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是在先秦百家争鸣的情况下出现的一个著名学派，根据《淮南?要略》的记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从这个可以看出，墨家是从儒家中分离而来的倒戈派。在德育方面，对儒家学说既有继承也有批判，形成了可以与儒家抗衡的“显学”。
墨子是墨家的创始人和早期代表人物，他的德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贵义”为特色的“兼相爱、交相利”
墨子在道德取向方面，特别重视“义”，明明确提出了“贵义”的概念，强调“万事莫贵于义”。他认为“义”的价值至高无上：“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天志上》）同时，墨子把道义和功利有效结合在一起，认为仁义一定可以给人民带来好处，否则就不能叫做仁义。他指出：“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兼爱中》）这种兴利除害的道德选择标准，比起儒家空泛的重义轻利来说，是更合理的。
墨子从“贵义”出发，很自然地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因为只有如此，才符合“义”的要求。墨子所谓“义”，就是能给人带来“利”的东西。而“兼相爱”、“交相利”，正可以给人带来“利”。
所谓“兼相爱”，就是倡导没有差别地热爱社会上的所有人。墨子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为了让劳动者获得一份爱心，就倡导用无差别的“兼爱”来代替有差别的“仁爱”，从而树立了自己关于“爱”的一面旗帜。
在墨家看来，当时社会会动荡不安，就在于“爱”涉及的范围不广，或者说是因为人民不相爱而导致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应该对症下药，用“相爱”取代“不相爱”，尤其是用无差别的爱代替有差别的爱。它直接冲击了儒家的“仁爱”，公正的来看，墨家的“兼爱”和儒家的“仁爱”相比来说，在“爱”的方面要更广泛些，体现出一种博爱的情感。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墨子的“兼爱”主张，在当时只能是一种“桃花源”式的幻想，不可能变为现实。
所谓“交相利”，就是要求人们在交往中相互得利。墨子认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在相处中不能离开“利”，所以，他提出要“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把“兼相爱”作为“交相利”的前提条件，认为只要能够做到“兼相爱”就能做到“交相利”。
二、追求自食其力、勤劳俭朴
墨子作为劳动人民的代言人，大力提倡自食其力、勤劳俭朴的美德。
所谓“自食其力”，就是主张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他有一句名言叫做“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在墨子看来，人和动物的差别就在于人能通过劳动获取赖以生存的劳动资料。“赖力而生”，就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自食其力的主张。
墨子还特别主张节俭，他有一句名言叫做“俭节则昌，淫佚则亡”。节俭主张是顺时而生的，在春秋战国的时候，统治者们为了享受生活，想尽一切办法来剥削劳动者。统治者的所作所为让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中，为此，墨子呼唤节俭，构建出“节用”“节葬”的学说：节用就是要节制财用，不铺张浪费；节葬就是简单办理丧葬等事，它对于改变当时的社会恶习、培养百姓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三、“尚贤”与“尚同”“贤”，即贤良之士。他们具有高尚的品德，全面的才干，能在社会和国家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要通过各种激励机制，给予贤良之士以优厚的待遇，同时必须做到举贤不避亲疏远近，只要才德兼备，不管原来社会地位多么低下，都可以推举出来。这种“任人唯贤”的政治主张，为普通劳动人民进入国家政权机构，开了理论先河，因而在中国德育思想史上，享有重要地位，同时对于我们今天搞社会主义政权建设也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墨子也主张“尚同”，它要求人们“上同而不下比”。也就是说国家各行行政领导人，必须由贤者来充当，并要求所属百姓要在思想道德方面，上同于各级领导者。这无疑有利于为全社会的人们修德提供一个标本。这种向榜样学习的方法的施行，让广大百姓有学习的标本，有追赶的对象，长此以往，整个社会就会形成一种向贤良学习的社会风气。
墨子的主张和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以及坚持任人唯德的选人标准不谋而合，所以了解和探讨墨子的德育思想将为我们深入开展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新的思路和途径，极大的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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