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所处的时代相比，今天的社会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越趋恶化，特别是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当今全球关注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能否为当今解决日益恶化的生态问题提供有益的思路呢？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在一百多年后的当今社会是否还具有普适性呢？
不可否认，今天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没有遇到的，但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解读，本文认为今天我们面对的日益严峻的生态形势，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依然是我们有效解决生态问题的思想宝库，它与人类中心主义哲学家的自然观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而且还包含着许多对现代生态哲学家来说富于启发性的观点。
当代人类的时代困境及生态转向
当今社会，“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并且在西方文化中，“发展”被赋予了“进步性”、“进化性”的意义。这种以“征服、改造”自然为核心理念的发展模式的确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也一度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的示范。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真实关系已经被遮蔽起来，自然界只是带动经济发展的一种资源，利益已成为评判自然界的唯一标准。但随之而来的却是环境污染、气候异常、自然资源枯竭、物种灭绝、植被破坏、人口膨胀等一系列生态问题。这使人们意识到了人与自然相互矛盾的内在逻辑冲突，也使人类发展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
（一）技术的片面使用所带来的生存困境
生产力发展的初始动力来自于人类满足自身需要的驱使，人们生产活动的动机、目的、手段最终都必须服务于人类需要的满足。作为生产活动的手段，科学技术同样必须为人类自身的发展服务。工业化的早期，科技的利用成功解决了需求满足中的短缺问题，但缺乏价值导向、片面使用技术的生产力观却使技术发展与使用越来越背离了人类发展生产力的初衷。一方面，科技的利用提高了生产效率却忽视了产品的质量；另一方面，人们对自然界进行着有技术理由的掠夺的同时，环境污染与破坏也随之加剧。如严重的土壤污染、空气污染、水体污染等。更为严重的结果是，这些污染不但直接危害这一代人的身体健康，还会通过遗传基因的作用危及子孙后代的身体健康。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对于生态问题的担忧主要表现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众对身心健康问题的担心。而70年代以来，随着南极上空“臭氧空洞”的发现和“温室效应”的加剧，全世界的人们都开始了对自然生态环境状况的关心，从关心人自身的有机身体转向关心自然这个人类的无机的身体。另外，以前人类所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因为污染单一，受污染的地区单一，只要针对污染地区的污染源对症下药，环境污染问题就可得到治理。而现在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诸如“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厄尔尼诺现象”，每一个现象的成因都是复杂的，影响也是全球性的，至今人类对此还没有有效的治理手段。
（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发展困境
传统生产力发展阶段占统治地位的是经济主义的发展观，其实质是把经济发展看作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把经济增长视为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标尺，对利润的追逐取代了对人类生活需要的满足并成为发展的根本动机，在这种发展观的作用下，经济增长不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而是成为一种自足的目的。“生产经营者通过广告宣传不断地引领大众的‘消费时尚’，诱导消费者消费一些他们当前并不需要的消费品。消费者不是依照自身的需要在消费，而是按照生产经营者设计的消费模式在消费”（胡根生，2000）。在这种经济活动中，社会群体的消费已不仅仅是满足需要的手段，更大程度上成了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同时，消费对需要的背离，越来越导致消费突破人的基本需要的有限性而获得了无限扩张的趋势。过度消费已成为社会某些群体中的普遍现象。
（三）自然资源无限论所带来的生态困境
“自然资源无限论”是社会生产领域的普遍观念，财富的积累主要是建立在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大规模消耗和高度的物质消费的基础之上。生产力的发展与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的破坏污染是同步并行的。人类控制利用自然的能论文联盟http://力愈强，生态平衡水平愈下降，人类获得、消费得越多，自然丧失、亏损得就越多。我国在工业化历程中同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有400多个资源型城市，有80个城市已归入资源枯竭型行列，亟待经济转型。资源枯竭严重削弱了传统工业的物质基础，并进而威胁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所有这些困境都表明了传统的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它的片面性、狭隘性已经不能指导当代人类的社会实践。当历史坐标定位在21世纪的时候，对自然界的改造与征服，非但不是人类追求的目的，恰恰相反，是人类为了提高自身的生活水平而不得已付出的代价。发展的主题已不是人类如何适应自然的问题，也不是人类如何征服自然的问题，而是人类如何在尽可能少地改变自然的前提下更好得满足自身需要的问题。时代的发展必然要求为传统发展概念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培育出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的先进的发展形态，使它既能推动人和社会的整体发展，又有利于科学技术属性的发展，同时也符合整个生态演变的规律。这就要求以生态维度为标尺，实现发展的生态转向。这种生态转向，既是对传统发展的反思，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中的当代价值解读
（一）深化了对环境问题的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把人与自然的问题归结为社会问题，要想真正克服人与自然的异化，只有从解决社会问题入手，克服人与社会的异化现象。在社会领域中，生态危机主要是人类自私地利用自然的结果，而私有制是人与人之间利益争夺的根源。马克思指出，“我们不是反对自然界的利用，而是反对资本主义对自然资源的自私利用”；还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两个源泉：土地和工人。”
土地作为人类永久的生存条件，破坏了土地也就破坏了人类的生存条件，也就是破坏了财富的来源。在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私有财产的权力仍是普遍的社会权力，也是造成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在物质利益上对抗和冲突的原因。无论是摆脱贫困还是避免陷入贫困，都取决于一个人、一个民族能否在有限的资源占有和物质财富的分配上占据更大的份额，这又使自然资源的掠夺成为各个利益主体争夺的主要战场，这就造成了二律背反：发达国家为了确保自身的富国地位不可能放弃其巨大的自然利益的优势，而发展中国家为了走出贫困又不得不以破坏自然资源为代价。所以，人类要消除生态危机，最根本的是要消除私有财产权力在人与人之间制造出来的竞争和对抗，在此基础上消除不同利益主体在利益上的冲突。只有如此，人们才能真正从人的“类存在”的意义上去关注那些属于人类的共同利益，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分离和对立才能得到真正解决。
（二）提供了创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主客一体化”的研究范式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环境伦理学领域存在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争论，前者片面夸大了主体的能动性，强调了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对立；后者消解了主体的能动性，强调了人对自然的从属。实际上，无论是人对自然的征服，还是人对自然的从属，都不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都是一种主客二分的研究范式。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根本转变了这种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建立了“主客一体化”的研究范式，即整体论世界观或生态论世界观范式，它是一种“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相结合”的生态学研究范式。即“关注人，又关注物，并且将人与物联系起来；既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又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且将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与和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结合起来。”
这种思想克服了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理论的片面性，强调人类既要支配自然，又要服从自然，按客观自然规律办事，是对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扬弃与超越。
马克思恩格斯其中特别强调通过人对自然的积极干预和改造，不断改变原生生态系统的平衡，创造出一个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平衡系统，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的“主客体统一”的境界，人的本质得到了全面发展，人从自身的异化中再异化自身，在更高的阶段上回归人与自然的统一，与自然重新融为一体，是对原始的生态平衡的否定之否定。
（三）为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依据
众所周知，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wecd)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可持续发展是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这一发展模式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
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的共同选择，其哲学理念植根于当代人类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深切关注，是对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以来人与自然的紧张对立、人与人的冲突失调所引发的诸多全球性问题深刻反思的结果。所以，可持续发展的哲学理念的核心，便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可持续发展理念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同人与人和谐的内在统一有共同的理论祈向。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科学见解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论前提和思想依据。
可持续发展观立足现实，着眼未来，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科学理解基础上的积极思考，它克服了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人的使命就是征服和占有自然的价值取向，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衷共济的全新发展观。选择这种发展观不仅是对解决现实问题的积极回应，而且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的自觉运用。
结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取向不仅内蕴着时代性的理解主题，而且为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展开了新的研究维度，即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的源头已经本质确立却常常被遮蔽了的人与自然的实践性关联，因此它摆脱了生态伦理学理论根基上的困境，即把传统理论中只有对人而言才有意义的伦理、价值观念等赋予自在的自然时，一切自在的自然都更为彻底地被看作是可以征服和利用的隐性资源，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关系不仅没有被牢固地建构起来，反而更加尖锐地表现为“二元分立”的对峙与冲突。在西方，正是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的关系，才实现了由马克思主义在生态问题上的“空场”论转向了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和理论的确证和肯定。当前，我国提出的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建构生态文明，皆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把握。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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