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传统翻译理论认为，译者必须“隐身”于翻译作品当中，翻译中任何带有译者个人色彩的痕迹都是不可接受的。事实上，译者是翻译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源语与译语、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中介，其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会在翻译过程中显露无疑。傅雷作为中国著名的翻译家，其显著的个人特征“现身”于翻译作品之中，译者主体性得以彰显。本文从傅雷翻译观及其译作论述译者主体性。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傅雷；翻译观；神似
一、引语
人类在劳动中创造了各自的语言，早在史前时代，我国不同部落之间就开始了交流，而与外邦的交往也很早就已开始。那些前来朝贡的远方使者，语言不同，必须要有翻译才能交流，所谓的“译者”应运而生。如《礼记·王制》对周代所设置的翻译及其各地对翻译人员的不同称谓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另有舌人、象胥等古代对于翻译官的称谓。近代译者的称谓也不过是媒婆，摆渡者，叛逆者，不忠的美人，毯子的另一面，戴着镣铐的舞者。无论是意指毫无主见、缺乏判断的“舌人”，还是卑微低下、可有可无的“媒婆”，都不同程度的说明译者地位低人一等。即使是在现代，最流行的职业也绝没有“翻译师”这一称呼，说明在主流意识形态及人们价值观的作用下，译者地位低微，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中国文化中长期遭到遮蔽，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仅仅担任中介的角色，出现了译者边缘化的现象。
随着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的主体地位日渐提升，译者的翻译策略、人生经验、专业修养和个人审美观念等对译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结构主义译论也大力宣扬主体性，强调译作相对的独立性。译者是翻译的主体，是民族文化建构的重要参与者，在翻译文本时译者创造新生语言，赋予原作新生命，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总是在发挥着作用。诚如上文所说，译者扮演的是中介者（mediator）的角色，必须恰如其分地发挥译者的主体性（subjectivity）作用。我国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曾说过，“一切伟大的艺术家，必然兼有独特的个性和人间性”。（傅雷，1984:191）这里的“个性”即主体性。他在翻译实践中注重译者的主体意识，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为后人留下了大批精湛的译作。
二、译者主体性
译学词典解释道:“译者主体性,亦称翻译主体性,指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本质特性,即翻译主体能动地操纵原本(客体),转换原本,使其本质力量在翻译行为中外化的特性”(方梦之，2005：82)。也就是说译者主体性指的是译者在翻译具体文本的过程当中，体现出来的一种自觉的人格意识，以及翻译过程中的一种创造意识，两者互相影响译文的风格，形成一种独特的主体意识。而翻译主体性就是“指翻译的主体及其体现在译作中的艺术人格自觉，其核心是翻译主体的审美要求和审美创造力”。（许钧，转引自张科荣，2003：86）在2003年第6期《中国翻译》上，屠国元把译者的主体性解释为“译者在受到边缘主体或外部环境及自身视域的影响制约下，为满足译入语文化需要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主观能动性，它具有自动性、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等特点，从中体现出一种艺术人格自觉和文化、审美创造力”。在我国，对译者主体重要性做出界定的还有杨武能先生。他在《阐释, 接受与创造的循环》中将翻译比作一种创造性活动，进而强调译者重要性，“在这整个的创造性活动中，翻译家无疑处于中心的枢纽地位，发挥着最积极地作用。”（杨武能，1998：228）的确，在翻译过程当中，译者对于原作者和原作来说是读者，要阅读和了解作者及其创作的作品，而对于译本及其读者来说，译者又成为作者，要通过语言的转换，让作者创作的作品脱胎换骨，在另一种语言中获得新生，以译作的形式去面对新的读者，开创新的阅读空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方面，译者受到原文和许多操纵因素（如:文学和文化惯例、社会意识形态、赞助人等）的制约。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译者不可避免地在翻译过程中具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
任何译文里，都隐含着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杨必译作《名利场》，李文俊翻译福克纳作品，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以及傅雷翻译巴尔扎克作品系列，其影响力深远就在于上述各位作家的译作都打上了译者独特的印记，都是译者主体性高度体现下的产物。如果没有译者和译作，广大只读中文的中国读者有谁会知道萨克雷、莎士比亚、福克纳和巴尔扎克？
三、傅雷翻译观中的译者主体性
傅雷（1908-1966）是中国少有的杰出译家，毕生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其中尤以巴尔扎克作品为主。傅雷全部译作三十四部（《猫儿打球号》一书译稿在文革中遗失），约计五百万字，其中巴尔扎克作品占十五部之多。从二十年代末起，傅雷就开始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多年的奋发不辍和全面、良好的艺术修养，使他的译作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在中国当代翻译界享有很高的声誉。1951年《高老头·重译本序》中傅雷提出了 “神似”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傅雷，1981：409），这一划时代的翻译观强调发挥译者主体性，首次将翻译提升到美学高度，标志着几十年来我国翻译事业的巨大进步，翻译思想的深入发展。傅雷的敬业精神、专业修养、以及人生经验对其译作风格的形成及翻译观的形成至关重要，集中体现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1）译者敬业精神
“翻译工作专业性的另一个特色，是认真研究的态度”。（周兆祥，1998:68）即译者的敬业精神。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有赖于译者敬业精神和其对作品的认真负责态度，译者任意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将对译作的质量有毁灭性的作用。三十年代傅雷常常把成百亩的地卖掉，维持家里的生计，好专心翻译法国名著。“遇到不懂的，或者不十分有把握的地方，就向上海的法国教授、教士、领事馆人员、商人请教。如果还有疑问，再写信到巴黎去请各种专家解释给他听”。（思灵，1984:272）傅雷在五六十年代，曾就其译书的过程及其对翻译的看法发表过一些主要的意见。在一九五一年给林以亮的信中说到，“一本书上了手，简直寝食难安，有时连打中觉也在梦中推敲字句”。（傅雷，2009:610）傅雷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其译作之所以能够使得人们对巴尔扎克心驰神往，与他极度热诚的敬业精神密不可分，他“视文艺工作为崇高神圣的事业，不但把损害艺术品看得像歪曲真理一样严重，而且介绍一件艺术品不能还它一件艺术品，就觉得不能容忍”。（罗新璋，2009:1090）傅雷译作《高老头》两度重译，出过三个版本，初译本完成于一九四四年，他在一九五一年重新检查旧译时，又以三阅月的功夫重译一遍，到了一九六三年，在重译本上再次做了较大修订，相隔十七年之久。傅雷在动手翻译之前，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选择作品谨慎，即便是他自己喜欢的作品也要“踌躇再三”，一九五四年译的《老实人》，“足足考虑了一年不敢动笔，直到试译了万把字，才通知出版社”。（傅雷，2009:692）本着对读者负责，对原著尽忠的态度，好的译文在傅雷眼里也得“一改二改三改四改”。即便是在反右运动中被错误地戴上“帽子”，他仍然默默地翻译它的巴尔扎克，后来党组织给他摘了帽子，他还是翻译他的巴尔扎克。正是由于他对翻译的这份热忱和其崇高的敬业精神，傅雷译作才会呈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自成一种译派。其敬业精神对当下广大年轻译者意义深远。
（2）译者人生经验
译者若要在译作中体现其主体性，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人生经历及经验必不可少。
傅雷除了对译者的专业修养极为重视外，还反复强调译者的人生经验。在译界法国文学时，他在法国留学的经历对其译作风格的形成至关重要。二十年代的中国大地弥漫着苦难和战争的硝烟，国家支离破碎，人们饥寒交迫，有识之士都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忧心忡忡。傅雷于1927年抱着学术救国的宏远去法国留学，学习法语，专攻文艺理论，攻读艺术欣赏和剖析，其中包括文学、绘画、音乐等各方面，成绩优异。傅雷翻译的法国史学家兼艺术评论家丹纳（）著的《艺术哲学》，是一部以种族、环境、时代为出发点的艺术论著，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绘画、尼德兰绘画和希腊雕塑。这部著作对艺术工作者非常有指导性，译作如此出色皆因傅雷在法国的学习经历，还因他曾到梭旁恩去听过艺术讲座，并时常和朋友到收藏丰富的卢佛尔博物馆去参观，对艺术已有深切的理解。在傅雷眼里，文学的对象既然以人为主，人生经验不丰富，就不能充分体会一部作品的妙处。译者“平时要深入生活，了解人，关心人，关心一切，才能亦步亦趋的跟在伟大的作家后面，把他的心曲诉说给读者听”。（傅雷，2009:695）如此，译作才能不亏待作者，亦不愧对于读者。
（3）专业修养
译作的表达在翻译中至关重要。在表达过程中，译者主体性是否发挥的淋漓尽致，直接关系到译文的质量。译者的专业修养分为专业艺术修养和专业学识修养，是译者作为主体所应该具备的。也就是说，“译者必定相当饱学，也必定擅长运用语文，并且不止一种而是两种以上：其一他要能尽窥其妙，其二他要能运用自如”。（余光中，2007：169）傅雷自身的学识底蕴就非常深厚，自七岁起，其母就请私塾先生教她四书五经，十三岁开始学法文，后又留法四年。自此，练就了牢固的双语能力，奠定了他毕生致力于法国文学翻译的坚实基础。傅雷还曾专门强调全面的艺术修养对于文学翻译的重要性，“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领悟。”（傅雷，2009:773）而对于译入语汉语，傅雷认为应该“多读中国古典作品，熟悉各地的方言，平日除研习外文外，中文亦不可忽视，旧小说不可不多读，充实辞汇，熟悉吾国固有句法及行文习惯”。（傅雷，2009:773）他长期研读中国的传统经典名著，1953年2月7日在致宋淇的信中，他写道：“最近我改变方针，觉得为了翻译，仍需熟悉读旧小说，尤其是《红楼梦》”。
巴尔扎克作品环境描写生动逼真，人物刻画栩栩如生，心理描写深入内心，人物对话精彩纷呈。翻译巴氏作品，译者不但专业学识要精深，而且还必须了解法国一七八九年到一八四八年间错综复杂的政治社会生活，资产阶级革命的疾风暴雨，拿破仑帝国的盛况，复辟时代贵族的愚钝和顽固。傅雷对此拿捏得当，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译者对原作的主观能动性显露无疑，。如在傅译《高老头》中，拉斯蒂涅克给但斐纳小姐带来鲍赛昂夫人的请帖，小姐满心喜悦，情意绵绵地说：“倒是您（你，她附在他的耳边说......）”(1946)
1946年版的译文对于难以察觉法文中尊称、昵称之别的读者来说，恐怕是没法领略其中的奥妙的。而1951年和1963年的版本，基于对原作的理解、阐释、和语言转换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以及对文化效应的操纵和译入语读者等方面的考虑，则改译为：“倒是你（好宝贝！她凑上耳朵叫了一声......）”(1951/1963)
这就把但斐纳小姐在客厅里，先是当着女仆的面称“你”，然后凑在他耳边悄悄说“好宝贝”的神情口吻，惟妙惟肖地表达了出来。傅雷先生对理想译文的要求还有：“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
四、结语
傅雷以其严谨的作风，广博的学识，穷毕生之精力，为文艺界读书界提供了多部世界名著，为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译者介于神人之间，既要通天意，又得说人话，真是‘左右为巫难’”。（余光中，2007：55）此语道出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重要性及要面对的难题。傅雷也曾说过，“神似云云，谈何容易”。（傅雷，2009：772）然而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运用专业艺术修养和专业学识修养，选择翻译文本及翻译策略，在译本中发挥译者主体意识，使得译本呈现出明显的译者个人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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