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晦哲学家德里达被认为是极富文学色彩的法国哲学家的最后一人，他与哲学文学的渊源远不限于其对解构主义批评的影响及其少量的文学评论文本。贯穿其一生的文学化哲学理论书写方式凸显了他与文学的紧密联系，也是造就其隐晦哲学文本的重要原因。
德里达的文学化哲学书写方式的形成既与他青少年时期的阅读兴趣与经历有关，也与他与索莱尔斯等作家的交往紧密相连，更是德里达有意为之的结果。德里达的文学化哲学书写主要体现为他对隐喻等文学写作手法的运用。
德里达的文学化哲学书写方式不仅获得了让·热内等专业作家的认可，更使其一度成为法国媒体预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热门人选。
关于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与文学的关系，学界更多地将他与美国解构主义批评的重要代表耶鲁学派联系在一起。同时，人们也注意到德里达本人对文学领域的涉足，并乐于从他的那些涉及文学的相关文章或著作中，梳理出德里达的文学观或批评观①。罗兰·巴尔特指出，德里达是“摘下链条顶端的人”，他关于阿尔托、马拉美和巴塔耶的文学评论是“决定性的”，“不可逆转的”[1](p.210)。
然而，尚且不计未曾集结成书的文章和访谈，这些文学类文章在德里达的已出版的那80部皇皇巨著中，所占的份额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了。毕竟作为哲学家，德里达对文学批评造成最大影响的依然还是他的哲学思想，正如乔纳森·卡勒所言：“德里达本人对文学作品的讨论引出了许多重要问题，但是它们并不是我们所说的‘解构’，一种解构式的文学批评，将主要受惠于他对哲学作品的阅读。”[2](p.192)
尽管如此，德里达与文学的渊源却远不止于此。一方面，围绕德里达的哲学而建立起来的解构主义批评在文学界的影响自不必说。在美国耶鲁学派的推动下，“解构”甚至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特点”，涉及“从对文学作品的解构，到对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整体理性文化的解构”[3](p.470)。
另一方面，德里达的一些重要的解构概念与术语就是建立在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基础上的：通过对先锋派小说家索莱尔斯的小说《数目》的评论，德里达建构了“播撒”的概念;卡夫卡的短篇寓言《在法的面前》启发了德里达对文学的本质的探寻;莫里斯·布朗肖的短篇小说《白日的疯狂》促使其开始了对“类型”的探究;马拉美的作品开启了其对主题批评法的解构;弗朗西斯·蓬若的短诗《寓言》激发了其对“发明”概念的思考。与此同时，德里达还经常以哲学为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哲学化的解读。
他既关注如乔伊斯和安托南·阿尔托这类国内经典的作家作品②，也对《罗密欧与朱丽叶》这类国外的经典作品进行别出心裁的分析，甚至还极力推介如弗朗西斯·蓬若这样的同时代新锐作家德里达不仅有关于弗朗西斯·蓬若的研究专著，在其专著《文学行动》所收录的11篇文章中，关于弗朗西斯·蓬若的论文就占了两篇，分别是《〈心灵〉——他者之发明》和《签名蓬若》。。在德里达的远房侄女安妮看来，德里达是萨特、福柯、罗兰·巴尔特这派极富文学色彩的法国哲学家中的最后一人。
一、文学化哲学书写：德里达哲学隐晦之谜
事实上，德里达与文学的紧密关联尤其体现在贯穿其一生的文学化哲学书写中。这种文学化书写方式正是造成德里达隐晦难解的主要原因。作为被认为是最晦涩难懂的哲学家，德里达的文本或著作不仅让一般的研究者如坠云雾，甚至也招致西方主流哲学界同行们的攻击与诋毁一个最极端的例子是，为了阻止剑桥大学授予德里达荣誉哲学博士学位，就职于位于列支敦士登公国沙恩的国际哲学学术院的英国哲学教授，《一元论者》杂志的编辑B.史密斯联系了来自差不多10个国家的近20名哲学家于1992年5月6日联名给《泰晤士报》写信，该信于5月9日在《泰晤士报》发表。信中指出，德里达的作品不符合公认的清晰、严谨标准，令人难以理解，以及改变了学院式学问的正常形式，令其超出所能认可的界限之外，等等。
对此，德里达本人并不讳言。正如他在自白性著作《割礼忏悔录》中写的那样：“永远不会有人知晓我的写作源于怎样的秘密，即使我说出来也改变不了什么。”此外，在给自己撰写的悼词中，德里达指出：“我可以微笑着不谦虚地说，人们还没有开始阅读我，如果说确实有许多很好的读者的话，那么在根本上，这一切将来才有机会浮现。”[1](p.491)关于德里达著作的晦涩难懂，国内有少数学者对之进行过探究。叶秀山认为，德里达的“隐晦”有文字上的原因，但主要是一种学说上的主张，并不是真的不可懂[4]。
盛宁指出，德里达的“隐晦”在于其独特的论理方式和话语方式，可概括为“藏头，纹身，变幻多端”所谓藏头，是指其理论建立在对其他哲学家和哲学理论批评的基础之上;所谓纹身，是指采用了一种与正常哲学话语相对的“启示录式”的话语方式;变幻多端则是指其方法论上的复杂，语义密度高，话题庞杂，出版速度极快。等三大方面。尚杰将德里达的隐晦归结为他的研究对象是“看不见的现象”[5]。不可否认，这些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德里达晦涩的原因。
要解开德里达晦涩之谜，我们可以从一些已有的线索着手。首先，在那封于1992年5月9日发表于《泰晤士报》上的有名的公开信《德里达的学位：一个荣誉问题》中，B·史密斯等人攻击德里达的作品“不符合公认的清晰、严谨的标准”的原因在于，他的许多作品中“充斥着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玩笑和‘logical phallusies’这样的双关语”。在他们看来，德里达无非是将“达达主义者或视觉诗人的奇技淫巧带到学术圈里来”[6]。显然，他们对德里达的指控主要是针对其文本的文学性特点而言的。
其次，德里达指出，那些能够读懂他的著作的“好的读者”，必须“同时也是作家——思想家、诗人”[1](p.491)。为何必须也是作家?言下之意，要真正读懂德里达的著作，仅拥有哲学家的专业知识与思维方式是不够的，还必须拥有作家的精湛的语言操控能力与敏锐的文学感悟力。
这是因为，只有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才能轻松自如地辨认出德里达著作的那种文学化书写方式。再次，德里达曾简明扼要地将他的哲学思想概括为“解构就是与文学和解”[7](p.9)。这就无异于言明了其哲学与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为从文学的视角来解读其哲学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另一方面，西方主流哲学界同行们对德里达的排斥与他们误读德里达有着一定的联系。这种误读主要体现为一种经过专业知识体系训练的哲学视角与思维模式，其结果是，德里达的书写方式由于不符合他们训练有素的惯有思维模式而带来了解读的偏离。如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二元对立的解构被解读为对哲学的否定与终结，是“对理性、真理和学术的价值不明不白的攻击”[6]。
然而，德里达“虽然对于形而上学的关闭充满兴趣”，但“从不赞成哲学已经完结的说法”。而是“尝试在关闭和终结之间寻找某种道路”[8](pp.2-3)。德里达对哲学的态度是一贯鲜明的，他所谓的瓦解与解构并不等于摧毁与否定，具体表现如下：他“一方面强调瓦解形而上学的那种必要性，另一方面强调无需否定哲学，也无需去说哲学已经过时”。即“思考哲学的某种关闭范围，但不放弃哲学”[8](p.4)。
既然这种专业化的哲学解读方式并不适合德里达的文本，或许正如英国哲学家尼古拉斯·罗伊尔(Nicholas Royle)所说的那样：“把他(德里达)当作一个作家或思想家来描述，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我想这是接触他作品的恰当方式。”[9](p.12)
倘若贯穿于德里达著作中的文学化书写方式真是造成其著作隐晦难解的重要原因，余下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为何哲学家德里达会对这种文学化的哲学写作方式着迷?是什么人，什么原因促成了德里达的这种写作方式的形成?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回到德里达本身。
二、文学—哲学文本的阅读体验：德里达文学化哲学思维的形成
德里达对文学化哲学书写方式的选择首先源自他青少年时期开始的文学热情与阅读经历。1980年，德里达曾对论文评审人宣称：“我最持久的兴趣——它甚至先于我对哲学的兴趣，如果这是可能的——一直是对于那种称作文学的创作的。”[10](p.1)德里达对文学的热情与兴趣可以追溯到他小学六年级。
在老师的引介下，最初将德里达吸引到文学中来的作家是纪德。纪德的《背德者》《窄门》《日记》，卢梭的《忏悔录》《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尼采的《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等是德里达喜欢阅读的第一批作品。在德里达看来，这些作品的共同点在于，“既不单纯是文学的、又不单纯是哲学的”， 而是属于集文学与哲学于一体的自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往返于文学与哲学之间”[10](p.3)。
同样集文学与哲学于一体的作品还有此时正风靡于法国的萨特和加缪等存在主义哲学家的作品，德里达是他们的忠实读者。直到成年后，德里达的脑海中还会不时浮现起他就读中学毕业班时期“坐在拉菲利耶广场的长椅上”，“怀着强烈的‘文学’认同感”[1](p.26)阅读《恶心》的情景。
通过阅读萨特，德里达陆续发现了好几位对他非常重要的作家：“我第一次见到布朗肖、蓬热、巴塔耶的名字……就是在《境遇集》中……我先读到萨特关于这些作家的文章，然后才去读他们的作品。”[1](p.26)就这样，阅读不断产生新的阅读，正是在布朗肖的文字中，德里达发现了自己对安托南·阿尔托的认同感和同情。
在中学毕业班时期，德里达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哲学阅读。这种阅读不仅改变了德里达将文学教师作为“唯一可能的职业”的计划，还是德里达纠缠于文学与哲学之间的开始。
一方面，德里达认为：“从职业角度来说，哲学会是更好的考虑”;另一方面，他又想着“不必放弃文学写作”[1](p.24)。如何在文学与哲学之间做出选择，对德里达而言，无疑是一个影响他一生的重大事件。1989年，在一次题为《称作文学的奇怪建制》的访谈中，德里达曾谈及这段岁月对他人生的重要意义：
无疑我曾在文学与哲学之间发生过犹豫，两者都不肯放弃。大概是暗中寻求一个位置，使这个领域的历史由此得以构想、甚或被取而代之——于写作过程之中，而非仅仅借助历史的或理论的思考。既然时至今日使我感兴趣的既不能严格地称作文学、也不能严格地称作哲学，那么，我仍然以这样的想法为乐趣：我的青春期欲望——姑妄称之——竟然在写作中将我引向一种非此非彼的东西。[10](pp.1-2)
德里达所说的“一种非此非彼的东西”，显然是指兼具文学与哲学特点的文学化哲学书写方式。除了对文学的兴趣，此时的萨特，这个“同时从事文学和哲学”[1](p.24)，“这个将哲学与文学的欲望相结合的人”，无疑也是德里达做出如此选择的“榜样和参照”[1](p.26)。
萨特在某种程度上堪称促使德里达形成文学化的哲学思维的第一人。他对此时的德里达的影响不仅巨大，还具有持续且长远的意义。这也是尽管后来常常认为萨特的影响是“恶劣的”，甚至是“灾难性的”[1](p.26)，但德里达从未否认过自己在青少年时期曾受益于萨特的重要原因。
对德里达而言，他对文学的阅读不仅是为了获得一种纯粹的非功利的审美体验，更是出于一种功利性的目的——锻炼自己的文学鉴赏能力并借鉴文学的写作技巧。他坦承：“从一开始我的工作就一直受到文学经验的吸引。
而且，从一开始我所感兴趣的问题就是：书写是什么?更确切地说是：书写是如何变成文学写作的?书写中发生了什么才导致文学?”[8](p.19)因此，文学阅读对他而言，更类似于一种充满理性的智力活动，情节也远非他关注的兴趣所在：“除了从分析写作技巧或某些单纯的鉴别活动中得到乐趣外，我在内心深处大概从未从虚构——比如阅读小说——中得到过快乐。”[10](p.7)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德里达对乔伊斯的阅读可以管窥一二。
他将《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灵》视为“一项试图通过一次记忆行为达到绝对知识的努力。而要使这一点成为可能，就只有让每一个句子、每一个词都负载最大限度的歧义和联想，让这个有机的语言整体尽可能地丰富”[11]。与其说这是德里达对乔伊斯著作的观感与评价，不如说是德里达从中收获的写作技巧与启发。
他曾坦言：“每次我写作的时候，甚至在写最具学术色彩的著作时，乔伊斯的幽灵总是浮现出来。”[12](p.149)显然，乔伊斯著作百科全书式的杂糅性和语言策略为德里达提供了借鉴资源。德里达的著作无论是在词语、句子还是篇章的层次上，都带有乔伊斯的痕迹。甚至可以说，德里达毕其一生都在努力从事如何使每一个词“负载最大限度的歧义和联想”的工作。
三、与索莱尔斯的交往互动：德里达文学化哲学书写的成型
在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体系及其文学化哲学书写的形成中，他与索莱尔斯等《原样》(Tel Quel)也译作《如是》《如实》《泰凯尔》。派成员的交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德里达的几部重要的解构主义理论著作正是在与索莱尔斯夫妇等《原样》派成员的交往期间相继面世的。《原样》与索莱尔斯不仅是德里达解构思想形成的见证者，更是促使其走上法国思想界乃至世界舞台的助推者。
尽管1972年1月的“马西奥奇事件”导致德里达与索莱尔斯等《原样》派成员的最终决裂，德里达本人也一直对此事讳莫如深决裂后的德里达一直拒绝谈论他与索莱尔斯等人的恩怨纠葛，只是请大家去读包括他自己的文本在内的文本，特别是1965—1972年间的杂志和丛书，同时让大家不要相信任何《原样》派成员就这次决裂的场景所做出的公开解释，他还将这种解释称为“荒诞的造谣”([法]伯努瓦·皮特斯：《德里达传》，魏柯玲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7页)。，但要探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及其文学化哲学书写的形成，他与索莱尔斯等《原样》派群体间的交往必定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
作为《原样》杂志的主要创办人之一，菲利普·索莱尔斯本人就是一位先锋派小说家与理论家。《原样》杂志创办于1960年，号称结构主义和符号学阵营中最激进的杂志，旨在“通过集中研究小说、哲学、科学以及政治等的新话语形式，来探究文学实际上足以振聋发聩的潜能”[13](p.7)。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它的周围围绕着罗兰·巴特、福柯、索莱尔斯和克里斯蒂娃等一系列法国当代著名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并因此形成了法国理论界的一个曾风云一时的重要流派——《原样》派。
开明的学术主张使《原样》成为学术新秀们一展身手的重要舞台。对此，身为《原样》派成员之一的克里斯蒂娃深有体会：“它(《原样》)是一个阵地，让不同的新声音发出来，比如德里达也是我的先生索勒尔发现的。”[14]1962年，德里达出版了《几何学的起源导论》一书，由此获得了索莱尔斯的关注。1964年3月2日，热奈特促成了两人的首次会面。1964年6月，在两人的第二次会面中，索莱尔斯盛情邀请德里达在《原样》发表文章，甚至可以由他自己决定文章的主题[1](pp.119-120)。
从1965年3月开始，德里达与索莱尔斯频繁通信并见面，关系变得更为密切。除了在《原样》上积极发表德里达的文章，索莱尔斯还努力促成德里达专著的出版。德里达的第一篇有关文学艺术的文章《被劫持的言语》，于1965年3月刊发在《原样》的第20期上。德里达“关于文学的观念、文学语言的表达、表达中所隐含的文学活力， 都可以在这里面看出”[15]。
收录了这篇文章的德里达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专著1962年出版的《几何学的起源》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德里达的个人专著，该书出版时只署名“胡塞尔”，“雅克·德里达翻译并介绍”的字样仅出现在标题下面。虽然德里达的导论有170页之多，但胡塞尔的文字也有43页。《书写与差异》则是作为索莱尔斯主编的《原样》丛书之一，于1967年春由瑟耶出版社出版。此外，于1972年面世的《播撒》一书也是作为《原样》丛书出版的。
索莱尔斯的创作与研究对德里达的文学化哲学书写方式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1965年2月28日写给索莱尔斯的信中，德里达写道：“《剧》击中了我的期待，通过这一切，您先于我踏上了一条我似乎从记忆之外认出的道路，我的一切解读与您的书交相缠绕，而它本已在解读自己，亦即在自我书写的同时抹去自我。”[1](pp.133-134)这就无异于承认了《剧》给自己的写作方式带来的启发。
不仅如此，他甚至认为该书唤醒了他对文学的热爱，“如果我对您说您又写了一本好书，您不会生气吗?不管怎样，我为之欢欣鼓舞，因为——我决不会当众说出此话——我仍然热爱，而且仍然相信美好的书。我仍然保留着年轻时一些对文学的虔诚”[1](pp.133-134)。
较之《剧》，索莱尔斯的另一部小说《数目》带给德里达的启发则是显而易见的。这部小说使德里达激情澎湃，他称其为“这部算术和戏剧的机器”，并写了一篇几乎与小说一样长的评论文章，这就是有名的《播撒》，正是在这篇文章中，德里达提出了有名的解构概念“播撒”，收录了该文章的同名专著，也成为德里达重要的解构主义力作。
除了小说，索莱尔斯甚至还与德里达分享自己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1966年夏，在读了索莱尔斯尚未发表的《文本中的萨德》和《文学与整体》两篇文章后，德里达在给索莱尔斯的信中宣称文章“极为精彩”，确信关于马拉美的文章让他“学到了许多”[1](p.143)。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德里达正在撰写《声音与现象》一书。他的《论文字学》一书的文稿也进入最后整理阶段。同年秋天，德里达迎来了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一次会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结构主义研讨会。
德里达在会上所做的题为《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的报告被认为“可以当作耶鲁学派文学评论的基本纲领，而其发表也标志着耶鲁学派所展开的文学解构运动的起点”[16](p.370)。而在德里达本人看来，“这个在美国的演讲”“所提出的问题在美国打开了所谓的‘后结构主义’之路。也可以说‘后结构主义’就是从那里开始的”[8](p.4)。到了1967年夏，索莱尔斯与德里达的交往更加密切，这一点从索莱尔斯于1967年7月20日写给德里达的信中可以看出来，“我一直在想着您，就像我渴望对仅有的‘申诉机构’展示穿越我的和正在书写中的东西”[1](p.153)。
到了秋天，德里达的另外两部专著《论文字学》与《声音与现象》出版，加上这年春天出版的《书写与差异》，德里达的这三部出版于1967年的解构主义专著坚实地奠定了其解构主义之父的地位。
综上，在德里达与索莱尔斯等《原样》派交往的1964—1971年间，德里达出版了三部专著，并完成并提出如“播撒”和“异延”等重要解构概念的论文。尽管《播撒》《边缘》《立场》出版于双方决裂后的1972年，但其中的相当部分成果形成于与索莱尔斯等人交往期间。显然，索莱尔斯等《原样》派成员对德里达的启发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作者：赵雪梅 张振谦 来源：北方论丛 2016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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