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门见山地说，我作为在日本立志做哲学、并为实现此目标而活着的人中的一个，我回忆自己以往的工作，发现每到一个关键时候，都要重新追问一个问题，即“在日本，哲学可能吗”，更准确地说是“在日本式的精神土壤中，哲学可能吗”这个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一边向这种可能性挑战，一边走过了自己的哲学之路。因此，想要在这里公布我为突破“日本哲学的哲学性难题”而试图做过的工作，就必须要(那怕是简单地)涉及我自己走过的道路。请这样理解我今天的这个题目。
话要从我为什么选择哲学作为自己的专业这个问题谈起。直到旧制高中的二年级，我都立志要做个物理学家。使我走上哲学道路的很大一个契机是在我正好20岁的时候遭遇了日本的战败。
虽说如此，并不是日本战败这件事本身成为一个契机，而是日本在一夜之间由国家主义转向民主主义、从整体主义转向了自由主义，社会价值发生了如此巨大的颠覆，这件事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不仅是一般的国民，就是那些知识界的领袖们也由于这样轻易的门庭改换而被迫陷入了思考。
我立志做物理学家。一方面是因为自己从小就对物理学很感兴趣，另一方面是由于在战争时期盛行着各种异想天开的言论，我当时以为只有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真理才是最确实的。但是，日本战败后，我亲眼见到了价值观的转变，这使我从关注事实世界转向关注价值世界、从关注物质世界转向关注人的世界。于是我的专业志愿就从物理学转到了哲学。
由于我以前的基础知识几乎全是理科方面的，所以开始的时候还不能够马上开始读专业的哲学书。比起这些来，我对“人”这种东西很感兴趣了。由于种种原因，作为哲学上的指南，我选择的是对于有理科基础的人也容易接受的道德主义者帕斯卡尔和笛卡尔。在这一选择中自然就包含了“近代批判”与“近代”的视野，直到后来回顾过去的时候，我依然觉得这个选择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日本，总的来说，在战时渴望自由思考的青年人像决堤的洪水般追求哲学、学习哲学，有志于哲学的人很多。还因为正是书籍匮乏的年代，当岩波书店发售西田几多郎的《善的研宄》时，人们很早甚至是从前一天晚上就排起长队等待购书。
无论在战时还是在战后都有大量青年人被西田哲学吸引，但那时我感到西田哲学的用语毫无意义地晦涩难懂，认为这种思想恐怕与自己无缘。这一想法一直持续了10年或20年。但是，到了大约30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我觉察到，至少，离开西田几多郎就不能在日本谈论哲学。接下来，如何与西田哲学对簿公堂就成为我的工作的一大支柱，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至今。
对西田哲学的认识发生的这种变化与“日本哲学的哲学性难题”以及“在日本的哲学的可能性”问题深刻相关，后面再做进一步论述。到了近代又怎样呢?明治维新以后，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加藤弘之和井上哲次郎等人虽然自称为哲学家，但他们也只不过是捷足先登地引进西方学说，自己一个人把持着知识而已。哲学一物，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不是马上有用的东西，但它却发挥着“无用之用”因此，缺少哲学的国民对任何事情都难免缺乏深谋远虑。
那么，为什么变成了这样的国民了呢?中江兆民认为是“所有的病根都在此”即哲学的欠缺。他说，与其他国家的国民相比，我们日本人极为明白事理、顺应时代潮流，没有“顽固”之处。在我国没发生过西方各国中曾有过的那种“悲惨而愚蠢”的宗教斗争，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明治维新以来，我国又一改过去的旧风习变为“西化”，人们却依然心安理得的原因也在于此。日本人在一些场合表现轻浮的原因和意志薄弱、缺乏实干能力的原因也正在于此。日本没有独特的思想、政治上没有明确的主义主张、政党间的争论缺乏连续性的原因也在于此。像日本这样的状况，即便算得上是有小聪明、小本领，也不适合成就大事业。日本人的确掌握了丰富的常识，但终宄不能指望他们有超出常识以外的作为。以上就是中江兆民的断言。
中江兆民以“我们日本自古至今无哲学”的论断为中心对日本文化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前也曾多次论及，每次都会重新感觉到这个问题的深刻性，即它作为哲学性难题的性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想法也逐渐有些变化，对于其中的几个问题有了新的展望。下面首先列出这些问题，然后把我的思想变化穿插其中简单地做一评述。
1.有人把国学、儒教、佛教等传统的日本思想或东方思想叫做东方哲学。但是，从积极的意义上说，这些能称为“哲学”吗?还是从其性质上严格地说，很难将这些称之为“哲学”呢?
2不仅是加藤弘之和井上哲次郎，在明治以后的日本，西方式的“哲学”几乎只是研宄对象，更进一步说只是翻译介绍的对象，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哲学成了可以被称为“’哲学’学”的东西?
3.日本人不拘泥于过去、现实适应性强，这一点被认为是个长处，与此相对应的是，人们也常批评日本人无原则、无思想。那么，这是单纯的无原则呢?还是在其中隐含着原则、隐含着思想呢?
当然，并不是说对哲学进行历史的或文献的研宄没有意义。甚至应当说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研宄，而且一定要通过做研宄才有可能展开自己的哲学思考。这里的问题是，应当探讨和思考这两者之间何为重点、如何分配侧重点的问题。如果过于注重历史和文献的研宄，变成研宄“一边倒”的话，哲学必定要变成“哲学”学。此刻最糟糕的就是，哲学被“哲学”学所替代，在不知不觉中研宄成了一种代偿行为。
去年，在“日本哲学会”的研讨会上，人们联系目前大学里的哲学教育丧失魅力、“哲学”这门专业和“哲学”学科的存亡受到威胁等问题进行了反思。反思的内容是，过去日本的哲学界“关于某人”或者“关于某某哲学”的研宄太多，这种状况使哲学丧失魅力。依我之见，这种反思虽说已经为时过晚，但开始注意到这一点总不是坏事情。
另一方面，在对西方最新的哲学理论进行翻译和解说、介绍时，原著者的思考越是认真越是专业，这里面就越存在着危险的陷阱。由于其著作是深思熟虑的产物，所以读者就会变得只能用书中的观点去看待、思考现实的事物。不拘泥于过去、现实适应性强的特性很适合于接受外国的各种新思想，近代日本以及“二战”以后，日本在科学技术方面、产业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这个特性。尤其是那种不拘一格的想事做事风格使得日本人在应用原理和技术改造方面创生出众多“异种混合”式的方法手段，并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从反面说，不拘泥于过去和过度顺应现实，又确实会使人堕入无原则的“方便主义”总让人感到这类人无思想。但这种情况能否说就是单纯地或完全地无思想呢?不仅不能，我认为应当这样考虑：人们或许是无意识的，但他们的确有某种成型的思考方式或思维模式，这种模式体现为一种不拘泥于过去的、现实适应性强的状态。
作为一个在日本做哲学的人，为了日本人自身的自我认知，也必须提出这个问题，如果哲学对这个问题不是无能为力的话，那么使日本文化中存在的无意识的思维模式或方式变为自觉的东西并对其进行认识把握就成为哲学的一大课题。
我踏上哲学之路以后思考的第一个主题是“情感论”一方面是因为这是道德主义者帕斯卡尔和笛卡尔的问题，另外还因为有下面的情况：在当时的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战后民主主义”的风潮一方面过分相信许多理性主义式的制度改革，另一方面，与此相联系，在使用理性主义、理性、“科学性”等词语的时候又与那些非理性的东西之间缺乏紧张关系，我对这种现象产生了疑问。因为非理性的东西是不会随着一声令下就销声匿迹的。
的本能进行了深入彻底的研宄，正因如此，我痛感到这个“三种欲望”之说的根深蒂固。
在这三种欲望之中，“感觉欲望”是弗洛伊德深入挖掘之处，“统治欲望”是弗洛伊德的弟子阿德勒所关注的，但是“知识欲望”通常还没被当成问题提出来。出于对这类问题的兴趣，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拥有了一个新视角，即把弗洛伊德的欲望论当作“以笛卡尔式的方法追宄冉森问题的产物”来把握。不仅如此，因为知晓了“知识欲望”的想法，所以不久，到了20世纪70年代，当我看到福柯的“知识权利论”时，并没有把它当成是全新的思想，而是作为一种理所当然之物来接受的。
在情感论问题中，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大问题，这与我对戏剧的兴趣有关，
即“演剧性行动”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演剧性行动”就是，在戏剧中出场人物怀着强烈的情感而采取的行动，所以从形式上说，就是“被动性(情感性)能动”。但是，仅仅这样说并不是对“演剧性行动”的状态的深入把握。萨特在他的《想象》(L’magjnaire)中，把想象力规定为“被动性能动”。但对于能动和被动的关系，他也没做进一步的思考。
思考作为“演剧性行动”的被动性能动时，给予我重要提示的是，斯宾诺莎在笛卡尔情感论的发展之一的“伦理”方面，把精神的能动性活动看作“身体的变形的观念”(deaaftoiarporalis)来把握这种说法。即，把身体性作为被动来考虑，思考将其包含在内的能动或行动。不过，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真正想通是进入80年代以后的事，下面将要谈及的就是自己能够思考“激情的知”这种知识形态以后的情况。
在“情感论”之后，我的哲学性探宄的新主题是“制度论”。我把制度作为哲学上的问题处理的原因在于，在社会性情景中思考情感问题时，在一方面与情感对立同时又给予情感形态和方式的东西中，“制度”作为一种巨大的存在凸显出来。还由于我认识到，在近代日本，制度性变革先行于思想认识的情况很多。
虽说如此，在日本的哲学和思想中对制度的结构觉得它一方面与西田的以“悲哀”为根本的立场很相似，另一方面，又与我说的“激情的知”有相通之处。
瓦迪莫的“弱思想”与以“悲哀”为根本的西田几多郎的立场十分相似，是因为他在传统和命运中寻求存在的真理，所以在他那里“对变幻无常的悲悯”成为人类存在的中心状态。还因为，它与“激情的知”的相通之处是，不是以靠概念和逻辑的“演绎性强制”为基础的“强思想”，而是依据以语言为基础的解释学。但是，这个“弱思想”正如有一位解说者在不经意间所说的那样，它“不是被动性的而是能动性的”，其中还有些地方仍然拘泥于通常意义上的能动性。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认为关于被动性的新的积极的把握方法和对与此有关的“场所”的重视，这能够成为突破“日本哲学的哲学性难题”、找到“在日本的哲学的可能性”的一条大道。
西田几多郎从哲学性、存在论的角度重视场所、以崭新的把握方式提倡“场所逻辑”，如上所述，对于我来说，如何评价西田哲学尤其是如何评价他的“场所逻辑”，是与“日本哲学的哲学性难题”和“在日本的哲学的可能性”的问题相关的一个切实的问题。
当然，我与西田哲学之间存在着两个大问题，下然而，关于西田的“场所的逻辑”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对我来说，直到最后仍未解决的大问题是，对作为“场所的逻辑”发展出来的“绝对矛盾的自我同一”和“辩证法一般者”这类难懂的用词法的疑问。文学评论家小林秀雄将包括这些用词法在内的西田的哲学激烈地批判为“奇怪的系统”。
小林秀雄在“学者与官僚”这篇随笔中，对西田的思想及其表达方式这样评论到：“有自己的思想，一味地要在观念的世界中将其表达出来的学者，由于缺少观众和读者，他们已经被逼到什么地步了?”例如西田几多郎等人就是典型。他恐怕是为了“如何能够用日本或者东方的传统思想编织出西方式的系统”而呕心沥血。
但是小林继续说，西田的不幸是，在日本没有像对于笛卡尔来说是“具备良知的普通法国人”、对于尼采来说是“被称作德国国民的俗人”这类难对付的读者。所以，西田只能是依靠自身的诚恳而一味地自问自答。“这种完全感觉不到他人的抵抗的西田的孤独造就了他的奇怪的系统一他的不是用日语写的，当然也不是用外语写的那种奇怪的系统”。
对小林秀雄的西田哲学批判我最有同感的是，西田的不幸是没有“难对付的读者”，由于感觉不到“他者的抵抗”，就产生出严格意义上既不是用日语也不是用外语写成的“奇怪的系统”。小林虽然没有直接论及“绝对矛盾的自我同一”和“辩证法一般者”这类用词法，但是显然小林的批判与我的疑问是有关联的。
因为用小林式的表达来说，这种难懂的用词法是在用日本和东方的“传统思想”勉强地编织“西方式的系统”的时候才显现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不得不生出这种难懂的用词法的现象，典型地体现了一个“日本哲学的哲学性难题”。
结语
本文的主题是“日本哲学的哲学性难题”和“在日本的哲学的可能性”，但是文中内容却深入探讨了西田哲学、尤其是他的“场所的逻辑”的问题，我本人也在一定程度上预料到可能会给读者这种印象，但是，通过上文的考察，我还是觉得自己并没有预料到西田哲学、尤其是“场所的逻辑”具有如此巨大的意义。
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西田哲学尤其是它的“场所的逻辑”很好地具备了在结构主义的思想中获得了广泛市民权的“反哲学”、与以往的“哲学”常识相反的“反哲学”思想的主要条件。关于这一点，上面也曾简单提到过，它与“日本哲学的哲学性难题”的问题深刻相关，所以最后在这里再稍加阐明。构成“反哲学”的主要思想及其结论有以下三点：
1.自称是知识的普遍形态的传统“哲学”即“形而上学”，实际上只不过是某种有限的知识形态。所以在希腊乃至西欧之外也有可能存在哲学。
2不像传统“哲学”那样把真理和概念的正确性看成是无前提的存在，承认对于真理的意志也是一种欲望。所以，不仅是能动性有意义，情感即被动性也具有重要意义。
3.不像作为传统“哲学”的存在论那样把存在和自我固定化、实体化，而是把它们当成作用和关系的集合体来把握。因此，存在和有自然而然地丧失了其存在的当然性。
这些问题都与“日本哲学的哲学性难题”密切相关，西田哲学尤其是他的“场所的逻辑”不期而遇地都以它们为前提，而且是在将要澄清其中大部分问题的方向上进行思索的。所以说，在思考“日本哲学的哲学性难题”和“在日本的哲学的可能性”问题时，西田具有特殊的意义。
但是，我自己对西田哲学和他的“场所的逻辑”并不满足。甚至可以说是在超越这些的基础上探宄“在日本的哲学的可能性”。这个问题从我最近发表的论文的题目一《’场所的逻辑’的彼方一谓语性世界与制度》(《思想》1994年1月号刊载)上也能有所了解。在这篇论文中，我通过阐明节奏的根源性和有关制度的新观点，着重提示超越“场所的逻辑”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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