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个人主体化现代化知情意的解放与异化
个人化、个人主体性的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更是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但是在中国条件下，长期以来，个人化、个人的发展往往被等同于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而遭排斥和批判。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展开，个人主体性的发展、个人知情意的解放与异化问题越发突出。文学家多从人的感性角度表现这一问题，更多的学者或是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人的主体性问题，或是从社会学角度强调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前提，[1]却少有学者从现代化、从人的现代性这一角度来具体探讨作为个人化的核心即个人主体性的内在结构的知情意的解放与异化问题。本文尝试从现代化角度、从理论与历史实际两层次来讨论之，以求教于方家。
一、个人化与现代化
个人化是一种趋势、一个过程，是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基本内容，也是现代化运动的结果之一。个人化的过程是人的主体性的突显和主体意识的强化过程，是人的知识尽量扩充、情感充分表现与意志自由表达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个人化也就是个人主体化。个人主体性与人的主体性稍有不同。人的主体性,就是作为主体的人在同客体的互相作用中所表现出来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特征。个人主体性是人的主体性分化的一种形式，其参照系不单单是指人作为主体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更重要的还包括个人作为主体与他人、全体、社会等他者主体的相互作用。“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2]个人主体性的发展伴随着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
马克思曾以个人主体完善状况为尺度，以人的生产能力为线索，把人的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三大形态，即依次经历“人的依赖关系”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态、“建立在个人能力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形态。自然发生的“人的依赖关系”是人的最初存在状态。在这一时期,人们最初由血缘关系而存在，获得“族类的记忆”，没有真正独立的个人；在由血缘联系发展到地域联系的过程中，人们逐渐获得“国家的记忆”，但是个人仍未独立出来，个人只是作为国家权力系统中的一部分存在。在这种一切以人身依附关系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关系中，人的主体性就总的特征而言,可以说是一种群体的主体性，个人在人的依赖关系中成为某种主体的组成部分，而他自身还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体，个人的知识有限、思维能力低下、情感与意志的表达非常有限。个人作为独立的主体存在是在近代社会大生产状态下出现的。即马克思所说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构成的人类发展的第二形态。在这一时期，社会生产的全面商品化，使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在发达的交换制度中，人的依赖纽带、血缘差别、教育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碎、被粉碎。“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3]这种商品经济必然强化人们的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同时，市场的发展使人处于高度流动状态，人的选择也出现多样化，这为个人主体性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近代工业革命带来社会物质生产的巨大发展，为个人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个人主体性的发展是近代的产物，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的。
同时，个人化又反过来推动现代化，个人主体性的确立是社会现代化的内在动力。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指出：在整个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化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够赋予这种制度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化理论基础，“如果执行和运行这些现代化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4]以政治权力支配一切的政府主导型的现代化，依靠的是一种社会的动员，这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它缺乏最广泛的社会基础与社会动力，而且，现代化的发展最终必然会冲破政府的控制。正如亨廷顿所言：改革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能让社会动员跑得太远。他提出一个公式: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挫折感。这说明在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的情况下,社会动员越高越早,则社会的挫折感越强。[5]（也许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一个鲜明的实例。）现代化的发展最终是为了改善人的素质,满足人的需要,提高人的自由度和主体性，它又必须依靠人的发展，必须承认个人主体性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并为个人主体性的发展提供广大的空间和基础，如此，现代化才能获得强大的社会基础和源源不断的动力。所以，个人主体化与现代化是一个同步的、相互作用的过程。
但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个人化与市场化、城市化一样，都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带来了个人主体性的进一步发展与确立，也带来了个人的异化。因为在市场经济阶段，个人的发展仍然有其限度。从个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来看，在人类知识和经验不断积累的过程中，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的能力日益增强，但是，人类仍然无法完全认识自然，更无法完全控制自然灾害。而且，如果人类不遵循自然规律，就必然会遭到自然无情的反抗。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6]从个人与他者的关系上来看，在人对物的依附的社会里，个人与他者的关系被物化，个人主体的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受金钱左右。而且，个人作为主体存在，他者也是主体。如果仅仅把他者当作客体，就会受到他者的抵制与反抗；如果无视社会的游戏规则和公正理念，就会走向极端的利己主义。如此，就会使个人与他者缺乏一种健康的互动，个人就会成为孤零零的个体，缺乏他者的认同感和社会的归属感，最终就会使个人主体性发展走向迷失。从个人与自我的关系来看，“在任何情况下，人都是‘主体’，人的需要都是更本，人的需要就是一切活动（包括选择什么样的手段）的出发点和归宿点。”[7]个人作为人对自我的主体性就表现在对这种需要的自觉上。但是这种需要并不完全由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而是受到一定的对象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并要遵循一定的规律，同时，个人的具体需要又是无穷多样的，因此，当个人过分的偏向某一种需要或对某一层次的需要无限独占时，其结果只能是造成人性的单调和生命的干瘪，人也就变成了“单向度”的异化的人[8]，违背了个人追求个性全面而又自由发展的价值取向。
所以，在马克思那里，第二形态只是为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提供了一定的条件，物对人的规定、制约乃至支配,使得处于此种状态下的主体性不能不带有极为矛盾的性质,有时甚至具有异化的特征。人的主体地位的真正确立,只有在社会历史发展的第三形态中，即马克思所设想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时期，才能得以实现。建立在个人能力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实现是在人发展的第三阶段。
二、中国条件下个人主体性发展的道路
西欧的现代化是在家庭、家族以及地缘集团相当弱化、个人已有相当程度独立的前提下发生的。宗教革命首先打破了神权统治，把人从神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人的真正价值被发现。文艺复兴使个人的思想获得极大解放。它鼓吹的新价值观是对个人主义的肯定。爱情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个人奋斗、个人独立等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为个人本位的市民社会扫清了障碍。而资产阶级革命则摧毁了等级制度，把个人从等级制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个人以契约的方式缔结新的集团。按契约原则缔结起来的社会组织中，个人既不依附于高位者，也不依附于组织本身。组织中人与人之间关系大体是一种平等关系。在这些前提下发展的社会现代化又进一步促进了个人的独立和个人主体性的发展。这是一个互动互进的过程。
而在中国，传统中的个人是绝对的服从附属于家庭家族和政治权威的。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家族宗法社会，家庭、家族是社会的细胞，个人是通过血缘宗族关系联结起来的伦常关系巨大网络中微乎其微的一个网结，他们屈从于家族及高高在上的行政权力的权威主义统治，成为家庭及其最高代表帝姓家庭的驯服工具。随着中外交往的增多，在欧风美雨的洗礼下，在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开始突破了原先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体制的情况下，思想界、文化界发出了个性解放、个性自由的呼唤。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的现代化的探索，一批批先进的思想家就积极介绍西方的民主权利自由个性解放尊重个人等观念。到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胡适等人旗帜鲜明的提出了个人本位主义，指出个人解放，民族才有希望。但是，在经济活跃程度有限的状况下，“娜拉出走之后”仍然无所适从。在中国进入计划经济时代，个人的一切都在被计划之中，在单位与个人、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存在一种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个体的人缺乏自主性、独立性。改革开放使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根本性转变，个人也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从传统的家庭宗法及行政权利支配的关系中解脱了出来，从权利本位、关系本位、单位本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了自主、自立的权利。个人的主体性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其根本点就在于人们获得了更多的流动与选择的自由。人们的生活及行为观念上出现了各种解放的倾向，具体表现如：1、生活观念多元化——随着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价值重心的转移，人们的价值取向日益多样化，生活显现出它的丰富多彩本性。对于从政、经商等等各种社会角色，人们的理解与选择都表现出了多样性。2、就业方式多样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计划分配的旧有模式逐渐被打破。昔日“从一而终”的依存关系被个人“择良木而栖”所代替。公开、平等、双向、自由选择的形式，为个人的个性发挥和自我发展提供了空间。就业结构的多元化，使我们的生活越发的丰富多彩起来。3、家庭观念张扬个性化——“养儿不为防老”、“丁克”家庭、“空巢家庭”、“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家庭“aa制”等概念的出现无不体现出了家庭模式、家庭关系的简化与家庭观念的深刻变化。4、流动迁徙平常化——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一向是安土重迁，乡土情结深深地烙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坎。计划经济时代，大一统的集中调控方式，使得改革开放前几十年中的社会流动很少发生，仅有的人口迁徙也多为环境所迫。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政府制度政策的调整、改革，传统的按血缘、地域或种姓来确定个人角色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大规模的社会流动。人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与意愿自由的流动与迁徙，日暮不再问乡关。
应该说，每一个作为主体的个人，其价值取向与选择的多维化、多向化、立体化发展，是历史前进的必然趋势。它使人们回到自身的社会存在，重新发现自己的社会角色、权利和义务，重新发现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合理和充实。但是，在中国，个人主体性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历程。而且，即使是日益被注重的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利益也并未像西方某些国家那样占据至高无上的支配地位，个人主体性与现代性的发展仍停留在极浅的层次上。个人的观念、思维等等也出现了诸多的问题即异化。具体表现如：1、物欲化——人们过于迷恋对物的占有和享受。对物和金钱的崇拜，使人变得越来越自私、贪心不足、惟利是图，无视自己的精神需要。这种物欲化倾向的发展，导致人格、道德、精神和行为的衰退，如腐败的盛行正是其表现之一；2、盲目性——盲目的追求功利，对社会的巨变缺乏理性的认识，对之持一种焦躁不安的心态，常常实施一些缺乏理智的盲目行为。如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话语“一无所有”、“跟着感觉走”、“活着好累”、“活着为什么”等等都表明了人们的盲目与人生价值的迷失；3、冷漠化——对物质和金钱的崇拜，使得金钱的价值成为支配人们社会行为的唯一力量，人们的利益观念方面越来越向个人倾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脆弱，个人对他者、对群体、对社会的责任感越来越淡漠。这种旁观者的冷漠，正是人们失去精神信仰与道德良知麻痹的表现。4、粗俗化——当利益交换成为一些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唯一原则是，一种“原始的、本能的人性复归现象”就成为反文明挑战的一种表现形式。粗俗语言的流行、粗俗行为的崇尚，是社会转型利益重新调整时期，过高的利益期望、不合理的社会无序现象、不公平的现实分配等造成的人们强烈的失落感、挫折感与不公平感的反映，更体现了社会成员面对巨变时心灵的迷失。5、无责任化——改革开放使人们产生急于致富的补偿心理，于是权利与责任、义务就被对立起来，只要权利、只想获得，将权利与利益的获得视作天经地义的，而对责任与义务的付出却视作可有可无的，或是根本上就认为是与己无关的事。于是，对于知识的追求、对于事物的探究无兴趣；对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命运、甚至自己的生活与工作都无所谓；对于社会发生的一切都看成是演戏，将人们的活动都看作是在争名夺利，对一切都觉得无意义。这种“三无”倾向的产生，正表明了人们权利义务责任观念的失衡[9]。正如姜义华先生在《理性缺位的启蒙》中描述的，“（90年代以来）中国人在精神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人不再屈从于政治权力、家长权威，有了广泛的自主自立自由的权利。但是，由于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失衡，精神生产远未能同物质生产一样蓬勃发展。传统的、辅之以行政权利全面支配的大一统意识形态已失去往昔的统合力、约束力，而新的价值体系仍在形成之中，还未成熟，还未丰满，远未能为全社会所认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尤其是在非规范、非成熟的市场经济冲击下，在带有原始积累的粗野性、血腥性的市场经济冲击下，出现了所谓价值迷失、道德迷失、行为规范迷失，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纵欲主义迅速败坏了社会风气，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精英层与大众层，观念上和文化上都呈现了多元化趋势，却缺乏将他们加以整合的力量。这就是观念形态方面的失序、失衡与失范。”[10]
三、个人主体性与知情意的全面提升
市场经济是以个人利益为经济行为的动因、个人自我抉择和自我负责为行为规范、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体系。市场作为一种制度是建立在人为了自我的经济利益都会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前提上的，而这一制度的建立又反过来积极地调动个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个人化与工业化、市场化相伴而生，个人主体性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
个人主体性是人的现代性的全局性的概括，体现于个人发展的多维度、多向度和立体化状态。其内在结构包括知、情、意三个方面。“知”即关于自然、人和社会的认识、知识、经验、理性等内容，是人类对世界的知识性和理性的追求，其外在形式是科学研究、认识、理论、学习和教育等活动；“情”指情感，是人类对客观事物的态度和体验，表现为积极肯定的愉快、喜爱、向往、满意或消极否定的憎恨、愤怒、厌恶等；“意”指意志，是人类追求某种目的和理想时表现出来的自我克制、毅力、信心和顽强不屈等精神状态。“情、意”两方面，实际上是指包括社会意识形态在内的广义的价值观念体系，其中主要是指人们生活中的信念、信仰、理想等思想认同和精神追求，它们通过道德、艺术、宗教、政治、法律、习俗等外在形式表现出来。这三方面的有机统一就构成了千差万别的主体和主体性。换言之，“知”就是人对世界的理性认识，“情”是使主体内在结构具有两面性的因素，“意”则如方向盘一样调节他们在人的各种现实活动中发挥作用，从而表现出多样化的主体性。
在人的主体性发展的过程中，知识的提升是其基本方面，情感与意志的提升则更为重要。因为，教育的普及可以提供给个人足够的知识基础，但仅有知识的提升，就会使主体性的确立只停留于部分人当中。同时，个人的主体能力和主体意识的发挥，在情感与意志方面，更易于停留在传统的泥沼之中，更易于走向道德与价值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迷津，而且个人的主体能力和主体意识越强,他就越是无法走出这个迷津。因此，个人化问题实际上讨论的就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的素质问题。
关于现代化中人的素质即“人的现代化”的研究，在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就已经出现。代表的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他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典型描述了现代人14个方面的理想特征：效能感和自信心，不相信命运，乐于接受生活变迁；具有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乐观的生活态度；时间感；重视技术技能；待人平等；计划性；尊重他人；对陌生环境不抱戒心，具有信任感；期待子女受教育和获得现代职业；具有独立见解，能容纳不同意见；兴趣广泛，接受信息能力强；对生活中的问题具有理解力。[11]他清楚的揭示出，人的现代性不仅仅表现在人获得的现代教育和现代知识，而更多的表现在自信、效能感、不相信命运等等人的现代意志与情感方面。现代的人应该是在知情意各方面都得到提升的大写的、丰满的人。
但是，在随后的70-80年代，人的现代化理论传到中国之后，中国的理论研究却是误区甚多。其基本点就在于，过多关注知识系统的现代化，而对于情感、意志系统的提升未加注意。在强调用理性的、知识的、理论的眼光去看待一切的时候，知、情、意三个领域萎缩成单一的认知领域，人们丰富多彩的情感、意志生活不见了，人性被扭曲。在这种眼光指导下的研究，就出现了简单化与模式化，如：常常把“西方人”作为“现代人”样板；用简单的理想模式变量来描述“传统社会”、“现代社会”、“传统人”和“现代人”；片面的把西方的某些价值观点、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作为“现代人”必备的素质加以推崇，并以此来检讨、批判我们自己身上相应的“传统性”等。
中国是一个现代化后发的国家，其现代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学习和模仿西方的现代化。但在我们积极谋求现代化、谋求个人的发展时，西方却呈现给我们一副极其复杂的图景：一方面是个人解放、个人主体性的发展与现代化的互促互进，另一方面却是个人主体性的发展走向个人主义所带来的尴尬。于是，诸多的研究，或是以西方为目标模式，积极倡导个人主义，强调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的不同，或是将个人主义与资本主义等同，积极反对、批判之。这正反映了，在各种现代化思潮与各种对个人主义反思的思潮蜂拥而来的时候，我们或多或少迷失了研究的主体与根底。个人主体性在处理个人与他者的关系上是与个人主义决然不同的，它所关注的根本点，如前文所述，是每个人多维化、多面向、立体化的发展，是每个人知情意的全面解放与提升。它在争取个人自由的同时，尊重他者的自由。个人化的另一面就是人的世界化，即人超越血缘、地域以及政治权力的联系，实现现实的、现代性的联系，而并非使人游离于社会之外。同时，个人主体性的发挥在各个国家亦有不同。在中国，乃至东方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更需要考虑个人主体性的发展与传统的联系以及在特定的传统条件下个人主体性发展自身的特点，因为情感与意志的现代化比知识的现代更新要来得复杂、困难得多。
因此，在中国现实状况下，知识的更新、知识的现代化也许还不是最根本的问题，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现代人的意志、情感与传统的差异及联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所出现的观念方面的失序、失衡与失范，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人的情感与意志方面没有得到提升的表现。前文所提到的物欲化、盲目性、冷漠化、粗俗化和无责任化等种种倾向，不光关乎人们的知识能力，更多的应该是关系到人们的情感与意志的层面的转变与否。在现代中国，个人主体性与现代性发展的艰难，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人们在情感与意志层面上很难和传统中的‘中和’、‘均平’等观念完全断裂。在社会转型时期，个人主体性的确立很难离开传统的联系。
或许温州商人走向世界的模式值得我们思考：现代性与传统并非决然对立，个人主体性的确立与传统中的亲情等也并非完全冲突的，传统中的诸多因素也会为个人现代化、个人主体性发展提供积极的助力；同样的，正确的区分个人主体性发展与个人主义的不同，积极汲取西方个人主义积极成分，也会为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提供有效助力。因此，在研究现代化中人的素质问题时，我们应该积极探求的是如何建立一种新的价值体系与新的理性精神，来整合各种不同的价值取向，来克服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带来的负面效应，来提升人的知情意并克服人的价值、情感等等方面的迷失。[12]
注释：
[1]关于人的主体性的探讨，近年来相当热门，论著颇多，如郭湛著《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丰子义孙承叔合著《主体论：信时代新体制呼唤的新人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龙柏林作《个人主体性探析》（《理论与改革》2003年4期）与《个人主体性发展限度：概念诠释与双重证明》（《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2期）等等不一而足。对于人的现代化的研究更是举不胜举。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21页，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39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12月。
[4][11][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著、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第4－6页，第22－3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5]亨廷顿著、张岱云译《变革中的政治秩序》，第5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17页，人民出版社，1972。
[7]《主客体关系学系列丛书》编写组：《社会是什么：价值联结的生存单位》，第202页，商务印书馆，2002。
[8][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9]关于现代社会人的异化的各种各样的表现，参见邵道生著《现代化的精神陷阱》，知识出版社，2001。
[10]姜义华：《理性缺位的启蒙》，第464页，上海三联书店，2000。
[12]]参见：姜义华著《论“人的全面发展”与当代价值体系及制度体系的重构》,《学术月刊》,2003年3期；《理性缺位的启蒙》，第467-469页，关于以一种新理性主义来解决好社会大转折中出现的诸多失序、失衡、失范等问题的讨论。上海三联书店，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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