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代中国伦理道德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出现了诸多变化，既包括道德观念、道德行为方式、道德评价标准的变化，也包括对于道德问题和伦理难题认识方式和角度的变化。在现代化的影响下，伦理道德领域呈现出老传统与新传统、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相互冲突、相互融合、相互激荡的局面。在新的时代，制定适应新的社会结构、新的国家治理体系的伦理道德文化发展战略，需要更新已有的理论框架，更改寻常的思维惯性，从现实出发，与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尤其是生命科学等新兴科学在内的一系列学科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对话。同时，还必须把这一战略放在日益加快、日益深化、日益全面的全球化进程中加以考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准确把握伦理发展的轨迹和趋势，理解道德变迁的文化发展战略。
关键词：伦理道德；现代化；全球化；文化发展战略
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伦理道德不可能长期脱离社会经济基础而独立运行，其形态必然会随整个社会的变革而变化，但同时又呈现出自身的独有特点，而这个特点在当代的表现形式就是老传统、新传统、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冲突、融合与相互激荡。在4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伦理道德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如何审视这些变化、如何描述其变迁的轨迹、如何评价道德变迁与文化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涉及对当代中国的多层次、多方位、多视角理解。只有自觉地把道德的演进置放在中国现代化所带来的全面与深刻的变革过程中，把中国伦理的发展与加速进行而又错综复杂多变的全球化联系在一起，我们才能够准确把握伦理发展的轨迹和趋势，理解道德变迁的文化发展战略。
伦理道德的当代问题
我们今天的道德观念、道德行为呈现为怎样的状况？如何理解过去40年来伦理关系、价值评判的变化？没有实证数据和田野调查的支持，无论是“道德爬坡”说还是“道德滑坡”论，都只能是模糊叙事、似是而非，除了引起多方面的误解外，并无助于我们对伦理道德发展变化在文化发展战略中给予确切的评价和定位。为了真正回答伦理道德的当代发展问题，东南大学道德发展研究院通过多次江苏省和全国性调查，取得大量第一手资料，为比较准确地把握道德伦理状况提供了实证性的数据，并由此总结出三大轨迹：伦理道德现代转型的文化轨迹、伦理道德演进的问题轨迹、伦理道德与大众意识形态的互动轨迹，从不同方面说明伦理道德的当代变迁发生于中国现代化的曲折前行之中，我们必须依据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来检视和理解伦理道德的宏观演进与微观变化，自觉地将伦理道德变化视为现代化进程的必要组成部分。
伦理道德变迁是一个多方位多层次的过程，既包括道德观念、道德行为方式、道德评价标准的变化，也包括不同时代对于道德问题和伦理难题认识方式和角度的变化。在过去40年中，伦理道德是发生了变迁还是获得了实质性发展？如果是发展，那么这样的发展是在时间上的线性进步还是某种螺旋上升、有低有高、回复往返的复杂过程？螺旋上升有没有文化的轨迹和规律可循？如果有，这个轨迹是什么？如何解释这样的轨迹？这些问题涉及我们对变化、发展、人性、进步等核心概念及其与伦理道德之间关系的理解。“变迁”是对事物变化相对客观的描述，而“发展”则是对伦理模式、道德形态、关联样式的价值评判，可以使用新与旧、高与低、优与劣等来衡量。
现时代区别于其他时代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现代化。①在现代化影响下，伦理道德问题或难题兼具普遍性和特殊性。由于工业革命的加速和世界的互联互通，当代社会的道德变动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急剧，文化多元引起的冲突和摩擦也更为激烈。然而，在价值交叉、文化多元、选择多样的环境里，有些行为、活动、选择的伦理含义具有急剧放大的效果，而另一些则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清楚明白地看出来。比如生命基因编程、人工智能设计等等不但可能改进我们对生命、机体、潜能等的理解，而且影响着我们对道德主体、伦理行为、道德责任的认识。但高科技、黑科技所可能产生的道德后果还不能马上完全、清晰地呈现出来，所包含的伦理问题及其对道德主体责任的意义具有一定的延迟性。我们可否暂时搁置对潜在问题的伦理分析和评价？显然不能。因为科学技术在突飞猛进，生活选择在多样变化，如果等待问题明晰之后再进行评价，所产生的道德后果往往不堪设想。因此，我们必须超越后果主义与义务论的对立，兼顾动机与效果、和合义务与功利，提前预设出文化共存、理性主导原则，评判对科技行为、重大选择的伦理后果，确立评价的标准。也就是说，尽管有些活动的问题目前还不存在或还没有产生伦理后果，但我们应该根据已有发展的状况预估、建立其未来可能出现的模式或样态，根据特定的原则就其道德后果进行伦理预设。只有对于超前的如人工智能所可能产生的伦理问题，对于可能产生全球性影响的事件，给以适度的伦理评估、预设或干预，才能使“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战略”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与统一
当代伦理道德领域之所以问题重重，人们在伦理道德问题上之所以价值对立、解释相异，根本原因在于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诸多张力，复杂的传统与现代化关系左右着我们对伦理道德问题的判断。老传统、新传统、虚拟传统、再造传统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应该重新弘扬哪些传统成分来适应我们今天的社会？通过使用诸如肤浅与深刻、革命与进化、落后与进步等术语，每个时代对于传统道德都有一个“创新性发展”“创造性改造”的问题，但发展和改造所实际依据和应该依据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是我们在讨论传统与现代关系时所必须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然而，现代化并非只是一种固定不变的模式，需要而且确实在不断调整和改进自己。早期现代化理念过于强调个体权利、理性批判，乐观地强调科技革命、城市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导致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全面改变，其对工具理性的过高期待，对于普遍性的绝对化而导致理性与情感的对立、道德要素边缘化甚至丧失，特别是人为的、政治的因素产生的极端意识形态，加剧了道德接续的断裂、伦理关系全方位日趋紧张，对于社会文化、家庭生活、个人全面发展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害。实际上，现代化并不必然彻底推翻传统，具体国家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常常受到传统文化的修正而呈现自己的特点。如何评估传统对现代化的作用，已经成为现代化理论新的发展领域。②无论是片面理解传统还是片面理解现代，都会导致道德真空、观念对立、价值撕裂。如何理解道德生活中的新常态？如何在新的条件下实现伦理重铸？一味站在传统道德高地来指责今天的观念混淆或关系混乱固然容易却于事无补，而单从未来的角度来评价也因为缺乏对历史潮流的把握而显得华而不实，如同盲人摸象、隔山打牛。这些都是我们理解和解决当今所面临道德问题和道德难题所必须跨越的思想壕沟。
研究道德发展的文化规律，我们把地方性变革的经验与整个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如上所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极端“现代化理论”的倡导者都倾向于把传统与现代化对立起来，认为传统瞩目于过去，而现代生活面向未来，经济发展、科技革命等必然带来全方位的社会文化变革，变化是革命性的、不可逆的、线性的，是一个彻底取代旧道德而成长为新道德的过程。这样的成长表现为从不宽容、独断到宽容、多元、理性；从男权制、父权制、夫权制而产生的性别、代际、年龄等诸多不平等走向男女平等、长幼平等、夫妻平等；从小农经济到城市化、市场化、跨国公司经济；从政治的等级分离、集权主义走向民主、平等、参与等等。然而这样的自信在20世纪并没有为社会实践所证实。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代理论家如希尔斯、吉登斯、英格尔·哈特、格罗斯、布莱克等虽然承认现代化对传统具有批判性和改造功能，但也开始注意到，虽然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文化和道德的变化，但变化并非只有一种模式，变化的形式、规模、深度和广度之于传统文明、地方文化具有路径依赖性。他们通过理论建构、历史反思、实际调查、数据分析，论证从昨天到今天、从传统到现代是渐进而不是断裂。现代性不仅仅改造着传统，同时也在不断地受到传统的修正，现代化与传统是对立的统一。③
在许多对当代道德伦理的研究中，似乎对于这样的理论变化并没有给予很多关注，或者依然把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作为主要的参照系，而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关联与相互影响，抑或以复兴传统文化为名来完全否定现代精神，把复古作为文化振兴的主要手段和标准。这样的出发点必然导致对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伦理做出歪曲或扭曲的解释，无法根据社会实际发展来描述道德变化的轨迹，更不可能以哲学理念和实践理想来全面评价社会文化的变异。片面的悲观主义和极端的激进主义都会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使得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演化为道德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会激化社会矛盾，形成革命式运动，如同大坝崩溃带来道德基础的彻底冲垮，造成传统与现代的根本断裂。相反，如果能顺利走上渐进改革之途，虽然在过程中也会产生众多问题，但可以随时调整、逐步解决，从长期来看对伦理道德具有正面影响，有望形成与时代发展同步的伦理评价体系、道德劝诫体系、社会惩戒体系、诚信互助体系。
就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而言，如何创造性改造、创新性发展仍然是一个时代的主题。“发展才是硬道理”，而发展并非仅仅包括经济、技术、生产方式，更是全方位的现代化进程，包括政治、文化、社会、伦理、道德等诸多方面，既是发展的根本标志，也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要求和价值期待。激进的现代化理论建立在批判传统的基础上，通过与传统的对立彰显现代性的乐观进步主义。现代性指向美好的未来：所有现存的都是可以取代或更新的。然而，伦理道德的发展并非简单地复活“温情脉脉”的人情关系，而是要在新的经济基础、社会关系、科技发展中来重建道德观念和理想；对于伦理淡漠、道德堕落现象，所需要的不仅仅是道德义愤，更需要在传统与现代的统一中，把握现代道德心理、道德行为，在历史潮流中来撬动道德发展的动力，强化合乎伦理的关系。
做伦理道德研究的人常常有夸大精神的作用而贬低物质生活，夸大价值而低估事实的倾向，历史上的中体西用、今天的古今之争，都可以看作这样一种倾向的反映。伦理道德当然关乎精神生活，但精神生活建设必须立足于物质生活协调的基础上，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依然是我们的思想指导原则。传统与现代统一的标准之一就是要破除把软性规则的道德规范独立于硬性制度的法律、法规之外或之上的传统观念。虽然在个人生活中，道德德性具有价值和意义，但在国家治理层面，德治法治之争应该而且必须终止，因为现代国家不可能再回到熟人社会，国家治理体系更不能靠个人品格和魅力来维系。只有建立和维护法治国家、法制社会，伦理道德才能拥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也才有可能得以健康发展。
后现代与伦理难题
如果说道德观念伦理关系变迁是一个涉及多种要素的复杂问题，那么我们要达到对于当代社会所遇到的伦理道德问题的精准把握则更为困难。每一代人对于伦理道德的理解都会由于社会发展状况的不同而有差异，对于特殊伦理问题、对于一般道德两难的认识也会在不同社会条件下显出不同的特点。如何在认识变化中理解变化中的问题？这样的变化是在什么样的知识背景、社会结构中形成的？在当代科技日新月异、新工业革命加速进行、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国际交往和相互依赖越来越密切的大背景下，道德价值渗透于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人民所关注的伦理问题呈现出与以往所有时代不同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决定着我们对当代伦理道德问题的提出方式、认识形态以及所可能达到的认识高度。
新科技革命、新生产方式、新生活方式的形成对伦理道德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科技高速发展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整个世界，交通交流方式的变革正在把世界变成一个“社区”，全球“互联互通”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现实。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催生了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正在改写人类发展历史，重塑全球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共存结构、生活结构。生命科学日新月异正在使我们重新认识生命和人类的基因密码。科技发展在带来光明的同时，也带来许多未知因素，对于人类未来的影响是什么？对每个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有什么影响？对国际秩序和格局的演变进程有什么影响？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影响是什么？伦理理论不能回避这些问题。相反，我们必须积极认识、适应、解释、引导由此产生的新的生存方式、交往方式、交流方式、表达方式、行为方式、评价方式，理解和诠释它们的道德意义和价值，回应所出现的新问题、新难题。
面对现代性的弊端，西方诸多思想流派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因此启蒙反思、第二现代性、传统复归等成为后现代性的一时潮流，其积极意义无可置疑。这些思想理论引进中国之后受到了热捧，促使传统文化、风俗、习惯有所恢复，同时在思想领域里增加了新的要素，在传统、现代、后现代共存之中也助推了它们之间的张力。由于对现代性本身的内在价值并没有真正把握，对复兴传统价值的理解也只能日趋工具化、简单化、单一化。传统文化简单地被用作经济发展的辅助或实现政治诉求的工具。更具危害性的是，在尚未完成理性精神启蒙的时候就过早宣告启蒙的终结，在尚未全面现代化的社会就断定现代性的死亡，这不仅无法融合传统与现代，而且助长了本就根深蒂固的对现代化的怀疑，激发极端保守主义思潮，复活已经被历史证明不具活力的观念或理念如“中体西用”，所造成的新问题比其所能解决的老问题更多。旧的已去，但死而不僵；未来已来，但我们一知半解。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价值的解构虽然一方面开放出传统道德对于当代生活价值的一些空间，缓和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改变现代性千篇一律的冰冷面孔，但同时也解构了道德原则的普遍有效性，突出伦理道德问题的历史性、地方性、具体性，使得道德境遇的差异导致伦理文化具有强烈的个性化、相对化，以前所谓普遍有效的解释和解决方案不再有效，任何问题都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不仅可能使道德多元走向道德相对主义，而且增加了我们对于道德问题、伦理发展认识的难度。
如何在新的时代、新的社会结构、新的国家治理体系基础上，制定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战略？我们已经并且将要面临很多新的难题，需要更新已有的理论框架，更改寻常的思维惯性，而这需要经验研究。因此，伦理学除了必须与法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结合之外，还要走进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借助社会科学手段，理解现实、把握现实进而解释现实。伦理学也必须走进自然科学尤其是生命科学、脑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环境科学等领域，把握最新的科技发现、科学模式，才能一方面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伦理思考和指导，另一方面对于科学研究所产生、所遇到的新问题做出及时的回应。应对新的挑战，实验哲学、实验伦理学、道德心理学等等交叉学科相继兴起。实验伦理学虽然有生物还原论的嫌疑或危险，但通过对各种心理机制、生理要素的科学检测，对应出各种道德境遇中人们心理反应的道德特征，分解出道德反应的过程阶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人性与道德、生理与心理、应激与选择之间的关系，理解伦理观念、道德心理对道德选择的影响，把握道德环境对道德决策的制约、道德行为对道德德性培养的作用等。因此，对于理解伦理道德在当代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全球化、价值原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代中国的现代化不可避免地与全球化进程联系在一起，因此，在讨论现代化视野下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战略时，我们也必须把这一战略放在日益加快、日益深化、日益全面的全球化进程中加以考虑。全球化进程在今天遇到了明显的阻力，逆全球化、反全球化、去全球化等论调引人瞩目。曾经相对封闭的经济体因在全球化过程中受益转而倡导开放融合、经济合作、文化共享；而曾经主张自由贸易、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国家，由于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均等、不平衡，现在反而盛行保护主义，从热衷全球主义走向排他性的爱国主义，从积极推动跨国合作转而反思甚至批判多边主义。有些人由此推论说，全球化已经或正在终结。
人类文明史表明，生产方式的改变必然引起生活方式的改变，经济技术的发展必然带来交往的加快、经济的融合、政治的合作、文化的共生。全球化的这一基本趋势不可阻挡，单边主义、孤立主义、封闭主义、排他主义可能会延缓全球化的进程，但无法终结全球化的趋势。今天全球化遇到了严重的问题，所涉及的不仅仅有经济结构问题，而且也有伦理价值层次上的冲突或对立。④如何看待全球化过程中的短期困难与长期趋势？学者们提出多种理论和模式，比如“厚全球化与薄全球化”“短全球化与长全球化”“旧全球化与新全球化”等，从不同视角解释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希望通过更为开放式的讨论、更为平衡的实践来扬弃过去的、旧的全球化模式并重新开启新的全球化的进程。
全球化的根本依然在于经济、政治、科技、治理的整合，但也需要文化、价值、观念与规范等方面的融合。在这个意义上，解决全球化内在和外在的问题，我们必须关注全球化本身所带来的伦理价值问题，而要理解伦理道德在当代的发展，我们也必须将其放置在全球化的发展之中。全球化加剧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碰撞甚至冲突，而新的伦理道德在世界文明的对话与沟通之中生长，其发展也只能在进一步促进人类文明共同体的形成和生长过程中才能取得。在短短的40年间，我国在全球化中取得了长足进步。根据BBC的问卷调查，对于“全球化对自己国家是一件好事”这一问题，中国人给予肯定回答的比率高达92%，远远超过美国和欧洲诸国。为什么？首先是因为中国通过全球化促进了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生活水平提高、眼界扩展。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改革开放所产生的全球意识以及中华民族所具有关注世界秩序的思想传统和以天下为一家的历史情怀。⑤在当今全球化遇到困难之时，如何进一步丰富、扩展这样的传统与情怀，对于促进全球生命共同体的培育，通过协商交流而不是霸权主义实现天下大同，具有特殊意义，也是中国对于形成新的全球化伦理所应该做出的精神贡献。
从道德的冲突到伦理的融合是一个从文化多样性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是当今伦理道德发展的必由之路和最根本的文化战略。“文化多元”是一个现实存在，是人类文明发展路径多样化的结果。承认这样的现实本身就是一个进步。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文化孤立、文化霸权交替主导着文化关系，文化一元论或明或暗地左右人们对待异质文化的态度。只有在历经惨痛教训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才逐渐承认多样的、不同的文化形态共存，承认不同文化的内在价值，这为我们走向全球文化共同体奠定了基础。如果说文化多元是开始，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终极目标，是一个令人期盼的愿景和鼓舞人们为之奋斗的理想。⑥
从文化多样性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能仅从经济发展去衡量，而且也应该从伦理进步上去理解。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到世界大同的价值情怀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漫长的复杂过程，需要经历几个不同的阶段或形态。与这些阶段相适应，不同的伦理原则和理想在发挥着作用和影响。第一，从多样文化走向文化间或文化际的关系，不同文化之间由独立、孤立发生了关联，产生了文化间相关性。这样的关系既包括合作也包括可能的摩擦和冲突，就如我们今天的国际社会一样，既有国与国之间的分离，也有诸如联合国、G20这样的国际合作组织。在这一阶段，我们应该倡导的价值是“和而不同”，强调的是要尊重和认可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存性(culturalcoexistence)。第二，从文化间性发展为文化交叉性或交叉文化(cross-cultural)，不同文化之间不仅共存而且互相交织、交叉，独立的文化越界到其他文化或接受异质文化的进入，文化交织而形成文化网络。在此阶段我们倡导的伦理价值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很大程度上，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和应该弘扬的价值。第三，通过文化交叉，文化之间的相互性有了质的飞跃，形成相互改造、改变的跨文化阶段。⑦多种文化之间不仅交织而且互相建构，实现共享、互鉴，并在一定的层次上超越文化之间的差异，使各种不同文化不仅能够相互接受，而且能够从其他文化中汲取营养，既丰富了自己又有助于形成超越差异的文化活力。与之相对应的伦理价值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通过这样的文化互鉴、互补、共荣，我们就有可能达到第四个阶段，即文化共通或“共文化”阶段，通过价值融合而实现文化大同。与之相适应的伦理原则就是中国古人所期盼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成为普世的伦理原则，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理想，是一个我们为之奋斗的伦理目标，但在现阶段还不是道德生活的现实。对此，我们在思考伦理道德发展文化战略时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作者简介：姚新中，1957年生，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伦理学与道德建设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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