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谬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权威的《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长文，以极其阴郁低沉的笔调为西方人描述了一幅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图景，从而也在美国和全世界引起了一场关于后冷战时代的大辩论。
一、亨廷顿的基本观点
后冷战的时代意味着什么？与沉浸于自得和自满的西方众多政治精英们不同，亨廷顿认为，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冲突的结束，相反，后冷战时代的冲突将更加剧烈，范围更广，也更加难以消除，因为引起冲突的基本根源变化了。他提出：“新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既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1]在国际事务中，民族国家仍然是基本的政治角色，其力量仍举足轻重，“但是，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民族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 [2]
冷战期间，区分国家的原则或者是意识形态，形成所谓的“西方”与“东方”，或者是经济发展水平，形成所谓的“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亨廷顿认为，在后冷战的新世界中，这些旧原则都失去了意义，应该用“文明”取而代之。文明到底是什么？亨廷顿给文明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文明是人类文化最高层次的组合，也是人类文化认同的最广领域，……它一方面由语言、历史、宗教、风俗、制度等共同的客观因素所决定，另一方面也有个人主观自我认同的因素。” [3]按照亨廷顿的看法，当今世界存在着七、八种文明， 即“西方、儒家、日本、伊斯兰、印度、斯拉夫—东正教、拉丁美洲以及可能还有非洲文明。”〔4 〕未来世界的基本格局将取决于这些文明之间的互动。
亨廷顿认为，自17世纪以来的国际冲突，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都是“西方的内战”。他将这一历史时期的冲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7世纪到 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西方世界的冲突主要发生在君主之间；第二个阶段从1793年到1917年的俄国革命，这时冲突的主线由君主变为民族国家；第三个阶段从1917年到冷战结束，这段时期意识形态取代民族国家成为冲突的根源。在亨廷顿看来，“君主、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基本上是西方文明的内部冲突”。[5]但是，在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这种一直由西方人玩的游戏发生了变化。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已迈出西方阶段，重心转到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以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上。”〔6 〕非西方文明国家不再是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的历史对象，而同西方一起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角。
后冷战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一个重大历史转折：西方权力已达到顶点而逐渐衰落，但仍企图维持其全球霸权；非西方国家开始成为历史主角，并试图按照自己的利益、意志和力量重塑世界。据此，亨廷顿提出，在后冷战世界，国际政治的轴心已从“西方对西方”变为“西方对非西方”。亨廷顿并不讳言，西方目前利用其优势的经济资源、军事力量和国际组织来倡导西方的价值观，维持西方的霸权，确保对整个世界的支配。他也坦然承认：“联合国安理会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作的决定实际上反映了西方的利益，但却假借代表世界共同体愿望的面目出现。”〔7 〕在其精心刻划的“西方对非西方”这种后冷战时代的政治框架中，亨廷顿断言，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对西方的利益、权力和价值观念构成了严重挑战，并煞有介事地声称一个反西方的“儒家—伊斯兰联合”已经出现。
如果文明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冲突的基本根源，那么文明为什么会发生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提出了六个原因：1、与政治意识形态相比，文明的差别更为基本；2、世界变小，互动增加， 强化了人们的文明意识，激发了文明的差别和敌意；3、现代化过程既削弱了国家认同，又超越了本土认同，使宗教原教旨主义乘虚而入，世界出现了非世俗化；4、在西方权力达到顶峰的同时，非西方文明发生了归根现象；5、与经济和政治相比，文化特性更少变化， 文化差别更难消除；6、经济区域主义方兴未艾，当它植根于同一文明时才能成功，而其成功又将强化文明意识。[8]
二、批评与反驳
亨廷顿的文章标志着西方关于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战略从混沌中渐显雏形。1989年之后，由于突然失去了冷战对手，西方特别是美国曾一度表现出对新世界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和无所适从。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者们开始寻找国际政治的“新理论”，开始建立解释后冷战世界的“新范式”，并制订西方在21世纪继续其全球霸权的“新战略”。《文明的冲突？》是这种“新理论”、“新范式”和“新战略”的明确宣示。此文一发表，立即在美国、西方、伊斯兰世界和儒家文化圈引起了强烈反响和众多批评。
对亨廷顿的各种批评就其实质可归纳为如下主要三点。第一，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全球冲突时代的结束”，〔9 〕全世界的文明将按照现代化的路线走向统一。在某些西方学者看来，“现代化等于西化”，[10]所以，他们所说的统一文明意味着西方的经济体系、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全世界获得了胜利，全球将不可避免的西化。第二，国家按照利益为自己定位，不是按照文明定位。换言之，利益重于文明，国家追求的是经济利益，而不是华而不实的文明。所以，亨廷顿看作国家为文明而战斗的事情，实际上是“它们在争夺市场份额，在世界经济中从事残酷的竞争”。[11]第三，国家高于文明。尽管冷战结束了，但国家仍然是国际事务中的基本单位。用阿加米极其明确的话说：“不是文明控制国家，而是国家控制文明。”[12]
笔者认为，这些批评既没有把握住“文明冲突论”的实质，也没有击中其中要害。第一，冷战的结束不是“历史的终结”，全世界的统一文明并不存在，非西方国家并不必然地走向“西化”。第二，亨廷顿没有否定利益，《文明的冲突？》的唯一目的就是捍卫西方在后冷战时代的利益。只不过他认为，在后冷战世界，国家通常按照文明来确定利害关系，例如，西方文明国家在对付非西方文明国家时通常有着相同的利益。第三，亨廷顿承认国家仍然是“全球事务的基本角色”。但是，全球事务往往是超出单一国家的。在超国家场合，民族国家通常属于某种国家集团。在冷战时代，这样的集团按照意识形态划分；而在后冷战时代，亨廷顿认为只能按照文明来划分。
由于这些批评确实没有对“文明冲突论”构成有力的批驳，所以亨廷顿在一篇对批评的答复中显得更加成竹在胸。一方面，他批评批评者们提不出对后冷战世界图景的更好描述，也拿不出比“文明冲突论”更好的理论。另一方面，他竟然向挑战者们提出了挑战：“如果不是文明，那是什么？”[13]
我认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由二个基本观点支撑着。第一，文明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全球冲突的基本根源。第二，“西方对非西方”变为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政治构架。如果我们证明这两个基本观点是错误的，那么“文明冲突论”便不攻自破。
第一，文明不是后冷战时代全球冲突的唯一根源。在冷战时代，意识形态是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世界按照“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划分为“西方”和“东方” 两大集团，从而形成了二极结构。在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这个支配因素的作用下降了，但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与经济和文明等一起成为全球冲突的基本根源。因为引起冲突的因素由一元（意识形态）变为多元（意识形态、经济和文明等），所以，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结构才由两极变为多极。虽然亨廷顿宣称文明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冲突的主要根源，但实际上在许多场合，他所说的“文明冲突”仍然是“意识形态冲突”，即冲突产生于“基本价值和信仰”方面的差异，也就是西方将“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立宪制度、人权、平等、自由、法规、民主、自由市场、政教分离等观念”作为普遍真理强加给非西方文明国家。[14]
第二，“西方对非西方”这种世界政治构架不是后冷战时代的“新范式”，而是冷战“范式”的剩饭重温。在新世界图景下面，冷战的旧机制仍在发挥作用。首先，表面上新世界图景是多极的，历史舞台的主要角色是七、八种文明，但是，国际政治的中轴仍然是两极结构，即亨廷顿的“西方对非西方”。不同的地方仅在于过去的“东方集团”现在被扩大到了“世界的其余”。其次，“西方”与“非西方”的划分原则是相当陈旧的。亨廷顿的“西方”意味着政治上的自由民主主义，“非西方”则意味着权威主义或专制主义。这种原则完全是意识形态上的，与冷战时划分“东方”与“西方”如出一辙。最后，“文明冲突”同冷战一样，以权力为直接对象，以意识形态为原则，以利益为归宿。最基本的东西没变，变化的只是对手。过去的敌人是苏联及其集团，现在则变为所谓的“儒家——伊斯兰联合”。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许多外交政策制订者对没有对手的世界感到困惑和不自在，所以需要在后冷战时代制造出新的对手，而制胜对手的万应灵药还是“遏制政策”。
三、西方中心论的破产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包含着一个真理：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特别是儒家文明之间的相对地位正在经历着一种历史变化。问题是：这种变化的真正历史意义是什么？我认为，这种变化意味着“西方中心论”的破产。
长期以来，西方一直认为西方文明作为整体是普遍的，其他文明作为整体都是特殊的。西方的价值观念对全世界都有效，其他文明的价值观念则不适用于西方，从而西方文明比其他文明都更为“高明”。这种普遍主义的具体表现就是政治哲学中的“现代化理论”。针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出现的现代化过程，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西方文明是一个普遍主义的整体，政治民主和个人自由与带来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程式是深深连在一起的。按照科克帕特里克的说法：“不西化，就无法实现现代化。”[15]
但是，十几年来，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的东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北美和西欧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如果东亚国家能够健康地完成现代化任务，确立一种现代化而不西化的新儒家文明，就能证明现代化过程中确实存着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模式，从而粉碎西方文明普遍主义的神话。如果这种儒家模式显现出具有竞争优势，如家庭稳定、犯罪率低、工作勤奋、生活简朴等，其观念体系对包括西方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有某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那么作为西化之基础的“西方中心论”必然寿终正寝。只有从这一角度才能彻底揭示亨廷顿的思想秘密：表面上担心儒家文明国家作为竞争力量出现在世界舞台，实质上害怕儒家文明作为竞争模式对西方文明构成挑战。
“西方中心论”的破产预示了一种全新的历史可能性：西方的非西方化。在《如果不是文明，那是什么？》一文中，亨廷顿提出了一个对西方人意味极为深长的问题：美国的非美国化和非西方化。亨廷顿认为，美国的统一建立在两块基石之上，即欧洲文化和政治民主。但目前美国正流行两种侵蚀其基石的趋势。一种是知识分子推行的“多种文化主义”，要求从非欧洲群体的观点来重写美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历史。另一种是少数民族争取权力的斗争，这种斗争随着白人人口在美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逐渐减少而愈显重要。如果这些趋势持续下去，那么美国还能忠于欧洲文化和政治民主吗？这就是亨廷顿深为忧虑的美国的“非美国化”和“非西方化”。亨廷顿以一种悲沧的历史感确信：“如果确实如此并且美国人不再坚持植根于欧洲的自由民主政治意识形态，那么我们所知的美国就会跟随另一个由意识形态规定的超级大国而步入历史的灰烬而不再存在。”[16]这是亨廷顿内心真正恐惧的东西，也是“文明冲突论”被杜撰出来的真正原因。
注：
[1][2][3][4][5][6][7][8][14]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美国《外交事务》，1993年夏季号，第22页，第22页，第24页，第25页，第23页，第23页，第39页，第25－28页，第40页。
[9]r.l.巴特利：《乐观的际遇》，美国《外交事务》，1993年9－10月号，第15页。
[10][15]j.j.科克帕特里克：《现代化的命令》，美国《外交事务》，1993年9－10月号，第24页。
[11][12]f.阿加米：《召唤》，美国《外交事务》，1993 年9－10月号，第5页，第9页。
[13][16]亨廷顿：《如果不是文明，那是什么？》，美国《外交事务》，1993年11－12月号，第191页，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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