《艺术人生》收视率，已经不如老毕的《星光大道》和李咏的《非常6加1》，当然理由除了跟观众互动以外，还有就是观众长时间的看《艺术人生》产生了一定的审美疲劳，而更多的时候大家看电视只是想放松和哈哈一笑。
还记得情景喜剧《我爱我家》的一炮走红，此后的岁月里，我们时时会看见它的重播，观众并没有因为看过很多遍而大感无聊，反而却喜爱有加。之后，又有一部情景喜剧席卷大江南北，《武林外传》，它的好不仅在于娱乐的效果，而是一反以前的武侠片，讽刺与幽默同在，很多时候甚至让人拍案叫绝，它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告诉观众武侠片只是娱乐的一种方式，而相当长的时期内武侠片误导了观众，尤其是青少年。它是真正的好的娱乐片，娱乐的成分很多，但现实的意义也不少。有许多人抱怨央视八套不应该把这样一部“无聊至极”的电视剧放在黄金时间播出，更有甚者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央视走向了低俗的行列，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播一些更具有所谓教育意义的作品。他们认为是央视的门槛低了，但笔者看来并非如此，《武林外传》要比许多看似高雅和具有教育意义的电视剧可爱的多，剧情是假的，人们都能看出来，但正因如此才更凸显了它的意义，娱乐只是娱乐。正如韩寒的《长安乱》中所写，古代人并不是每天都可以拿着刀上街，正如现代人拿枪一样。许多事情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伟大，其实很平凡，正如我们的生活一样平凡。
毫无疑问，国内的电视娱乐方式正追寻着一条国外走过的道路，不管是脱口秀还是真人秀或者是情景喜剧。翻翻超女的“家底儿”，其实也没有多少自己的新花样。但就是这个创意来自《美国偶像》、PK环节源自网游、大唱“口水歌”的节目居然风靡了大江南北，上至古稀老人，下至幼齿儿童，人人都开始为超女狂。
电视娱乐要拒绝庸俗化，“导向”要大于“反映”
媒介的第三种功能是教育大众，显然媒介在反映大众需求的同时更注重自身的导向功能。中国电视节目作为经济发展的反映，娱乐化色彩日益浓厚，但满足大众的同时，不可避免会出现一定的媚俗化而致使娱乐的味道发生改变。人们有探求刺激的欲望，但这种欲望有好有坏，而不能是只满足私欲而忘记公德。曾记得九十年代中期香港电影《古惑仔系列》引入大陆并风靡一时，那种崇尚低级和暴力的娱乐垃圾，危害了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他们开始光着膀子上街，开始染怪异的头发，开始自设帮派，开始学许多所谓“时尚”香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结果社会上一片狼籍。电视这个媒介对此应负相当的责任。国内的电视娱乐节目大部分是步了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和英国的后尘，而这些电视传媒发达的国家已经很明显的在诸多娱乐节目中开始渗入诸多庸俗的因子，比如暴力、性、和偏执的嗜好等等。中国的电视娱乐化过程中难免要“拿来”，先进的经验要吸收，但是不能一味的盲目崇拜，要头脑清醒，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美国人尼尔·波兹曼写了一本《娱乐至死》的书，他的担心在于我们拿娱乐伪装了许多东西，包括真相、诚实等等，娱乐成了我们的化妆师，在娱乐的名义下，我们开始漠视一切。一方面许多东西呈现在我们面前已经是扭曲的反映，是另一种价值的存在。另一方面，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也正在被消解掉其原来的价值。当然也许这种名义是你不想要的，但它确实存在，只不过有时是潜在的而没有浮出水面。我们的传媒还没有美国发达，许多东西还处在缺失状态，这其中包括娱乐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在种种弊端显现之前，电视媒介要在反映大众需求的同时发挥真正的导向功能，尽量避免“亡羊补牢”。我们的大众需要娱乐，我们也应该制造娱乐，但前提是我们有清醒的头脑，要有正确的方法、形式，要明确自己的目的是为了丰富人们的生活而不是麻痹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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