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是一个享乐主义者，他在《闲情偶寄·颐养部》明确宣称“行乐第一”[1](P308)，人生不满百年，死神随时可能来临，故应及时行乐。从《闲情偶寄》的记载来看，李渔并非只是口头说说而已，而是身体力行，美味佳肴、服饰居室、女色玩器、园林花草，举凡人生的各种享受，从物质到精神，无不精益求精。李渔的这种人生哲学，对其文学创作尤其是话本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无声戏》与《十二楼》中的人物，或为李渔的替身，或为李渔手中的牵线木偶，其思想和行为都深深地烙上了李渔的痕迹。
一
李渔认为，人生最大的乐趣是等，“行乐之地，首数房中”[1](P338)，好色乃人之天性。“‘食色性也。’‘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古之大贤择言而发，其所以不拂人情，而数为是论者，以性所原有，不能强之使无耳。人有美妻美妾而我好之，是谓拂人之性，好之不惟损德，且以杀身。我有美妻美妾而我好之，是还吾性中所有，圣人复起，亦得我心之同然，非失德也。孔子云：‘素富贵，行乎富贵。’人处得为之地，不买一二姬妾自娱，是素富贵而行乎贫贱矣。王道本乎人情，焉用此矫清矫俭者为哉？”[1](P108)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李渔一生广置姬妾，有姓氏可考者，除正妻徐氏外，在金华时纳姬曹氏，后来又有为其生子的姬妾纪氏、汪氏，游秦纳乔姬、王姬以及以二人为主组建的家班，至少应有五六人。游华山时，有家姬四人随游。李渔诗文中还出现过一位黄姬，游越期间还曾买婢，《粤游家报之四》云：“客中买婢，是吾之常。汝等虑我岑寂，业已嘱之于初，必不嗔之于后。”[2](P187)李渔身边最多的时候，应该有十几位女性陪伴。李渔将自己的这种人生哲学与生活方式搬到其婚恋小说中来，他笔下的人物，大多妻妾成群，享尽艳福。《连城璧》申集《寡妇设计赘新郎众美齐心夺才子》中的吕哉生是一个美男子，第一次娶了一个又麻又黑还痴蠢的妻子，李渔让这位小姐不上一年就暴病而死。后来是三个名妓都要嫁给他做妾，因担心吕哉生娶妒妇为妻，容不下她们，便自作主张为吕哉生聘下一位娇媚贤惠的乔小姐为妻。又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寡妇曹婉淑相中了吕哉生，要招赘他。最后是一位才子拥有五位佳人。《合影楼》中的珍生和玉娟通过池水中的倒影看见对方，遂生爱慕之情，开始受到家长的阻挠，最后结为夫妇。在李渔看来，这种结果对珍生来说还是太寂寞了，于是又添一个媒人的养女锦云，硬是凑成了一夫二妻的结局。《夺锦楼》写钱小江与妻子边氏生有一对双胞胎女儿，由于夫妻不和，分别做主给两个女儿许下了赵、钱、孙、李四个婆家，已经是四男二女，李渔偏要改成一夫二妻。赵、钱、孙、李四家为娶亲争执不下，由官府公断。断案的刑尊看见了二女美貌如花，四男奇形怪状，愿替二女别寻佳婿，用考试的方式从未婚生童中选两位才貌双全的男子。真是无巧不成书，选中的两名童生，文章出自一人之手，刑尊做主，将两位佳人许配给一个才子。人生往往会有很多的缺憾，作家写小说时常将自己难以实现的梦想通过笔下的人物去完成。李渔拥有众多妻妾，并非个个都是国色天香，他说：“予一介寒生，终身落魄，非止国色难亲，天香未遇，即强颜陋质之妇，能见几人？”[1](P108)那些享尽艳福的才子，不妨看作是李渔的替身。李渔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描写，来弥补自己人生的缺憾。他在谈戏曲创作时说：“予生忧患之中，处落魄之境，自幼至长，自长至老，总无一刻舒眉，惟于制曲填词之顷，非但郁藉以舒，愠为之解，且尝僭作两间最乐之人，觉富贵荣华，其受用不过如此，未有真境之为所欲为，能出幻境纵横之上者。我欲做官，则顷刻之间便臻荣贵；我欲致仕，则转盼之际又入山林；我欲作人间才子，即为杜甫、李白之后身；我欲娶绝代佳人，即作王嫱、西施之元配；我欲成仙作佛，则西天蓬岛即在砚池笔架之前；我欲尽孝输忠，则君治亲年，可跻尧、舜、彭篯之上。”[1](P47)李渔编剧，可以“作王嫱、西施之元配”，写小说，也可以做乔小姐、詹娴娴之夫君。
李渔的等观念，绝对是男人中心，他用天地来喻男女：“天也者，用地之物也，犹男为一家之主，司出纳吐茹之权者也。地也者，听天之物也，犹女备一人之用，执饮食寝处之者也。”[1](P339)李渔讲等，主要讲男人如何御女行乐，借女色养身而不受其害，很少关心女人的权利。李渔创作的婚恋小说，很少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小说，绝大多数只能说是婚姻小说。这些作品，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就是要求女人无条件地顺从男人，满足男人的需求，无论这个女人如花似玉，聪明伶俐，无论所嫁丈夫容貌丑陋，不学无术，都应该死心塌地伺候终身。《无声戏》第一回《丑郎君怕娇偏得艳》中的阙里侯，不仅“五官四肢都带些毛病”，而且一身秽气，却一连娶了三房娇妻。第一房邹氏绝世聪明，“垂髫的时节，与兄弟同学读书，别人读一行，他读得四五行，先生讲一句，他悟到十来句。等到将次及笄，不便从师的时节，他已青出于蓝，也用先生不着了”[3](P4)；第二房何氏“年方二八，容貌赛过西施”[3](P8)；第三房吴氏更是才貌双全，“阙家娶过的那两位小姐，有其才者无其貌，有其貌者无其才”[3](P14)。三个女人因各种原因，阴差阳错地做了阙里侯的妻妾。虽然她们不满意这桩婚姻，也做过抗争，但最后不得不服从命运的安排。李渔写这篇小说，是要奉劝世上的佳人，“说我的才虽绝高，不过像邹小姐罢了；貌虽极美，不过像何小姐罢了；就作两样俱全，也不过像吴氏罢了。他们一般也嫁着那样丈夫，一般也过了那些日子，不曾见飞得上天，钻得入地”[3](P25)。才貌不及这些佳人的女子，就更应该服服帖帖地伺候丈夫。反过来，如果男人对所娶的妻子不满意，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休妻再娶，丝毫不用委屈自己。《十卺楼》中的秀才姚戬第一次娶了温州城内第一美貌佳人屠家次女，却是一位石女，姚家仗势将此女退回，换幼女过来。幼女不仅容貌不及次女，还有小遗病，姚家又将幼女退回。换来长女，长女面容与次女相同，却在婚前已有五个月的私孕，姚家又将长女休弃。姚戬一连做了九次新郎，不曾有一番着实。而可怜的屠家次女，“被人推来攮去，没有一家肯要，直从温州卖到杭城，换了一二十次售主”[4](P168)。姚戬第十次结婚，又将此女娶回，此女的毛病后来竟然好了。在李渔的笔下，女人和男人的地位是完全不平等的，也许这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真实写照，但问题在于，李渔认为这种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
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很容易产生家庭矛盾。在恋爱婚姻关系中，忌妒本是一种正常的情感，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男人的特权，将“妒”列入七出之条。李渔妻妾成群，深知其中甘苦。“世人不善处之，往往启妒酿争，翻为祸人之具。”[1](P338)看来李渔是以善处之人自居，但对“启妒酿争”的现实也不满意，治妒成为李渔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他在《妒妻守有夫之寡懦夫还不死之魂》中，表彰了一位善于治妒的费隐公，此人不仅将家中大小妻室二十多房管理得服服帖帖，而且登坛说法，方圆数百里，没有一个妒妇不被男子驯服的。费隐公隔壁有个妒妇淳于氏，年过四十无子，不容丈夫穆子大娶妾，费隐公亲自出面治妒，帮助穆子大纳两房姬妾，共生九子。这篇小说在《连城壁》中篇幅最长，看来李渔在处理妻妾矛盾中经验丰富，有话可说。正妻吃醋，李渔还算手下留情，只是羞辱一番，仍旧让他夫妻和好。若要是姬妾争风，李渔毫不客气，直接将她打入冷宫。《移妻换妾鬼神奇》写韩一卿有一妻一妾，正妻杨氏，偏房陈氏。陈氏为了做大，给杨氏下毒药，又设计离间杨氏和丈夫的关系，最终招致神明的惩治，长了一身癞疮，一世不能与丈夫同床。“可见世间的醋，不但不该吃，也尽不必吃。”[3](P177)
李渔认为，等之于人，最易沉溺，“溺之过度，因以伤身，精耗血枯，命随之绝”[1](P338)。燕尔新婚，更加危险，“乐莫乐于新相知，但观此一夕之为欢，可抵寻常之数夕，即知此一夕之所耗，亦可抵寻常之数夕。能保此夕不受燕尔之伤，始可以道新婚之乐。不则开荒辟昧，既以身任奇劳，献媚要功，又复躬承异瘁。终身不二色者，何难作背城一战；后宫多嬖侍者，岂能为不败孤军？危哉！危哉！”[1](P342)不见可欲，摒绝情欲，于人也有害处。“人心私爱，必有所钟。常有君不得之于臣，父不得之于子，而极疏极远极不足爱之人，反为精神所注，性命以之者，即是钟情之物也。或是娇妻美妾，或为狎客娈童，或系至亲密友，思之弗得，或得而弗亲，皆可以致疾。……此数类之中，惟色为甚，少年之疾，强半犯此。”[1](P350)据此认识，李渔创作了一篇小说《鹤归楼》，言宋朝有两才子，一个叫段玉初，一个叫郁子昌，分别娶了两位绝色佳人，一个叫绕翠，一个叫围珠。郁子昌心性风流，把婚姻一事看得极重，他说：“人生在世，事事可以忘情，只有妻妾之乐、枕席之欢，这是名教中的乐地，比别样嗜好不同，断断忘情不得。”[4](P173)而段玉初惜福安穷，“衣服不可太华，饮食不可太侈，宫室不可太美，处处留些余地，以资冥福。……至于夫妻艳乐之情，衽席绸缪之谊，也不宜浓艳太过。十分乐事，只好受用七分，还要留下三分，预为离别之计”[4](P178)。不久，两人奉命出使金国交纳岁币，郁子昌对妻子围珠十分眷恋，而段玉初对妻子绕翠极其冷漠。两人入金，八年后才得以回家。此时，郁子昌未满三十，早已须鬓皓然，妻子围珠已死三年之久。而段玉初容颜未改，妻子绕翠面貌胜似当年。对于这种结局，李渔这样解释：“生离的夫妇，只为一念不死，生出无限熬煎。日间希冀相逢，把美食鲜衣认做糠秕桎梏；夜里思量会合，把锦衾绣褥当了芒刺针毡。只因度日如年，以致未衰先老。甚至有未曾出户，先订归期，到后来一死一生，遂成永诀，这都是生离中常有之事。倒不若死了一个，没得思量，孀居的索性孀居，独处的甘心独处，竟像垂死的头陀不思量还俗，那蒲团上面就有许多乐境出来，与不曾出家的时节纤毫无异。”[4](P180)
二
李渔的人生享乐，美色之外，就是居室。他在《闲情偶寄》卷一、卷二谈曲词，卷三谈声容，卷四谈居室，居室紧随声容之后，可见它在李渔心中之位置。李渔对居室颇有研究，曾不无自信地说：“生平有两绝技，自不能用，而人亦不能用之，殊可惜也。人问：绝技维何？予曰：一则辨审音乐，一则置造园亭。性嗜填词，每多撰著，海内共见之矣。设处得为之地，自选优伶，使歌自撰之词曲，口授而躬试之，无论新裁之曲，可使迥异时腔，即旧日传奇，一概删其腐习而益以新格，为往时作者别开生面，此一技也。一则创造园亭，因地制宜，不拘成见，一榱一桷，必令出自己裁，使经其地、入其室者，如读湖上笠翁之书，虽乏高才，颇饶别致，岂非圣明之世，文物之邦，一点缀太平之具哉？”[1](P156-157)李渔自叹无用武之地，似乎过于谦虚。辨审音乐，编刻传奇，组家班演戏，闻名遐迩，自有公论，暂且置之不论。就是置造园亭，也不止一次。李渔一生大兴土木，修建别业，至少有三次：第一次是清顺治五年(1648年)在家乡兰溪设计营建的伊山别业。从李渔《伊山别业成寄同社五首》、《伊园十便》、《伊园十二宜》等诗作来看，伊山别业有山有水，有亭有廊，植树种花，可垂钓灌园，胜似世外桃源。第二次是移家江宁后，李渔于清康熙八年(1669年)建芥子园。其《芥子园杂联序》云：“此予金陵别业也。地止一丘，故名‘芥子’，状其微也。往来诸公，见其稍具丘壑，谓取‘芥子纳须弥’之义，其然岂其然乎！”[2](P241)芥子园虽占地面积不及三亩，无法与伊山别业相比，但同样有丹崖碧水，茂林修竹，荷池月榭，还有家班演出的歌台，供五十人居住，房子也不会少。第三次是李渔晚年移家杭州，又建层园。《次韵和张壶阳观察题层园十首序》记载了买山营建层园的经过：“予自金陵归湖上，买山而隐，字曰层园。因其由麓至巅，不知历几十级也。乃荒山虽得，庐舍全无，戊午之春，始修颓屋数椽。”[2](P246)层园地理位置优越，位于吴山半山腰，面对西子湖，背靠钱塘江，李渔曾撰门联：“东坡凭几唤，西子对门居。”
李渔写过一篇小说《三与楼》，他把自己置造园亭的绝技与雅好移植到了一个人物身上，此人名叫虞素臣，是一个喜读诗书，不求闻达的高士，绝意功名，寄情诗酒，“他一生一世没有别的嗜好，只喜欢构造园亭，一年到头，没有一日不兴工作。所造之屋定要穷精极雅，不类寻常”[4](P40)。虞素臣用几年的工夫，精心构造了一座园亭，厅房台榭、亭阁池沼一应俱全。其中一座书楼，是他一生得意之作，上下三层，每层一匾，最下一层雕栏曲槛，竹座花裀，是待人接物之处，匾题“与人为徒”。中间一层净几明窗，牙签玉轴，是读书临帖之所，匾题“与古为徒”。最上一层名香一炉，《黄庭》一卷，匾题“与天为徒”。三层总题一匾：“三与楼。”这位虞素臣与李渔有诸多相同之处：绝意功名，寄情诗酒与李渔的人生选择相同；喜欢盖楼，穷极精雅，与李渔的兴趣相同；李渔一生也多次卖楼，有《卖楼》诗为证，只是没有失而复得。孙楷第指出：“文中虞素臣，即是笠翁自寓。”[5](P193)
李渔认为，居室应该新奇雅致，忌富丽堂皇。他说：“土木之事，最忌奢靡，匪特庶民之家，当崇俭朴，即王公大人，亦当以此为尚。盖居室之制，贵精不贵丽，贵新奇大雅，不贵纤巧烂漫。凡人止好富丽者，非好富丽，因其不能创异标新，舍富丽无所见长，只得以此塞责。”[1](P157)李渔笔下高雅脱俗的正面形象，其居室完全是按照李渔的美学理想安排的，《闻过楼》中的顾呆叟为人恬淡寡营，三十多岁便弃绝功名，到去城四十余里的荆溪之南，“结了几间茅屋，买了几亩薄田，自为终老之地”[4](P235)。本来还要“屋旁栽竹，池内种鱼，构书屋于住宅之旁，蓄蹇驴于黄犊之外，有许多山林经济要设施布置出来”[4](P238)，不料被友人设计迁往近城。友人为顾呆叟所构新居，一样高雅别致：“柴关紧密，竹径迂徐。篱开新种之花，地扫旋收之叶。数椽茅屋，外观最朴而内实精工，不竟是农家结构；一带梅窗，远视极粗而近多美丽，有似乎墨客经营。若非陶处士之新居，定是林山人之别业。”[4](P240)这位顾呆叟，就是明清鼎革之际避乱山中的李渔的化身。他在小说开篇明确告诉读者：“予生半百之年，也曾在深山之中做过十年宰相，所以极谙居乡之乐。”[4](P231)并引述了他在乡居避乱之际所作十余首诗。顾呆叟的两处住所，也有李渔伊山别业的影子。屋旁栽竹，因为李渔“性嗜花竹”，“竹能令俗人之舍，不转盼而成高士之庐”[1](P301)。池内种鱼，“因予号笠翁，顾名思义，而为把钓之形。予思既执纶竿，必当坐之矶上，有石不可无水，有水不可无山，有山有水，不可无笠翁息钓归休之地”[1](P171)。梅窗则是李渔平生得意之作，“予又尝取枯木数茎，置作天然之牖，名曰梅窗，生平制作之佳，当以此为第一”[1](P172)。
李渔已经明确意识到人物身份、性格与居住环境的关系，他笔下的高人雅士，如虞素臣、顾呆叟，其园亭居室，亦如其性格志趣一般高雅脱俗。而悭吝、鄙陋的土财主、暴发户，或无才无识，或一味炫富，其居室也就俗不可耐。他讽刺达官贵人盖楼造园：“兴造一事，则必肖人之堂以为堂，窥人之户以立户，稍有不合，不以为得，而反以为耻。……以构造园亭之胜事，上之不能自出手眼，如标新创异之文人；下之至不能换尾移头，学套腐为新之庸笔，尚嚣嚣以鸣得意，何其自处之卑哉！”[1](P156)虞素臣精心建造的园亭，明堂大厅，绣户玲珑，回廊曲折，花竹满园。在唐玉川父子的眼里，“起得小巧，不像个大门大面。回廊曲折，走路的耽搁工夫；绣户玲珑，防贼时全无把柄。明堂大似厅屋，地气太泄，无怪乎不聚钱财；花竹多似桑麻，游玩者来，少不得常赔酒食。这样房子只好改做庵堂寺院，若要做内宅住家小，其实用他不着”[4](P41)。虽说有买主故意憎嫌，有压低售价的动机，但其有眼无珠，看不出园亭的别致也是事实。唐氏父子买园之后，做了一番改造，“经他一番做造，自然失去本来，指望点铁成金，不想变金成铁”[4](P43)。主人与园亭，一雅俱雅，一俗俱俗。环境成为衬托人物的重要手段。在李渔的话本中，虽说对园亭的描写还不是十分充分，远远没有达到曹雪芹《红楼梦》中潇湘馆、蘅芜苑的程度，但这种意识与努力还是十分可贵的。
李渔对居室园林有深入的研究，对园亭的结构亦非常熟悉，故李渔利用这种特长，在话本中，为人物设置独特的居住环境，为故事的发生提供一个新颖别致而又真实可信的场所。《合影楼》中，一对连襟——管提举和屠观察原本住一处宅院，因性格不合，岳父岳母死后，“就把一宅分为两院，凡是界限之处，都筑了高墙，使彼此不能相见。独是后园之中有两座水阁，一座面西，是屠观察所得，一座面东，是管提举所得，中间隔着池水。”又“在水底下立了石柱，水面上架了石板，也砌起一带墙垣，分了彼此”[4](P3)。小说的主人公屠观察之子珍生与管提举之女玉娟就生活在这种壁垒森严的一宅两院之中，年轻人的激情却是这一堵墙垣阻隔不断的。夏天，珍生和玉娟不谋而合，都到水阁纳凉，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把两座楼台的影子，明明白白倒竖在水中，才子佳人通过这一池清水见面了，珍生对着影子倾吐爱慕之情，又用荷叶做了邮筒，传递情诗。恋人的真情，最终拆去了墙垣，依旧把两院并为一宅，水阁做了藏娇的金屋。这篇爱情小说的独特之处，主要是由这座园亭的变化所决定的。
古人居室，多有联匾。李渔对联匾有两个基本观点：第一，他认为：“堂联斋匾，非有成规。……锢习繁多，不能尽革，姑取斋头已设者，略陈数则，以例其余。非欲举世则而效之，但望同调者各出新裁，其聪明什佰于我。”[1](P188)即联匾应因地制宜，各出新裁。第二，他认为联匾应“有所取义”。他说：“凡予所为者，不徒取异标新，要皆有所取义。凡人操觚握管，必先择地而后书之，如古人种蕉代纸，刻竹留题，册上挥毫，卷头染翰，剪桐作诏，选石题诗，是之数者，皆书家固有之物，不过取而予之，非有蛇足于其间也。若不计可否而混用之，则将来牛鬼蛇神无一不备，予其作俑之人乎！”[1](P188-189)李渔对联匾的思考，影响到他的话本创作，他将十二篇话本小说分别用十二条匾额命名，总名《十二楼》。十二条匾额不能说每一条都是别出心裁，有所取义，但大部分匾额达到了李渔所提的标准，且在小说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有的匾额强化了主人的个性，如前面提到的《三与楼》，虞素臣所盖三层书楼，每层一个匾式，分别为“与人为徒”、“与古为徒”、“与天为徒”，总题一匾曰“三与楼”，完全符合虞素臣诗酒风流的名士风格。有的匾额概括了小说的主旨，如《归正楼》写拐子贝去戎改邪归正的故事。他用骗来的钱买了一座园亭，右边的房子改作庵堂，给他帮助赎身的妓女出家修行之用。左边的房子改作道院，自己做了道士。楼上有个旧匾，题着“归止楼”三字，因原主是个仕宦，解组归来，不想复出，故题匾示意。在贝去戎买下之后，燕子衔泥添了一画，变做“归正楼”，正合贝去戎改邪归正之意。有的匾额指出了小说的中心情节，如“合影楼”一匾源于珍生和玉娟隔墙对影作诗唱和，诗题不离一个“影”字，于是汇成一帙，题曰“合影编”。结婚之后，促成他们婚事的两座水阁，做了藏娇金屋，题曰“合影楼”。就整部话本集而言，每篇小说中有一座楼，每座楼又有一个匾额，李渔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将十二篇小说连缀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创造了一种新颖别致的话本小说集的编排方式。
三
李渔一生追求享乐，广置姬妾，多次盖楼，还有其他各种享受，必须有金钱作基础。可李渔谈过戏曲、美色、居室、园林、饮食、养生，却没有专门谈过金钱，并不是他有意回避这一话题，而是金钱并非“闲情”，不符合“偶寄”的标准。只要细检他的尺牍、诗文，不难梳理出他对金钱的看法和态度。李渔并不讳言金钱，绝不会称之为“阿堵物”，反而说得十分坦然。李渔是一位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其作品十分畅销，因而有书坊盗刻他的著作，李渔告到官府，追究责任，成为中国最早维护自己作品版权的作家之一。他在《与赵声伯文学》中云，“弟之移家秣陵也，只因拙刻作祟，翻版者多”，“幸弟风闻最早，力肯苏松道孙公出示禁止，始寝其谋。乃吴门之议才熄，而家报倏至，谓杭州翻刻已竣”，“弟以他事滞今阊，不获亲往问罪，只命小婿谒当事求正厥辜”[2](P167-168)。直到晚年，李渔还在为作品被盗版而警告当事人：“至于倚富恃强，翻刻湖上笠翁之书者，六合以内，不知凡几。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当决一死战，布告当事！”[1](P229)在给友人的书信中，李渔多次谈到自己打抽丰的收入状况。如《与龚芝麓大宗伯》云：“渔终年托钵，所遇皆穷，惟西秦一游，差强人意，八闽次之。外此则皆往吸清风、归餐明月而已。”[2](P163)《答顾赤方》云：“弟客楚江半载，得金甚少，得句颇多。”[2](P210)晚年李渔多次写信给朋友，请求资助。如《与诸暨明府刘梦锡》云：“倘蒙念其凄凉，而复悯其劳顿，则绨袍之赐，不妨遣盛使颁来。”[2](P218)《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云：“但求一二有心人，顺风一呼，各助以力，则湖上笠翁尚不即死。”[2](P226)
李渔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父亲李如松和伯父李如椿都是经营中草药的商人，李渔从小受到家庭环境的熏染，养成了良好的商业意识，四十岁即从家乡兰溪移居杭州，开始了“卖赋以糊其口”的创作生涯。明清之际，小说戏曲具有广阔的市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言”、“二拍”等通俗小说一版再版，看戏成为明代以来最主要的娱乐活动。李渔自信具有小说戏曲创作的天赋，到杭州之后，很快就选择创作戏曲和通俗小说作为谋生的手段，并先后创作了传奇《怜香伴》、《风筝误》、《意中缘》、《玉搔头》、《奈何天》、《蜃中楼》、《比目鱼》，小说《无声戏》、《肉蒲团》、《十二楼》，成为远近闻名的畅销书作家，戏班及书坊纷纷请李渔编写戏曲和小说。李渔五十二岁时移家江宁，索性沉浮商海，成为一位文化商人。江宁是当时的刻书中心之一，李渔曾有过与书坊合作的经验，对刻书并不陌生，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十分畅销。有了这些有利条件，李渔到江宁之后，也开书坊刻书，初名“翼圣堂”，后更名“芥子园”。所刻书籍有不少是畅销读物，一版再版。由于家庭人口多，开销大，入不敷出，李渔又另辟生财之道，他将家政、书坊交给女儿李淑昭和女婿沈因伯打理，自己组建戏班四处巡回演出，出入达官贵人之家，时间长达五六年之久。李渔凭一人之力，挣钱养活五十口之家，收入相当可观。李渔虽然出入达官贵人之门，但挣钱却有自己的人格尊严与道德底线，他在《答周子》中说：“弟虽贫甚贱甚，然枉尺直寻之事，断不敢为。”[2](P180)虽然当时的一些文人对他打抽丰颇有微词，但那是人们用传统文人的操守来要求一个文化商人，而非李渔的过错。李渔的金钱观念影响到其话本创作，他笔下的正面人物都是靠忠厚起家，凭仁慈发迹。《改八字苦尽甘来》中的蒋成在理刑厅做皂隶，为人忠厚仁慈，行杖下不了手，不仅挣不到钱，还多次挨板子。后来请一位算命先生改了八字，时来运转，受到刑厅赏识，不仅挣到数千金家事，还选了主簿，升了经历。李渔在入话中虽然发了一通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议论，而蒋成发家的故事还是告诉大家“修身所以立命”的道理，蒋成之所以发迹，“只为他在衙门中，做了许多好事，感动天心”[3](P54-55)。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之财，则分文也不能取。《失千金福因祸至》写小商人秦世良向财主杨百万借了五百两银子漂洋闯海，结果遇海盗打劫。又借了五百两银子，先用三百两往湖广贩米，却被同行的老汉将银子拐去。再取二百两银子贩米，又被结拜兄弟秦世芳误以为是自己的银子取走。天下竟有这等怪事，秦世良所遇到的海盗、拐子和结拜兄弟，都是仗义之人。海盗原本也是漂洋商人，因货船沉入海中，不得已打劫做本钱，后来做了朝鲜国王的驸马，将秦世良当年的货物，按货价十倍还给原主。拐子是一个义仆，用三百两银子救主，主人后来做了知县，秦世良受了知县五六千金之惠。结拜兄弟秦世芳用二百两银子做本钱，赚了三万两银子的利息，当秦世芳确认是自己错取了秦世良的银子时，要连本带利送还，秦世良只同意对半均分。不论是误会所致，还是不得已而为之，只要不是自己的钱财，都应该及时归还，否则会有恶报。秦世芳将钱财送还秦世良后，家中就遭到上百强盗抢劫，秦世芳如果不是发一念善心，家产将一无所有。
李渔一生为钱忙碌，为钱发愁，但他挣钱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为了享乐，决不当守财奴。他在《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中说，亲友“皆怪予不识艰难，肆意挥霍，有昔日之豪举，宜乎有今日之落魄”[2](P225)。他在信中辩解：“昔日之豪举，非自为之，人为之也。”李渔曾经“肆意挥霍”乃不争的事实。确有歌姬数人，出于知己所赠，“客中买婢，是吾之常”[2](P187)，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闲情偶寄·种植部》载：“记丙午之春，先以度岁无资，衣囊质尽，迨水仙开时，则为强弩之末，索一钱不得矣。欲购无资，家人曰：‘请已之。一年不看此花，亦非怪事。’予曰：‘汝欲夺吾命乎？宁短一岁之寿，勿减一岁之花。且予自他乡冒雪而归，就水仙也，不看水仙，是何异于不返金陵，仍在他乡卒岁乎？’家人不能止，听予质簪珥购之。”[1](P286)已靠典当过节的李渔，为了一盆水仙花，又将妻妾的首饰当了。享受比金钱重要，从李渔当簪珥购水仙花一事看得再清楚不过了。李渔笔下的人物大多会享受生活，娶妻纳妾，盖楼买房。守财在李渔的小说中是被否定的。《变女为男菩萨巧》写了这样一桩奇事：施达卿靠烧盐起家做了财主，后来发本钱给别人烧，自己坐收其利，但利心太重，烧出盐来，自己得七分，灶户只得三分。年近六十，尚无子嗣。后来广行善事，烧盐的利息倒过来，灶户得七分，自己只得三分，以前的陈账，一概免除。出钱接济穷人，捐资修桥筑路，结果通房果真怀孕。自通房有了身孕，施达卿便不再施舍，后来通房生出个不男不女的石女。施达卿又发仓赈济灾民，请医生救治病人，石女变成了男儿。这篇小说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即观念操纵情节的痕迹太重，但我们不难看出，作者想以此告诫世人：为人不能贪婪，赚钱不要刻薄，钱财不一定能传给儿孙，有钱就该多做善事，于人于己都有好处。仗义疏财，扶困救危，在其小说中会得到表彰和赞美；吝啬贪婪，损人利己，会遭到鄙视，乃至谴责。《三与楼》中虞素臣的结义朋友，拥有巨万家产，仗义轻财，看到虞素臣卖了园亭，要捐资为他赎回。虞素臣为人狷介，决然不从，友人随将二十锭元宝藏在三与楼下，二十年后终于为虞素臣之子赎回园亭。对虞素臣的这位朋友，小说中称赞他为高人侠客，藏金赠友为盛德之事。而刻薄鄙啬，以极低的价格谋取他人园亭的唐玉川父子，不仅生前遭人唾骂，死后其后人入狱吃官司，园亭归还原主。李渔明确反对“素富贵而行乎贫贱”，有钱就应该享乐，同时也反对赌博嫖娼，挥霍钱财。《鬼输钱活人还赌债》写王竺生被人诱骗去赌博，将父亲辛苦挣来的田地、房子全部输光，还将父母活活气死。小说结尾，作者写道：“奉劝世人，三十六行的生意，桩桩做得，只除了这项钱财，不趁也好。”[3](P147)《人宿妓穷鬼诉嫖冤》写篦头的待诏王四看了一出新戏《占花魁》，也想做卖油郎，他看上妓女雪娘，和老鸨约定一百二十两财礼娶雪娘为妻，王四前后做了六七年的生意，才交完了财礼钱，结果老鸨和雪娘说一百二十两银子还不够嫖钱。李渔好色，只好美妻美妾，并不主张将金钱送给老鸨，他在小说中耳提面命：“这段事情，是穷汉子喜风流的榜样，奉劝世间的嫖客，及早回头，不可被戏文小说引偏了心，把血汗钱被他骗去。”[3](P125)嫖妓赌博是挥霍，纳妾盖房是享乐，挥霍与享乐，在李渔的观念中有着十分清晰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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