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在检察阶段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调查更是重要的一环。该制度有利于全面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权益，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的少年司法目标。但目前，这项制度在调查机构、人员、调查报告的全面性、专业性等方面还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
论文关键词 社会调查制度 社会调查员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概述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及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基本含义及意义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其基本含义是指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通过调查其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情况等一系列从案卷中无法看到的情况，从而判断其人格特点及人身危险程度，以此作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实施个别化处遇的参考。其中，该项制度在检察阶段被称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调查制度，该项制度并不直接反映案件的犯罪事实，其旨在通过一些客观指标来确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从而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主观恶性、再犯可能性及可挽救性作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并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时作为参考。
（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发展和实施情况
社会调查制度早已上升为国际少年司法的原则之一，并被世界多个国家在少年司法领域运用。我国自1997年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率先开展社会调查制度的试行以来，各地不少司法机关都展开了对这项制度的探索，尤其是新的刑事诉讼法的出台，将此项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极大地推动了社会调查制度的普及和发展。以北京市为例，目前北京市检察系统确定了几家试点单位，每家试点单位基本以全覆盖的形式对每个未成年犯罪案件引入了社会调查制度。
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困境
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还是一项新兴的制度，其一切还在摸索之中，社会调查员和司法机关也还在不断地磨合之中，故在该制度试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问题，由于该项制度涉及到刑事案件的全过程，笔者在此主要是讨论该制度在检察阶段的运行情况及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缺乏统一的社会调查机构及专门的社会调查员
新《刑事诉讼法》对于社会调查制度只有概括性的规定，目前各地司法机关对于社会调查也基本属于单打独斗的情况，社会调查员有的由志愿者担挡，有的由团干部兼任，有和司法局、心理咨询师合作的，还有聘请一些学校老师或民间组织的人员来作的，调查员来源不一，素质参差不齐，即使很多社会调查员具有较高的工作热情，但其专业化明显不足，即使有一些培训也基本属于浅层次、表面化，在频率上也是偶尔为之。社会调查报告是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司法程序中的重要辅助证据，一个专门的社会调查机构和专业的社会调查员队伍显然是必不可少的。这就如同案卷中的鉴定结论一样，必须要认证机构及专业人员的鉴定才能够被采纳并具有较强的说服性，如果随便找一个机构就来鉴定，试问这样的鉴定结论如何让人信服呢？
（二）调查报告欠缺全面性
法律规定社会调查的内容覆盖面很广，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理想和现实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社会调查报告难以达到全面性的要求，主要原因如下：（1）调查时间有限。由于受到案件审查时限的限制，调查报告的制作时间、调查范围都受到影响，尤其是审查批捕阶段的调查报告，法律规定批捕只有7天的办案时限，但实际上除去立案、领导审批时间，还有周末的两天，在承办人手中顶多只有四天时间，如果碰到大型节假日之前来的案子，甚至可能只有一至两天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即使承办人马上发调查委托函并且次日就带调查员去看守所提讯（如果碰到一些情况还无法做到次日就能提讯），调查员的时间更是少之又少；（2）隐私权保护问题。由于不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属于在校学生，出事后家长出于保护孩子的目的没有将事情告知学校，怕学校将孩子开除（目前在实践中已出现这样的情况）。社会调查的全面性要求和保护未成年人隐私的要求发生了冲突，遇到这样的情况，调查员一般会出于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而放弃对学校、单位的调查；（3）拒绝调查或虚假信息。要做一个全面的社会调查，不可避免的要登门走访犯罪嫌疑人的家庭、学校或者同学邻居等，但对方往往出于各种原因对调查有抵触心理，不愿配合调查。甚至还有的犯罪嫌疑人为了隐瞒自己的犯罪情况提供给社会调查员虚假的家庭地址、电话等，这种情况在外地犯罪嫌疑人尤其是新疆籍犯罪嫌疑人的案件中常常出现，导致社会调查报告只能采访犯罪嫌疑人本人，使得调查报告难以客观全面；（4）责任心问题。目前社会调查员的来源比较复杂，其选任和条件也没有一定的规章制度，更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所以对社会调查报告的质量基本寄希望于社会调查员本身的责任心和素质，如果不巧碰到责任心不那么强的社会调查员，那么调查报告的质量就无法保证。
（三）调查报告的专业性、深刻性不足
社会调查报告的主要目的是调查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而人身危险性与犯罪嫌疑人的人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在调查报告中需要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格进行全面的分析。但实际上，即使是在专业的心理学家看来，对于一个人人格的判断都是个难中之难的问题，而且目前的心理学人格判断大都是着眼于对一个人人格气质的判断，没有关于人身危险性的人格测量表，何况一个人的人格中有不好的倾向也不意味着其一定会犯罪，更无法完全决定其再犯可能性。所以如此专业的问题对于非心理学、犯罪学专业甚至非法律专业的社会调查员来说，确实是有不小的难度，造成社会调查报告在事实的列举之后所得出的结论较为格式化、表面化，更倾向于重述一些显然正确的普遍真理，欠缺真正有说服性的分析，而据此得出的羁押必要性及再犯可能性判断的准确性更值得商榷。
（四）客观、公正-理性与感性的问题
社会调查制度的初衷是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涉罪未成年人的情况，以期在刑事诉讼中对其能够有更公正、客观的处遇，而社会调查员不同于公、检、法机关人员的身份，也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但是，这里面似乎存在一个悖论，只要有非司法机关的人员参与，就一定会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么？因为就个体而言，每个人都是有感情、有偏向性的，而且根据法律的保密性要求社会调查员不能够阅卷，其采访的对象也都限于犯罪嫌疑人这一方的人员，而不涉及到被害人或证人一方，尤其是在了解一个人的成长经历的过程中，感情往往占了上风，遇到比较狡猾的犯罪嫌疑人，更容易轻信其所编造的一些事实，更难以做到完全的理智和中立，很可能只是看到案子的其中一面就下了结论，笔者就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五）社会调查的覆盖面问题及司法成本问题
新刑诉法规定的社会调查是“可以”做，目前各地的做法不尽相同，有挑选合适案件做的，有不怎么做的，也有全面覆盖的。到底什么样的案子必须做，什么案子无须做还需要研究商榷。例如前面所列举的新疆人犯罪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基本都限于对其本人的调查，其亲属要么就是找不到或无从查找，或者即使能够查找但是由于路途遥远以及出差的人身安全等问题无法调查，还有翻译的配合问题等等，致使此类调查报告的质量无法保证其全面性和深刻性，而且在批捕和起诉阶段几乎没有区别，导致司法成本的浪费。还有其他一些案件也有类似的问题。
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出路
在列举了这么多的问题之后，社会调查制度的出路又在哪里呢？这样一个被寄予了厚望的制度，如何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呢？笔者在此提出几点拙见，希望能对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尽一份力量，使其更具有可行性、科学性，能够早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第一，设立专门的社会调查机构，聘请专业的社会调查员。机构及调查员的资质问题始终是社会调查制度的硬伤，如果能够在省、直辖市级司法机关、或者团委等部门下设立专门、统一的社会调查机构，并聘请具备法律、心理学等专业素质的社会调查员，统一编制、统一管理，无疑是提高社会调查报告的专业性和权威性的最好办法。
第二，引入专业的心理人员参与调查和评析。由于人身危险性评估的特殊性，在社会调查过程中引入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在分析和评估的过程中，可以帮助社会调查员有效地提高调查报告的专业性和深刻性，并可以作为今后对该犯罪嫌疑人进行特殊处遇及帮教措施的可靠凭据。
第三，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辅助性证据予以参考。由于社会调查报告的一些天然缺陷，加上其证明的内容为犯罪嫌疑人的性格及成长环境而并非涉嫌犯罪的直接证据，故其更适合在司法过程中作为辅助性、补充性的证据予以参考，只要社会调查报告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就算是完满地完成了任务。
第四，规定一定的启动程序，避免不必要的司法浪。对社会调查统一制定一定的启动要求和程序，并且明确批捕阶段和起诉阶段调查的重点和不同，使得每个调查报告都能重点突出、详略得当，有效节约司法成本，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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