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指出，在西方尤其是美国新闻或传播学者，习惯把探讨新闻媒介与政府以及其他干预势力之间关系的各种理论称之为“媒介哲学”（medaPhilcscPhY)一些港台学者则称之为“新闻哲学V①这种定义强调了媒体处于力量场域的特性。但是，从哲学的角度看，这种说法显得不够准确。因为哲学强调对事物的本质进行分析。因此单纯分析媒介的斗争场域至多只是媒介哲学的部分内容。在这个问题上，布尔迪厄的媒介哲学特征十分鲜明。
皮埃尔。布尔迪厄（PBcrUieu1930一2002—译布迪厄堤法国当代著名的社会科学领域的著名学者，学术成果丰硕，其研究对象涉及文学、教育、科学、体育、传媒本文根据行文需要，有时也使用“媒体”或“媒介”，三个词意思基本相同）等宽广的领域，突破甚至无视传统的学科领域划分定式。在媒介哲学领域，可以说《关于电视》等书的出版后，布尔迪厄已经可以和麦克卢汉、鲍德里亚等媒介哲学大师站在同一殿堂。社会学家弗里德里克•范登伯格高度评价布尔迪厄，认为他是“法国战后社会学的巅峰人物，布尔迪厄的影响如此深远，你要么跟着他思考，要么针对他思考。”②我国学者王岳川先生在《媒介哲学》一书中也认为布迪尔厄对身体的塑型和挤压所做的深刻揭示，对文化资本的积累和文化控制对人的性情、心性、趣味和能力的习性获得等方面都值得关注。③简言之，布尔迪厄媒介哲学体现为从社会学视角的方法论切入，既有对媒介本质（符号暴力）及社会关系（斗争状态的新闻场的思考，也考查了这种关系带来的社会后果（审美低俗和知识分子丧失自主）本文利用有关资料，从方法论、主要观点以及我国媒体可以获取的启示等几个方面对布尔迪厄的媒介哲学理论作简要的探讨。
一布尔迪厄媒介哲学的方法论
探讨媒介哲学有两个方面必须涉及：媒介哲学观念，以及对媒介进行本质性思考所用的方法论，这里首先介绍布尔迪厄的方法论。
尽管研究领域宽广，但是学术界给布尔迪厄的标签一般为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媒介哲学打上了浓厚的社会学痕迹。布尔迪厄媒介哲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从电视入手，电视作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一个社会学家对此做深入的思考和详细的分析毫不奇怪。换句话说，要分析布尔迪厄的媒介哲学观念，首先应该明白他作为社会学家的立场和所使用的工具。布尔迪厄是以反思社会学，尤其是以场域理论作为媒介思考的理论工具的，简言之（这里笔者肯定冒着化约主义的危险，而这是布尔迪厄最反对的方式）布尔迪厄的社会学思考立足于反思性（rfexivt)而分析工具主要是场域(fl)、习性（habitat)和资本（capita)三个主要概念，其中场域是尤为重要的概念。剑桥大学学者范美伦（ChffanVemehe)人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布尔迪厄在理论上有两大贡献对媒介研究特别有益。一是他在社会学和人类学所倡导的反思性策略，二是他所发展的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elfnalmUecfti^nkin)④范美伦提出，在传媒研究中如果没有布尔迪厄那种反思性和关系主义作为前提，学者将难以摆脱研究工作的倾向性。
在方法论上，布尔迪厄力图克服那种将社会学要么化约为只关注物质结构的客观主义物理学，要么化约为只强调认知形式的建构主义现象学的企图。他认为，这些化约只会使社会学丧失活力。他本人则采用一种能够同时包容这两种途径的生成结构主义（gneicsuKtrafm)。作为一个结构主义者，布尔迪厄批评法国电视“对那些难以察觉的变化，也就是对所有变化过程的忽视，使结构性的遗忘症后果倍增。”⑤因此布尔迪厄不是通过形成一套严格的理论，而是通过系统地发展一种社会学方法，来实现学术研究目的。这一方法主要包括提问题的方式，一套十分简明的概念工具，来建构研究对象的程序以及将在一个研究领域中业已发现的知识转用到另一个领域的程序/⑥布尔迪厄戳穿了“社会”这一观念的空泛本质，并代之以场域和社会空间的概念。在布尔迪厄看来，一个分化了的社会并不是一个由各种系统功能、一套共享的文化、纵横交错的冲突或者一个君临四方的权威整合在一起的浑然一体的总体，而是各个相对自主的1游戏”领域的聚合，这种聚合不可能被压制在一种普遍的社会总体逻辑下，不管这种逻辑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还是后现代的。每个场域都规定了各自的价值观，拥有各自特有的调控原则。这些原则界定了一个社会构建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行动者根据他们在空间里所占据的位置进行着争夺，以求改编或力图维持空间的范围或形式。场域则是诸种客观力量被调整定型的一个体系其方式很像磁场）是某种被赋予了特定引力的关系构型/⑦在布尔迪厄看来，社会科学的真正对象并不是研究单纯的个体，而是研究无数个体所构筑的一种“场域”，以及无数场域构筑的一种更大的场域的综合性结构，个体则是作为场域中最活跃的、为社会建构的、不断更新自己的一些要素。此种理论建构的目的“在于描述实践的动态过程”⑧。他将法国电视的现状放到一个“新闻场”中做关系性考察，并且指出，法国电视的现状是出于关系状态中，新闻场与政治场、法律场和学术场之间处于既独立又牵制的状态。
二布尔迪厄媒介哲学的基本观念
在形成自己学术理论的过程中，布尔迪厄深受涂尔干、马克思、韦伯和萨特的影响，其学术思想极为复杂，而建立在他的知识分子研究和人类学理论基础之上的媒介哲学理论，内容丰富，论述深刻。正如前文“媒介哲学”定义指出的那样，布尔迪厄的媒介哲学思想也反映出各种力量和媒体相互“干预”的特性。本文仅从三个主要方面做简要介绍。
1.斗争状态的新闻场导致电视的符号暴力特性。“场”域场域堤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的基本概念之一，和“习性”和“资本”作为三大块基石奠定了布尔迪厄文化社会理论的基本构架，这三块基石直接承担其反思社会学、各个领域的现实观照和人生社会的基本指南。布尔迪厄认为，“电视的发展在新闻场，并通过新闻场，在其他文化场中所产生的影响，无论就其强度，还是就其广度而言，都是无法相比的。”⑨布尔迪厄在1996年的电视讲座中说：“我认为在目前阶段，所有的文化生产场都受制于新闻场的结构，而不是受制于某某记者，某某电视台的台长，因为他们本身也被场的力量所控制。”⑩新闻场有哪些主要特征呢？首先，它与文学场或艺术场一样，也是纯文化的特殊逻辑的存在场所，通过记者所造成的相互间的约束和交叉的控制，这一逻辑又被强加给记者。其次，新闻场与政治场、经济场一样，远比科学场、艺术场甚至司法场更受制于市场的裁决，始终经受着市场的考验。而这是通过受众的直接认可或收视率的间接认可来进行。争夺受众的竞争趋向于采取竞争优先权的形式，即争夺最新的新闻。第三，新闻场很不利于集体的或个人的自主性的确立，它经常利用与专业场（文学的或哲学的等等)之间的不确定位置来对其它文化场施加影响。
有鉴于此，布尔迪厄认为，电视在当代非但不是一种民主的工具，而且带有压制民主的强暴性质，甚至对政治生活和民主还有不小的危险。“我们可以稍稍夸张地说，50位机灵的游行者在电视上成功地露面5分钟，其政治效果不亚于一场50万人的大游行。”1电视能够把一切事件都非政治化，也能够把非政治事件政治化，大众传播媒介的基本作用是凸现事物以引起公众关注。当媒介提出并支持某种观点时，持有相反意见的公众，因为孤独的威慑作用，绝大多数都会逐渐趋从媒体的观点。电视深入社会的各个层面，无所不在的影响着整个社会，同时社会也以其国家秩序、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控制、限制着电视的运作、发展。
2.收视率导向加深了电视节目媚俗化倾向。西方电视的媚俗化倾向一直受到不少学者的批判，政学两栖的兹比格捏夫•布热津斯基（美国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地缘政治学家：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就说：“西方的电视逐步地越来越成为感官的、性的和轰动性的”11其他如尼尔•波兹曼等人也对电视的娱乐化和庸俗化做了深刻的批评，而布尔迪厄的批评是在媒介社会学中则显得分外耀眼。
与布热津斯基的抱怨和尼尔•波兹曼近乎诅咒的方式不同，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遏制野火》等著述中对电视的庸俗倾向做出了富有学理依据的分析。布尔迪厄运用自己的场域理论做出解释，尤其强调了商业力量在新闻场中的作用：“新闻场具有特殊的一点，那就是比其他的文化生产场，如数学场、文学场、法律场、科学场等等，更受外部力量的钳制。它直接受需求的支配，也许比政治场还更加受市场、受公众的控制。“纯粹”与“商业”两极之间，在其它领域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但是，对于电视来说，或者对新闻场来说，“这两者的冲突尤为激烈，商业化一极的力量特别强大：其强大程度是空前的，若在现阶段作共时比较，也是其他场中的商业因素所无法相比的。^
在布尔迪厄看来，新闻界是一个场，但却是一个被经济场通过收视率加以控制的场。通过收视率这一压力，经济向电视施加影响。他认为，收视率从根本上说是媒介市场化的产物，是电视媒介的“他律性”在经济层面的体现，收视率不可避免地与经济利益绑在一起，无论这种经济利益是站在媒体的一边，还是站在投资者或广告商的一边：“收视率，是市场、经济的制裁，亦即外部的、纯商业的合法性的制裁，而在文化领域屈服于这一营销工具的苛刻要求。”11布尔迪厄认为，在商业和资本逻辑的强大支配下，商业性的娱乐文化上升为西方的主流文化，电视为此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消费文本。众多的电视台和电视频道，为了争夺观众、提高收视率，各显其能，竞争激烈。提供津贴的政府，是电视台业主，是大大小小的广告赞助商背后的真正指使者。布尔迪厄认为这种操纵形成一张无形大网，收视率成了网上的焦点。商业逻辑将艺术纳入商品交换的轨道，流于庸俗和油滑，从而使艺术丧失了先锋性和自主性。
3.电视的吸引力动摇了知识分子的学术自主。在布尔迪厄的著作中，分析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占据了一个核心位置，但在这一点一直没有收到十分的关注。戴维•斯沃茨认为，从知识分子的理论角度审视布尔迪厄是非常有用的，至少有三个理由：布尔迪厄生活的法国，是一个超越与批判知识分子的理念特别强大的国家，知识分子的角色既成为模仿的对象，也成为反思的对象。其次，知识分子阶层是布尔迪厄重要的研究领域。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知识分子主题是布尔迪厄的知识与政治规划的核心部分。1因此，讨论知识分子与电视的关系，是研究布尔迪厄媒介哲学思想的重要切入点。
因为电视符号力量的吸引，势必导致知识分子的越界，从而使艺术和科学丧失自主性，这是布尔迪厄反思和抨击电视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对新闻持特别激烈的批判态度，把它视作主要的威胁，因为它把一种反智的文化生产形式引入到知识场域中。传媒通过用“可读性”“新颖性”“时事性”来取代知识能力的适当标准，削弱了纯正的科学评论的权力，而这种评论在布尔迪厄看来是知识自主性的基本条件。6电视邀请学者走上屏幕，造成客观的假象，其实却经过剪辑整理，结果只能是维护电视，而不是批判它，学者则借电视的力量成为明星，产生了媒体内的一种隐秘合作，即“互搭梯子”一些人有意无意地认为成功与否取决于传媒的承认和好评，取决于在媒体上所获得的知名度，而不是科学界和艺术界同行的内部评价，电视开始扮演真理裁判角色。另一方面，随着电视自身的强大经济活力和影响力成为媒介焦点，电视通过其传播范围，以畅销书排行榜一类手法来暗中实施商业化的策略，结果使得作者和记者互惠互利，并排斥了另一些与电视“促销”无缘或抵抗这一商业逻辑侵蚀的科学和文艺作品的传播。
对于电视形成的这种学术干扰，布尔迪厄的分析工具依然是他的“场域理论”在电视无所不及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传媒化的经济力量渗透到纯粹的科学领域和艺术领域，进而造成了传媒与学人或艺术家“合作”来危及科学和艺术的自主性。与场域相关的重要工具是“资本”，争夺“资本”也是艺术和科学丧失自主性的重要原因，或者说是场域斗争的表现形式。从自身条件来说，知识分子更多拥有的是文化资本域象征资本）这种资本“具有非常明显和独特的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7知识分子群体或个人）对文化资本的追逐，也是实现拥有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累积手段，从而使自身的自主性丧失成为可能。然而，社会科学理应独立自主地确立自己的社会需求和作用：社会科学只有拒绝迎合社会让它充当合法化或社会操纵工具的要求，才能构成其自身。”8布尔迪厄称“剥夺知识分子用自己的标准评价自己和自己的生产的特权这样一种倾向”为最严重的危险。
值得注意的是，布尔迪厄认为电视既然是符号暴力的产生之所，那么同时批判知识分子也可以利用电视作为“解魅”的工具：“我倒以为如果条件合适，在电视上讲讲话是很重要的。一|英国学者帕特里克•贝尔特认为布尔迪厄的长处在于他使理论与经验研究紧密结合的方式。对布尔迪厄来说，理论活动不应当是鼓励的实践，它应当是跟经验实在的接触过程中产生的。10上世纪末，他多次利用电视和媒体采访的机会发表自己对媒体、对席卷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发表看法。他希望以更直接的方式行动，发出批评的声音，利用自己所具有的“象征资本”作无力言说者的喉舌。他认为“社会学家可以给清醒而有批判精神的记者提供一些认知、理解乃至行动的工具，使他们能能够有效地对付压在他们身上的经济社会势力。”2可以说，布尔迪厄通过自己的身体力量接通了象牙塔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引线。
三布尔迪厄媒介哲学观念的借鉴价值
理论移植要充分顾及其生长语境，中国和法国自有不同国情，但在全球化的今天，媒体在一定意义上也“成为世界性的”了。通过上文对布尔迪厄媒介哲学观的阐述，至少有以下两点特别值得学界深思。
1.防止媒介商品化语境下物化的消费伦理观。我国传媒在改制过程中，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类似布尔迪厄所说的“新闻场”现象同样存在，绿色收视率势必引起媒体人的充分重视。为了追求收视率，不少粗俗的电视节目一度登上荧屏。媚俗化倾向在东西方都存在，媒介人士疏于自律，急功近利，缺乏媒体人应有的责任意识，已经不是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的事情。正如王岳川先生在《媒介哲学)一书中说，消费社会事实上已经进入一种文化身份的符号争斗中，商品权力话语与通俗文化合谋，轻而易举地通过大众传媒侵人到当代文化的神经。在哲学“元话语”失效和中心性、同一性话语消失后，人们在焦虑、绝望中寻找到挽救信仰危机的方法。然而传统美学趣味和深度的消失使得“表征紊乱”成为时代的症结，本能欲望的满足和怂恿成为消费时代的焦虑。I在江苏卫视《非诚勿扰》等“剩女”类婚配节目中，不少电视求偶者已经将生活物化为赤裸裸的“房”与“车”，这些现象不能不说是与大众传媒所渲染的消费之风有关。我国传媒界应该从哲学与伦理学的高度思考这些问题，打造富有高尚审美观和正确价值观的媒介文化。
2.知识分子必须自反性地媒体介入。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从苏格拉底到孔子，从罗素到乔姆斯基，知识分子们不仅思考自我的处身世界，而且思考人类的过去和未来，所以知识分子的媒介角色尤为显得特殊。对知识分子来说，媒介是实现救赎世界的工具，而不应该成为自身堕落的陷阱。知识分子既要利用媒体的传播能量，但又不能被媒体的符号暴力所吞噬。对复杂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进行理智的、持久的和有效的讨论，是知识分子角色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当他或她为“民主”生活的创立做出贡献时更是如此。知识分子介入传媒的目的是引导公众辩论和政策的制定。电视媒体和学者都要理清自己的思路和追求目标，从而获得自身所需。媒体不必对知识界做过多的干扰性评介，知识界人士参与电视活动则必须考虑到自身行为的担当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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