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文物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郭店楚墓竹简》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至2005年陆续面世的5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对于重写先秦思想史与激活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郭先生之研讨新出楚简，自然也是这一学术思潮使然。不过，此批竹简出土于湖北荆门，鄂人郭先生执鞭于武汉大学，二者的“守望相助”似乎达成的正是地缘与学缘的“天作之合”。有鉴于此，郭先生重视新出楚简研究的多重努力，方可得以再度敞开。比如，在中国哲学界对郭店楚墓竹简尚未引起足够关注之际，郭先生即指导丁四新在1999年6月完成了题为《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的博士论文，并荣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又如，1999年10月中旬，郭先生与美国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庞朴研究员共同发起并在武汉大学召开了“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萧差父先生欣然为会议赋诗：“神明呵护墓门开。楚简缤纷出土来。学脉探源儒道合，人文成化古今谐。不传而禅公心美，道始于情六德恢。嘉会珞珈瞩新纪，东方旭日扫黔霾!”当然，除了指导研究生以“学脉探源儒道合”、组织研讨会以“嘉会珞珈瞩新纪”之外，郭先生更是以“人文成化古今谐”的志愿与勤勉走进了这批新出的楚简。
与新出楚简是世纪之交的学术热点不同，儒释道一直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传统重心。本书“儒释道精神重探”编下共有9篇论文，内容涉及中国四大思想传统问题——先秦儒家哲学、道家哲学、宋明理学、佛教哲学。于此，郭先生借助个案与宏观相结合的视域，试图挖掘中国哲学的思想精髓与传统精华。这一精髓或精华，亦即作为代序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与研究方法论问题》一文所表述的：“与西方哲学相比照，中国哲学有三个显著的特色：创化日新，生生不已;相依相待，整体和谐;事实与价值的连接，语言与超语言的贯通。这些原创性的智慧是全人类极其宝贵的思想传统和思想资源。”
遥想当年，一代宗师王国维在《古史新证·总论》中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展读本书“新出楚简研究”编下的6篇论文，无论是探究郭店简《性自命出》、《五行》的身心观与“圣智”论，还是钩沉上博简中的孔子为政思想、道法家形名思想，无不表明郭先生践履的正是观堂先生的宏愿：“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新材料，我辈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尤须指出的是，在新出楚简与传世文献的对视、观照之中，郭先生仰仗“释古”的人文情怀与时代要求，超越了“疑古”与“信古”的是非纠葛，从而真切地论定了新出楚简之于重新阐释传统经学、先秦儒学的划时代价值。因此之故，我们细读“新出楚简研究”编下的《出土简帛与经学诠释的范式问题》一文，更须慧心地咀嚼该文对现代经学三种路向的梳理、孔子与六经关系的讨论以及中国经典诠释学特色的指陈;而两篇有关思孟五行的论文，辨析“仁之思”、“智之思”、“圣之思”的关联。揭示圣德相对于仁、义、礼、智四德而言所具有的统合与生成之意蕴，同样亦属作者的贡献。
立足于当代学术思潮的演进与发展，可知郭先生对懦释道精神的重探，核心在于儒家;其对儒家精神的重探，着力又在孔孟。作者阐发了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根据及其包含的中国古代社会正义论的思想内涵与特色，儒家道德哲学的特点与意义，指出儒学是具有宗教性的人文学说，中国的制度文明尤其需要重新认识与发掘。其中，《东亚儒学核心价值观及其现代意义》揭示了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是以“仁爱”为中心的价值系统;《朱熹与王夫之的心性情才论之比较》分疏了朱、王二人对“情”的界定不同，从而发生了性情论的分歧，并强调心性论这一富矿有益当代，值得发掘。
于现代学术，郭先生以研究鄂人熊十力享誉学界，既有《熊十力及其哲学》(1985)、《熊十力与中国传统文化》(1988、1990)、《熊十力思想研究》(1993)、《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1994)等研究著作，亦有《熊十力论著集之一——新唯识论》(1985)、《熊十力论著集之二——体用论》(1994)、《熊十力全集》(2D01)等点校作品。也正是以熊十力为轴心，郭先生在其学思历程中又不断地扩展着当代学人的范围。继续着现代学术的致思，智性地探寻着中国哲学的出路。“现代学术发微”编下的8篇论文，主要以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贺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殷海光、冯契、杜维明、刘述先等人作为研究对象。当中尤为值得推许的是，作者深度展开了冯友兰、冯契、殷海光等人哲学思想的内在张力，并在反省“五四”，反思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关系的基础上，主张理性地批导与创造性地转化传统，探讨中国哲学在当代重建的重心与途径等问题。
中国哲学的当代重建，显然也是一个重大而又复杂的问题。依据笔者的肤浅了解，懦学的“普及”与“提高”或是郭先生较为系心的两种路径依赖。从“普及”来看，2006年9月28日，郭先生等5位发起人联合海内外54位学者发布了《以孔子诞辰为中国教师节建议书》;2008年4月14日，他在《光明日报》国学版发表著名的《“四书”应该进中学课堂》一文;近十年来，他与同道努力创办“国学试验班”，并在民间社会推动有关国学、儒学的教育。从“提高”来看，1998年，郭先生在《文史哲》第3期发表了《儒学：入世的人文的又具有宗教性品格的精神形态》;1999年，又在《中国哲学史》第1期发表《当代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反思》。“普及”之宣示晚于“提高”之沉思，这一事实并不难以理解，盖因“理论”到了什么程度，未必直接意味着“现实”到了什么程度。明于此，“对于儒家道德所具有的宗教性功能的讨论，只是这场讨论的浮面的前奏，真正有意思的是关于儒家道德实践、儒家安身立命之道背后之超越理据的发掘和发挥。因此，围绕此一问题而展开的‘性与天道’、‘天人合一’、‘超越内在’、‘两行之理’、‘自我转化’等方面的讨论，成为当代儒学的中心与重心”。郭先生这段话是特别耐人寻味的。
“儒释道精神重探”编下的《亲亲互隐观念、亲属容隐制度在古代及现代的意义》一文，更是画龙点睛之作。人们知道，2002年，时为武汉大学哲学教授的刘清平在《哲学研究》第2期发表的《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一文，引发了一场关乎儒家伦理之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大讨论;2004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郭先生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汇集了这场大讨论中的各种不同意见;该书出版以来，同为武汉大学哲学教授的邓晓芒又与郭先生就同一问题展开了激烈争鸣。郭先生的立场不同于刘清平，亦不同于邓晓芒，但问题在于：郭先生何以既要检索“亲属容隐”在古代制度史上的种种体现，更要探讨“亲亲互隐”之于变革当今法律制度与观念的正面价值呢?联系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纪大讲堂”2008年5月10日邀请郭先生演讲《儒家伦理的现代诠释——以亲属容隐制度为视角》来看，既然无人可以否认这个古老的话题其实是个极其现代而又十分现实的问题，那么，郭先生的立论基石——唯有合乎人情、顺乎人心的法律规定才能真正保护并捍卫人民自身的权利——就必须得到当代社会及其价值体系的宽容和理解。
综上所述，《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一书的三编之分有着清晰的脉络：第一编“新出楚简研究”旨在以出土资料之“新”重绘先秦思想史的学术地图，第二编“儒释道精神重探”旨在以传世文献之“厚”提炼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追求，第三编“现代学术发微”旨在以当代学人之“思”探究中国哲学的重建道路。郭先生2007年步入花甲之年，因而，这本论文集及其呈现的三大问题意识，亦可视为郭先生从事中国哲学研究近30年来的自我总结。这一自我总结属于郭先生本人，同时也属于郭先生所属的学术共同体——著名哲学家李达先生1956年筹划并于1958年正式建立的武汉大学中国哲学专业或珞珈中国哲学学派。作为通向未来中国哲学的一条可能之路，萧蓬父、唐明邦、李德永三位老一辈学者已为珞珈中国哲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透过“珞珈中国哲学”丛书中的本书与其他各种著作，我们确信第二、三代学人在“德业双修、学思并重、史论结合、中西对比、古今贯通”的道路上，更能推动“珞珈中国哲学”的学派诉求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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