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的学术会议上，与会者总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即每个人都在自我言说，而期待被人认真聆听成为奢望。每个人听到的都是自己学术范围内的东西，是对自己所说的印证，而不是想要了解发言者的本意。这还是好的，更多的现象是根本对别人的言说充耳不闻，于是，所谓的交流成了一场场被互相打断的独白。这种现象不知产生于何时，但现在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交流确实是困难的。虽然人有社会性，需要群体存在，可是当我们越来越远离茹毛饮血的年代，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就越来越少，我们不再需要抱在一起取暖，不再需要围成一圈狩猎，我们各自安稳而自足，一切以前取自朋友或亲人间的帮助现在都可以用金钱来换得。似乎不再有人情的压力，不再有求人和被求的困扰，可是随之而来的却是深深的冷漠。记得小时候经常看到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人情冷漠的文章，说他们住在一个社区却几年不说一句话，甚至死了都没人知道。当时觉得真可怕呀。可是现在，这些都可以拿来描述我们现在的都市社会了。当然这可以当作发展的代价，同时是发展中的一个过程。人是有智力的生物，有使事物完满的冲动，人一定不允许自己生存的环境一直冷漠下去，到了一定的程度，情况一定会有所改变。我们现在可以做的似乎只是耐心地等，等社会平均的心理成熟度升高，社会就会变好。那时候，将是摇摆后的回归，人们将把亲切的交流由理性内化为自己的需要，互助和交流将会重新进入人们的生活。
可是那要等多少年呢？现在的情况依然无法令人乐观，尽管我相信前途是光明的，但是道路怎一个“曲折”了得。这其实是种必然，但是把它说清楚又会很麻烦。按照中国式思考的惯性，点到此就应该结束，留给别人思考，让我们文字的无尽包容性在人们的阐释中展示它的魅力。可我不得不说那是种惰性，思想的懒惰是可以这样练成的。我已经在这种懒惰中沉溺了多年，以为不说、不争，其理自明。这是一种单向交流的文化，只顾把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符号发出去，接受得怎样却要由接受者自己看着办了。这是一种貌似不计后果的思想输出，不期待交流或承认，至少不期待现时或者当面的，而愿意让它流传万代，让后人评说。这种对接受者毫无同情心的方式让我们看出，其实在我们的文化中，功利主义尤胜。写文章首先是为了发自己所想，这是一种自然之道，即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极端一点说，这些都是为了自己而作。当然也存在心存天下志在高远之人，这是我们民族的精华，同时也是另类。从我们将这种人推到多么崇高的位置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欠缺，正如在城市或者乡村看到哪类标语最盛就说明这里此方面最需提高一样，只有欠缺而又对社会或者统治者有益才会被时时刻刻地提倡。
这种文化中的功利和惰性形成了我们懒于交流的传统。而当代社会分工的细化又使交流日益成为不可能。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画家可能同时是雕刻家、音乐家，比如达·芬奇；18、19世纪一个哲学家可能同时是数学家、天文学家，比如康德。同样众所周知的是，在当代，这样的全才是不可能产生了。每个人精于自己一个狭窄的领域，这是基于工业时代流水线作业的启示吧？遍观现在高校中的诸专业，每一个树干上都发出难以尽数的枝丫，看似相近的名称却可能有全然不同的内容，细化到堪称精致的地步。如想在哪一领域出人头地，只能专心而深刻地在这一领域全心钻研而不能心有旁顾。因此，全才没有了，不是因为人退化了，而是时代不允许。也许这样的细化有这样一种理论做依托，即类似于交响乐团，每个乐手苦练自己的一门技艺，合起来就有可能成就美妙乐章，而不需要每个人都会几种乐器，不需要每个人的全面能力。显而易见这是和马克思提出的人有全面发展的需要相悖的。他所提到的“异化”曾在工业革命前后被显影为罪恶和暴力，可当代却成为人所共知进而不再能刺激人神经的熟语。这是因为，尽管“异化”是可怕而残酷的，可在这个时代，它却不可避免。这将成为一代人心底共同的痛。而在心理学中，痛感是人无法如香或者臭等气味一般逐渐适应而淡化的，痛是人唯一无法习惯的感觉。所以，大多数人如以赛亚·伯林所说“如果你无法从这个世界上得到你渴望的东西，你就必须教会自己如何不想得到它。”[1]不想得到自由和全面发展依然是困难的，于是，不如遗忘，忘掉这个让我们觉得疼痛的字眼，继续前行在这个专业无比细化而且依然日益细化的时代。练好自己拿手的乐器，它能为我们交换到其他生活的必需品和娱乐，我们可以在休息的时候去旅游、唱歌、欣赏话剧，在表面的丰富中掩藏个人无法丰富的现实。交流，似乎没有那么迫切，除了被敏感的知识分子在或大或小的会议上高呼，其他时候，交流已经隐身在商业化的洪流之中。
与这种交流的困境相伴而生的，或者说互相促进的一个现象是“工具主体化”——即以前作为工具的一些门类在社会分工的细化中逐渐强调自己的主体性地位。这有一个历史的过程。
我们知道在文艺形成的最初，比如《诗经》产生的年代，是诗乐舞一体的，后来分化成非常不同的门类。现在，这三种艺术形式几乎受到同样的推崇，都属紧贴人心的性灵产物。可是最初它们却是作为工具出现的，比如作为祭祀或者教化用。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中，文艺始终和统治密切相关。四书五经一个很大的功能是为统治、教化服务——《诗经》的出现是统治者为了采集民风；《论语》、《孟子》被奉为经典是为了让臣民安于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上智下愚的稳定系统，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后代当然有对这种教化的不屑和反驳，从魏晋时期对自然的推崇，唐代对天才豪气的看重，宋明对韵味的追求，到清代由“童心说”启发而来的“性灵说”，逐渐近思想而远教化的轨迹一目了然，可是最受人们重视的却依然是思想的演变，而不是它们的载体。即重内容，轻形式。到20世纪初，“文学”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开始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也开始有专门的形式主义学派，尽管它已经由于过于极端而消失了，但可以看出这一记录、演绎、传播思想的载体开始为自己要求更为重要的地位。
不独文学如此，在18世纪的法国，音乐被看成一门相当低级的艺术。“声乐之所以有一席之地，在于它有助于激发宗教意欲为之的情绪……”[1]这是相当典型的把音乐视为工具的思想。而随着浪漫主义思潮从德国蔓延到整个欧洲，音乐开始有了一定的主体性地位，才有了叔本华对音乐的论述——作曲家向我们揭示了世界的隐秘本质；他是最深刻的智慧的解释者，说着理性所不能理解的一门语言。于是，音乐在原先的宗教礼仪和娱乐功能之后，开始承载本源意义上音乐之外的东西。除了主观情感的表达，还能把人物内心最真实最撼人心魄的情感波动赤裸地呈现出来，还加上了理想、原则、思想的表现，越来越全方位，越来越具有主体性。
还有很多离我们生活很近的例子，比如当前在学界比较热的一个提法——将翻译文学纳入国别文学之中。翻译最初只是为了不同语言之间互相学习互通有无，尝试再次登上巴比伦塔。翻译的文学作品向来在外国文学的书架上陈列。可是随着译者的作用逐渐被发现，翻译家不再被当作语种转换的工具，他们的创造性被逐渐发掘出来，翻译文学也开始了一个主体化的过程。
最近看了一本小说，美国的朱迪·皮考特的《姐姐的守护者》，写一对父母为了挽救患了白血病的女儿而又生下一个女儿，从第一管脐带血开始，这个小女儿为姐姐提供所有治疗所需要的细胞、血液。可是到小女儿长到13岁时，终于不满于自己被当作药用的身份，拒绝为姐姐捐出肾脏。这让我想起国内的一个电视剧《血玲珑》，据说是根据毕淑敏同名小说改编的，里面也有类似的故事开头，一个孩子得了骨髓性白血病，需要一个与她有完美基因配型的兄弟姐妹来帮助治疗。可是这个电视剧把戏剧性集中在如何得到原配父母的基因上，没有从人性的角度深入下去。这本《姐姐的守护者》就比较深入。试想，在当今先进的医疗手段的治疗下，那位姐姐活了下来，这本是多么让人高兴的事。可是为她治病的却不是一种药而是她的妹妹，她不是一种无意识的存在，而是一个人，用一个人来治愈另一个人就道德吗？近年来众多的关于克隆人的讨论也是集中这种伦理的层面上，技术已经不成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不管她/他是因为什么原因来到世界上的，都是有头脑，有强烈的自保意识的生物，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即使现在没有，将来也会逐渐产生）。谁会自愿成为别人的工具？当然故事如果发生在传统的中国，也许会有另一种的结尾。妹妹为姐姐奉献血液甚至器官，姐姐和父母对她的感激以及传统中对牺牲精神的崇尚，很可能会让妹妹的内心充满了崇高感，从而坚强而执着地为姐姐的病继续奉献下去。故事会在悲情而温馨的场景中结束，留下一个笑着流泪的画面。中、美两种文化的不同在这个故事中可见一斑。两种文化孰优孰劣可以不论，可以预见的是，在中国，随着现代化的普及，后一种结局将越来越不可能。因为连各种各样的工具都在自我主体化，何况人乎？
成为主体是人的本能。可是成为主体的过程——即主体化的过程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能量自我证明，这就如前所说，需要人们心无旁骛地钻研于一个领域。这无疑使我们社会中的各个领域能够深入发展，从而推动社会整体的发展，而社会的发展又是各类工具得以继续主体化的保障和一部分动因。可是每个主体之间的交叉点越来越少，交流将越来越困难。
如何促进有效交流成为一个问题。但是提出这个问题容易，解决却很难。且不说历史和时代的原因，单是用于交流的语言本身，在后现代语境中已经变得不确定。我所说的和你所听到的可能完全是两回事，有语言本身局限性的原因，也有交谈者双方知识视域差异的原因，更有现在人们的交流心态问题。如何解决，有待社会的良性发展和人性的普遍提升，也有待更为明智且更有影响力之人的关注和思考。
参考文献：
[1][英]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M].吕梁，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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