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陶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其中渗透了丰富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因素。然而当我们看见一件陶瓷器物的时候，它所呈现给我们的只是一种单纯的工艺信息。这种信息虽然使我们对中国古代陶瓷和文化有一种直观的，真切可见的了解，并且以此为基础去认识物象，而并没有把这些因素作为历史文化的符号，或者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符号来对待。这样对陶瓷器物的认识是表面的，不是深层的。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要把陶瓷器物的符号功能看得过分神秘，因为毕竟这种符号的主体和它的对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稍加注意，或者说主动去习惯，就可以自由地运用符号演变的规律去认识一种陶瓷器物的特定内涵和这种内涵的缘由。
一
紫砂壶的出现并不始自明代，但是其开始兴旺的时期却是在明代中期。因此我们研究紫砂壶的着眼点也须从明代中期开始。
明代紫砂壶虽然并非专窑烧造，但是以江苏宜兴窑产品著盛。明代周高起《阳羡茗壶系》中说：“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又近人远过前人处也。陶曷取诸，取诸其制，以本山土砂，能发真茶之色香味。不但杜工部云：‘倾金注玉惊人眼’，高流务以免俗也。至名手所作，一壶重不数两，价重每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世日趋华，抑足感矣。因考陶工、陶土为之系。”①
显然，宜兴窑紫砂壶制作的著盛，得益于宜兴独特的地理和原料条件。“以本山土砂，能发真茶之色香味。”已经点明了宜兴的土砂，能够使茶的本香得以挥发。
明代中期以后，饮茶风尚的盛行。屠隆《考盘余事》中说：“构一斗室相傍书斋，内设茶具，教一童子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淡，寒宵兀坐。此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②此外，记载茶事的笔记还有董其昌的《茶董题词》、陈继儒《茶董小序》、郎瑛《七修类稿》、沈周《跋茶录》、陈贞慧《秋园杂佩》、许次纾《茶疏》、张谦德《茶经》、冯可宾《芥茶笺》、文震亨《长物志》、谢肇淛《五杂俎》……等等，不胜枚举。所记载茶事，论及紫砂壶和制壶名家的地方有多处，反映出紫砂壶在当时是饮茶风尚的一种带有标志性的物象。（图一）
二
中国传统的饮茶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时代。魏晋南北朝时，饮茶成为一种时尚和风潮，特别是成为一种社会意识的体现。晋代杜预的《荈赋》中，有“水则砥方之注，挹彼清流，器则陶拣，出自东瓯。”的记载。③中唐时期，饮茶风尚重又兴起，不仅出现了陆羽的《茶经》，而且出现了“秘色瓷”。宋代时，饮茶不仅更为流行，而且茶事比唐代时更为精深。其斗茶使用福建建窑的兔毫盏和鹧鸪斑盏。 （图二）（图三）
以上所述魏晋南北朝、中唐和宋代饮茶风尚，皆处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从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体系来讲，汉代确立了以儒家文化为指导思想的封建体制；但因未达到成熟的地步而陷入危机，进而导致社会的解体，出现了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隋唐时期，封建体制总结文化体系的发展经验，形成了封建统治的良性循环，创造了盛唐辉煌发展的局面。中唐时，经过总结经验形成的封建统治开始失去效力，封建的文化体系再次陷入危机状态，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宋代。甚至在理学创立，封建文化体系确立了新的指导思想之后，危机的局面也总是伴随着封建体制。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中唐和宋代，皆是封建文化体系的薄弱环节，而饮茶亦皆是这种薄弱环节的产物。如果以纵向的尺度来衡量，当魏晋南北朝封建体系弱化的时候，社会上兴起饮茶风尚，而中唐和宋代时封建文化体系再次弱化时候，社会上再次兴起饮茶风尚，不仅仅是对魏晋南北朝饮茶风尚的一种继承。这样社会一出现危机，就要以饮茶的办法来应对，因此在这里，危机是一种循环，饮茶也是一种循环。
明代中晚期，中国的封建社会经历着重大的历史变化。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社会上大兴功利风尚。西方殖民主义者的进入产生“西学东渐”，使西方文化进入中国。这些都对中国的封建体制造成极大的冲击，使封建的文化体系陷入深重的危机状态。在这里，宋代确立的以理学为指导思想的封建体制日益陷入僵化，保守，面对重大的社会变故茫然无措。于是在封建文化体系之内，士大夫或改造自己的指导思想；或从传统文化的理念中寻求自慰，即兴起新的隐逸文化；或对功利倾向进行转化。而紫砂壶的出现正是这一历史特征的体现。而这种体现的根本境界在哪里呢？
《后汉书》中说：“费长房者，汝南人也。曾为市掾。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及市罢，辄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唯长房于楼上睹之，异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长房之意其神也，谓之曰：‘子明日可更来。’长房旦日复诣翁，翁乃与俱入壶中。”④此段记载中的“壶”乃为容身之地。处于大变革时代，处于险恶环境之中的人们的容身之地可以籍此而延伸，可以演化为各种各样的形式。如在中国古代的园林建设中，讲究“壶井”天地，即以小见大，在有限的空间之中创造出广大而丰富的世界。隐逸文化在先秦时期已经萌芽，又在封建社会皇权一统天下和对士大夫的绝对制约下逐步发展而得到进一步强化。封建专制的压力迫使士大夫阶层必须寻找和创造一种高度发达的间接和消极的方式，以保证自己的相对独立达到社会机制所容许的程度。从东方溯的“避乱于朝廷间”，到竹林七贤，从“中隐”到理禅相融，士大夫的“壶井”世界不断变换着形式，不断发展着符合时代特点内容。如饮茶这种隐逸形式，从魏晋南北朝、中唐、宋代直到明代中晚期，不但愈加精细，愈加讲究，而且愈加外化，愈加直观。这是一个文化体系从发展成熟到不断调节直到开始衰落的必然反映。
如魏晋南北朝时是“越瓯秋水澄”，中唐时是越窑秘色茶盏；而到了宋代，情况就有所变化，虽然也是茶盏，但是福建建窑茶盏却饰有“兔毫”、“鹧鸪”，其外露性就显示出来，开始失去其内涵的因素，这是饮茶“壶井”的必然发展趋势，也正是文化体系的生命力开始衰退在茶具上的反映。到了明代，封建文化体系的生命力急剧衰退，而由于长期不断完善的结果，又使体系的内部结构高度致密，既不许“壶井“中的分子逃脱，又把世界上发生的一切拉住，并强行窒息在“壶井”之中。在这种状况下，隐逸文化除了加强传统隐逸文化的形式而别无他途，于是饮茶的”壶井”终于又被强化，而茶具则变为了紫砂壶，成为“壶井”的直观体现者，遂达到了“又如电光一闪，透体通明，遂与大化融合无际，更无天人内外之隔。至此见六合皆心，腔子是其区宇，方寸亦其本位，神而明之，总无方所可言也。”的境地。⑤
三
清代时饮茶风尚并未因满族人入主中原而消退，不但兴旺于民间，而且在宫廷中也大为盛行，这样紫砂壶就成为宫廷饮茶的不可缺少的器具。不仅提高了紫砂壶的规格，而且丰富了宫廷文化的内涵。
清人吴骞袭明人周高起《阳羡茗壶录》，撰有《阳羡名陶录》，其自序中说：“………以惟宜兴之陶，制度精而取法古，迄乎胜国诸名流，出凡一壶、一卣，几与商彝、周鼎并为鉴赏家所珍，斯尤善复古者，………。”⑥
清代的紫砂壶形式较前更为丰富，从实物看有圆形、扁圆形、方形、扁方形、瓜棱形、包袱形（图四）、提梁形、包漆形、方斗
和雕塑装饰山水、花卉、水果等。（图十）
清代紫砂壶表现形式的外化，是在明代紫砂壶“壶井”境界基础上的一种新的发挥。而这种发挥的基础则是康熙帝所奠定的清王朝的官方理念和审美理念。
满族入关后，康熙帝把程朱理学立为清政府的官方哲学，尤其重视“格物穷理”思想观念。他说；“古之正理，所以学者当于格物致知中，循序渐进，不可躐等。有一事必有一事之理，有一物必有一物之理，从此推去，必有所得。”⑦
然而康熙帝并没有忘记王学在封建统治的精神领域内的地位和价值，因而他为“正君心”而“主敬”。《康熙起居注》中说：“天命谓性，性即是理。人性本善，但愿是心之所发，有善有恶，若不用存诚工夫，岂能一蹴而至？………。”⑧康熙在御制文《居敬行简论》中指出，主敬是实现政简刑清的前提，人君只有以敬修身，正心诚意，才能实现无为而治。⑨但是王阳明的心学虽然是对宋代理学求心成分的继承和参禅入理，但是到了清统治者这里则包含了元代以来封建统治者的心路历程，即崇信藏传佛教的内容，而藏教密宗讲心是“染静”，即以贪为心，以贪为理。⑩这样官窑陶瓷的形体日益复杂，装饰愈加繁密，色调愈加俗艳，寓意愈加外露。
康熙帝的统治思想实际上是把“格物穷理”和心学的思想结合起来，使两者互相服务，这样外在形式的张扬有了更为先进的技术保证，自身也就愈加肆无忌惮
如在紫砂壶的制作上，原本的“壶井”理念到了明代中晚期的茶具上演变为具体直观的壶体，这已经在外在形式上走得很远；而到了清代，“壶井”理念已不满足于简单的直观形象，而是追求丰富多彩的外在表现，即“心”之“染静”在于以贪为心，以贪为理。这在前述清代紫砂壶的造型和装饰上鲜明地反映出来。这种“心”的追求在“格物穷理”所促进的更加先进的制陶工艺的满足下，展现得更加完满和细腻。
四
综上所述，紫砂壶是中国封建文化体系循环的产物。从文化循环的角度讲，饮茶是中国封建社会隐逸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从魏晋南北朝直到清代，几乎可以伴随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始终。隐逸文化是应中国封建社会文化体系的危机而存在，因而每当危机出现的时候，作为隐逸文化的饮茶风尚和相应的茶具就会出现，而中国封建社会和文化体系的危机循环出现，那么饮茶和茶具也会循环出现。当魏晋南北朝、中唐、宋代和明代中期，中国封建文化体系在纵向时间上循环危机，饮茶风尚循环出现的时候，便会在纵向时间上循环出现“越瓯”、“秘色茶盏”、“建窑茶盏”、“宜兴紫砂壶”。因此说明清紫砂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扮演越瓯、秘色茶盏、建窑茶盏的角色。而由于明清紫砂壶出现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晚期，因而其面貌不可能是越瓯、秘色茶盏、建窑茶盏的简单重复，而是更为直观，形式更为绚烂，这是由于紫砂壶赖以生存的隐逸文化的不断沉沦，其“壶井”境界不断被腐化。当精神世界不足以容纳世迁变化时，内在的因素不断让位给外在的因素，直至变成为形式而形式的造物。
注释：
[1]明代周高起《阳羡茗壶录》卷首，《古瓷鉴定指南》三编，孙燕点校整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
[2]明代屠隆《考盘余事》，清代陆廷灿《续茶经》卷上之二《茶之具》，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
[3]晋代杜毓《荈赋》，选自熊廖《中国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4]《后汉书·方术列传》下。
[5]明清之际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十八《东林学案》一。沈芝盈点校本，中华书局2008版
[6]）清代吴骞《阳羡名陶录·自序》。桑行之等编《说陶》。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7]清代康熙《理学论》，《御制文第四集总目录》卷二十一。
[8]《康熙起居注》第一册。
[9]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卷之一《清初满汉文化冲突与康熙政治构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0]吕建福《中国密教史》第一章《导论》第三节《密教的教义》1、《菩提心论》2、《大乐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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