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本土化（或日中国化）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是建设中国当代文论的两大基本课题，学界对此也展开了多方讨论，开出了诸多良方。但是，什么是西方文论本土化？学界至今尚无定论。本文拟就西方文论中的一支——西方叙事学来讨论其本土化问题。
一
西方叙事学指的是源自法国、并在西方文化传统内发展壮大的叙事学学科，包括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两个阶段。一般而言，经典叙事学指的是结构主义叙事学，“是直接采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研究叙事作品的学科”，“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产生的女性主义叙事学、修辞性叙事学、认知叙事学等各种跨学科流派则被称为‘后经典叙事学’”。申丹等著的《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郑重其事地在叙事学的名目上冠上了“西方”二字，表明叙事学发展到了今天已经很有必要区分“西方”和“东方”，具体到中国，就是区分“西方”与“中国”。“中国叙事学”依然成为国内学界强烈的理论冲动。那么，什么是中国叙事学？
对“中国叙事学”的态度，国内学界有三种观点：一、必须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叙事学，这是大多数学者诚挚的愿望和努力的方向。最典型的代表是杨义，他说：“在以西方为参照系的同时，返回中国叙事文学的本体，从作为中国文化之优势中开拓思路，以期发现那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也许相当一些侧面为西方理论家陌生的领域。”他的《中国叙事学》直接以“中国叙事学”命名，“中国”一词代表与“西方”叙事学分庭抗礼的民族特色。二、认为建立中国叙事学为时尚早，但前景乐观。相当一部分学者持这种观点。如徐德明认为，“专门讨论中西叙事诗学的整合，进入纯粹理论探讨为时尚早。”青年学者罗书华在《中国叙事之学》中提到，“现在谈论与建构界限清楚的‘中国叙事学’的条件还不够充分”，但应该为它的建构“做些有益的铺垫”。三、认为作为一门世界通用之学，叙事学是没有国界的。比如董小英在其《叙述学》中认为，“叙述学就是研究表述形式的一门学问”，所以“文化可以各个不同，但是只要使用文字或者艺术方式表现了某种意义、意味的话，这种表达方式就是叙述方式，应该是可以借鉴，是没有国界的。”态度不同，表明中国叙事学界对一些问题认识尚有暧昧不清之处。譬如对叙事学学科本身的认识。国内对“叙事学”的界定尚未统一，徐岱认为“应该是对叙事现象的理论研究”，董小英认为“叙述学就是研究表述形式的一门学问”，谭君强认为“就是关于叙事文本或叙事作品的理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还是叙事学源头——西方叙事学界对叙事学的界定也有多种，“或曰，‘叙事学是对叙事形式和功能的研究’；或曰，叙事学是‘叙事文的结构研究’；或日，‘叙事学是叙事文本的理论。’新版《罗伯特法语词典》给叙事学所下的定义是：‘关于叙事作品、叙述、叙事结构以及叙事性的理论。’”这就更导致了人们对这一学科认识的含混。另外，国内关于“叙述”还是“叙事”的讨论，也说明国内对这一学科的认识尚待进一步廓清。1999年傅修延考释“叙事”，认为“叙事”有动词和名词二意：作为动词是“讲述故事”，作为名词是“对故事或事件的叙述”；“叙事”与“叙述”有时候可以互换，如“叙述学”和“叙事学”。2001年董小英解释其著作《叙述学》的命名时简单提到过“叙述学”和“叙事学”的问题：“故事其实是被叙述的内容；叙事是叙述的形式，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文字组成的文本；而叙述是指叙述的方法。本书着重研究的是叙述方法。……叙述学是通过叙述形式研究叙述方法的学问。‘叙述’最能表达我们的研究目标，所以把书名定为‘叙述学’。”（粗体为原文所有——笔者注）但这并没有解决“叙事”（学）还是“叙述”（学）的问题，叙事学的命名依旧显得随意。2008年董小英本人出版的新著《超语言学——叙事学的学理及理解的原理》便弃“叙述学”而采用了“叙事学”。赵毅衡以一贯的敏锐，于2009年撰文《“叙事”还是“叙述”？——一个不能再“权宜”下去的术语混乱》，指出目前“叙述”与“叙事”的使用过于混乱，希望解决这个当代文艺学基本学科的命名问题。赵毅衡主张统一用“叙述”（包括派生词组：叙述者、叙述学、叙述化、叙述理论）。后来申丹也在同一家期刊撰文《也谈“叙事”还是“叙述”》，主张不能统一用叙述代之，而是在“叙述话语”和“所述故事”这两个不同层次对“叙事”和“叙述”这两个术语做出选择。这种商榷非常及时且必要，这两个术语的使用在国内实在过于随意了；但是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学界已经认识到了叙事学学科命名存在的问题——混乱的名称显然不利于学科的发展，也直接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叙事学”的认识和理解。
二
要解决什么是“中国叙事学”问题，可能还得从西方叙事学人手。只有厘清叙事学的“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才能真正说明“中国”叙事学到底是什么。
众所周知，一、作为一门学科，叙事学从西方而来，自法国源起，途经英国等欧洲各国为一变，再到美国又一变，中国学界从欧美各国吸收了叙事学的营养；二、叙事学的各种理论迅速得到中国学界的认同，应用西方叙事学理论阐释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和西方文学的论文论著迅速增长；三、在西方叙事学的参照之下，中国学者在叙事理论的拓展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尝试；四、在西方叙事理论的启发下，中国古典叙事理论得到重视。但以上只是一种表面的描述，并没有真正说明叙事学的“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关键还在于一个“化”字：本土化的最基本含义，就是要“化”去西方之异质，融源自西方的理论为中国的理论，使叙事学成为中国当代文论有机整体的一部分
这种思路的起点是“异”。叙事学的发展路线，自法国而英国和欧洲各国而美国，从经典时代到了后经典，由单数变成了复数，无论怎么变化，都没有离开一个共同的文化母体。也就是说，叙事学一直在一个相同的西方文化圈内发展，不同国家形态各异的叙事学研究，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是在一个相同的文化语境内的理论研究，他们的关系是相继相承。但是，与西方文化传统截然不同的东方文化传统，尤其是中国文化传统下的叙事学研究，它的个性和风貌会全然不同，中国文化传统下的叙事理论会体现出与西方理论的根本上的差异。所以，辨析差异是吸纳西方理论最基本的工作。杨义的《中国叙事学》直接强调的就是文化传统的差异，他对中国叙事学的建构，是以中国文化传统为基础的，称得上是一部叙事理论的文化研究论著。
差异的认识需要比较。只有在比较中才能发现“异”、认识“异”。于是不同的文化传统得到强调。民族精神、文化心理结构、思维方式、读者阅读习惯与文学的叙事形式有着直接的关联，这些要素的不同会直接导致文学叙事形式的民族特征，也就有不同文化传统下的叙事理论。中国学者往往对国内一些论著仅仅拿中国作品作为例证证明西方理论的正确性表示不满，便是基于这种文化传统之异、叙事理论之异之上。随着国内学者对西方的深入学习和翻译工作的逐步拓展，西方叙事学的面貌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国人眼前，中西比较的维度变得越来越迫切。事实上，中国学者介绍叙事学的著作，都带有比较的因素。徐德明认为整合中西叙事理论的可能途径之一，就是中西叙事理论的对应比较。很多学者在叙事学领域的中西比较方面作出了出色的贡献，中国叙事理论与西方叙事理论的异与同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提及。在徐岱的《小说叙事学》中，中国古代的叙事思想与西方叙事学说相互辉映，中国叙事思想的“双子星座”（史传观念和诗骚传统）、“三驾马车”（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的叙事思想）、“四大范畴”（白描、闲笔、虚写、传神）与西方叙事理论互为对照，具有深刻的中西比较意识。胡亚敏《叙事学》的附录，便是对金圣叹叙事理论的梳理，与正文的西方叙事理论介绍形成鲜明的对照。张世君在《明清小说评点叙事概念研究》中辨析了多组中西叙事概念，如“间架”与“插曲”、“脱卸”与“转换”、“一线穿”与“整一性”、“间”与“障碍”等。
应该说，在中国的叙事学的研究途中，必然会有比较的维度。毕竟叙事学源自西方，是在西方文学实践和两千多年叙事理论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学说，与中国的文学实践和传统叙事思想有着不同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差距是显见的。问题是，对于叙事学学科来说，这种差距是绝对的吗？还是可以求同存异，在一个共同的学科框架和学科传统内发展学科？换句话说，中国的叙事学研究，是要在中国与西方的范畴内发展叙事学，还是在叙事学的范畴下展开中国的研究？这可不是在玩语言游戏，二者的差异是显著的。前者建立在“异”的基础上，意味着中国叙事学的独立品格，意味着会出现一种与西方叙事学全然不同的中国叙事学；后者则建立在“同”的基础上，意味着中国叙事学研究与西方叙事学处于同一个学术框架内，是对西方叙事学的继承和发展。
三
第一种路线会得到大部分学者的认同，20世纪90年代就出现建立中国叙事学的呼声，建立与西方叙事学分庭抗礼的中国叙事学也是许多中国学者的愿望，而且中国叙事学界已经在这个方面做出了不凡的成就，杨义的《中国叙事学》的出版无疑让国内叙事学界精神一振。第二种路线，撇开文化尊严和民族感情不说（那场历时十余年至今余音未歇的文论“失语症”讨论，反映出国内学者多么深刻的文化焦虑！），即使在学理上也可能会遭到很多人的质疑。但实际上，这第二条路线，在中国也不乏实践者，且取得了出色的成果。
方法论方面，傅修延研究了文学批评的各种方法和思维方式，试图在理论的创新和方法之间搭起沟通的桥梁，其《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不仅是一部较早介绍叙事理论的著作，其中体现出来的方法论上的精彩演绎更让读者着迷。赵毅衡和申丹则直接提出了叙事学研究的方法论。前者着眼于中国传统小说研究，创建了形式文化论批评方法；后者致力于西方小说研究，推出了整体细读法。两种方法论的提出，都不是在比较中西文化差异或叙事理论差异的基础上进行，而是聚焦于作品，对作品进行细读，在思考叙事形式与作品意义之间的关系中创建方法论。赵毅衡发现文学的真正价值在于形式，形式具有坚挺的历史意义，其背后起支撑作用的，便是文化，正是文化赋予了文学的叙事学特征。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形式文化论批评方法，突破了叙事学研究满足于内审的传统品格，目光穿越文本直达文化深层。其《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是形式文化论批评方法的具体实践，出色地解决了中国白话小说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的叙事学特征问题。
2007年申丹在《外国文学研究》上发表论文《“整体细读”与深层意义——克莱恩“一个战争片段”的重新阐释》首次在国内正式提出“整体细读法”；2010年申丹在美国著名期刊English Studies：A Journal of EnglishLanguage and Literature第2期发表论文“Overall-Extended Close Readingand Subtexts of Short Stories”，首次在国际上明确推出整体细读法。所谓整体细读法即“以文本为基础，以打破阐释框架的束缚为前提。其‘细读’有两个特点：一是既关注遣词造句，又关注叙事策略。二是‘细读’局部成分时，仔细考察该成分在作品全局中的作用。……其‘整体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作品中各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加以综合考察；二是对作品和语境加以综合考察；三是对一个作品与相关作品的相似和对照加以互文考察。也就是说，‘整体细读’是宏观阅读与微观阅读的有机结合，两者相互关照，相互关联，不可分离。”整体细读法的提出，是申丹结合叙事学的“话语”研究与文体学的“文体”研究的特长，聚焦于英美短篇小说，在对小说的各形式要素进行细细检验之后，发现文本的背后还隐藏着潜文本。《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一书是整体细读法的成功检验和实践。
在叙事学的发展方向方面，学者们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1999年董乃斌在给傅修延的《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作序时，提出了建构叙事学体系的6个突破点：叙事学的心理学方向、叙事能力成长史的本质和规律研究、文体学方向、非文学文体的叙事学、中国叙事学和中外比较叙事学。这6个突破点就目的而言是架构叙事学研究体系，以中国历代代表性叙事作品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历史叙事学只是这个学科体系中的一项内容。2002年谭君强在其著作《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中提出了审美文化叙事学的方向，将文化和审美的维度引入叙事学研究，将研究的范围延伸到文化意义上的所有叙事作品，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叙事研究范围；2010年他在《江西社会科学》第3期上著文《比较叙事学：“中国叙事学”研究之一途》，提出了“比较叙事学”的研究向度，认为比较叙事学可以作为中国叙事学界研究的路径；江西社会科学院的龙迪勇，一直以来勤力于“空间叙事学”的建构；还有各门类叙事学如新闻叙事学、电影叙事学、法律叙事学、戏剧叙事学、音乐叙事学甚至茶艺叙事学等等，叙事学正以跨学科跨媒介的趋势逐步深入。这些研究方向，作为叙事学学科的分支以一种多头并进的态势向前掘进，成为叙事学学科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赵毅衡提出了广义叙述学的新课题。早在傅修延的《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式》中，叙事的广义含义已经被认识到，作者反复强调他是以广义叙事为基础的：“凡是含有叙事成分的先秦文献都在本文的考察范围之内，……换而言之，先秦时期内任何含有叙事意味的信息传递，无论画事、说事、唱事、问事、铭事、感事、演事，还是甲骨、青铜、神话、史籍以及民间文艺，甚至包括‘表事’的汉字本身，都在本书的讨论之列。”但是傅修延只是认识到叙事学研究的范畴应该突破小说甚至文学叙事，从理论上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赵毅衡。赵毅衡考察了叙事学学科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之后，认为叙事学从经典到后经典，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发生了叙述转向（the narrative turn），叙事学研究从单纯的小说模式转向了文化，小说叙事模式显然已经不足以解释这种新现象。广义叙述学是要建立一种涵括各种体裁、各门学科的广义理论的叙事学。它将不再以小说模式为中心，虚构或非虚构的叙事如广播新闻、电视广告、梦都纳入叙事研究的考察范畴。他重新定义了“叙述”的概念（注意：赵毅衡认为要统一用“叙述”代替“叙事”）：“只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讲述，就是叙述，它包含两个主体进行的两个叙述化过程：1、主体把有人物参与的事件组织进一个符号链。2、此符号链可以被（另一）主体理解为具有时间和意义向度。”“叙述”的范围被提到一个非常宽泛的地步，只要符合了上述两个条件的“叙述”，都可以成为叙事学的研究对象。总之，无论是各门类叙事学、各向度叙事学，还是总体理论意义上的广义叙述学，强调的都是叙事学学科内部的拓展和延伸。
那么，是否第一条路线就没有价值呢？当然也不是。辨异的价值在于：一、有助于找出西方叙事学不适合中国文学实践的部分；二、有助于辨析西方叙事理论与中国传统叙事理论相近的概念和范畴；三、有助于挖掘整理我国传统叙事理论；四、中西叙事理论之“异”，可能会成为我国叙事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理论生长点。一种现象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不同文化传统下的叙事理论的比较，自然也会碰撞出许多智慧的火花。杨义曾经满怀欣喜说明了这种比较的快乐：“中西文化明显存在的反差，使我时时以中国自古及今的叙事经验，对西方叙事学进行比较性阅读。发现相同之处，自然会心一笑；发现东西方异质之处，岂不是智慧的愉快？”
四
我们发现，上述两条路线都各有其价值。“辨异”是构建独特的具有民族特色丰姿的叙事理论的前提，但它不能涵括在中国的所有叙事学研究的内容。问题似乎又回来了：中国的叙事学研究与西方叙事学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也许看一下我国叙事研究的实践更能说明这个问题。我国的叙事学研究，应用西方叙事理论阐释中国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占大多数，而且其中不乏精彩的论文论著，如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1994）、王彬《红楼梦叙事》（1998）、张世君《（红楼梦）的空间叙事》（1999）、谭君强《叙述的力量：鲁迅小说叙事研究》（2000）、王平的《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2001）、刘俐俐《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2006）……这个书单还可以开很长。也就是说，西方叙事学是一个很合手的工具，可以用来分析阐释中国文学的叙事形式问题；另一方面，在应用这套理论工具的时候，中国学者也做着辨错、纠错的工作，修改叙事学理论的某些不完善、不准确的地方，纠正某些错误之处，补充西方学者没有提到的理论空白。这项工作做得最出色的是申丹。在她的相关著作和论文中，可能最用力的工作就是理论的辨误和概念的清理。西方叙事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存在概念不清、观念混乱的现象，仅在其《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中，作者就梳理了以下几个叙事学重要概念：隐含作者、叙述视角和不可靠叙述。因为隐含作者这一概念在以往的理论阐发中被不断误解；在叙述视角概念的阐发上也存在各种混乱，而且以前人们只注意到第一人称的不可靠叙述，而对人物眼光的不可靠叙述则没有充分认识；“视角”讨论观察故事的角度，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名称众多、界定含糊、分类混乱。申丹深入考察这些概念的内涵，理清了相关脉络，并剖析了混乱出现的原因。
西方叙事学可以应用于中国文学实践的理论阐释，其错误混乱可以为中国学者发现纠正，其空白可以为中国学者补充，中国学者可以在新的向度提出新的叙事学分支学科，在新的文化现象下提出叙事学的新课题，那么，“中国”叙事学和“西方”叙事学的关系，就不是强调“中国”与“西方”的差异与对立。“中国”与“西方”文化上的差异是巨大的，但对于叙事学学科来说，不是根本的。
美国学者、汉学家宇文所安（smphen Owen）的汉学研究可以为这个观点提供旁证。他在《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1989）中提出一种比较诗学研究的新思路，用他的话来说，“来自不同传统的诗歌可以彼此交谈，只要我们不把它们分配到一个正式的宴会上，每首诗面前放一个小牌子，上标它们应该‘代表’哪一传统。如果我们不去麻烦这些诗，不迫使它们代表‘中国诗’、‘英国诗’、‘希腊诗’，它们其实有很多‘共同语言’。”这是一种不研究文化传统、只深入诗歌共性的研究，一种求同存异的研究，与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正好是一条相反的路径。比较文学自法国学派以降，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的方法就成为其基本研究方法。从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方法、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方法，到中国学者创造的“阐发法”、叶维廉提出的“文化模子寻根法”、前苏联学者提出的“历史类型学研究”，其共同特点是先确认不同文化的差异，然后展开相关研究。其前提是认定不同时代、国别、民族、文化的差异，在肯定差异的基础上展开研究。这无可厚非，在文学批评史上甚至是一种卓越的进步；肯定差异，要求不同文化的文学在平等的基础上展开对话与交流，对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比较文学学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换一种思维方式，也许会别有洞天。宇文所安在《迷楼》里跨越时空诉诸共性的思路，应该值得叙事学在不同文化传统的研究借鉴。
应该说没有差异的研究是没有价值的，也正是在差异的基础上新的现象被发现，新的理论被总结，新的领域在拓展，学科也因此获得生机。即使是同一文化圈内不同国别的叙事学研究，差异也是重要的。叙事学自法国起，继而传到欧洲各国，到英国与文体学结合形成一特色，后到美国与各种文化理论结合形成一特色，这些不同特色的叙事理论相辅相承，互为补充，都属于叙事学学科内部的研究，是叙事学在不同国家不同阶段的发展。差异也是“中国”叙事学存在的理由和根基，既有文化差异，又有国别差异、民族差异，更能刺激“中国”叙事学找到新的生长点，把不同于“西方”叙事学的新的研究领域、新的学科方向、新的叙事规律、新的学科范畴、新的概念……一一挖掘整理开拓出来。但是，“新”是与“旧”相对的概念，中国之“新”是在参照西方之“旧”生长起来的，在西方叙事学的启示和理论基础上进行的，也就是说是在叙事学学科的学术框架内进行的，作为一种以方法论著名的学科，叙事学方法论也是中国叙事学研究的基本依托。所以“中国叙事学”与“西方叙事学”的关系，是“在中国”的叙事学与“在西方”的叙事学关系。“中国”和“西方”更多的是地理意义上的限定，而不是叙事学意义上的界定。“中国”叙事学和“西方”叙事学，首先是“叙事学”的学科特性，然后才是“中国”与“西方’’的地理特性和民族传统特性。
上述第一条路线，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发现“异”。基于中西文化差异之上的叙事理论之“异”，是在中国的叙事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点，在此基础上形成在中国的叙事学研究个性和特色，是叙事学学科发展可能性之一途的前提条件。第二条路线强调在中国的叙事学研究的学科价值，只有首先强调其学科价值，再突出其中国特色，在中国的叙事学研究才有意义。作为异文化的中国，“异”提供的不仅仅是“中国”，更是“叙事学”领域更多更精彩的可能性。在中国的叙事学研究和建构的新的成熟的叙事学理论，一方面适合阐释中国的叙事文本，另一方面也适合阐释异国包括西方在内的叙事文本，具有理论的普适性。
五
这样，“中国叙事学”就有了狭义与广义的区分。狭义的“中国叙事学”，可以理解为“中国的叙事学”，即基于中国传统叙事理论与中国文学实践上的、具有民族和区域特色的叙事学研究；广义的“中国叙事学”，指的是“在中国的叙事学”，包括中国学者提出各种叙事学分支学科、叙事学研究方向、叙事学研究新课题、叙事学研究的方法论建构、叙事学概念和观念的重新界定以及传统中国的叙事理论研究等。只要是中国学者展开的叙事学方面的研究，都属于广义的“中国叙事学”范围。狭义的中国叙事学，只是广义的中国叙事学一个方面的内容，当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就是说，中国叙事学也是一个复数，包含叙事学在中国发展的各个分支学科、发展方向和研究成果。从叙事学视野看，中国叙事学复数是叙事学复数的一个组成部分，与西方叙事学相互参照、互为补充。
那么，叙事学本土化，其终极目标就不是建构狭义而是广义上的“中国叙事学”。叶维廉曾经说过，所谓本土化，“指的是摆脱依赖情结，对自己已经不假思索地内在化的外来思想的反思，认识到外来思想体系里根源性的问题和困境，以及自己传统中根源性的解困能力。”赵毅衡说过，“对一些小说叙述学中的细节问题，西方学者已经讨论过多年的问题，中国学者的争论却很热烈，争论的中心点是：究竟谁对西方权威的理解正确。”这种情况实际上是缺乏学术独立信心、对西方理论权威充满依赖情结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很多学者渴望建立一种可以与西方理论分庭抗礼的叙事学理论，这除了叙事学学科发展的因素，更多的可能出于某种文化忧虑情怀。所以，叙事学本土化，既要摆脱对西方叙事学权威学者的依赖性，又要警惕文化焦虑的心态，即人为地设置一种中西对立抗衡的学术壁垒，在狭义的中国叙事学内转圈，忽视更多的叙事学方向的可能性。经典叙事学家热奈特说：“肯定无疑的是：一般的诗学，尤其是叙事学不应当局限于分析现存的形式或主题，还应当探索可能的领域，甚至‘不可能’的领域。”探索可能或不可能领域，是叙事学本土化应有之义，或者说建构本土叙事学，不是要建立一种与西方叙事学迥然有异的“中国”叙事学，而是要穷尽（尽管不可能，但可以尽可能）叙事学研究的一切可能性，在这个前提下谈论叙事学本土化，是要叙事学在中国有所作为，中国传统、中国经验可以为这些作为提供理论支持和新的理论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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