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季愚是杰出的人民教育家、新中国外语教育的创立者之一。王季愚的一生与编辑出版工作有着不可割舍的缘分，她所做的编辑出版工作，在相关文章中多有提及，但并未有专门、集中体现。文章从王季愚不同阶段的编辑出版经历着手，结合其受教育经历、工作经历等，分析其具备的期刊人素养，以期引发读者思考并从中汲取力量，使更多出版界同仁受益。
一、王季愚的编辑出版工作经历
（一）解放前———为抗日救亡而办刊
王季愚在解放前的编辑出版工作，有据可查的相关经历如下。1936年，译作《在人间》出版。1936年，加入地下党文委组织的上海作家协会，在上海多家杂志社参与多篇专栏的撰稿。1938年，参加党领导的“上海妇女”社，担任《上海妇女》编委，期间发表作品33篇[1]。1941年10月，抵达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编译室从事外文翻译工作，直至解放。在王季愚解放前的编辑出版工作中，对《上海妇女》杂志的创办和编辑最具代表性。《上海妇女》杂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女性刊物，主创人员是一群有号召力、有影响力、有话语权的女性知识分子，创刊于上海沦为“孤岛”后和上海妇女要求解放、自由的呼号下，冲破了日本侵略者的镇压和汪精卫政府、重庆国民党政府的收买等重重阻碍，从1938年4月20日创刊和发行至1940年2月被迫停刊，共出版了36期，在联系妇女、团结妇女、发动妇女、推动妇女运动方面起到重大作用。王季愚是《上海妇女》杂志的发起人之一、编委会成员，也是主要撰稿人，在《上海妇女》上共发表了33篇文章，其中包括多篇讴歌苏联革命女战士、生产能手先进事迹的翻译作品，如首次进入中国语境的《苏联内战中的女骑兵———E·顾兹涅佐瓦自传》《从煤矿到战场———苏联内战中的女机关枪手斐克鲁莎小传》《光荣的牺牲———苏联内战中的女英雄克赛妮亚小传》；《我的青春时代》《女教师》等重构了一组魅力四射的女英雄形象；《我们从黑海飞到白海》《在森林中》等关于苏联女飞行员等生产能手的文章。此外，王季愚专门撰写的《1938年的苏联妇女》和《苏联妇女与抗战》，号召“我国妇女此刻应该赶快起来效仿伟大的苏联妇女，用自己的血肉来争取我们祖国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的胜利”。在《蔡特金的一生》中，王季愚大声疾呼：“我们妇女，……赶快学习蔡特金一生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赶快团结起来，用自己的生命与血肉争取我们全民族的解放，以及我们妇女自身的解放。”这些文章对当时由宋庆龄、蔡畅、邓颖超等人领导的中国现代妇女运动的深入推进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不仅有“理论深度”，还有“实践温度”[2]。
（二）解放后———为学术建校而办刊
王季愚在解放后的编辑出版工作相关经历如下。1949至1964年，担任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后更名为哈尔滨外国语学院、黑龙江大学）政治处主任、副校长、党委书记、校长，期间创办《俄语教学与研究》。1955年，出版“首届全国俄语教学学术研讨会”全部文件的中文本———《外专校刊》5期《专号》。1957年，出版“全国俄语教学学术研讨会”学术论文集《哈尔滨外国语学院第一届教学研究会议会刊》，发行全国。1978年10月，创办《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学院）。1979年，成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在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时期，王季愚倡导“教学工作与科研理论相结合”，主持出版了《俄语教学与研究》，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绵延至今；支持编撰《俄汉详解大词典》，最终获得“国家图书奖”。改革开放初期，王季愚恢复了上海外国语学院院长职务，在注重教学的同时，大力强调科学研究，并切实推进“学术建校”思想，创办学术期刊《外国语》，成立外国语言研究所、外语教学资料中心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三个机构[3]。
二、王季愚的期刊人素养
期刊的灵魂在于期刊的创办者和编辑人员（统称“期刊人”），期刊人的素养对刊物发展具有导向性意义。文章通过梳理王季愚的编辑出版经历发现，她在不同阶段的编辑出版工作有着强烈的时代烙印，受教育过程及工作经历赋予她的期刊人素养，使其在所处的年代成为这一领域的前沿人物。
（一）办刊思想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解放前，王季愚的编辑出版工作主要围绕抗日救亡运动展开。1932年8月，王季愚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北平分盟”，在这个地下党领导的群众组织中,她看到了诸如《东方红旗》等革命刊物或党内刊物。可以说，王季愚创办革命刊物的工作，是从接触革命刊物开始的。在担任《上海妇女》编委期间，王季愚通过翻译、写作和编辑工作，为革命时期的文化思想宣传工作注入了自己的力量。解放后，王季愚心系国家建设，肩负为国家培养急需的外语人才的重任。她最早明确提出了“学术建校”思想，鼓励、支持教师通过开展教学研究提高教学水平，主持创办学术期刊，为教师的科研成果提供展示的平台。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些刊物的创办，为学校的教学科研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学贯中西，既是杂家，又是专家
王季愚6岁进祠堂，12岁入私塾。1922年至1926年就读于安岳县立女子小学，喜欢作诗填词，有“女状元”之称。1926年至1930年，她入成都四川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中学部，接触“五四”作品，写白话文。1930年后，她进入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高中俄文班，兼学英文、日文，阅读大量外国文学作品，不久后升入法学院经济系深造[4]。书香门第的出身、正规而难得的受教育经历，使王季愚既吸收到国学的精华，又接触到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学作品，拥有了开阔的视野和对各种文化流派的辨别能力。最终，王季愚选择共产主义为自己的信仰，成为学贯中西、文理兼顾的杂家，拥有革命者、作家、翻译、教育家等多重身份。而对外语的学习和熟练掌握，又使王季愚作为一名专家，以俄语为工具，为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超过半个世纪。
（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鲜明的党性
陈独秀曾说过，政治不能只靠武力和选举，要靠文化。出版业始终是“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阵地。王季愚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特殊阵地的工作中，体现出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鲜明的党性。其解放前的编辑出版工作，不论是翻译苏联的先进思想成果、文化成果，还是创办革命刊物，用文学作品为广大先进女性奔走呼号，本身就是党的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解放后，不论是“学术建校”思想的提出，还是学术期刊、出版机构的创办，都是其紧紧依靠党的领导，以党的方针政策为工作准则的体现。
（四）广泛而先进的社会活动
在国立北平大学就读期间，王季愚不仅收获了过硬的专业能力，也结识了众多有识之士，通过积极参加左翼学生组织，接触了新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教书期间，王季愚组织妇女运动，翻译高尔基的《在人间》，加入作家协会，在多种报刊上发表文章和译作，介绍苏联现状，歌颂国际妇女运动的英雄人物……她的入党介绍人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孙治方。王季愚是鲁迅的忠实追随者，创办《上海妇女》期间，帮助青年与鲁迅、许广平联络，安排出版事宜。回到延安后，她继续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研究鲁迅文学，大量阅读包括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在内的西方文艺作品和文艺理论的经典著作。1940年，王季愚被日伪列入“黑名单”，在周恩来、邓颖超同志的亲自关心与安排下，从上海辗转抵达延安，并被分配到鲁迅艺术学院编译室工作。抗战胜利后，王季愚在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办学期间，得到周恩来总理两次专门召见，受到极大鼓舞。朴实的想法、坚定的追求往往能成就伟大的事业。王季愚的编辑出版工作目标是朴实而纯粹的，态度是脚踏实地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反观现今商业社会传统出版业现状，从提倡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举，到对品牌、流量、经济回报的过度追求，对影响因子的趋之若鹜，无不显示着浮躁的信号。时代变换、技术更新的速度让人焦灼；物质与情怀、传统与创新、服务读者还是服务用户的矛盾引人焦虑。期刊人离开阵地，传统纸媒转型、改制，新媒体良莠不齐……期刊出版的目的似乎不再纯粹。在这个背景下，重温王季愚老校长的编辑出版经历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5]相对于王季愚老校长所处的特殊年代，我们这个时代自有这个时代的特点。新时代期刊人应不忘初心，明确肩负的责任，坚定地为党和国家守好舆论阵地。新时代期刊人当从老一辈期刊人身上汲取精神力量，利用时代赋予的武器和条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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