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刚，等： 古代流行“蜀女多才”说法探析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3卷中国女性自古以来就被排
斥在读书行列之外，孔子倡导“有教无类”，但并无女门徒。伴随着唐代以后科举制的发展，女性读书进取被彻底屏蔽，宋明以
后流传的“女子无才便是德”民谚，形成了从官方到民间都不赞成女性读书的风气。然而不少女性却通过各种方式摄取知识，唐
代编修的《隋书·经籍志》至少收录了18部有关女性题材的作品名称，其作者既有男性也有女性，表明才女在唐代已得到社会
认可。就四川而言，五代何光远《鉴戒录》“蜀才妇”说：“吴越饶贡妓，燕赵多美姝，宋产歌姬，蜀出才妇”[1]卷10，丙编，
5950，并以薛涛善诗为例予以佐证。北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5记载，宋真宗为太子时，一日在开封对以“锻银为业”的蜀人
龚美说“蜀妇人多才慧，汝为我求一蜀姬”，则再次印证蜀女多才的现象。明末小说家凌濛初则明确说：“蜀中女子从来号称多才
，如文君、昭君多是蜀中所生，皆有文才。所以薛涛一个妓女，生前诗名不减当时词客，死后犹且诗兴勃然。”并进一步提出“
蜀女多才自古为然”的论断。[2]卷17，812近年来，海内外学者对我国古代才女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和岭
南等经济发达区域①，四川多才女的现象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本文试图以明代流行的“蜀女多才”说法为主线，对蜀女多才
现象进行探析。
一、汉宋时期的蜀地才女
“蜀女多才”的说法始于何时？难以界定。但史书对四川才女的个体记载，至少从汉代就开始了。《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
传》记载的卓文君是现今所见最早的四川才女，“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从而引起大才子司马相如投其所好，“以琴心挑
之”。两人因知音而结为夫妻。稍后的《汉书》记载卓文君几乎沿袭《史记》说法。两部正史并未说文君有文才，但“好音”应属
文才，因当时儒生所习的六艺就包括“乐”在内。文君“好音”且与相如暗通款曲，说明其“乐”的水平与相如不分伯仲。东晋时葛
洪辑录的《西京杂记》卷2《相如死于消渴疾》则进一步挖掘了文君能文的才华：
（文君）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卒以
此疾至死。文君为诔，传于世。
也就是说，文君在丈夫长卿即司马相如死时，撰诔文以寄托哀思，其中有“怜才仰德兮琴心两娱”，再现两人知音的情结。葛洪
还辑《白头吟》说：“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3]卷3，303-305后世对文君是否
作过诔文与《白头吟》的看法不一。详见汤洪：《〈白头吟〉考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第141-144页。但至少说明从东晋开始，士人已有意塑造卓文君能文善乐的才女形象。
西汉的王昭君因和亲而名扬天下，但她同时也是一位才女。经考证，王昭君出生的秭归曾是古夔国属地，长期属四川管辖。明
代之前，士大夫多认为她是四川人。详见祁和晖：《王昭君籍贯族属异说》，《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
年第1期，第48-55页。与卓文君一样，王昭君也善乐能文，东汉蔡邕编纂的《琴操》收录有《怨旷思惟歌》即为王昭君所作。
[4]卷下，50然而“歌”可能仅限于口头传唱，其实，昭君还能文，据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119《南匈奴传》记载：“昭君
，字嬙……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王昭君上书汉成帝，表明她具
有相当好的书写能力。因此，善乐和能文也凸显了昭君的“才女”形象。
唐朝薛涛无疑是当时最有才华的女性之一，我们可以从唐代男性士人的诗作中得到印证。唐代元稹《寄赠薛涛》诗云：
锦江滑腻峨嵋秀，幻出文君与薛涛。
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
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5]卷423，4651
元稹肯定了薛涛在言语和文章方面的卓异才华，因而有“词客皆停笔”，并梦请薛涛捉刀，凸显薛涛文才不让须眉;又将文君与
薛涛相提并论，也反映唐代士人对文君才华的肯定。唐代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也认为薛涛才华出众：“扫眉才子知多少，管
领春风总不如”[6]卷301，3434。薛涛才华独领风骚，也突出了四川才女的形象。
其实，薛涛并非四川本土人，因其长期生活并老死于成都，故宋以后也被世人认为是四川人。宋人程遇孙在薛涛《罚赴边有怀
上韦相公》诗后附：
薛涛本长安良家女，父郧，因官寓蜀而卒……涛以能诗闻，后韦皋镇蜀，召令侍酒，议以校书郎奏请之。
薛涛的诗才不仅引起四川最高长官的关注，而且还赢得了元稹、白居易、王建、牛僧儒、令狐楚、张籍、杜牧、刘禹锡等20多
位诗人的青睐，他们均“以诗与涛唱和者”[7]卷15，684。这些男性士人甚至还模仿薛涛的写作习惯，“元和之初，薛涛好制
小诗，惜其幅大，不欲长剩，乃狭小之。蜀才子后减诸笺如是，号薛涛笺”[8]卷14，352。可见薛涛笺得名于四川才子仿效薛
涛使用狭小纸张书写的习惯而来。唐宪宗元和年间，翰林学士李肇用“文妖”评价薛涛，“乐妓而工诗者，涛亦文妖也”[9]卷
234，352。元代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专设《薛涛传》云：“薛涛，字洪度，成都乐妓也。性辨慧，娴翰墨……殊不意裙裾之
中出此异物，岂得以匪其人而弃其学哉？太和中卒。有《锦江集》五卷。”[10]卷8，250薛涛被列为与男性并肩的“才子”行
列。可见，其才学受到了元代士大夫的赏识。
也有学者认为，唐代的武则天和杨贵妃也是四川人。武则天生于保宁府利州（今广元县）皇泽寺;杨贵妃祖籍弘农，生在四川
。这两位女性作为才女，应该无可非议。谭继和在《自古蜀中多才女》一文中简单介绍了蜀中才女现象。参见谭继和：《巴蜀
文化辨思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28-431页。
继薛涛之后，五代后蜀的花蕊夫人因词作而闻名。但她的身份却有不同说法，北宋蔡缔说：前蜀王建有徐氏姐妹为妃，妹妹小
徐氏号花蕊夫人，姐妹俩在后唐庄宗平蜀后遭杀害;后蜀孟昶时，“又有一花蕊夫人，作宫词者是也”[11]卷6，407。蔡氏没
有说此花蕊夫人的名姓。北宋陈师道《后山诗话》对此记载说：
费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宫，后主嬖之，号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宫词百首。国亡，入备后宫，太祖闻之，召使陈诗。诵
其《国亡诗》云：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12]429
但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6《花蕊夫人词》却说是“伪蜀主孟昶。徐匡璋纳女于昶，拜贵妃，别号花蕊夫人，意花不足拟
其色，似花蕊翾轻也。又升号慧妃，以号如其性也”，并说“以夫人姓费，误也”[13]478。此后，一般皆认同花蕊夫人为徐氏
。明代四川籍大儒杨慎《全蜀艺文志》辑录100首宫词，其中署名花蕊夫人32首。可见，花蕊夫人才学得到了士人认同。
而五代前蜀时，四川甚至还出现过“女状元”黄崇嘏。状元是博学多才的象征，男性在科举考试中夺魁，才能享有如此高的荣誉
。据五代蜀人佚名《玉溪编事·参军》记载：
王蜀相周庠者，初在邛南幕中，留司府事。时临邛县送失火人黄崇嘏，才下狱，便贡诗一章……周览诗，遂召见，称乡贡进士
，年三十许，只对详敏，即命释放。后数日献歌，周极奇之，召于学院与诸生侄相伴。善棋琴，妙书画……周既重其英聪，又
美其风彩。在任将逾一载，遂欲以女妻之。崇嘏又袖封状谢，仍贡诗一篇（坦言自己女儿身）……周览诗惊骇不已，遂召见诘
问，乃黄使君之女，幼失覆荫，唯与老娘同居，元未从人。周益仰贞洁。郡内咸皆叹异。（五代）佚名：《玉溪编事》，龙威
秘书戊集第二册。此段史料又见于宋《太平广记》卷367《黄崇暇》条，仅个别文字有出入而已，如“唯与老娘同居”，则为“唯
与老妳同居”。参见《太平广记》第8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924-2925页。
黄崇嘏幼年丧父，从小与家中女性长辈生活，其文才的来源不详。元代又将她由“乡贡进士”晋升为状元，清人赵翼在《陔余丛
考》中说：“五代西蜀女子黄崇嘏，亦诈为男入仕宦。元人有《春桃记》传奇，崇嘏曾登第为状元。”[14]卷42，926可见，
黄崇嘏的状元身份是从五代至元代被逐渐型塑而成的。
从上述士人书写四川才女的历史脉络看，自汉代开始至宋代止，四川的确才女辈出，尽管没有出现向明清江南那样的才女群体
现象，但不可否认，四川才女因才华出众而在士大夫之间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士大夫抱着好奇欣赏的心态与她们交往，使“蜀女
多才”的说法得以被文献记录在案。
二、明代士人书写的蜀才女
上述描述性分析显示，自汉代司马迁开始，历代士人都在有意无意地宣传四川才女，士人间相互传抄有关四川才女的事迹，不
仅在士人圈内形成了“蜀女多才”的印象，而且通过他们的作品又逐渐向社会传播，使得“蜀女多才”渐渐成为一种社会意识。明
代科举考试日趋成熟，印刷出版业繁荣，各种著述层出不穷，“蜀女多才”仍成为各地仕宦书写的心仪素材。号称晚明“闽中十才
子”之首的曹学佺，万历年间曾长期在四川任职，著有《蜀中广记》一书传世，记录了他在四川的所见所闻。他在书中就认为《
白头吟》系卓文君所作，且一直在民间传唱，“此闺情之始也”[15]卷101，623。他在《蜀中广记》卷67《笺》中又说，薛
涛与元稹、白居易等22位名士有诗“酬和”，并在百花潭“躬造深红小彩笺，裁书供吟，献酬贤杰”。这些贤杰之所以愿和薛涛往
来，与他们赏识薛涛的才情有极大关联。曹学佺本身是仕宦身份，他对卓文君和薛涛的记载，不仅肯定了她们的才华，而且还
可能把这一信息带到东南沿海地区加以广泛传播。
被称为明代三大才子之一的杨慎（升庵）为四川人，他对家乡才女的关注也一直热情有加，他在《丹铅总录》卷21《女状元》
中记载说：
女状元，王蜀黄崇嘏也。崇嘏，临邛人。作诗上蜀相周庠，庠首荐之，屡摄府县，吏事精敏，胥徒畏服。庠欲妻以女，嘏以诗
辞之……传奇有《女状元春桃记》，盖黄氏也。详见明代杨慎撰，王大厚笺证：《升庵诗话新笺证》，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
844页。其实，检索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可知，杨慎在《升庵集》卷49中也有“女状元”条，内容与此一致，只是最后“黄氏”
二字为“黄事”。
作为硕学大儒级的士人，杨慎对黄崇嘏在不同著作中加以记述，无疑会影响其他士人与社会大众的认同心理，如明代江南华亭
县的著名戏曲家何良俊就在《四友斋丛说》卷25直接转述杨慎的“女状元”说法。
宋代四川文化代表性人物中的“三苏”，也在明代士人的笔下，与一位伟大的女性程氏联系在一起。元代脱脱纂《宋史》卷338
《列传·苏轼》中记载，苏轼10岁时，其“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这一说法被明代士人所承袭，如嘉靖刻本《四川总
志》卷12《郡县制·眉州》记载，苏洵妻程氏“通经史，有气节。生子轼、辙。洵游学四方，程教二子以书，甚严”。程氏精通经
史，在丈夫外出期间，兼母道、父道于一身，亲自给孩子们授课。这一现象在宋代四川并非特例，明万历刻本《补续全蜀艺文
志》卷44《志余》记载，苏洵的女儿苏小妹“幼而好学，慷慨能文”（苏小妹的文学形象，下文分析）。明代陆应阳《广舆记》
卷17记载，宋末四川彭山县虞集母杨氏，因兵乱随夫“奔岭外”，虽无书却向儿子口授“左传、欧苏文”。虞集最终中进士，“皆母
训也”。元明士人对程氏以书教子、杨氏口授教子的刻画，凸显了宋代四川才女的社会形象。有学者研究，宋代四川才女已明显
增多，出现了14名女词人，但留下词作仅30首，分布在成都、泸南、广汉等地。详见花志红：《宋代蜀地女词人及其词作》，
《时代文学》2011年第8期（下半月），第174-175页。
明代士人除了继续关注历史上的四川才女外，还集体塑造了时人杨慎继妻黄氏的才女形象。据明人纂《绍芳杨升庵年谱》记载
：“公姓杨氏，讳慎，字用修，别号升庵……继室得遂宁黄简肃公珂女。”[16]卷46，1148黄氏出身仕宦之家，其“博通经史”
几乎成为当时士人的共识，如隆庆进士朱孟震在《河上楮谈》卷2《黄夫人》中记载：
先生夫人黄氏，遂宁黄简肃公女。博通经史，能诗文，善书札，娴于女道……虽能诗，然不轻作，亦不存稿，即子侄辈不得而
见也。今海内所传若“雁飞曾不到炎方”及“懒把音书寄日边”，久为人传诵。简西峃又记一诗云：“才经赏月时，又度菊花期。岁
月东流水，人生远别离”，只二十字而感时伤别，不必断肠堕泪，而闻者凄然不堪，殆绝唱也。[17]卷2，633
晚明陆应旸说，黄氏“博通经史，工笔札，嫁为杨慎之继室。慎戌滇……（氏）有寄夫长句及小词为艺林传诵。”[18]卷17，
380不仅如此，明代士人还将黄氏与历史上不同地域的知名才女相比较，以突出黄氏是当时最杰出的才女。明代王骥德《曲律
》将黄氏与宋代李清照等女词人相比，“宋词如李易安、孙夫人、阮逸女，皆称佳手。元人北词，二三青楼人尚能染指。今南词
，仅杨用修夫人。”[19]卷4，488可见，黄氏已经被誉为南词发展的代表人物。万历刻本杨禹声《杨夫人乐府词余》序称：“
夫人才情甚富，不让易安、淑贞。”即黄氏的才情与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朱淑贞不相上下。明代士人认为黄氏的才华与其丈
夫相当，甚至在词作方面还超过杨慎，著名书画家、戏曲家山阴人徐渭自愧不如黄氏的才华，他说，读升庵夫人词，“旨趣闲雅
，风致翩翩，填词用韵，天然合律。予为之左逊焉”;他夸赞杨升庵夫妇，“以升庵之通博，著述甲士林;而又得贤媛，才艺冠
女班”。晚明江南士人张楚叔在《衡曲尘谭》则说：“杨夫人亦饶才学，最佳者如《黄莺儿》‘积雨酿轻寒’一曲，字字绝佳。杨别
和三词，俱不能胜，固奇品也。”[20]明代有士人认为：“黄夫人《寄外》之作，杨用修答和皆不及也。”[21]卷14，74据
研究，明代从隆庆年间开始就有士人不断收集刊刻黄氏作品，至少出现四个版本。详见李冰：《黄峨作品研究》，中南大学 2010年硕士论文，第1页。明代不同地域的士大夫不遗余力地书写、宣讲杨黄氏的才情，将其塑造为明代才女的一面旗帜，在
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士大夫对四川才女的认同与尊重，他们对四川才女的集体炒作，无形中推广了“蜀女多才”在士人圈的知名
度，无疑也会强化社会大众对“蜀女多才”的印象。
明代士人对四川才女的书写与褒奖，大多属于士人私人层面的作为，但鉴于这些士人的声望又不可能不对官府产生影响，明代
四川官修地方志即是例证，嘉靖刻本《四川总志》卷3和万历九年（1581）刻本《四川总志》卷5《郡县制·古迹》收录的“花蕊
夫人宅”条均说，五代费氏“以才色入蜀宫”，深受后主宠信，曾作宫词百首。清前期四川某些方志甚至专设“才女”目记载当地才
女，乾隆二十五年（1760）熊葵向纂《富顺县志》卷11《列女·附才女》收录了多位明代才女，如杨氏为司马杨述中次女，“读
经史，工文辞”，婚后丈夫病重，她“书誓词”表达殉节的决心;尹氏纫兰与丈夫刘泌的妹妹文玉“读书作诗，其诗骨散神寒，音
节清巉”;刘泌继妻朱氏“亦善吟咏，所作与尹氏纫兰相为伯仲”。这些女性的诗文多被明人钟惺辑入《名媛诗归》，“世共珍之”
。钟惺为湖广竟陵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他还为尹氏撰墓志铭，足见其对尹氏文才的欣赏。
稍后的乾隆年间考据大家段玉裁又重修《富顺县志》，在该志卷5《列女》中不仅罗列上述各位才女的诗作，而且还收录了明
代士人马之骥（畿辅人）、张鼐（山东历城人）、董其昌（松江人）、陈继儒（松江人）等对这些才女作品的评析。这些不同
地域士人的参与，一方面表明四川才女在当时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可能与四川士人外出活动密切相关，如尹氏传后所
附钟惺撰《断香铭》云：
断香铭者，铭吾友蜀人刘晋仲之妇尹氏之墓也。君讳纫兰，叙州府宜宾县人，大参尹子求先生之女也。记己酉，予以丧子，狂
走北门，先生为南职方郎，常为余言，其婿刘郎七岁能诗。刘郎者，给谏勿所公仲子，即今所称刘晋仲者是也。安知其有女慧
如是？然其时犹然。女儿习不知书，既归晋仲，晋仲妹文玉词翰妙敏，心悦而好之，相与为友，始读书，稍稍为诗，精神起落
，常出人意外。段玉裁：《富顺县志》卷5《列女》，《西南稀见方志文献》第一辑，第15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
599页。
尹氏的父亲尹子求系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曾长期在南京一带供职，与钟惺成为好友，并向钟惺讲述自己女儿、女婿的
诗文才华。这些不同地域士人的交流，对扩大“蜀女多才”形象的传播也有积极助益。
明代仕宦对四川才女的记叙，一方面得益于四川才女们本身才华的名实相副，另一方面四川才女们的名声也借助于这些不同地
域男性士人的名人效应而逐渐在各地得到传播。两者的结合尤其是明代更多士大夫的介入，他们通过官私文献的著述，无疑在
社会上营造了一种四川自古多才女的社会氛围。
三、宋代以后俗文化塑造的蜀才女
宋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城居者不断增多，市民队伍在不断扩大，士人、书坊乃至戏班等为迎合社会需要，将
许多历史故事改编为小说、戏曲，以吸引更多读者、观众。这些俗文化在创作以女性为主的题材时，又不时会联想到四川历史
上的才女，从而对社会大众了解“蜀女多才”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也使“蜀女多才”的形象由原来的士人圈渐渐向社会大众间传
播扩散。
宋代以后的俗文化不仅以原有四川才女为素材创作加工，而且还杜撰新的四川才女形象，如至今流传的苏小妹即是例证，她的
故事大约始于南宋无名氏撰《坡妹与夫来往歌诗》云：“东坡之妹聪慧过人，博学强记，尤工于文。有欲以秦少游议亲者，妹索
其所业，视之曰：‘秦之文粗以敌吾子由之才’。遂得偕伉俪。”[22]14-26但学界却大多认为苏小妹是小说家塑造的人物，历
史上不存在苏小妹与秦观联姻故事。详见韩振峰：《“苏小妹”为苏东坡之姊而非妹》，《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3期，第26
页;黄震云：《苏小妹考略》，《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第91-94页。然而明代小说家对此则
乐此不疲，冯梦龙《醒世恒言》就以“苏小妹三难新郎”为题，大肆渲染苏小妹的文才。他说，苏洵不仅有苏轼、苏辙二子，而
且女儿苏小妹“聪明绝世无双，真个闻一知二，问十答十。因他父兄都是个大才子，朝谈夕讲，无非子史经书，目见耳闻”，且
苏小妹又天资聪颖，所以才有“三难新郎”的故事发生，并得出“文章自古说三苏，小妹聪明胜丈夫”的结论。[23]129冯梦龙
笔下苏小妹的文才已高过当世文豪苏轼。之后，明末刻本《今古奇观》第58卷再次将《苏小妹三难新郎》全文照录，万历《明
刻话本四种》则将此故事改在《女翰林》中。这些小说无疑会扩大才女苏小妹在社会上的传播。
明代小说是拥有读者群最多的文化消费品，明初小说家江西人李昌祺《剪灯余话》属文言小说，最早刻本为宣德年间。该书卷
2《田洙遇薛涛联句记》讲述洪武十七年（1384）广州人田洙随父入蜀为官，在成都一处桃林遇到薛涛鬼魂，两人以联句作诗
进行交流。于此可见，才女薛涛到明代还成为士人创作故事的重要素材。这个故事在万历年间被坊刻名家余象斗收入《万锦情
林》卷2《田洙遇薛涛联句记》。《剪灯余话》卷4《江庙泥神记》讲述了四川眉州城附近一个临江的小市，“人烟数百家，商
贾物货之所聚，买卖甚旺。”江边有一座古庙，“相传为花蕊夫人费氏之祠，迨今颇著灵迹”。然后描述儒生谢生琏在庙后的花园
，偶遇一群才女，与之唱和往来，并逐渐互生情愫。后来才知谢生琏被鬼祟缠身，他的家人遂到花蕊庙卜签，方知是花蕊夫人
及女婢所为。
明代畅销小说“三言二拍”尤其迎合了市井百姓的心态，其中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17“同窗友认假作真，女秀才移花接木”
，一开始就引用唐人赠薛涛诗，并说：
这个薛涛乃是女中才子，南康王韦皋做西川节度使时，曾表奏他做军中校书，故人多称为薛校书。所往来的是高千里、元微之
、杜牧之一班儿名流。又将浣花溪水造成小笺，名曰薛涛笺。词人墨客得了此笺，犹如拱壁。真正名重一时，芳流百世。
并进而发出“蜀中女子从来号称多才”的声音。有鉴于此，小说讲述的“女秀才”是成都府绵竹县17岁女子闻蜚娥，她自幼习武，
后女扮男装进学堂读书，“如此数年，果然学得满腹文章，博通经史。这也是蜀中做惯的事。”这里的“惯”字则隐含了四川才女
具有历史延续性，“可见蜀女多才，自古为然。至今两川风俗，女人自小从师上学，与男人一般读书。还有考试进庠做青衿弟子
，若在别处，岂非大段奇事？”作者得出四川风俗就是女子与男性一样读书，因而才出现“蜀女多才”的现象。凌濛初讲述的这个
故事，后又被书坊录入不同小说刻本，如明末抱瓮老人《今古奇观》第65卷《女秀才移花接木》几乎全文照抄这个故事。
明代小说家在以四川才女为原型创作女翰林、女秀才的同时，自然也不会忘记女状元黄崇暇的故事。冯梦龙在《喻世明言》第
28卷《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以黄崇嘏为引子，黄崇暇“聪明俊雅，诗赋俱通……据如今搬演《春桃记》传奇，说黄崇嘏中过女状
元”。这说明黄崇暇已出现在不同的媒介上，而传奇可能是受众较多的传播形式。明崇祯年间刊行《峥霄馆评定通俗演义型世言
》第16回“内江县三节妇守贞，成都郡两孤儿连捷”说：
蜀中旧多奇女子，汉有卓文君……又有昭君……唐有薛涛……蜀有两徐妃……还有花蕊夫人……都有色有才。
这些以四川才女为背景的俗文化书籍、传奇，大多产生于商业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在市民阶层中有一定的读者群，尤其还会
通过南来北往商人的阅读与传播，将这些故事内容散布到全国更广泛的地域。
元明时期，戏曲也是一些人谋生的重要手段，他们走街串巷乃至辗转乡野进行戏剧表演，对不识字和疏于读书的人而言，戏曲
更具有影响力，毕竟演戏兼具有文字和舞台两种传播方式，也更生动、更直观。与小说家一样，戏曲家们在剧本创作中也不时
会涉及到四川女性的才华问题。元代杂剧家吴昌龄《花间四友东坡梦杂剧》尽管以苏轼为主角讲述故事，但在第一折苏轼一上
场就介绍说：“小官眉州眉山人，姓苏名轼，字子瞻，别号东坡，乃老泉之子。弟曰子由，妹曰子美，嫁秦少游者，是也。”
[24]1234
有明一代，戏曲更加兴盛，涉及四川才女的剧本也多了起来，如徐渭创作的《四声猿》第四出《女状元辞凰得凤》就以黄崇嘏
为主角，“妾身姓黄，乳名春桃，乃黄使君之女。世居西蜀临邛……既工书画琴棋，兼治描鸾刺绣。”后黄崇嘏女扮男装参加科
考，被考官周庠赏识点为状元。[25]62该剧一反男性中状元的定式思维，以女性科考成功引起观众的兴趣。从现存明万历、
崇祯年间《四声猿》刻本多达6种来看，“女状元”的观众和读者群十分可观。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创作的《牡丹亭还魂记》女主
角杜丽娘也是蜀人，且才貌双全，其中说：
（外扮杜太守上）西蜀名儒，南安太守……乃唐朝杜子美之后。流落巴蜀，年过五旬……夫人单生小女，才貌端妍，唤名丽娘，
未议婚配。看起自来淑女，无不知书……正是：中郎学富单传女，伯道官贫更少儿。[26]卷上，523
戏剧中的杜丽娘，被称为是唐代杜甫之后人，其父亲也是名儒，作为书香之家的她也“无不知书”，自然也成了才女。汤显祖对
四川才女的印象或许源于其对“女状元”一类故事的阅读或观赏，从而在自己的戏剧创作中加以借鉴。
《牡丹亭》在明代士人与社会大众之间的知名度相当高，以致出现了许多评点本和修改本。现存已知的《牡丹亭》评点本有六
种，其中两种出自闺阁女性之手，可见其能迎合不同性别读者的心理，从而吸引更多人成为《牡丹亭》的爱好者。修改本则更
多是为将戏曲搬上舞台而作，现存属于明代的有臧晋叔和冯梦龙的改本。除文本之外，表演是《牡丹亭》更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牡丹亭》问世不久，就出现了原本和改本之争，这也反映了明代社会对这个故事的广泛传唱。明代许多戏班均演出过这个
故事，其中不乏有达官贵人的家班，而善演者的数目更众。详见王燕飞：《〈牡丹亭〉的传播研究》，上海戏剧学院2005年博
士毕业论文。可以认为，伴随着戏剧的演出，杜丽娘的才女形象几乎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并被多数人接受和喜欢。而附带效果
就是“蜀女多才”也获得了社会的认同。
因此，宋代以后的俗文化在“蜀女多才”成为社会意识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助推作用。这些故事通过小说家、戏剧家的不断演
绎，再辅以百姓的口口相传，使“蜀女多才”的形象由士人圈逐渐向全社会扩散。在传播的过程中，四川才女由单体也逐渐模糊
为群体的形象，以致在社会上流行自古“蜀女多才”的说法，并被不同的人群所认同。
结语
古代四川因地理交通之局限，其文化氛围颇具特色，三星堆文明已经向世人显示了蜀文化的独特。秦汉王朝统一以后，中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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