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领导集体；伦理精神；思考
领导班子形成集体力量要综合考量多个因素，这其中既有技术性的组织结构合理，也有科学有序的权利分配和运行的制度安排，还有起内在作用、在潜移默化中显现力量的精神文化现象，其本质就是领导者个人的德性和由这种德性相互发生和影响而构成的整体伦理精神，并通过这种精神达到领导者个体与整体相统一、领导者个人之间共生共容、整体运行和谐有序的状态。本文从建设和谐领导集体的角度，探讨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伦理精神。
一、伦理精神的内涵和价值作用
伦理精神是一个哲学概念，从伦理学元点出发，元伦理学的根本问题是“应该”与“事实”、“应该如何”与“事实如何”的关系问题，元伦理学的最基本的概念是“应该”，所有伦理学的概念以后都是围绕“应该”来展开的，由此形成了伦理学的概念系统。“应该”的上位词是“善”，下位词是“正当”，“价值”是这个概念系统的开端，然后是具体于价值的“善和正当”，这也就是道德上的善，所以伦理学精神的实质就是个体通过对道德的价值判断，发自于内心对社会伦理秩序的自觉认同而注重对“善”的追求。薛桂波、倪前亮在《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6年第五期《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一文中对伦理精神做了非常好的阐释，“按照中国文化的理解与诠释，伦理精神是社会的人伦精神，强调的是整体的和谐与秩序，体现的是社会内在生活秩序的精神。……根据德国古典哲学家的考察，‘伦理精神是个体与共体相统一的精神，是一种实体精神，它具有自在自为的特性，因为它不仅在本身内包含着作为其成员的个体，而且保持其自身于那些个体的反思之中’。而道德精神则不同，它是个体对其自身具有确定性的精神。在道德精神的领域，‘精神得到了恢复和愉悦（就精神是思想而且保持为思想而言），并且知道这种包含在自我意识中的存在（即思想）是完善的和独立的本质。’因而道德精神强调的是个体对整体的自我确认，体现了个体的道德自我确证。”从内容上来讲，伦理精神包含了道德精神，既具有道德理性，又具有实践理性，具体而言，伦理精神指的是我们在涉及到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时，从“善”的追求出发，遵循理性的道德价值原则和规范，达到个人道德品质的自我完善和整体运行秩序有序性的有机统一。
以“善”作为价值判断的取向具有崇高的个人精神价值和社会实践价值。从个人价值上讲，它指导我们在自身行为的选择和评价他人行为时具有价值目标的一致性，解决了行为动机与效果不一致的矛盾，驱使我们每一个人向善、行善，从而实现道德品质的完善与提升，升华内在精神品质，达到自身的和谐，不断接近圣人的至善境界。从社会价值上来讲，依据伦理精神的概念而行动，个人具有自觉追求社会体系和谐有序的自觉意识，能够以最理性的方式安顿自己和调节秩序，解决了个人的非理性冲动和社会约束的矛盾，达到了个体与整体、个人与社会的一致，实现了整体和社会的安定和谐。
二、对领导集体构建的伦理精神反思
尽管东西方文化对伦理精神的诠释遵循不同的思维路径，但是对伦理精神的本质理解却是高度一致的，即伦理精神是个体与整体相统一的共体精神。以儒家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整体、大局、集体、民族、国家等大的组织概念出发，强调整体利益至上，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强调个人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然后是国家、集体对个人需要的满足，在先予后取中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和统一，由此而衍生出了“先公后私”、“大公无私”的政治伦理规范，“重义轻利”、把讲“义”与“利”作为判断是君子还是小人的标准，形成了“义利对立”的经济伦理观，推崇“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推己及人的人际伦理观等。而西方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出发，在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上，强调的是个人价值的实现，个人的自我需要和满足，鼓励和提倡个人奋斗，个人对金钱和权利的追求，在先取后予中达到两者之间的统一，因而衍生出了充分尊重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政治伦理观，“时间就是金钱”、敢于言利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伦理观，公正与平等的社会观，敢于思考、勇于突破的创新精神等。这两种不同的伦理规范究竟哪一个真正体现出了伦理精神，更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和事业的发展，我们不好做出单一的判断，从表面上看来，中国传统文化好像更容易创造和谐，西方文化更容易创造效率，因此有必要在处理个人与整体的关系上对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做一个反思，才有利于丰富和发展我们中华民族伦理精神的内涵，弥合民族文化和精神的不足。
中国传统的伦理精神是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儒家伦理精神，这种伦理精神是自然经济和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在处理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组织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具有人伦亲缘、人伦和谐、人伦等级等特征。
1、重爱讲情
“仁爱”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基本的伦理规范，崇尚“仁爱”原则，主张“仁者爱人”，并且把“仁”与“礼”结合在一起。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强调“推己及人”，关爱他人。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在论述什么是“仁”时，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意思是对父母尽孝、对兄弟讲爱是“仁”的根本。孟子也强调：“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荀子则强调“仁者自爱。”与儒家爱有差等不同的是，墨子提出了“爱无差等”、“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如何为仁？孔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朱熹对孔子的为仁作了进一步的解读：“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为远者；反而求之，则即此而在矣，夫岂远哉？”他们从心即主观愿望、个人需要出发来讲仁爱，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偏狭性。
儒家重爱讲情的伦理价值取向的基本面是积极的。几千年来，国人相互之间与人为善，推己及人，建立了友善互助的人际关系；中华各民族始终互相交融，和衷共济，形成了团结和睦的大家庭，这也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文化基因。在组织中，讲情重爱的伦理价值取向，要求宽容人，谅解人，融洽了集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团结和睦的工作氛围，稳定了组织结构。但是儒家所提倡的先爱自己的双亲、再兄弟、然后是普通的民众和世界万物的“爱有差等”的思想以及“仁存吾心”、“我欲仁，斯仁至矣”价值判断标准，模糊了伦理精神的理性价值，混淆了道德价值标准，引起了道德判断的混乱。特别是过分强调讲感情，淡化了原则是非，轻视了制度法律的作用，所以在孔子哪里，在回答如何为“仁”时，他本身也出现了逻辑上的混乱。孔子在和一个叫叶公的人讨论什么是“直”时，叶公问他：“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这是“直”吗？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父亲犯了偷羊的错误，儿子应该隐瞒事实而不应该去举证他，很显然，这是混淆了是非观念。这与我们现代社会既讲爱人、讲同情和关心，又讲原则、讲法理是不相容的。直到现在，在组织行为中还可以见到那些讲原则的人私下受到指责和排斥，而抛弃原则讲哥们义气的人却大行其道，很吃得开，被认为是很有本事的人；在社会生活中认为揭发违法犯罪是不讲道义，检举人或者做证人往往被人误解，认为这样的人不可交，不可信，不可用，这些观念和现象对我们建立法治文明的现代社会有很大的负面作用。
2、重和息争
“和”是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核心内容，也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道德目标。孔子提出的“中庸之道”其本质就是“和”，在人生修养上主张的“执两用中”、“致中和”的思想，强调的也是事物的度与和谐。其弟子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认为治国处事、内外交往，应该以“和”为标准，这就更加鲜明地肯定了“和”的价值。孟子提倡“人和”至上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认为“人和”是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荀子提出“群居和一”说，认为人只有生活在一起，才能团结一心，形成力量。墨子主张“兼爱”、“尚同”，他把人们“能相和合”作为求得社会安定的原则。墨子认为，和合是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原理，指出天下不安定的原因在于父子兄弟结怨仇，存有离散之心，所以“内之父子兄弟结怨仇，而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只有“和合”才能使家庭、社会群体凝聚在一起。
正是从“和”的理想道德目标出发，中国传统伦理讲究处事待人谦敬礼让，不要闹矛盾，争短长。“恭敬之心，礼义也。”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还强调要克己复礼。君子无争，是孔孟的一贯思想。“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意思是君子矜持、自重而与人无争，合群而不结党。史书记述了孔子关于何谓君子之争：“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译成现代汉语大意是：孔子说：“君子对什么事情都不争。如果说有所争，那一定是射箭比赛吧！双方互相作揖，谦让，然后登场；射完箭走下来饮酒，这种争是君子之争。”显然，孔子把“无所争”作为君子的道德标准之一，也是针对如何处理人际关系而言。庄、老从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出发，提出了“无为”的概念，引申论述做人要“怡养性情”、“清心寡欲”，达到“无为至极”的境界。庄子在《南华经》中《缮性》篇中写到：“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知与恬交相养，而合理出其性。”老子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应该“无欲”、“无为”、“无争”，彼此和谐相处，宽大为怀，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这更是消极遁世、回避矛盾的人生价值观。
重和息争的伦理精神，固然有利于培养国人的善良本性，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保证组织团结和社会的安定有序，但是容易造成“和稀泥”的态度，否认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事物的复杂性，不利于组织讨论问题时相互之间展开充分的讨论和争论，求得对事物真理性的认识，因而造成组织缺乏活力和创造性，形成“不敢为天下先”的保守心里和明哲保身的人生态度，导致整个社会的死板和僵化。
3、节忠尚从
中国传统伦理崇尚“忠义”、附从，这种思想文化产生于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制度并且为维护这种制度服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强调的是臣子、百姓对君王的绝对服从。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结构，以家庭或者再扩大一点以家族作为主要的经济生产单位，人们交往狭窄，非常重视血亲、姻亲关系的作用，人的知识和生活的本领主要依靠上辈人的教育和传授，因而这种生活方式反映到人伦关系和政治制度中就形成了宗法制度和家国同构、君权至上的封建专制和官僚体制，使得社会形成了宝塔式的等级制结构。在宗法制度下，最基本的人伦关系是父子、君臣、夫妻、兄弟、朋友等五伦关系。孔孟从“仁爱”原则出发论及了五伦关系，“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荀子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谓大本。”自从汉代确立儒家思想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地位，这种节忠尚从的思想不断得到强化。系统阐述等级伦理的汉代大儒董仲舒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于阴阳之道。均为阳，臣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从而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绝对地位，于是形成了以“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核心精神的等级伦理精神。董仲舒还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进而将“三纲”神学化。宋明理学家又提出“君尊臣卑”的观点，并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进一步将等级伦理理学化。在这种伦理精神支配下，封建宗法制和等级制固化了人们的地位，强调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的绝对服从，由此衍生出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宗教式的大众教义，对女子强调“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凡是忠于君、忠于父、忠于夫、朋友互忠的就是讲“义”，就是讲“德”。
这种强烈的等差观念强调的是绝对的人身依附，“血缘基础上形成的‘自然道德’的阻力就在于，它不承认人与人是平等的，它一定要‘爱有差等’”。从组织权利结构来讲，君权至上，决定一切；下级权力绝对服从上级权利，各级官员惟命是从；普通百姓只能任由命运主宰。
这种节忠尚从的伦理精神对于上级命令的绝对执行，维护决策的严肃性、保证社会的稳定的确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它也衍生出了盲从、官本位观念、特权思想等，这种从上到下的纵向权力来源容易导致下级对上级的依附，下级为了保住官位盲目执行错误的决策；执行错了的，则文过饰非，百般掩饰，推脱责任；为了升迁则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甚至行贿营私，形成关系圈和利益链，更严重的结成朋党，阻挡正常组织权力行使的通道，造成权力的异化。古代皇帝清除的朋党，大多以“圈”的形式出现的。现代社会反腐惩贪，扒起萝卜带起泥，一打一大片，就是这种关系圈、利益链把他们捆绑在一起。
三、关于领导集体的伦理精神思考
领导班子作为一个有组织的集体，它既有团结，也有分歧，既有统一也有对立，既有肯定，也有否定，既有求同，也有存异，既讲服从统一意志，也讲个人心情舒畅，但不管是那一对哲学矛盾，他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达到“合”，即达到团结统一，这样“从善如流”的领导班子始终充满活力，富有积极性和创造性。如何样保持这样的活力，需要我们创造性地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又需要结合现时代的要求正确处理好几种关系，构建现代领导集体的伦理精神。
1、讲究真诚与友善，正确处理好肯定与否定的关系，树立正确的情谊观
领导干部要做“君子”。在《论语》中，提到“君子”一词的有一百多处，什么是真正的君子？这就是要在讲真诚与友善的基础上，处理好赞成与反对、颂扬与批评、肯定与否定的关系，凡是认为主要领导说的话都是正确的，做的事都拥护，这样的人不一定都怀着好心、真心，不是真正的君子。《论语》曰：“巧言令色，鲜仁矣”，《阳货篇》、《公孙长篇》中对“巧言令色”的斥责还有两次。曾子曰：“胁肩陷笑，病于夏畦”，意思是耸起肩头做出讨好人的笑脸，这就好比顶着夏天的毒日带病在地里干活一样。
孔子提出的君子标准有三条：第一有善良之心；第二“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第三“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关于第三点我们在下一个问题再论及。第二个标准意思是说一个人只想着自己的小家，想着自己的利益，这样的人不是君子。孟子是从“居仁由义”的原则出发来论述君子的，在他那里，君子叫做“大丈夫”，“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意思是说，杀一个无罪的人这是不讲仁德的行为，假如一个人不是罪有应得而取了他的性命，这是不讲道义，为何我们的居所、行走的路上有恶行呢？那是因为我们对“仁”、“义”理解、应用不当造成的，所以，我们讲“仁爱”要看我们的行为是否符合“道义”，是否适当，这样的话，你做大事的条件就具备了，这也是一个君子应该做的事情。后人进一步按照孔、孟思维的逻辑发展线索拓宽了君子的涵义，即品德高尚正直、与人为善、做事讲道义且符合大多数人愿望的就是君子，不能以个人的好恶为标准来作为判断君子的标准，即使是封建帝王也不能把反对他意见的大臣说成是小人。因而我们“不可以一时之誉，断其为君子，不可以一时之谤，断其为小人”这就需要我们因情而析，因事而断，看其一贯的言行表现。
领导干部之间的关系要讲“君子之交。”“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这个道就是道义、正义、真理、理性。那么，我们应该交什么样的人，即什么样的人才是好搭档、好同事？孔子曰：“古有朋友，三益三损。友直、友谅、友多闻，为益；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孔子告诉我们交正直的朋友，心胸开阔的朋友，博学多闻的朋友。不要去交那些脾气暴躁的朋友，优柔寡断的朋友，心怀鬼胎工于心计的朋友。“君有过则谏”，主张大臣对君王的过错要加以劝阻。后梁拜安城王国侍郎周兴嗣在《千字文》中写道：“交友投分，切磨箴规”，“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君子交往应该以做学问、做好人来相互砥砺，增进彼此的仁德。《弟子规》写道：“善相劝，德皆建；过不规，道两亏。”当主要领导的要特别警惕下级中的谄媚者、阿谀奉承者、溜须拍马者，因为这些人都有共同的目的，即都是奔权势而来，奔利益而来，都想谋一己之私利。清朝山阴金先生在《格言醒壁》中论述对这种人的态度时说：“能媚我者必害我，宜加意防之；肯规予者必肯助予，宜倾心听之。”尽管在“能媚我者必害我”之处有绝对化的倾向，但是对于领导干部有非常大的警醒作用。凡“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我们要百倍警惕那些领导在台上就百般献媚奉承，领导离岗退休或者下台失势就态度冷漠、置之不理甚至还要踩上一脚的小人。马克思说：“真诚的、十分理智的友谊是人生的无价之宝。你能否对你的朋友守信不渝，永远做一个无愧于他的人，这就是你的灵魂、性格、心理以至于道德的最好考验。”
2、讲究团结与统一，正确处理好求同与存异的关系，树立正确的和谐观
领导干部还要做“群而不党”的君子。一个领导班子的团结一致并不是说全体成员铁板一块，唱着同样的音高，没有矛盾。一个和谐的领导班子应该是在个人意见对立、展开充分辩论的基础上求得相对正确结论，还要允许个人或者少数人保留不同的意见，这就是“求同存异。”据上所论，孔子提出君子的第三条标准是“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意思是君子应该是“矜持”、内敛而不争名夺利，与别人搞好团结而不拉帮结派与另外的人搞对抗。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道德高尚的人讲团结、和谐，但他不一定对别人的意见表示赞同，而品质低劣的人表面上赞同你，但他在内心反对你，背后捣你的鬼。孔子把对“和”与“同”的不同取舍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体现出了孔子“重和”的价值取向，但从论述中国鲜明地看出孔子是主张“求同存异”的。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即君子普遍地厚待人们，而不偏袒阿私；小人偏袒自己周围的人，搞自己的小圈子，而不公正、普遍地厚待大多数人。
然而，“凡有血气者，皆有争心。”“争”，不仅是动物的本能，也是人身上的动物性的表现，或说是人出于本能的一种情绪表现。墨子曰：“人之于就兼相爱，交相利也，譬之犹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于天下。”司马迁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忘。”这里讲的“利”，有权利、利益、名誉、地位、威望等。前面讲的，孔孟是不主张争利的，孔子连射箭这样的娱乐活动都主张不要分出胜负，执手登台、退而饮酒不去算输赢。孟子曰：“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但是世界没有争论是不可能的，特别是我们领导干部争的大多数不是利，多数情况下是站在不同角度对问题的不同主张，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有了争论怎么办呢？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代表者都主张“调和”，孔子从人生修养的角度提出“执两用中”、“致中和”，孟子的“人和”，荀子的“群居和一”等。宋代哲学家张载对中国的“调和”哲学做了很好的诠释：“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调和的手段是什么，即以什么标准来调和矛盾？孔孟等主张从“义”出发，惟从是义。孔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不逋也，无莫也，义与之比”，也就是说领导要做到不强求别人，不刻意去反对人，一切惟道义行事。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董仲舒也说过，君子正其义而不谋其利，张载更是从上天赋予的理性观念出发，把正与反、对与错、是与非、分与合的检验标准看成是上天的意志。
但不管是将“心”作为原点的主观唯心主义还是将“绝对观念”、上帝意志作为标准的客观唯心主义，都否认了“调和”的客观基础。但他们在主张调和哲学的思辨中都闪耀着辩证思想的光辉。例如如何行“义”？孔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作为具有决策权的领导，在碰到争议的事情时，多听听大多数人的意见，不要先表态，这样就少招致很多怨恨；多观察和调查研究，没有把握的事情先放一放，这样做就少了很多失误的地方，自己也少了很多后悔。在这里讲的“行义”就不是按一个人的主观好恶办事，而是集中大多数人的意见和集体的智慧，就是哲学上讲的“探索真理”和追寻事物的客观存在性，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求实。”汉武帝在位时的大学博士韩婴曰：“与人以实，虽疏必密；与人以虚，虽密必疏，”也就是说领导决策只有尊重事实，把真实情况说清楚，才能够消除隔阂，把人团结起来；如果靠虚张声势，以势压人，会使亲密的人变得疏远。王夫之后面在解释张载的观点时说：“内者，心之神，外者，物之法象，法象非神不立，神非法象不显。多闻而择，多见而识，乃以启发其心思而会归于一。”意思是内心为神，外为天地万物，万物之各种现象只有通过人的内心才能认识，人的认识能力也只有通过万物才能表现出来。多闻多见，则启发人的心智，增长智慧，最后万物与人的认识归于统一。在“多闻”、“多见”、求“实”的基础上从义，“求同”和“存异”就统一起来了，领导班子之间的矛盾调和也找到了正确方法。
3、讲究平等与尊重，正确处理好集中与民主的关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从整体上讲民主平等思想没有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但其中包含了比较丰富的民权思想内容，从维护统治者的权利和地位出发，其主要观点是：仁政爱民、齐之以德、君臣同心、用人唯贤等。怎么样处理好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如何样行使权力，形成具有统治力的内部组织结构，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论述充满了哲学的智慧。孔子提倡君臣有等级的以礼相待，鲁定公问孔子，“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与孔子不同的是，孟子充满了反叛的精神，提倡君臣有情谊的平等交往，君主要重视大臣的作用。多次提出“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圣人与我同类”、“人皆可为尧舜”，虽然他是从道德修养的角度来说的，但包含了人格平等的思想，所以发出了“如欲治平天下，夫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呐喊。“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心腹；君子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仇寇。”“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在孟子看来，人天生就是平等的，当君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必须要把大臣看成自己事业的一部分，重视大臣的意见，发挥整体的作用，否则大臣可以联合起来罢免君主。墨子从如何“为政”的角度，论述了君王应该如何遴选大臣、对待大臣，认为“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这里墨子提出了圣王不仅要举贤，还要授权，关心大臣的生活，这样做不是为了贤者本身，而是为了自己事业的成功的需要。西汉戴德、戴圣叔侄编撰的《礼记.祭统》强调“政事之均焉”,“贵者不重,贱者不虚,示均也。惠均则政行,政行则事成,事成则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违,善为政者如此。故曰,见政事之均焉。”意思是，为政者不要厚此薄彼，要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这样才能取得事业的成功。
从朴素的平等观出发，当领导的应该如何行使权力呢？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倾听于民。《周易.系辞上》曰“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要允许别人发表意见，各抒己见。孔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作为一个领导者，只要有宽厚之心，他就不怕别人给他提意见；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他就不会被蒙蔽，成为有智慧的人；勇敢的领导者要勇往直前，不要有什么担心的。孟子是极力主张兼听不同的意见的，特别是要听取下属和大多数人的意见，“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那些事情可以做，那些事情不可以做，不要只听自己亲信的话，也不要只听班子成员的意见，要多听一听群众的意见，这就是所谓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二是博采众长，从善如流，倾听于臣。封建社会的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但是他要实现自己的权力也不是随意所欲的，在他下面设立了三公九卿，明智的皇帝决策也是要听取大臣的意见，决策之后还是要交由大臣们实施。中国古代的权谋之术是隐讳之术，没有人论证过君臣如何行权。孔子只是从“为学”的角度来论述如何学习别人长处。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韩愈在《师说》中论述了如何“闻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所以，“吾闻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作为领导者或者一个班子的首长，所见所闻毕竟有限，精力时间也有所不济，要多“闻道”，然后“从义”，才能干好事情。三是见贤思齐，闻过则改。孔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作为领导者在自己内心里要建立起强大的精神支柱，要有自我批评的主动性和勇气，惟贤者尊，惟贤者学，惟贤者用，用则予权，做到“勇者不惧”。孟子曰：“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要保证权力的正确行使，必须要敬贤哲，做到贤者有位，贤者有为。
当然，公正与平等、集中与民主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也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来到中国，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是绝对没有人敢提与皇帝讲民主的，封建皇帝为了实现自己的统治只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与自己的统治集团分享了权力，但这种分享也是非常有限的，来自于皇帝的授权，这与我们现代社会所提出的尊重民意、提倡民主完全是两回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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