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作为中晚唐时期著名的诗人和政论家，少负卓名而才思敏捷，时人以为李、韩之亚匹。杜牧虽为时之盛名诗家，其志略却始终着意于辅佐国稷，“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是其平生报国愿望的写照。史载杜牧“其古文纵横奥衍，多切经世之务”，素以收复河山，平定中原，庶兴民生为己任，而“不为龌龊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列病尤切。兵法戎机，平昔尽意”。作为文人和诗人的杜牧，并不简章自居和划地自牢，而是以儒家士人的志节和品格力行实务，概论兵机要策，并多次上书朝署宰相，献略划谋，以为安靖边关、削平藩镇之计辅。非特于其略志策论中对于边事详加志略，杜牧在其贺表诗文中广泛表现出于边疆事务和国境安宁的关注，于拥兵自重，恃武秉钧的藩镇和袭扰边疆的回鹘予以切责抨击，并切实提出规复河湟、略定异戒的战策步骤，文章之间立论精要，豪情凛然，为历代诗家所不及。故后人评述牧之“其通古今，善处成败，斉辈所不及也”。兹以杜牧集中存文的边策思想裨以类分，综述其义。
凡举杜牧文集，其为兵事章文尤为剀切精当，纵横奥衍者，莫过于其论谏之文。杜牧于文中对于其时唐代屡经离乱，藩镇纷起，戎夷内侵的局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和谏言，并以所注文和所序之兵家要旨，于当时北方及中原局势进行切实的考察和论证，提出合理的意见和平乱措施，以干谒重臣，谋求经纶之要旨。其中《罪言》、《原十六卫》、《守论》皆为传世之文，而精论时局，为后人所叹服。
1.杜牧集论述文中的清藩思想：《罪言》
杜牧集《罪言》之所述，是针对中唐敬宗、宣宗之时河湟叛而复离，边将擅制的局面所提出的归复河山之道，具有挽救时局，赞画方略的性质。而杜牧毕生沉论于下僚，胸中志略虽抒之于简册，始终未能脱略于文人立身的思想观念，故而在其开篇即言道：“国家大事，牧不当言，言之实有罪，故作《罪言》”。尽管胸中才略无法悉数发挥，但杜牧还是为国家之事而呐喊疾呼，并贡献出自己的才华和心力。在《罪言》中他就当时的政局和乱离写道：“呜呼！运遭孝武，擀衣一肉，不败不乐，自冗中拔取将相，凡十三年，乃能尽得河南，山西也，洗削更革，罔不顺适，唯山东不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退，岂天使生人未至于帖泰耶？岂其人薄未至耶？何其艰哉！何其艰哉！”这不仅是对于国事的忧愤与不平，也是诗人内心深处爱国情感的自然流露和反映。杜牧在文中提出了所谓“悉使生人无事”的上中下三策，上策之道备述教明政治，内修法令以实现自强，修仓禀、实甲兵、选贤任才，使其各安于其所，“如果不自治，是助虏为虐，环土三千里，植根七十余年，复有天下阴为之助，则安可以取”，是靖内以修明，徐图缓进的长远之计、深思之策。而中策之所成，则是以急进勇攻为主，提出“取魏”，魏即魏博，系河北三镇中粲骜不驯而积骠悍之心数十年者，节度使反而降顺者数之。杜牧之《罪言》所论策，即以削平河北三镇为要务，然而杜牧并不急于对魏博三镇邃动刀兵，而是主张先重后轻，各个逐灭。他根据当时的地理形势分析道：“中策莫如取魏。魏于山东最重，于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东，以其能遮赵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赵，同不可越赵以取燕，是燕、赵常取重于魏，魏常操燕，赵之性命也，故魏在山东最重。魏博传五世，至田弘正入朝，十年复乱，更四姓，传十世，有州七。”
杜牧针对日弊积久，势重难返的局势，提出了“先取魏，后图河北”的方略，而河湟之平定，略如牧言，杜牧之所言下策为“浪战”，即《孙子》所极力否定的“不计地势，不审攻守”，任意地采取军事行动和虚托民力。这对于收复河湟显然是极为不利的：“山东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后生所见，言语举止，无非叛也，以为事理正当如此，沈酣骨髓无以为非者”。由于长期的割据和叛乱，其悖风已习以为俗，故不可邃复，而又不可一战而定，故忌浪战。杜牧之为非言，实屈苦心孤诣，欲为国家划谋而不可得，故投制干谒而表奏宰辅以冀得用，又不敢直抒胸臆，惟以曲意微言以进，用心良可嘉也。故《新唐书》本传云：“牧追咎长庆以来朝廷指置之术，复失山东，巨封剧镇，所以系天下轻重，不得承袭轻授，皆国家大事，不当位而言，实有罪，故作《罪言》。”这是对于杜牧投效制策之心的真实写照，由此可见出杜牧爱国之忱和报国之拳拳心眷。
2.杜牧集论诗文中的制策思想：《原十六卫》
唐制承隋，自高文肇立，即以隋制律典章为依据而立唐家规制。后由于兵乱纷割，托逐下移，藩将秉财赋节度军戎之权，遂不来朝，裂土以抗。杜牧针对唐室虽然立志恢复，却不能从根本上取消藩镇之制的政治局面，奋而提笔写下了《原十六卫》，以太宗旧制规谏唐帝序次文武，掌制机枢，以实现统一局面。文中广引开国之典，以为论据，冀能可复。
杜牧在《原十六卫》中详引自隋季唐兴以来的文武职制，辖权用典，以为规谏之据：“国家始踵隋制，开十六卫，将军总三十员，属官总一百二十八员，署宇分部，夹峙禁省、厥初历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观之，设官原无谓者，其十六卫乎？本原事迹，其实天下之大命也”。继而杜牧详细记叙了唐代之所以柄落边将、权归幕藩的历史缘由，并从中找到原因，其用字精炼，言简意赅，颇有可足观者：至于开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胜矣，请罢府兵”。诏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强矣，请博四夷。”诏曰“可”。于是府兵内铲，边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往矣，内无一人矣。趋辽走蜀，缭络万里，事五强冠，（奚、契丹、吐藩、云南、大石国）十馀年中，亡百万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烬燃，七圣旰食，求欲出之而不能也！这既是对于当时时势鞭辟入里的分析，又是对于国策与政治的自觉反思。杜牧对于当时局面透析的了解和论证的水准，固不出于同时之崔，武诸相之外，亦为同侪诗人与文学家中所少见。杜牧提出，天下大势的稳定和制衡应裁抑藩镇，政归中央，而妄加滥赏封制，设立节镇以御强藩的做法，是乱而复乱，分裂崩坼的根源。杜牧痛切于藩镇对国家的危害，战乱造成人民生活的颠沛流离，故而在文中犀利地指出：“近代以来，于其将也，弊复为甚。人嚣曰廷诏命将矣，名出，视为率市儿辈，益多赂金玉，负倚幽阴，折券交贷所能也，绝不识父兄礼仪之教，复无慷慨感慨之气。百城千里，一朝将之，其强杰愎勃者，则挠削法制，不使缚己，斩族忠良，不使违己，力壹势便，罔不为寇。其阴泥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敛……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尽知之乎”？
总结以往的得失和教训，杜牧详明地提出了更复初唐旧制，即由太宗文皇帝传留下来的十六卫制，其核心实质是裁抑藩镇兵员，节制军权，便于势归中央，消除割据。对于跋扈之镇，飞扬之将，悉以抑制，免使致患。这是合理而中肯的政策，也是符合当时唐朝朝廷的实际政治情况的。杜牧对于治理边镇中运用文武之道作了如下的概论，以倡明国策，规化政制，也是他肺腑之言的真实吐露：“且武者任诛，如天时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时有春，是天下不能倒春秋，是豪杰不能总文武。是此辈受铖诛暴乎？曰于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于是乎在。欲祸蠹不作者，未之有也。”杜牧在文中明确提出“豪杰不能总文武”的观点，以近代观点言之，即是军政分离，政财相制，庶几免重柄聚集于藩镇一人之手，这无疑是具有现实性和科学性的。文末奏雅，杜牧以点晴之笔道出了本篇的宗旨和作文的意旨：“伏惟文皇帝十六卫之旨，谁复而原，其实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十六卫》”。这无疑是对唐代统治者的规谏和呼呈，也是对于国策的直铮和忠言，这种精神对于当时的现实局势是具有进步和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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