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来奉行儒家“穷独达兼”的信条，凭借这种圆融的人生哲学，他们得以在理想与现实间保存自身。《采薇》通过三层错位关系，描写了秉承儒家政治理想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所面临的矛盾抉择，彰显了作者对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以及个体生命价值的关注。
一、对话的错位
小说开头给我们呈现了一个“不大平静”的养老堂，但伯夷是“最不留心闲事”的，“整天的坐在阶沿上晒太阳”。与伯夷的平淡态度构成强烈反差的是叔齐的热衷时事，他的一句“时局好像不大好！”即刻让小说的气氛严肃和紧张起来，然而一到伯夷处，小说的调子突然就被放慢。他“把手一摆”，先让慌张的叔齐坐下来，然后“才转过脸去看”，挤出一句“怎么了呀？”叔齐带来“好像这边就要动兵了”的消息，得到的却是伯夷的一句“我没有留心”，把叔齐带给读者的紧张感冲淡了。这样一紧一松和两人对时事的不对称态度构成了小说第一部分紧张和松弛节奏的变换，从中看出伯夷叔齐不同的处世哲学。
当两人谈到他们所信奉的“王道”时，叔齐认为“以下犯上，究竟也不合先王之道”。伯夷给出的回答出人意料甚至有点驴唇不对马嘴——“近来的烙饼，一天一天的小下去了，看来确也像要出事情”。在这里，伯夷用烙饼大小回答叔齐关于武王伐纣的事，以烙饼的大小推测时事的变幻，显然这一组对话是错位的，武王伐纣乃改朝换代之大事，而烙饼大小仅是填饱肚子的小事，如此的不对等关系以至于叔齐只“应了半声”。在天下兴亡面前，伯夷关注的是与己紧密相关的食物问题，烙饼大小是关系他生存的大事，国家兴亡也得屈从于此。此处看似滑稽的“烙饼”已经具有了隐喻色彩，不仅仅代表了保证人作为生命得以生存的一种物质存在，还象征着人类的生存问题。借助这组错位的对话，小说首次将信仰问题与生存问题相提并论，并且已经通过伯夷的答话暗示了这一问题的不可忽略性。
在“仁义”、“王道”尽毁时，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传统知识分子依然要舍身就“义”，保持自己的高风亮节，两人遂出走养老堂。值得注意的是，在出走之前，他们商量的是“吃什么”的问题，临走前还不忘带上养老堂的烙饼。两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打算不食周粟，出走华山，本是一件伟大而悲壮的事，但是烙饼一出，人生信仰的崇高马上消解在看似无足轻重的食物上。将“吃饭穿衣”的小事与“家国人伦”的大事相提并论，隐含着一种对“食物”这种基本的生存需求置前，而将家国大事藉由延宕产生价值异位的意味。
二、身份的错位
伯夷叔齐来到华山时路遇五个彪形大汉，他们呈一字排开，拦住了伯夷叔齐的去路，但又“一同恭敬的点头”，并且大声吆喝“老先生，您好哇！”俨然一副儒者书生毕恭毕敬的模样。如此行为显然不符合他们的强盗身份，这就在小说中构成了一组身份的错位。
当小穷奇听说伯夷叔齐是从养老堂里出来的，“立刻肃然起敬”，并口口声声说“小人们也遵先王遗教，非常尊老”，然而又将“大刀一挥”，强行搜身，同时不忘声称自己是“文明人”。明明是强盗身份，偏要装出一副儒雅恭敬姿态，在对小穷奇们的描写上，一共用了3次“恭敬的”，极尽讽刺之所能，强烈的身份错位凸显了小穷奇们的极度虚伪和险恶。在这一部分最后，作者还不忘诙谐一句：“您走了？您不喝茶了么？”“喝茶”作为中国人常见的待客之物，在这里借以讽刺小穷奇们的无耻虚伪。
小说中还有另一个人物的言语跟她的身份不合，那就是阿金姐。她是小丙君府上的丫头，按理来说文化水平不高，可她却在伯夷叔齐面前“大义凛然的斩钉截铁的”说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在吃的薇，难道不是我们圣上的吗？”这一番话说得伯夷叔齐直发昏，一个普通丫头怎会有这样大的威力？
其实，在阿金姐之前，她的主人小丙君在与伯夷叔齐交谈后就曾说过这番话，同样是“大义凛然的斩钉截铁的说道”。这一前一后的文句照应，显然是作者特意安排阿金姐作为小丙君的一个“话语替身”，小丙君不曾在伯夷叔齐面前说出的话，如今借阿金姐之口完完全全地说了出来，连语气也一模一样。通过一个没文化的老百姓之口说出这番话，更具振聋发聩的效果。阿金姐作为民间百姓的代表，与以伯夷叔齐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格格不入，乃至造谣中伤，显现出百姓舆论的可怕，它可以让知识分子在现实中无处容身，直至“杀死”知识分子，这是伯夷叔齐所持的人生价值观在现实世界遭到的又一棒。
但必须明确的是，舆论并非造成伯夷叔齐死亡的直接原因，表面上伯夷叔齐是死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带来的思想矛盾，但实则即使没有阿金姐的这一番落井下石，他们依然难逃悲剧结局。阿金姐用“偷来”的话直指伯夷叔齐思想的漏洞，只是加速了他们的死亡。小说早已几次强调薇菜渐渐采完，这就预示了他们的生存环境愈来愈艰难，精神追求若没有物质基础作为支撑终将走向破滅。
三、价值的错位
“尤其可议的是他们的品格，通体都是矛盾”，首阳村第一等高人小丙君如此评价伯夷叔齐的“义不食周粟”。就算是首阳村的其他村民去拜访伯夷叔齐也不过是出于好奇、跟风的心态，并非真心仰慕他们的德行。伯夷叔齐视为人生价值之所在，在民众看来却是矛盾体，显然双方在价值观上是不统一的。
商王无道，伯夷叔齐认同“变乱旧章，原是应该征伐的”，但他们又以为“以下犯上，究竟也不合先王之道”。试问，若不以下犯上，何能推翻暴政，实现他们心中的“王道”理想？伯夷叔齐的思想中早已具有不可调解的矛盾性，因此他们只能选择消极的逃避方式——隐居，试图以此维护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小丙君的政治价值观却是与他们完全不同的变通方式。那么，何为“忠”，何为“孝”，何为“义”呢？中国社会历来按照儒家伦理标榜忠孝者，然而改朝换代之后，需要转变历史话语、承认新的政权的合法性，也即是要更换忠孝的对象，但更换忠孝的对象又是对原有政权的不忠孝，政治人格跟道德人格产生冲突，这样社会就陷入了两难悖论。这正是伯夷叔齐的矛盾所在。中国文人知识分子该如何在朝代更替中安身立命，儒家伦理道德学说是否具有永恒性，这是作者所关注的。
鲁迅先生曾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在《采薇》中，作者通过对话、身份和价值三组错位关系，始终把人的生存放在首要关注的位置，深刻反思了知识分子在人生理想、人生价值的实现和现实生存的关系，蕴含着作者对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之关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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